第一节　反对派的改良主义：一种新的严谨政治

1974年5月，曾经在梅斯梅尔政府中交由阿兰·佩雷菲特领导的行政改革部在雅克·希拉克组建的新政府中消失了。行政改革部的职权被转交给政府总秘书处，标志着政治投资在类似于预算选择理性化的结构改革中显著下降。可能希拉克政府于1974年象征性地成立、并委托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领导的“改革部”勉强可以负责行政改革领域事务，然而事实上在行政改革部过早消失后，并未有专门机构部门接过“行政改革”的特殊职责。直到1980年10月雷蒙·巴尔重组政府，总理身边才重新出现负责“行政改革”的部长让-弗朗索瓦·德尼欧，打击官僚制成为选举时期值得投资的剧目。

这种结构上的无人继承揭示出意识形态的变化，并构成新的改革剧目的重要标志。借助预算选择理性化转变行政路线的重要意义逐渐消失，改良主义得到重视，它象征性地呼吁在行政相对人与民选代表(1)之间进行直接调解并反对行政机器。独立共和党的选举方案以及总(2)统所著《法兰西民主》，完美展现了由德斯坦派精英们捍卫的“政(3)治品牌”。优先考虑进行社会改革以及巩固所有领域中的个人权利（工作、信息、机会均等）是有道理的，因为法国社会分层中假定存(4)在作为“现代价值观载体”的“中间群体”，其“异常迅速的数字(5)增长”也呼唤着自由改革。如果说它的社会学价值尚且存在争议(6)，那么它的政治重要性绝非空穴来风：通过质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并阐述从“中立”社会群体处寻求支持的合理性，使得左翼联盟的言辞褪去了可信度。在德斯坦派的意识形态中，由单一党派第一节　反对派的改良主义：一种新的严谨政治

1974年5月，曾经在梅斯梅尔政府中交由阿兰·佩雷菲特领导的行政改革部在雅克·希拉克组建的新政府中消失了。行政改革部的职权被转交给政府总秘书处，标志着政治投资在类似于预算选择理性化的结构改革中显著下降。可能希拉克政府于1974年象征性地成立、并委托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领导的“改革部”勉强可以负责行政改革领域事务，然而事实上在行政改革部过早消失后，并未有专门机构部门接过“行政改革”的特殊职责。直到1980年10月雷蒙·巴尔重组政府，总理身边才重新出现负责“行政改革”的部长让-弗朗索瓦·德尼欧，打击官僚制成为选举时期值得投资的剧目。

这种结构上的无人继承揭示出意识形态的变化，并构成新的改革剧目的重要标志。借助预算选择理性化转变行政路线的重要意义逐渐消失，改良主义得到重视，它象征性地呼吁在行政相对人与民选代表(1)之间进行直接调解并反对行政机器。独立共和党的选举方案以及总(2)统所著《法兰西民主》，完美展现了由德斯坦派精英们捍卫的“政(3)治品牌”。优先考虑进行社会改革以及巩固所有领域中的个人权利（工作、信息、机会均等）是有道理的，因为法国社会分层中假定存(4)在作为“现代价值观载体”的“中间群体”，其“异常迅速的数字(5)增长”也呼唤着自由改革。如果说它的社会学价值尚且存在争议(6)，那么它的政治重要性绝非空穴来风：通过质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并阐述从“中立”社会群体处寻求支持的合理性，使得左翼联盟的言辞褪去了可信度。在德斯坦派的意识形态中，由单一党派（国家共和党联盟）或单一社会群体（技术专家）主导国家可能会助长利益集团和垄断势力，而“中间群体”的存在有利于对这种情况的(7)明确批评。它可以作为行政管理特定构想的依据：行政不应构成(8)“社会团体充分发展的障碍”，否则将面临转化为“官僚主义”的危险。

“（……）显然，一个非官僚主义的国家应该致力于帮助多元化社会面对应尽的责任，而不是想取代它（……）。借助协定、契约、推荐、刺激，用间接干预来代替扩大国家统治范围的直接干预”。因为多元化的国家不会借口需要面包而变成面包师，也不会借口说公民的健康很重要而变成医生。它尊重优先举措的合理性和用途。它想要服务人类社会，而不是于无形中将其毁灭（……）简言之，这是一种与专家政治-官僚主义精神完全相反的(9)态度。”

应该消除行政机器的繁杂笨重，以避免将其负外部性强加于中间群体，不妨碍国家开放接纳社会群体的自我表达，确保其自主功能不会成为政治工作的牵绊：如果统治就是改革的话，那么政府的目标应(10)该是“管理与改革”，但必须以隐形的方式。在此意识形态框架中，行政改革政策被重新定义，并反对所有阻碍行政成为隐形促进者的行为。总统以及数位总理关于改革的讲话中包含两大主题。独立共和党在1972年的计划中已经对此做出清晰阐述，“面对专家治国的官僚主义，民选代表要充分发挥监督管理作用”和“行政去官僚化”。一方面，独立共和党声称要强化民选代表的权力以及对行政的民主监督，(11)避免行政成为屏障：公务员要对政治行动者的需求更加敏感。另一（国家共和党联盟）或单一社会群体（技术专家）主导国家可能会助长利益集团和垄断势力，而“中间群体”的存在有利于对这种情况的(7)明确批评。它可以作为行政管理特定构想的依据：行政不应构成(8)“社会团体充分发展的障碍”，否则将面临转化为“官僚主义”的危险。

“（……）显然，一个非官僚主义的国家应该致力于帮助多元化社会面对应尽的责任，而不是想取代它（……）。借助协定、契约、推荐、刺激，用间接干预来代替扩大国家统治范围的直接干预”。因为多元化的国家不会借口需要面包而变成面包师，也不会借口说公民的健康很重要而变成医生。它尊重优先举措的合理性和用途。它想要服务人类社会，而不是于无形中将其毁灭（……）简言之，这是一种与专家政治-官僚主义精神完全相反的(9)态度。”

应该消除行政机器的繁杂笨重，以避免将其负外部性强加于中间群体，不妨碍国家开放接纳社会群体的自我表达，确保其自主功能不会成为政治工作的牵绊：如果统治就是改革的话，那么政府的目标应(10)该是“管理与改革”，但必须以隐形的方式。在此意识形态框架中，行政改革政策被重新定义，并反对所有阻碍行政成为隐形促进者的行为。总统以及数位总理关于改革的讲话中包含两大主题。独立共和党在1972年的计划中已经对此做出清晰阐述，“面对专家治国的官僚主义，民选代表要充分发挥监督管理作用”和“行政去官僚化”。一方面，独立共和党声称要强化民选代表的权力以及对行政的民主监督，(11)避免行政成为屏障：公务员要对政治行动者的需求更加敏感。另一方面，独立共和党主张推进以政府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关系为重心的“行政实践的深刻变革”：

“必须承认，政府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并未令人完全满意：拖沓、文件毫无价值、缺乏理解、责任不到人、官僚主义。（……）国家应着手进行真正的内部转型，接受公开辩论，尊重被其管理的国民，重建易沟通的语言，解决问题而非制定条文，重视时间的价值。这对新一代行政主体来说是一场激动人心的运(12)动，因为这意味着创造新的话语风格和行动风格。”

这两种阐述互为补充。两者皆强调直接管理的存在价值，政府只在其中发挥中继作用。在谴责专家治国论者的同时，德斯坦派还谴责一群政府官员的幕后操纵会成为政治意愿的障碍。伴随“去官僚化”运动的开展，他们描绘了存在于民选政治代表与公民之间的、导致诸多“负外部性”的权力滥用问题。行政必须保持“透明”。行政从不会被视为需要质疑其增长和复杂性的特殊现象，而是一种从属于政治的力量，二者协同推进变革并执行法律。这两种阐述构成新的改革剧目并迅速获得合法地位，且出现在总理们关于施政方针的讲话中（雅(13)克·希拉克于1974年6月呼吁减少行政管理中的形式主义；雷蒙·巴尔强调“改革行政、简化程序、打击公职人员匿名甚至推诿责任的行(14)为，将是政府始终需要考虑的问题”）；出现在德斯坦派“前景与(15)现实俱乐部”于1977年4月至6月制定的规划中；以及出现在1978年立法选举前夕多数党领导雷蒙·巴尔的“布卢瓦规划”中，规划的大部分内容是由德斯坦总统的顾问们编写的，揭露了过度集权和行政手续僵化的问题，并再次赞赏了反对派的改革思想。方面，独立共和党主张推进以政府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关系为重心的“行政实践的深刻变革”：

“必须承认，政府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并未令人完全满意：拖沓、文件毫无价值、缺乏理解、责任不到人、官僚主义。（……）国家应着手进行真正的内部转型，接受公开辩论，尊重被其管理的国民，重建易沟通的语言，解决问题而非制定条文，重视时间的价值。这对新一代行政主体来说是一场激动人心的运(12)动，因为这意味着创造新的话语风格和行动风格。”

这两种阐述互为补充。两者皆强调直接管理的存在价值，政府只在其中发挥中继作用。在谴责专家治国论者的同时，德斯坦派还谴责一群政府官员的幕后操纵会成为政治意愿的障碍。伴随“去官僚化”运动的开展，他们描绘了存在于民选政治代表与公民之间的、导致诸多“负外部性”的权力滥用问题。行政必须保持“透明”。行政从不会被视为需要质疑其增长和复杂性的特殊现象，而是一种从属于政治的力量，二者协同推进变革并执行法律。这两种阐述构成新的改革剧目并迅速获得合法地位，且出现在总理们关于施政方针的讲话中（雅(13)克·希拉克于1974年6月呼吁减少行政管理中的形式主义；雷蒙·巴尔强调“改革行政、简化程序、打击公职人员匿名甚至推诿责任的行(14)为，将是政府始终需要考虑的问题”）；出现在德斯坦派“前景与(15)现实俱乐部”于1977年4月至6月制定的规划中；以及出现在1978年立法选举前夕多数党领导雷蒙·巴尔的“布卢瓦规划”中，规划的大部分内容是由德斯坦总统的顾问们编写的，揭露了过度集权和行政手续僵化的问题，并再次赞赏了反对派的改革思想。“法国公民往往将他们的政府视为发挥匿名监管作用的官僚机构，他们理所当然地希望更多地参与和自身直接相关的决策，因此要在行政部门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创造可以确保真正对话的重要条件，简化充斥日常生活的行政程序和手续，最后，重要的是要实现真正的地方分权，扩大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并在这些地方(16)框架内允许公民发挥更多的主动性。”

1972年到1981年，有关对行政管理进行干预的看法趋于稳定。

第二节　服务于区别策略的反对派改良主义：国家行

政学院政治学毕业生

如果对德斯坦派精英们与他们掌握的资源资本以及他们所调用的合法化论调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我们就能发现改革剧目的构造绝非偶然。然而，德斯坦派对行政结构和行政运作的漠不关心似乎又显得自相矛盾。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施展并利用专业技能（尤其经济(17)技术）作为特殊的政治资源。他的众多头衔（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财政监察官）使他成为高级公务员追求政治生涯转型的典范。德斯坦的内阁部长团队中除商界代表（米歇尔·多尔纳诺、皮埃尔·泰亭哲）之外，其他大部分均毕业于国家行政学院后加入独立共和党（J-P.福尔卡德、J-P.苏瓦松、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B.德斯特莫）：“高级公职人员占据了国家机关的高层，最终(18)令政治专业人才流向边缘。”还有一个属性能显示这个群体的特点：与先成为国民议会议员、后当选为部长的蓬皮杜派高级官员不同，“法国公民往往将他们的政府视为发挥匿名监管作用的官僚机构，他们理所当然地希望更多地参与和自身直接相关的决策，因此要在行政部门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创造可以确保真正对话的重要条件，简化充斥日常生活的行政程序和手续，最后，重要的是要实现真正的地方分权，扩大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并在这些地方(16)框架内允许公民发挥更多的主动性。”

1972年到1981年，有关对行政管理进行干预的看法趋于稳定。

第二节　服务于区别策略的反对派改良主义：国家行

政学院政治学毕业生

如果对德斯坦派精英们与他们掌握的资源资本以及他们所调用的合法化论调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我们就能发现改革剧目的构造绝非偶然。然而，德斯坦派对行政结构和行政运作的漠不关心似乎又显得自相矛盾。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施展并利用专业技能（尤其经济(17)技术）作为特殊的政治资源。他的众多头衔（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财政监察官）使他成为高级公务员追求政治生涯转型的典范。德斯坦的内阁部长团队中除商界代表（米歇尔·多尔纳诺、皮埃尔·泰亭哲）之外，其他大部分均毕业于国家行政学院后加入独立共和党（J-P.福尔卡德、J-P.苏瓦松、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B.德斯特莫）：“高级公职人员占据了国家机关的高层，最终(18)令政治专业人才流向边缘。”还有一个属性能显示这个群体的特点：与先成为国民议会议员、后当选为部长的蓬皮杜派高级官员不同，从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专业毕业的德斯坦派人士在出任部长前并未当选过议员，而是从部长办公室或独立共和党内部职务直接提拔。他们在成为政治专业高级官员之前是高级政治家，现在，他们开始为了扎根地方而在地方政府谋取职务。为什么这些成为政治家的高级官员会投身于反对派的改良主义呢？动机源于他们希望将获取的资源（专业性、技术竞争力）转变为占有的资源（普遍性、政治象征）。虽然1960年代的现代化高级官员们已经开始注重专业技术并调动经济知识用以解决行政问题，而1970年代登上舞台的改革派高级官员必须使自己的技术资源获得真正的政治合法地位。因此，如果说专业技能文凭为这些曾在国家行政学院接受教育的高级官员谋取政治职位提供便利，那么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在国家高层占据普遍席位的现状便使得专业能力不再是一种特殊资源。相反，这些正处于再次转型阶段的高级官员为获取政治职位，反而要把普适的“政治”素质放在首位。在我们看来，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不再需要确认掌握技术能力的情况下，采取重视政治分化的改革剧目。通过调动行政中立主题以及捍卫地方分权，高级政治官员将自己与他们所来自的国家机关区分开来，以建立真正的政治和选举合法性。德斯坦派精英们在自我介绍中不断标榜自身与国家机关的区别，以此将“民选代表”与公务员对立起来。谴责专家治国制（自相矛盾的）是转化污名的巧妙选择，而维护行政相对人也将带来诸多益处。曾经的高级公务员因此主张赋予民(19)选代表合法地位。其合法地位不再依赖于政府的内部改革能力，而是要依靠外部策略，这里的外部策略是指政治家对国家机器提起上诉，并象征性地恢复对行政相对人/选民的直接调解。因此，对抗行政的“负外部性”以及捍卫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能够使完成政治转向的政府高级公务员主张对抗官僚制的“统治”以服务于广大公民。从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专业毕业的德斯坦派人士在出任部长前并未当选过议员，而是从部长办公室或独立共和党内部职务直接提拔。他们在成为政治专业高级官员之前是高级政治家，现在，他们开始为了扎根地方而在地方政府谋取职务。为什么这些成为政治家的高级官员会投身于反对派的改良主义呢？动机源于他们希望将获取的资源（专业性、技术竞争力）转变为占有的资源（普遍性、政治象征）。虽然1960年代的现代化高级官员们已经开始注重专业技术并调动经济知识用以解决行政问题，而1970年代登上舞台的改革派高级官员必须使自己的技术资源获得真正的政治合法地位。因此，如果说专业技能文凭为这些曾在国家行政学院接受教育的高级官员谋取政治职位提供便利，那么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在国家高层占据普遍席位的现状便使得专业能力不再是一种特殊资源。相反，这些正处于再次转型阶段的高级官员为获取政治职位，反而要把普适的“政治”素质放在首位。在我们看来，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不再需要确认掌握技术能力的情况下，采取重视政治分化的改革剧目。通过调动行政中立主题以及捍卫地方分权，高级政治官员将自己与他们所来自的国家机关区分开来，以建立真正的政治和选举合法性。德斯坦派精英们在自我介绍中不断标榜自身与国家机关的区别，以此将“民选代表”与公务员对立起来。谴责专家治国制（自相矛盾的）是转化污名的巧妙选择，而维护行政相对人也将带来诸多益处。曾经的高级公务员因此主张赋予民(19)选代表合法地位。其合法地位不再依赖于政府的内部改革能力，而是要依靠外部策略，这里的外部策略是指政治家对国家机器提起上诉，并象征性地恢复对行政相对人/选民的直接调解。因此，对抗行政的“负外部性”以及捍卫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能够使完成政治转向的政府高级公务员主张对抗官僚制的“统治”以服务于广大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