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严格来讲，现代工会领导层的情况也莫不如此，而且原因如出一辙。作为个体的工会会员就像单个的持股股东一样，对于其个人权力，他同样是既不想行使，也不知道如何以及出于何种目的去行使。这就像持股股东购买一家现代大公司的股票，因为他可以借此逃避所有权给他带来的决策困扰与责任承担。同样，工会会员个人参加工会的目的，也是希望借此逃避做决定的烦恼，并将这些责任的重担撂给了工会领导层。

工会会员行使其会员权力的唯一机会是遴选其领导层，但这只能等到发生一场灾难之后，这也类似于公司持股股东所面对的情况。一次罢工的失败就可能导致对工会领导成员的驱逐，这与连年的低效益或遭逢破产可能会导致公司管理层被持股股东改组撤换如出一辙。不过换汤难换药，所有案例无一例外，继任的新管理层仍然会导向旧管理层那种不受控制和无法控制的状态。实际上，现代工会就其内部组织运转而言，远不如公司来得民主。持股股东总能用脚投票，随时出售其股票，而工会会员则别无选择，他不得不继续做着他的会员，否则将生计无着。就社会而言，公司管理层对政治和社会权力的主张与工会领导人对这种权力的要求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两者无非半斤八两，谁也未能拥有真正的合法性基础。工会成员的多数式决策，就像持股股东的个人财产权的多数式决策一样，都同样只是一种法律预制。这一点对那些谨遵所有规则、例行选举、出版报告和致力于教育其成员积极参与工会事务的工会固然是真实无疑的，而对那些十年都难得举行一次选举，只是用铁腕强制方法管理，只知道让其成员定期缴纳会费却不允许他们发表任何意见的工会（这在美国不乏人知）也同样千真万确。因为正是工会成员自己放弃了这种法律预制给他们不过严格来讲，现代工会领导层的情况也莫不如此，而且原因如出一辙。作为个体的工会会员就像单个的持股股东一样，对于其个人权力，他同样是既不想行使，也不知道如何以及出于何种目的去行使。这就像持股股东购买一家现代大公司的股票，因为他可以借此逃避所有权给他带来的决策困扰与责任承担。同样，工会会员个人参加工会的目的，也是希望借此逃避做决定的烦恼，并将这些责任的重担撂给了工会领导层。

工会会员行使其会员权力的唯一机会是遴选其领导层，但这只能等到发生一场灾难之后，这也类似于公司持股股东所面对的情况。一次罢工的失败就可能导致对工会领导成员的驱逐，这与连年的低效益或遭逢破产可能会导致公司管理层被持股股东改组撤换如出一辙。不过换汤难换药，所有案例无一例外，继任的新管理层仍然会导向旧管理层那种不受控制和无法控制的状态。实际上，现代工会就其内部组织运转而言，远不如公司来得民主。持股股东总能用脚投票，随时出售其股票，而工会会员则别无选择，他不得不继续做着他的会员，否则将生计无着。就社会而言，公司管理层对政治和社会权力的主张与工会领导人对这种权力的要求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两者无非半斤八两，谁也未能拥有真正的合法性基础。工会成员的多数式决策，就像持股股东的个人财产权的多数式决策一样，都同样只是一种法律预制。这一点对那些谨遵所有规则、例行选举、出版报告和致力于教育其成员积极参与工会事务的工会固然是真实无疑的，而对那些十年都难得举行一次选举，只是用铁腕强制方法管理，只知道让其成员定期缴纳会费却不允许他们发表任何意见的工会（这在美国不乏人知）也同样千真万确。因为正是工会成员自己放弃了这种法律预制给他们的权力与责任。假如某一个工会，其成员积极选定和大加指导其领导人，那么这个工会就只是个孱弱无能和挣扎难系的工会——这就像持股股东往往会在初创公司的早期发展阶段积极参与其经营管理一样。而一个工会或一家公司一旦强大起来并且站稳了脚跟，其必要的管理层就会变得能使自身长久存在并且独断专制起来。

现代的工会领导层与现代的公司管理层实际上存在极深的对应关系。他们发展起来就是为了与公司管理层打交道，而且他们的运作也基于同样的原则。相对于公司是正面而言，他们就是反面。双方之间的区别非常细微，倘若工会领导层与工业经理们异位而处，也根本难以察觉出有什么不同。在所有工业国家中，企业管理层与工会领导层所要求的个性类型和处事权谋实际上是相同的。在英国，在行业协会、卡特尔和工业联盟中取得成功（这是该国实际管理权的宝座）所需要的品质，与成功的英国行业工会领袖所具备的典型品质，有着惊人的相似。除了诸如他们上的是不同的学校之类事实性区别以外，二者几乎可以彼此互换。不过，这种类型的“公务人员”在英国的公共生活中确实不可多得。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也是如此。那些克勤克俭、迂腐乏味、奉公守法而又缺乏想象力的行业工会官僚，与那些同样克勤克俭同样缺乏想象力的卡特尔或行业协会官僚、辛迪加和商会的秘书等，都好像是从同一个模子中铸出来的。

这一论点在美国可以得到最惊人的确证。上一代的行业工会领导层，无论他是个塞缪尔·龚帕斯还是个威廉·格林，都极其忠实地反映出了1914年的战前年代里那种保守的、极其怯懦无为的银行从业人员或公司法律顾问之类管理层的形象。那些在大萧条期间涌现出来的的权力与责任。假如某一个工会，其成员积极选定和大加指导其领导人，那么这个工会就只是个孱弱无能和挣扎难系的工会——这就像持股股东往往会在初创公司的早期发展阶段积极参与其经营管理一样。而一个工会或一家公司一旦强大起来并且站稳了脚跟，其必要的管理层就会变得能使自身长久存在并且独断专制起来。

现代的工会领导层与现代的公司管理层实际上存在极深的对应关系。他们发展起来就是为了与公司管理层打交道，而且他们的运作也基于同样的原则。相对于公司是正面而言，他们就是反面。双方之间的区别非常细微，倘若工会领导层与工业经理们异位而处，也根本难以察觉出有什么不同。在所有工业国家中，企业管理层与工会领导层所要求的个性类型和处事权谋实际上是相同的。在英国，在行业协会、卡特尔和工业联盟中取得成功（这是该国实际管理权的宝座）所需要的品质，与成功的英国行业工会领袖所具备的典型品质，有着惊人的相似。除了诸如他们上的是不同的学校之类事实性区别以外，二者几乎可以彼此互换。不过，这种类型的“公务人员”在英国的公共生活中确实不可多得。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也是如此。那些克勤克俭、迂腐乏味、奉公守法而又缺乏想象力的行业工会官僚，与那些同样克勤克俭同样缺乏想象力的卡特尔或行业协会官僚、辛迪加和商会的秘书等，都好像是从同一个模子中铸出来的。

这一论点在美国可以得到最惊人的确证。上一代的行业工会领导层，无论他是个塞缪尔·龚帕斯还是个威廉·格林，都极其忠实地反映出了1914年的战前年代里那种保守的、极其怯懦无为的银行从业人员或公司法律顾问之类管理层的形象。那些在大萧条期间涌现出来的新的行业工会领导人，与公用事业领域里那些金字塔式持股公司的大亨们，还有20世纪20年代主宰了美国工业界的声名显赫但纯粹是投机性的工业帝国的那些草率从事的缔造者们，几乎并无二致。而且随着公司经营管理的潮流，仅仅稍后几年，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类型的工会领导层：专业人员和效率专家，他们将工会视为自治性的制度性实体，就如同现代的管理层看待其公司那样。

用工会领导层取代公司管理层作为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当然，不能作为决定性的权力，因为那是工会纲领所不允许的），并不会对社会结构造成什么真正的变化。所谓换汤不换药，改换的只是统治者，而统治还是原样没变。这种变化不可能建立功能社会的首要先决条件，即其决定性权力具备合法性。它实际上只能增加非合法性权力所面临的危险。公司的管理层可谓多如牛毛，即便在我们这种“垄断竞争性经济”中，竞争也常常阻碍着有关的政治行动。而只要少数几个工会领袖就可能勾结联合，结成严密的小圈子。

工联主义也未能提供功能社会的另一个先决性条件，即个人的社会融合。工联主义社会成员的身份和功能到底是什么？其生活中的社会目的到底又是什么？同时，工联主义社会所能实现的个人目的到底是什么？工会的天职就是必须促使同一产业的所有情形相当的工厂能够享受平等的待遇条件。因此，它不能允许某家工厂在功能上整合其工人及其工作，而自成一体为一个独立社区，它只能在政治和经济上保护工人免受剥削。但是一旦优势已定，在曾经的被剥削工人的工会翻身成了主人以后，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也都不可能有答案。新的行业工会领导人，与公用事业领域里那些金字塔式持股公司的大亨们，还有20世纪20年代主宰了美国工业界的声名显赫但纯粹是投机性的工业帝国的那些草率从事的缔造者们，几乎并无二致。而且随着公司经营管理的潮流，仅仅稍后几年，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类型的工会领导层：专业人员和效率专家，他们将工会视为自治性的制度性实体，就如同现代的管理层看待其公司那样。

用工会领导层取代公司管理层作为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当然，不能作为决定性的权力，因为那是工会纲领所不允许的），并不会对社会结构造成什么真正的变化。所谓换汤不换药，改换的只是统治者，而统治还是原样没变。这种变化不可能建立功能社会的首要先决条件，即其决定性权力具备合法性。它实际上只能增加非合法性权力所面临的危险。公司的管理层可谓多如牛毛，即便在我们这种“垄断竞争性经济”中，竞争也常常阻碍着有关的政治行动。而只要少数几个工会领袖就可能勾结联合，结成严密的小圈子。

工联主义也未能提供功能社会的另一个先决性条件，即个人的社会融合。工联主义社会成员的身份和功能到底是什么？其生活中的社会目的到底又是什么？同时，工联主义社会所能实现的个人目的到底是什么？工会的天职就是必须促使同一产业的所有情形相当的工厂能够享受平等的待遇条件。因此，它不能允许某家工厂在功能上整合其工人及其工作，而自成一体为一个独立社区，它只能在政治和经济上保护工人免受剥削。但是一旦优势已定，在曾经的被剥削工人的工会翻身成了主人以后，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也都不可能有答案。工联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一旦作为其建立的初衷所要纠正的那些情况消失，这种政治力量也就会跟着瓦解消失。没有比一个已建立成型的、成功的、作为新生事物的工会体系更脆弱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了。在政治上，工联主义和工会在其起步时期反对严重不平等和作为抱持着狂热而神圣的事业感的少数派时，确实可以说是强大有力的。一旦它们成长壮大、占据了优势并且众所瞩目，就开始变得松松垮垮、了无生气了。这是因为，工联主义和行业工会的特点就是作为一种批判、一种纠正、一种抗体而存在的。如果大多数的工人已被组织起来，如果大多数大企业都与工会达成了协议，行业工会也就失去了几乎所有功能，除了行政功能。由于该组织必要的集权特性（一些大的工会都有几名全国性的主席和书记），它们很可能不会遭到什么真正的反抗就被破坏。因为在工联主义不再是什么党派问题而已是既成事实的国度，总罢工的威胁已不具有现实性。

看上去曾经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强大、组织最完美并且管理最完善的行业工会组织——德国的行业工会，却没有任何抵抗就被缴械占领和破坏殆尽了。希特勒只是逮捕了一些工会领导人，占领了一些工会中央办公室，再查抄了几十册账本，就这样，作为工业欧洲最强大、最成功的行业工会体系就此销声匿迹、不复存在了。对纳粹政权而言，操控企业管理层要比破坏工会困难得多。企业管理层人数更加众多，而且他们不像工会那样集中在一起，何况，他们作为技术性人员还有可利用价值。7年以后，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不过地点挪到了法国——另一个完全工会化了的国家。

工联主义不可能成为功能性社会的基础。而且，它也不可能成为工联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一旦作为其建立的初衷所要纠正的那些情况消失，这种政治力量也就会跟着瓦解消失。没有比一个已建立成型的、成功的、作为新生事物的工会体系更脆弱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了。在政治上，工联主义和工会在其起步时期反对严重不平等和作为抱持着狂热而神圣的事业感的少数派时，确实可以说是强大有力的。一旦它们成长壮大、占据了优势并且众所瞩目，就开始变得松松垮垮、了无生气了。这是因为，工联主义和行业工会的特点就是作为一种批判、一种纠正、一种抗体而存在的。如果大多数的工人已被组织起来，如果大多数大企业都与工会达成了协议，行业工会也就失去了几乎所有功能，除了行政功能。由于该组织必要的集权特性（一些大的工会都有几名全国性的主席和书记），它们很可能不会遭到什么真正的反抗就被破坏。因为在工联主义不再是什么党派问题而已是既成事实的国度，总罢工的威胁已不具有现实性。

看上去曾经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强大、组织最完美并且管理最完善的行业工会组织——德国的行业工会，却没有任何抵抗就被缴械占领和破坏殆尽了。希特勒只是逮捕了一些工会领导人，占领了一些工会中央办公室，再查抄了几十册账本，就这样，作为工业欧洲最强大、最成功的行业工会体系就此销声匿迹、不复存在了。对纳粹政权而言，操控企业管理层要比破坏工会困难得多。企业管理层人数更加众多，而且他们不像工会那样集中在一起，何况，他们作为技术性人员还有可利用价值。7年以后，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不过地点挪到了法国——另一个完全工会化了的国家。

工联主义不可能成为功能性社会的基础。而且，它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运动的基础。它本质上只是公司管理层的一个影子，既不可能接替管理层经理们的位置，更不可能超越压倒经理们。

虽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通往功能性工业社会的各条捷径中，没有一条能抵达其初衷之地。它们也并不都是一无是处或徒劳无益，它们都将对未来社会形成重大贡献——如果能够不通过政治革命，或者不经历社会崩溃，并且不毁灭我们的社会自由，我们也能成功地实现将来的自由工业社会的话。然而，这些运动和见解对未来工业社会的贡献，都将只是局限于一些次要的和技术性的方面，而不能提供基础性的东西。

尽管治标的方案千千万，却没有一个能够治本，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只能期待着奇迹的发生，希望或迟或早会有一种努力来将我们目前的这个工业的非社会建设成一个十全十美的功能性社会。这种尝试在詹姆斯·伯恩哈姆最近一本著作中得到反映，这本书在我们这个国[4]家已经引起了巨大反响。

伯恩哈姆先生宣称管理权是一种合法性权力。更重要的是，他实际上只是大声道出了许许多多经理一直思考而不可得的问题；他根本不认为涉及什么合法性问题。按照他的说法，经理阶层的兴起，“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个管理型社会，管理层作为统治者居中高坐。无论是纳粹主义还是罗斯福新政，在他看来都只是笼罩在同样管理规则上的不同“门面”而已。至于这一统治所依托其上的资格有什么问题的话，伯恩哈姆先生假定，完全可以量身定做一种相应的意识形态并将其灌输推销给普世民众。按照他的说法，这一点已经做到了，在处理财产权和之前一切合法性权力的资格之前。一个强大的政治运动的基础。它本质上只是公司管理层的一个影子，既不可能接替管理层经理们的位置，更不可能超越压倒经理们。

虽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通往功能性工业社会的各条捷径中，没有一条能抵达其初衷之地。它们也并不都是一无是处或徒劳无益，它们都将对未来社会形成重大贡献——如果能够不通过政治革命，或者不经历社会崩溃，并且不毁灭我们的社会自由，我们也能成功地实现将来的自由工业社会的话。然而，这些运动和见解对未来工业社会的贡献，都将只是局限于一些次要的和技术性的方面，而不能提供基础性的东西。

尽管治标的方案千千万，却没有一个能够治本，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只能期待着奇迹的发生，希望或迟或早会有一种努力来将我们目前的这个工业的非社会建设成一个十全十美的功能性社会。这种尝试在詹姆斯·伯恩哈姆最近一本著作中得到反映，这本书在我们这个国[4]家已经引起了巨大反响。

伯恩哈姆先生宣称管理权是一种合法性权力。更重要的是，他实际上只是大声道出了许许多多经理一直思考而不可得的问题；他根本不认为涉及什么合法性问题。按照他的说法，经理阶层的兴起，“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个管理型社会，管理层作为统治者居中高坐。无论是纳粹主义还是罗斯福新政，在他看来都只是笼罩在同样管理规则上的不同“门面”而已。至于这一统治所依托其上的资格有什么问题的话，伯恩哈姆先生假定，完全可以量身定做一种相应的意识形态并将其灌输推销给普世民众。按照他的说法，这一点已经做到了，在处理财产权和之前一切合法性权力的资格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