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管理的影响也直接反应在高级公共职能政策上。2004年，受到国外传播的在高级官员与部长之间建立合同关系的管理机制的启发，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首先在50名中央行政机关领导身上展开试验，为其制定聘用函或承诺书，用以概述所分配的目标、配备的资源和手段以及工作活动的评价方式。2004年6月，又在来自6个部（经济部、财政和工业部、内政部、国防部、设备部、农业部）以及总理下属机关的这50位中央行政机关领导身上进行了绩效薪酬试验。2006年，这种机制作为普遍原则推广至所有中央行政机关领导。受到国务委员、前国家改革专员让-卢多维奇·西利卡尼递交给总理的报告中所提建议的启发，知道国家高级干部的部际任务团于2005年5月对该计划进行了积极评价。各部开始推行区别待遇制度，浮动薪酬占6%—16%。自2006年1月1日起，该制度适用于政府各部下属的所有中央行政机关领导。这些举措显然是对《财政法组织法》实施的基本框架和规范的补充，并很容易因为《财政法组织法》的制度化而更加完善。

这些创新举措的另一个好处在于建立了公共职能部，体现了其领导在这样一个越来越不有利的背景中对于保存地位的尝试。实际上，从2002年起，在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下，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的战略有了明显的转变。首先是2000年左右，国家公职人员的招聘和职业生涯被塑造成为“公共问题”，导致政府对这个在法国传统上(20)很少公开的问题进行干预。在一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报告中，计划总署提出了改革的必要性，这一改革旨在加强“公共职能的导向能力”，因为“人口状况紧急”，国家国民行政中45%的公务员从现在到2012年间要退休，显然涉及最重要的等级（A和B）。这个判断让在共管理的影响也直接反应在高级公共职能政策上。2004年，受到国外传播的在高级官员与部长之间建立合同关系的管理机制的启发，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首先在50名中央行政机关领导身上展开试验，为其制定聘用函或承诺书，用以概述所分配的目标、配备的资源和手段以及工作活动的评价方式。2004年6月，又在来自6个部（经济部、财政和工业部、内政部、国防部、设备部、农业部）以及总理下属机关的这50位中央行政机关领导身上进行了绩效薪酬试验。2006年，这种机制作为普遍原则推广至所有中央行政机关领导。受到国务委员、前国家改革专员让-卢多维奇·西利卡尼递交给总理的报告中所提建议的启发，知道国家高级干部的部际任务团于2005年5月对该计划进行了积极评价。各部开始推行区别待遇制度，浮动薪酬占6%—16%。自2006年1月1日起，该制度适用于政府各部下属的所有中央行政机关领导。这些举措显然是对《财政法组织法》实施的基本框架和规范的补充，并很容易因为《财政法组织法》的制度化而更加完善。

这些创新举措的另一个好处在于建立了公共职能部，体现了其领导在这样一个越来越不有利的背景中对于保存地位的尝试。实际上，从2002年起，在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下，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的战略有了明显的转变。首先是2000年左右，国家公职人员的招聘和职业生涯被塑造成为“公共问题”，导致政府对这个在法国传统上(20)很少公开的问题进行干预。在一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报告中，计划总署提出了改革的必要性，这一改革旨在加强“公共职能的导向能力”，因为“人口状况紧急”，国家国民行政中45%的公务员从现在到2012年间要退休，显然涉及最重要的等级（A和B）。这个判断让在1990年代中期被提出的另一个现象更为突出，即国家高级干部（梳理）（参见第七部分）。在这个危机“内部”构建中还包含了外部标准压力，这种压力和欧洲化进程相联系。2003年9月9日，欧洲联盟法院做出的布尔波判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谴责对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过度闭塞的国家公共职能制度。欧洲判例法以其隐含的以“职业为导向”的“公共职能岗位”和“开放式岗位”模式为基础，再次对立于法国历史悠久的以组织为导向（借助应用型学校为依托）的“公共职能生涯”和根据职系构建的“封闭式岗位”。作为旧时做法批评的载体，它实际上引导着公共职能部，保障这些规则的同时走向维持延续和合法化，然后，缓慢地改变条款并转变法国规则以尊重共同体框架但又不质疑职业的原则。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关于公务员管理的现代化活动政策中心的重新确定最终导致财政部在管理系统发展上夺权，无论是在《财政法组织法》的框架中，还是在实施的过程中。为了应对竞争，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对自身在国家内部的角色进行定义，并根据时任局长（杰基·理查德）的意思要求建立“人力资源开发小组”，来全面负责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改革的政策制定和后续监督工作。面对欧洲化进程的挑战并受到《财政法组织法》和人口变化趋势的深刻影响，公共就业政策逐渐成为关键问题，在新公共管理的启发下吸纳了许多新颖手段，却与行政体系的历史性规则相冲突。这场博弈中，2002年以来，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更系统地引进并改良了关于公共职能的管理方法（从津贴到成绩，“职业”逻辑融入公务员招募和组织中；对于多重行业中“高级干部”的组织替换的思考）。通过这些创新举措，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试图弄清楚国家高级干部管理的过失，同时试着在公共人力资源任务中维持其参与者“积分”位置。1990年代中期被提出的另一个现象更为突出，即国家高级干部（梳理）（参见第七部分）。在这个危机“内部”构建中还包含了外部标准压力，这种压力和欧洲化进程相联系。2003年9月9日，欧洲联盟法院做出的布尔波判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谴责对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过度闭塞的国家公共职能制度。欧洲判例法以其隐含的以“职业为导向”的“公共职能岗位”和“开放式岗位”模式为基础，再次对立于法国历史悠久的以组织为导向（借助应用型学校为依托）的“公共职能生涯”和根据职系构建的“封闭式岗位”。作为旧时做法批评的载体，它实际上引导着公共职能部，保障这些规则的同时走向维持延续和合法化，然后，缓慢地改变条款并转变法国规则以尊重共同体框架但又不质疑职业的原则。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关于公务员管理的现代化活动政策中心的重新确定最终导致财政部在管理系统发展上夺权，无论是在《财政法组织法》的框架中，还是在实施的过程中。为了应对竞争，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对自身在国家内部的角色进行定义，并根据时任局长（杰基·理查德）的意思要求建立“人力资源开发小组”，来全面负责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改革的政策制定和后续监督工作。面对欧洲化进程的挑战并受到《财政法组织法》和人口变化趋势的深刻影响，公共就业政策逐渐成为关键问题，在新公共管理的启发下吸纳了许多新颖手段，却与行政体系的历史性规则相冲突。这场博弈中，2002年以来，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更系统地引进并改良了关于公共职能的管理方法（从津贴到成绩，“职业”逻辑融入公务员招募和组织中；对于多重行业中“高级干部”的组织替换的思考）。通过这些创新举措，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试图弄清楚国家高级干部管理的过失，同时试着在公共人力资源任务中维持其参与者“积分”位置。从1998年到2007年，尽管不停地更新与实践，这些关于高级公共职能的创新举措效果甚微，证明了法国高级公务员和政治家之间关系结构的强大特质。在这个时期，他们的走向似乎和在国外占上风的同一改革非常不同。这些国家中，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是在加强高级公务员对任者要求的敏感性，让他们中承担公共政策责任和后果的一大部分人更专业也更有责任感。在法国，问题在于加强国家高级官员的管理能力，重新衡量法国高级公务员的职业条件。

(1)　相关详细介绍，参见弗兰克·莫尔达克编，《〈财政法组织法〉：改革国家的预算新框架》，巴黎，法律与判例出版社，2006年；《预算改革与国家改革》，载《法国公共行政杂志》第117期，2006年。(2)　彼得·A.霍尔，《政策范式、社会学习与国家》。(3)　任务为议会投票表决的新单位；而项目为信贷预算专用新单位。项目为活动构成的整体，并定义出“公共政策”。(4)　议员有权在组成任务的不同项目之间调拨预算拨款。(5)　让-拉斐尔·阿尔万多萨，《审计法院的新角色》，载《法国公共财政杂志》第91期，2005年9月，第99—110页。(6)　米歇尔·拉斯科姆、泽维尔·范登德里希，《〈财政法组织法〉的衍生法律》，载《法律时事-行政法》，2006年3月13日，第538—544页。(7)　凯瑟琳·瑟伦，《制度是如何演变的》。(8)　参见丹尼尔·奥舍代，《2001年8月1日《财政法组织法》的产生：堪称典范的议会程序》，载《法国公共财政杂志》第76期，2001年11月，第51—75页。(9)　迪迪埃·米高，公共支出效率和议会监督工作组报告，巴黎，国民议会，1999年。从1998年到2007年，尽管不停地更新与实践，这些关于高级公共职能的创新举措效果甚微，证明了法国高级公务员和政治家之间关系结构的强大特质。在这个时期，他们的走向似乎和在国外占上风的同一改革非常不同。这些国家中，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是在加强高级公务员对任者要求的敏感性，让他们中承担公共政策责任和后果的一大部分人更专业也更有责任感。在法国，问题在于加强国家高级官员的管理能力，重新衡量法国高级公务员的职业条件。

(1)　相关详细介绍，参见弗兰克·莫尔达克编，《〈财政法组织法〉：改革国家的预算新框架》，巴黎，法律与判例出版社，2006年；《预算改革与国家改革》，载《法国公共行政杂志》第117期，2006年。(2)　彼得·A.霍尔，《政策范式、社会学习与国家》。(3)　任务为议会投票表决的新单位；而项目为信贷预算专用新单位。项目为活动构成的整体，并定义出“公共政策”。(4)　议员有权在组成任务的不同项目之间调拨预算拨款。(5)　让-拉斐尔·阿尔万多萨，《审计法院的新角色》，载《法国公共财政杂志》第91期，2005年9月，第99—110页。(6)　米歇尔·拉斯科姆、泽维尔·范登德里希，《〈财政法组织法〉的衍生法律》，载《法律时事-行政法》，2006年3月13日，第538—544页。(7)　凯瑟琳·瑟伦，《制度是如何演变的》。(8)　参见丹尼尔·奥舍代，《2001年8月1日《财政法组织法》的产生：堪称典范的议会程序》，载《法国公共财政杂志》第76期，2001年11月，第51—75页。(9)　迪迪埃·米高，公共支出效率和议会监督工作组报告，巴黎，国民议会，1999年。(10)　阿兰·朗贝尔，《为法国制定新的财政宪法：国家改革准备工作》，载《参议院报告》第37期，2000—2001年。(11)　罗贝尔·埃尔佐格，《财政法组织法与行政制度关系的若干方面》，载《法律时事-行政法》，2006年3月13日，第531—538页。(12)　伊莎贝尔·贝雷比-霍夫曼，《实用社会学》第6期，2002年，第47—62页。(13)　伊夫·谢瓦利耶，《预算改革与人力资源管理：对公共职能有何影响？》，载《法律时事-行政法》，2006年3月13日，第523—531页。(14)　审计法院，《行政权力下放与国家改革》，《致共和国总统报告》，巴黎，2003年9月，官方公报局，第154页。(15)　同上。(16)　8个主要方面最终确定为：教育、经济发展和公共管理、交通、住房、公共健康和社会和谐、农业经济和农业世界、就业及其发展等。(17)　米歇尔·佩贝罗，《打破公共债务的束缚：为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凝聚力服务的公共财政》，巴黎，法国文献局，2006年，第64页。(18)　A.蒙泰、马克·西蒙尼，《项目操作预算方法：与地方当局直接相关的公共管理》，载《财富杂志》，2006年，第95—98页。(19)　娜塔莎·加利，《摧毁国家行政学院？机构改革的社会学（2002—2004）》，巴黎政治研究所“欧洲的政治和社会:公共政策专业”硕士研究，2007年。(20)　计划总署，《公共职能：革新的挑战与战略》，巴黎，法国文献局，2000年。(10)　阿兰·朗贝尔，《为法国制定新的财政宪法：国家改革准备工作》，载《参议院报告》第37期，2000—2001年。(11)　罗贝尔·埃尔佐格，《财政法组织法与行政制度关系的若干方面》，载《法律时事-行政法》，2006年3月13日，第531—538页。(12)　伊莎贝尔·贝雷比-霍夫曼，《实用社会学》第6期，2002年，第47—62页。(13)　伊夫·谢瓦利耶，《预算改革与人力资源管理：对公共职能有何影响？》，载《法律时事-行政法》，2006年3月13日，第523—531页。(14)　审计法院，《行政权力下放与国家改革》，《致共和国总统报告》，巴黎，2003年9月，官方公报局，第154页。(15)　同上。(16)　8个主要方面最终确定为：教育、经济发展和公共管理、交通、住房、公共健康和社会和谐、农业经济和农业世界、就业及其发展等。(17)　米歇尔·佩贝罗，《打破公共债务的束缚：为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凝聚力服务的公共财政》，巴黎，法国文献局，2006年，第64页。(18)　A.蒙泰、马克·西蒙尼，《项目操作预算方法：与地方当局直接相关的公共管理》，载《财富杂志》，2006年，第95—98页。(19)　娜塔莎·加利，《摧毁国家行政学院？机构改革的社会学（2002—2004）》，巴黎政治研究所“欧洲的政治和社会:公共政策专业”硕士研究，2007年。(20)　计划总署，《公共职能：革新的挑战与战略》，巴黎，法国文献局，2000年。第三章

萨科齐执政的转折点：对新管理转向的政治挪

用？

1997年至2007年之间开发的三个项目的共同点是，它们并没有特别受益于行政当局的特定投入。甚至像《财政法组织法》这样重要的预算改革，都未能真正成为政治关注的对象：在2002年的总统竞选中，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都不曾提及《财政法组织法》的成功，虽然它无疑是1958年以来最为重要的变革。从这个角度来看，尼古拉·萨科齐在2007年5月的总统大选中获胜显然标志着一种转变。在竞选期间，这位人民运动联盟党派的候选人多次表示支持全面削减公共支出的计划，并将预算局提出的“一半退休职位不再替补”的愿望纳入自己的目标。在两轮选举中间，2008年5月4日的电视辩论围绕削(1)减在编公职人员数量在塞戈莱纳·罗亚尔与萨科齐之间展开，这次辩论持续时间异常漫长。在萨科齐获胜1年多后，关于行政体系改革的通知层出不穷且极为激进。尽管现在对这些通知及其具体落实情况进行评判似乎为时尚早，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窥见两种形势：轨迹的延续和政治的转折。

新的政治环境似乎首先加强了自1997年以来观察到的趋势，即财政部垄断国家改革政策以及新公共管理方法产生更大的影响。弗朗索瓦·菲永在自身政府框架内创立了规模庞大的预算、公共账目与公第三章

萨科齐执政的转折点：对新管理转向的政治挪

用？

1997年至2007年之间开发的三个项目的共同点是，它们并没有特别受益于行政当局的特定投入。甚至像《财政法组织法》这样重要的预算改革，都未能真正成为政治关注的对象：在2002年的总统竞选中，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都不曾提及《财政法组织法》的成功，虽然它无疑是1958年以来最为重要的变革。从这个角度来看，尼古拉·萨科齐在2007年5月的总统大选中获胜显然标志着一种转变。在竞选期间，这位人民运动联盟党派的候选人多次表示支持全面削减公共支出的计划，并将预算局提出的“一半退休职位不再替补”的愿望纳入自己的目标。在两轮选举中间，2008年5月4日的电视辩论围绕削(1)减在编公职人员数量在塞戈莱纳·罗亚尔与萨科齐之间展开，这次辩论持续时间异常漫长。在萨科齐获胜1年多后，关于行政体系改革的通知层出不穷且极为激进。尽管现在对这些通知及其具体落实情况进行评判似乎为时尚早，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窥见两种形势：轨迹的延续和政治的转折。

新的政治环境似乎首先加强了自1997年以来观察到的趋势，即财政部垄断国家改革政策以及新公共管理方法产生更大的影响。弗朗索瓦·菲永在自身政府框架内创立了规模庞大的预算、公共账目与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