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及社会领域问题，1983年初由工联主义者让-路易·巴朗接替。(32)　法国共产党-公共职能工作组，《地方分权、去国家官僚主义化、公共职能民主化》，第29—37页。(33)　法国共产党-公共职能工作组，《地方分权、去国家官僚主义化、公共职能民主化》，第36页。(34)　同上，第26页。(35)　米歇尔·迈，国家行政学院1954届毕业生，最初是财政部的高级公务员，随后是审计法院的总参事（1981），社会党成员。在没有征求部长意见的情况下被直接任命为行政与公共职能总局局长，违背了任命最高行政法院成员担任此职位的“规则”。亲社会党的西蒙·诺拉被任命为国家行政学院负责人。(36)　例如：恢复公共职能高级委员会的作用价值、巩固双方代表人数对等的决策机关（联合管理委员会，联合技术委员会）、罢工权、1982年5月通过政令承认1946年法规中提出的协商谈判权。(37)　尤其是公职民主化的措施（通过为工会、社会及地方民选代表活动分子创造第三条开放途径来改革进入国家行政学院的条件）或者是非正式公职人员的转正。(38)　分析统计工作由贝亚特丽斯·萨巴泰-博诺所做，《国家和它的公务员：从“改变航向”计划到第25次大会期间的法国共产党政策（1971—1985）》，政治学博士论文，巴黎政治学院，1990年，第445页。(39)　贝亚特丽斯·萨巴泰-博诺，《国家和它的公务员》，第436页。(40)　虽然有勒波尔办公室和工会组织的象征力量和所采取措施的重要性，这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永远也不能阻止工会协会中以及工会和部长间再次出现冲突和矛盾。尤其是伴随着紧缩政策的逐步实施，由总书记泰雷兹·伊尔斯贝格引领的公务员总联合会-法国总工会反对力量将会持续上升。预算及社会领域问题，1983年初由工联主义者让-路易·巴朗接替。(32)　法国共产党-公共职能工作组，《地方分权、去国家官僚主义化、公共职能民主化》，第29—37页。(33)　法国共产党-公共职能工作组，《地方分权、去国家官僚主义化、公共职能民主化》，第36页。(34)　同上，第26页。(35)　米歇尔·迈，国家行政学院1954届毕业生，最初是财政部的高级公务员，随后是审计法院的总参事（1981），社会党成员。在没有征求部长意见的情况下被直接任命为行政与公共职能总局局长，违背了任命最高行政法院成员担任此职位的“规则”。亲社会党的西蒙·诺拉被任命为国家行政学院负责人。(36)　例如：恢复公共职能高级委员会的作用价值、巩固双方代表人数对等的决策机关（联合管理委员会，联合技术委员会）、罢工权、1982年5月通过政令承认1946年法规中提出的协商谈判权。(37)　尤其是公职民主化的措施（通过为工会、社会及地方民选代表活动分子创造第三条开放途径来改革进入国家行政学院的条件）或者是非正式公职人员的转正。(38)　分析统计工作由贝亚特丽斯·萨巴泰-博诺所做，《国家和它的公务员：从“改变航向”计划到第25次大会期间的法国共产党政策（1971—1985）》，政治学博士论文，巴黎政治学院，1990年，第445页。(39)　贝亚特丽斯·萨巴泰-博诺，《国家和它的公务员》，第436页。(40)　虽然有勒波尔办公室和工会组织的象征力量和所采取措施的重要性，这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永远也不能阻止工会协会中以及工会和部长间再次出现冲突和矛盾。尤其是伴随着紧缩政策的逐步实施，由总书记泰雷兹·伊尔斯贝格引领的公务员总联合会-法国总工会反对力量将会持续上升。(41)　这一点出自贝亚特丽斯·萨巴泰-博诺的《国家和它的公务员》，第459页。(42)　《阿尼塞·勒波尔：对他的公共职能表示满意》，载《自由报》，1981年7月28日。(43)　阿尼塞·勒波尔，《国民议会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81年7月27日第一场，第321—322页。(44)　1983年7月13日颁布的关于公务员权利与义务的法律；1984年1月11日颁布的关于国家公共职能相关法定条款的法律；1984年1月26日颁布的关于地方公共职能相关法定条款的法律。(45)　双方代表人数对等技术委员会的推广，对1970年沙邦-戴尔马关于工会行使权力的通告不加约束地实施。(46)　参议院的右翼多数派注定会谴责“对公共职能传统哲学的彻底颠覆”，因为这种权利优先于义务的主张会稀释等级权威。(47)　参见伊丽莎白·S.克莱芒斯、詹姆斯·M.库克，《政治与制度主义：对持久性与变化的阐释》，载《社会学年度评论》第25期，1999年，第441—466页。(48)　保罗·皮尔逊，《路径依赖、递增效益与政治研究》。(49)　同上。(50)　该论点取自菲利普·贝兹，《法国行政改革的防御与进攻方法》。(51)　保罗·皮尔逊，《当影响成为原因》。(52)　这些表述出自阿尼塞·勒波尔，《矛盾》，巴黎，社会出版社，1984年；《有效国家》，巴黎，罗贝尔·拉丰出版社，1985年，引自皮埃尔·比恩鲍姆，《国家何去何从？》，第146页。(53)　法国、英国、美国之间在公务员权利与义务方面的比较，参见弗朗索瓦斯·德雷福斯，《官僚主义的发明》，第212—219页。(54)　20世纪初的“全面工会主义”建议推翻等级权威，行政权力应该由公(41)　这一点出自贝亚特丽斯·萨巴泰-博诺的《国家和它的公务员》，第459页。(42)　《阿尼塞·勒波尔：对他的公共职能表示满意》，载《自由报》，1981年7月28日。(43)　阿尼塞·勒波尔，《国民议会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81年7月27日第一场，第321—322页。(44)　1983年7月13日颁布的关于公务员权利与义务的法律；1984年1月11日颁布的关于国家公共职能相关法定条款的法律；1984年1月26日颁布的关于地方公共职能相关法定条款的法律。(45)　双方代表人数对等技术委员会的推广，对1970年沙邦-戴尔马关于工会行使权力的通告不加约束地实施。(46)　参议院的右翼多数派注定会谴责“对公共职能传统哲学的彻底颠覆”，因为这种权利优先于义务的主张会稀释等级权威。(47)　参见伊丽莎白·S.克莱芒斯、詹姆斯·M.库克，《政治与制度主义：对持久性与变化的阐释》，载《社会学年度评论》第25期，1999年，第441—466页。(48)　保罗·皮尔逊，《路径依赖、递增效益与政治研究》。(49)　同上。(50)　该论点取自菲利普·贝兹，《法国行政改革的防御与进攻方法》。(51)　保罗·皮尔逊，《当影响成为原因》。(52)　这些表述出自阿尼塞·勒波尔，《矛盾》，巴黎，社会出版社，1984年；《有效国家》，巴黎，罗贝尔·拉丰出版社，1985年，引自皮埃尔·比恩鲍姆，《国家何去何从？》，第146页。(53)　法国、英国、美国之间在公务员权利与义务方面的比较，参见弗朗索瓦斯·德雷福斯，《官僚主义的发明》，第212—219页。(54)　20世纪初的“全面工会主义”建议推翻等级权威，行政权力应该由公职人员及其代表亲自行使，公共服务责任也应该由公职人员自行承担。关于这种工会主义的影响，请参见丹尼尔·勒沙，《等级原则与公职参与》，载《国际公共行政研究所公报》第37期，1976年1—3月，第151页。(55)　阿尼塞·勒波尔，《国民议会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83年5月9日第一场，第955—956页。(56)　1981年7月28日雅克·沙尔多交给阿尼塞·勒波尔的说明，参见马蒂娜·贝隆的个人档案。(57)　因此1982年11月18日的通告中表示，任何活动一旦起源于工会组织，不论其内容如何，都属于工会活动。(58)　以前，总理借助于1950年2月11日的法律，自己享有工会的代表权，于是在席位分配中就拥有很大的自由。工人力量总工会在1970年代还比较温和，在工会组织的16个席位中掌握了5个，拥有15.3%的票。1982年规则的改变，打破了工人力量总工会的垄断，并重新平衡了工会之间的席位。(59)　关于这些问题，参见罗贝尔·克里斯蒂安，《工会主义和公职参与》，巴黎，贝尔热-勒夫罗出版社，1988年。(60)　布鲁诺·若贝尔与皮埃尔·穆勒也就此进行过讨论，《国家在行动》，第171—185页。(61)　贝亚特丽斯·萨巴泰-博诺，《国家和它的公务员》，第483页。职人员及其代表亲自行使，公共服务责任也应该由公职人员自行承担。关于这种工会主义的影响，请参见丹尼尔·勒沙，《等级原则与公职参与》，载《国际公共行政研究所公报》第37期，1976年1—3月，第151页。(55)　阿尼塞·勒波尔，《国民议会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83年5月9日第一场，第955—956页。(56)　1981年7月28日雅克·沙尔多交给阿尼塞·勒波尔的说明，参见马蒂娜·贝隆的个人档案。(57)　因此1982年11月18日的通告中表示，任何活动一旦起源于工会组织，不论其内容如何，都属于工会活动。(58)　以前，总理借助于1950年2月11日的法律，自己享有工会的代表权，于是在席位分配中就拥有很大的自由。工人力量总工会在1970年代还比较温和，在工会组织的16个席位中掌握了5个，拥有15.3%的票。1982年规则的改变，打破了工人力量总工会的垄断，并重新平衡了工会之间的席位。(59)　关于这些问题，参见罗贝尔·克里斯蒂安，《工会主义和公职参与》，巴黎，贝尔热-勒夫罗出版社，1988年。(60)　布鲁诺·若贝尔与皮埃尔·穆勒也就此进行过讨论，《国家在行动》，第171—185页。(61)　贝亚特丽斯·萨巴泰-博诺，《国家和它的公务员》，第483页。第二章

对行政进行预算干预的审慎新自由主义转向

三项地方分权法以及六项公共职能法规（1982—1984）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行政管理方面的政治决策空间。这些在第三次改革构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选择构成行政改革后续政策的决定性“依赖路径”，从它们所强化的价值观、规则以及行动者群体便可以得出此结论。两个改革剧目间接上是具有共同点的：两者都不主张对官僚行政管理的规则、组织或运作进行改革。地方分权是批评官僚主义的载体，但它倡导通过巩固地方政府和当地政府部门间接采取行动。法规的再建是对法国公共职能历史性官僚制度所具有的现代性的赞扬。这种“非问题化”在1981—1984年间通过由预算局担负的第三个改革剧目得以巩固。事实上，有关地方分权以及公共职能法规的文案在1982—1984年间就已经通过讨论和表决；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并将对后续行政管理产生影响。莫鲁瓦政府的经济政策转折分为三个阶段：1982年6月（第二次货币贬值），1983年3月（第三次货币贬值及经济紧缩政策），1984年7月（改换总理并公开承认改变经济政策）。1984年，以需求为驱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让位于(1)以供应为驱动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对地方分权及公务员法规改革进行谈判协商和投票表决的同时，政府还采取了经济方面，尤其是预算方面的措施，定义了行政干预的第三种方式。这种经济转向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结构政策间的衔接问题，是对国家官第二章

对行政进行预算干预的审慎新自由主义转向

三项地方分权法以及六项公共职能法规（1982—1984）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行政管理方面的政治决策空间。这些在第三次改革构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选择构成行政改革后续政策的决定性“依赖路径”，从它们所强化的价值观、规则以及行动者群体便可以得出此结论。两个改革剧目间接上是具有共同点的：两者都不主张对官僚行政管理的规则、组织或运作进行改革。地方分权是批评官僚主义的载体，但它倡导通过巩固地方政府和当地政府部门间接采取行动。法规的再建是对法国公共职能历史性官僚制度所具有的现代性的赞扬。这种“非问题化”在1981—1984年间通过由预算局担负的第三个改革剧目得以巩固。事实上，有关地方分权以及公共职能法规的文案在1982—1984年间就已经通过讨论和表决；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并将对后续行政管理产生影响。莫鲁瓦政府的经济政策转折分为三个阶段：1982年6月（第二次货币贬值），1983年3月（第三次货币贬值及经济紧缩政策），1984年7月（改换总理并公开承认改变经济政策）。1984年，以需求为驱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让位于(1)以供应为驱动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对地方分权及公务员法规改革进行谈判协商和投票表决的同时，政府还采取了经济方面，尤其是预算方面的措施，定义了行政干预的第三种方式。这种经济转向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结构政策间的衔接问题，是对国家官僚制度的挑战。在英国、新西兰、美国甚至瑞典，1980年代的预算(2)危机和经济危机促使政府选择货币主义经济干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反过来导致行政结构重组政策的涌现。存在于新的宏观经济目标（对抗通货膨胀和赤字）、采取极端措施缩减政府支出以及推行政策(3)粉碎行政官僚形式三者之间的联系便清晰可见了。然而这种联系在任何国家都并非机械式存在的。宣布限制赤字的目标并不会必然牵引出缩减公共支出的政策（首先可以通过增加征税来提高收入），更不消说牵引出强调行政部门效率与性能的构成性规则了。

再让我们把视线转向1980年代中期的法国，虽然以竞争性通货紧缩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也迎来了转折点，但是预算政策既未引发政府公开宣布大幅削减行政支出，也未在改革官僚制行政规则方面产生显著作用。从1982年6月到1983年3月，直到1986年，行政问题是怎样与莫鲁瓦政府及随后的法比尤斯政府领导下的全面新经济政策相衔接的呢？从1982年6月开始，与公共赤字进行斗争成为政府工作活动的组成部分，具体体现为针对法国行政支出采取的诸多举措。然而这些措施更多是基于第二次改革构型中所谓的“审慎”政策的制度化，而不是基于公共政策的发展。通过引入预算工具来控制甚至是减少与行政运作有关的公共支出（工资、编制人数、组织结构、运作），并不会被列入以减少行政支出为目标的公开政策中：如果说目标就是要减少行政支出，那么重要的便是尽可能降低这些政策的政治成本。僚制度的挑战。在英国、新西兰、美国甚至瑞典，1980年代的预算(2)危机和经济危机促使政府选择货币主义经济干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反过来导致行政结构重组政策的涌现。存在于新的宏观经济目标（对抗通货膨胀和赤字）、采取极端措施缩减政府支出以及推行政策(3)粉碎行政官僚形式三者之间的联系便清晰可见了。然而这种联系在任何国家都并非机械式存在的。宣布限制赤字的目标并不会必然牵引出缩减公共支出的政策（首先可以通过增加征税来提高收入），更不消说牵引出强调行政部门效率与性能的构成性规则了。

再让我们把视线转向1980年代中期的法国，虽然以竞争性通货紧缩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也迎来了转折点，但是预算政策既未引发政府公开宣布大幅削减行政支出，也未在改革官僚制行政规则方面产生显著作用。从1982年6月到1983年3月，直到1986年，行政问题是怎样与莫鲁瓦政府及随后的法比尤斯政府领导下的全面新经济政策相衔接的呢？从1982年6月开始，与公共赤字进行斗争成为政府工作活动的组成部分，具体体现为针对法国行政支出采取的诸多举措。然而这些措施更多是基于第二次改革构型中所谓的“审慎”政策的制度化，而不是基于公共政策的发展。通过引入预算工具来控制甚至是减少与行政运作有关的公共支出（工资、编制人数、组织结构、运作），并不会被列入以减少行政支出为目标的公开政策中：如果说目标就是要减少行政支出，那么重要的便是尽可能降低这些政策的政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