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审查还是党派制度，两者都是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特别政治措施而引入的。前者引入是作为与杰斐逊倾向做斗争的一项党派政治措施，后者引入则是为了反对保守政客而选举杰克逊为总统。

不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人（除汉密尔顿一人例外）预见到经济领域里自发秩序的兴起。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把财产看作权力的合法基础，都把财产看作对政府的限制。二者都信奉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分离，都对政治政府的领域加以限制，于是就使得作为一种自发秩序的经济秩序的兴起成为可能。但是，伯克（恰逢伦敦第一家大银行刚刚出现）与杰斐逊意见一致，认为经济统治权掌握在地主手中。

保守主义反革命方法的最后一点便是伯克所谓的“因循习惯”。“因循习惯”（prescriptio）与“圣化传统”（sacredess of traditio）两者并无任何联系。伯克本人在传统和先例不能解决问题时就无情地将其抛弃。因循习惯只是人性不完美这一原则在政治方法领域的一种体现。它只是说人类不能预见未来。他不知道自身将去向何方。他唯一能确知和理解的只是从历史演化而来的现实社会。因此，他必须以既定的社会和政治现实，而不是以什么理想社会，作为其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人类永远发明不了完美无瑕的制度工具，因此要达到目的，人类最好还是以旧有的工具为依托，而不要企图发明什么新的工具。我们知道旧有的工具如何起作用，知道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知道如何利用这个工具并且知道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信赖它。而对于新工具，我们则一无所知。但是，如果把它们作为十全十美的工具来兜售，我们就能有充分的理由肯定，它们一定不如旧有的工具管用，尽司法审查还是党派制度，两者都是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特别政治措施而引入的。前者引入是作为与杰斐逊倾向做斗争的一项党派政治措施，后者引入则是为了反对保守政客而选举杰克逊为总统。

不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人（除汉密尔顿一人例外）预见到经济领域里自发秩序的兴起。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把财产看作权力的合法基础，都把财产看作对政府的限制。二者都信奉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分离，都对政治政府的领域加以限制，于是就使得作为一种自发秩序的经济秩序的兴起成为可能。但是，伯克（恰逢伦敦第一家大银行刚刚出现）与杰斐逊意见一致，认为经济统治权掌握在地主手中。

保守主义反革命方法的最后一点便是伯克所谓的“因循习惯”。“因循习惯”（prescriptio）与“圣化传统”（sacredess of traditio）两者并无任何联系。伯克本人在传统和先例不能解决问题时就无情地将其抛弃。因循习惯只是人性不完美这一原则在政治方法领域的一种体现。它只是说人类不能预见未来。他不知道自身将去向何方。他唯一能确知和理解的只是从历史演化而来的现实社会。因此，他必须以既定的社会和政治现实，而不是以什么理想社会，作为其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人类永远发明不了完美无瑕的制度工具，因此要达到目的，人类最好还是以旧有的工具为依托，而不要企图发明什么新的工具。我们知道旧有的工具如何起作用，知道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知道如何利用这个工具并且知道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信赖它。而对于新工具，我们则一无所知。但是，如果把它们作为十全十美的工具来兜售，我们就能有充分的理由肯定，它们一定不如旧有的工具管用，尽管没有人指望或声称旧有的工具完美无缺。

因循习惯不仅是人性不完美信念的一个体现，它也不仅表明了这样一种意识，即一切社会都是长期历史演进的结果，在这个演进过程中，国务活动家与纯粹的政客区分开来。因循习惯还体现了经济的原则；它告诫人们宁可选择简单、廉价和普通的制度，而不可选择复杂、高价和新奇的制度。它是与绝对理性相对立的常识，与表面辉煌相对立的经验和道德良心。它单调乏味、平淡无奇，一点都没有轰动效应——但是有保证。

这一原则的伟大实践者主要不是英国人，而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大量的研究工作已展开，旨在揭示他们对于殖民地政府和行政管理中，已证明是行之有效并且有所保证的旧制度，以及过去的经验和使用过的工具，是多么依赖。这些研究当中有许多都带有“揭露性”的思想倾向，是为了显示宪法制定者过于呆板狭隘，而无所创新。诚然，这是站不住脚的。就像上一代人曾经骄傲地认为，1788年的美国是从制宪议会成员的头脑里全副武装地蹦出来一样，两者都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开国元勋们在承受巨大压力的危机时刻总是小心谨慎地避免各种未经试验的新制度构想，而这正是他们最值得称颂的智慧之一，也是最令我们感激的一点。他们知道，他们只能用自己已有的东西；他们也知道，未来总是从过去开始的，而国务活动家的工作是要确定过去哪些不完美的地方可拓展，可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不是试图找到促使政治永动的秘密——或者导致政治永远停滞的秘密。

由于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不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新兴管没有人指望或声称旧有的工具完美无缺。

因循习惯不仅是人性不完美信念的一个体现，它也不仅表明了这样一种意识，即一切社会都是长期历史演进的结果，在这个演进过程中，国务活动家与纯粹的政客区分开来。因循习惯还体现了经济的原则；它告诫人们宁可选择简单、廉价和普通的制度，而不可选择复杂、高价和新奇的制度。它是与绝对理性相对立的常识，与表面辉煌相对立的经验和道德良心。它单调乏味、平淡无奇，一点都没有轰动效应——但是有保证。

这一原则的伟大实践者主要不是英国人，而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大量的研究工作已展开，旨在揭示他们对于殖民地政府和行政管理中，已证明是行之有效并且有所保证的旧制度，以及过去的经验和使用过的工具，是多么依赖。这些研究当中有许多都带有“揭露性”的思想倾向，是为了显示宪法制定者过于呆板狭隘，而无所创新。诚然，这是站不住脚的。就像上一代人曾经骄傲地认为，1788年的美国是从制宪议会成员的头脑里全副武装地蹦出来一样，两者都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开国元勋们在承受巨大压力的危机时刻总是小心谨慎地避免各种未经试验的新制度构想，而这正是他们最值得称颂的智慧之一，也是最令我们感激的一点。他们知道，他们只能用自己已有的东西；他们也知道，未来总是从过去开始的，而国务活动家的工作是要确定过去哪些不完美的地方可拓展，可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不是试图找到促使政治永动的秘密——或者导致政治永远停滞的秘密。

由于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不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新兴的工业体系，因此破坏了——或者说至少是严重削弱了1776年和1787年所取得的很多重要成就。19世纪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分离（保护自由的一项重要的新措施）几乎已经不复存在。它并不是毁于什么阴谋或是错误，也不是因为现代社会太“复杂”而导致了失败，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重商主义社会的制度不能组织工业体系内部的权力。在社会性建构领域里必须有功能性的合法秩序。然而，在现代工业体系内部，市场并不能提供这种功能性的合法秩序。正是由于这种功能性的合法秩序的缺失，中央政府才得以长驱直入，结果就造成我们今天随处可见的中央集权的、不受控制的绝对官僚主义盛行，而这在1776年的保守派看来正是最大的危险所在。

与此同时，由于相同的原因，自治性民主政治开始逐渐退化，甚至消失殆尽。民意政府已不再是实现自治性民主政治的工具，也不再是促成个人负责任的抉择的制度形式，而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了个人借以逃避责任和抉择的手段。它已成为个人推卸自身责任和抉择的机制，通过这个机制，相应的责任和抉择就转移到那些“拿薪水的专门办事员”（如专家、官僚以及“元首”等）的身上。我们今天实施的并不是自治性民主政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多数统治。除非我们今天能够创立新的自治性民主政治制度，否则我们明天将只能是民意统治，而民意是只能通过专制统治者来进行统治且受专制统治者支配的。

1776年那代人所建立的那个特定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土崩瓦解了，因此我们今天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全新的工业社会。不过，保守主义反革命的原则和方法都依然继续有效。如果我们想拥有一个自由社会，我们只有采纳同样的基本原则才能实现。未来具体的社会制的工业体系，因此破坏了——或者说至少是严重削弱了1776年和1787年所取得的很多重要成就。19世纪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分离（保护自由的一项重要的新措施）几乎已经不复存在。它并不是毁于什么阴谋或是错误，也不是因为现代社会太“复杂”而导致了失败，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重商主义社会的制度不能组织工业体系内部的权力。在社会性建构领域里必须有功能性的合法秩序。然而，在现代工业体系内部，市场并不能提供这种功能性的合法秩序。正是由于这种功能性的合法秩序的缺失，中央政府才得以长驱直入，结果就造成我们今天随处可见的中央集权的、不受控制的绝对官僚主义盛行，而这在1776年的保守派看来正是最大的危险所在。

与此同时，由于相同的原因，自治性民主政治开始逐渐退化，甚至消失殆尽。民意政府已不再是实现自治性民主政治的工具，也不再是促成个人负责任的抉择的制度形式，而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了个人借以逃避责任和抉择的手段。它已成为个人推卸自身责任和抉择的机制，通过这个机制，相应的责任和抉择就转移到那些“拿薪水的专门办事员”（如专家、官僚以及“元首”等）的身上。我们今天实施的并不是自治性民主政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多数统治。除非我们今天能够创立新的自治性民主政治制度，否则我们明天将只能是民意统治，而民意是只能通过专制统治者来进行统治且受专制统治者支配的。

1776年那代人所建立的那个特定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土崩瓦解了，因此我们今天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全新的工业社会。不过，保守主义反革命的原则和方法都依然继续有效。如果我们想拥有一个自由社会，我们只有采纳同样的基本原则才能实现。未来具体的社会制度与1776年和1787年所构建的那个制度将会不同，反之它与17世纪或18世纪的制度一样亦会不同。但是，如果要构建的是自由的功能性制度，那么就必须使用与1776年那代人相同的方法：意识到我们不能复古，意识到我们必须接受工业社会这个现实，而不是试图倒退回前工业时代的重商主义旧体制去；要乐于放弃对蓝图和万灵药的幻想，要乐于去做那种较卑微和琐细之事，针对当前的问题，找到逐步完善但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要知道，我们只能用我们原本就有的东西，我们必须从自己当前所处的位置出发，而不能以我们的目的地作为出发点。

1776年和1787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取得了西方历史上很可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未经社会革命，未经几十年的内战，未经极权主义的专制统治，而建立起了一个具有新的价值观、新的信仰、新的政权、新的秩序的新社会。通过提供自由的功能性社会和政治这样一个选择，保守主义反革命战胜了极权主义革命，而它所提供的这种选择本身与极权主义和绝对主义更没有任何瓜葛。重商主义社会有着非常好的社会基础，正因为这样，它才能持续100多年一直包容这样一个日益壮大的工业体系，而这个工业体系与重商主义社会所代表和依托的一切恰好是相互对立的。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任务比起1776年那代人的任务，可以说更繁重、更艰巨。虽然我们总是会低估古人的困难，因为我们已知道了其结果；并且高估我们的困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片未知的世界，尚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只有立足于1776年的原则，依靠那代人遗留给我们的方法去探索去实践，才度与1776年和1787年所构建的那个制度将会不同，反之它与17世纪或18世纪的制度一样亦会不同。但是，如果要构建的是自由的功能性制度，那么就必须使用与1776年那代人相同的方法：意识到我们不能复古，意识到我们必须接受工业社会这个现实，而不是试图倒退回前工业时代的重商主义旧体制去；要乐于放弃对蓝图和万灵药的幻想，要乐于去做那种较卑微和琐细之事，针对当前的问题，找到逐步完善但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要知道，我们只能用我们原本就有的东西，我们必须从自己当前所处的位置出发，而不能以我们的目的地作为出发点。

1776年和1787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取得了西方历史上很可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未经社会革命，未经几十年的内战，未经极权主义的专制统治，而建立起了一个具有新的价值观、新的信仰、新的政权、新的秩序的新社会。通过提供自由的功能性社会和政治这样一个选择，保守主义反革命战胜了极权主义革命，而它所提供的这种选择本身与极权主义和绝对主义更没有任何瓜葛。重商主义社会有着非常好的社会基础，正因为这样，它才能持续100多年一直包容这样一个日益壮大的工业体系，而这个工业体系与重商主义社会所代表和依托的一切恰好是相互对立的。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任务比起1776年那代人的任务，可以说更繁重、更艰巨。虽然我们总是会低估古人的困难，因为我们已知道了其结果；并且高估我们的困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片未知的世界，尚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只有立足于1776年的原则，依靠那代人遗留给我们的方法去探索去实践，才能真正有希望达成我们的使命。

[1] 尽管将比例代表制视为希特勒主义兴起或法国衰退的唯一或主要原因，这是一种曲解，但是笔者同意 F. A. 赫尔曼斯博士和其他两党制的辩护者的看法，即多党制及其便于让极端分子获得代表席位的做法，是欧洲大陆民众政府之所以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欧洲理性主义为追求完美所牺牲的自由。能真正有希望达成我们的使命。

[1] 尽管将比例代表制视为希特勒主义兴起或法国衰退的唯一或主要原因，这是一种曲解，但是笔者同意 F. A. 赫尔曼斯博士和其他两党制的辩护者的看法，即多党制及其便于让极端分子获得代表席位的做法，是欧洲大陆民众政府之所以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欧洲理性主义为追求完美所牺牲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