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问们都在自问：

“问题是：财政部会遵循规则吗……预算局对国家改革有自己的想法（……）在行政层面上，当我们建立像国家改革总署这样的部际机构时，我们会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引起所有部门的集体抗议？我们有帮手吗？预算局是否会找国家改革总署的麻烦呢？财政部部长阿兰·玛德兰办公室副主任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们打预算的主意，那我们就奉陪到底。’”（总理顾问访谈）

事实上，预算局将国家改革总署的成立视为一种干扰，认为后者可能会质疑其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采取的审慎举措。国家改革具有的“公共”维度构成对预算局“秘密”干预行为的威胁：

“国家改革的方式是不对的，因为这使国家改革成为了引人注目的政治问题，需要采取一系列显著的夸张的措施。改革的可见度和质量之间并不成正比，当国家内部正在进行更为有效的改革时，它并不一定是公开可见的。”［预算局官员、阿兰·玛德兰的预算顾问、预算局办公室主任（1995年8—10月）访谈］

许多措施令预算局花费大量精力进行了干预。在第5个方针（公共职能革新）中，改革薪酬制度（24号改革）最初旨在将公务员的薪酬透明化，尤其是要将分种类、分行业的奖金机制透明化。意识到这项举措将带来的冲突和指责之后，预算局在11月成功地要求取消该项措施。改革措施中有一项内容，是要将部际操作的部分内容留给大区长和省长来执行，这项措施得到了内政部的支持。而在12月6日顾问们都在自问：

“问题是：财政部会遵循规则吗……预算局对国家改革有自己的想法（……）在行政层面上，当我们建立像国家改革总署这样的部际机构时，我们会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引起所有部门的集体抗议？我们有帮手吗？预算局是否会找国家改革总署的麻烦呢？财政部部长阿兰·玛德兰办公室副主任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们打预算的主意，那我们就奉陪到底。’”（总理顾问访谈）

事实上，预算局将国家改革总署的成立视为一种干扰，认为后者可能会质疑其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采取的审慎举措。国家改革具有的“公共”维度构成对预算局“秘密”干预行为的威胁：

“国家改革的方式是不对的，因为这使国家改革成为了引人注目的政治问题，需要采取一系列显著的夸张的措施。改革的可见度和质量之间并不成正比，当国家内部正在进行更为有效的改革时，它并不一定是公开可见的。”［预算局官员、阿兰·玛德兰的预算顾问、预算局办公室主任（1995年8—10月）访谈］

许多措施令预算局花费大量精力进行了干预。在第5个方针（公共职能革新）中，改革薪酬制度（24号改革）最初旨在将公务员的薪酬透明化，尤其是要将分种类、分行业的奖金机制透明化。意识到这项举措将带来的冲突和指责之后，预算局在11月成功地要求取消该项措施。改革措施中有一项内容，是要将部际操作的部分内容留给大区长和省长来执行，这项措施得到了内政部的支持。而在12月6日的会议上，经济与财政部代表明确表达了对加强大区长和省长权力的反对。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也被无限地延期了。

“89号提议：赋予大区长和省长真正的操作余地。经济与财政部完全反对这项措施。这意味着从今以后，各大区长和省长将拥有一定数量的专业人员来执行部际性质的举措（……）然而我们认为，现如今这样的方式是不充分的。国家改革总署做出的将部分部际工作分权到各大区长和省长的提议，是与现实情况相背离的：首先，它很可能与国家管理责任落实的逻辑相冲突；此外，它还会带来明显的财务问题，因为很难避免复杂的职位与经费合并问题；最后，它还面临着重大的司法障碍，因为它将质疑现有工作及经费安排的专业性。出于这些考虑，经济与财政部提议只(30)将人事安排权力下放给各大区长和省长，以执行部际举措。”

在放宽“预算-会计”管理程序方面，财政部拒绝承认国家改革总署拥有任何决策权。财政部指出，自己已经采取很多措施来减少行政良好运作的障碍（由政府对公共事业经管、制定预算管理规则、放宽预先许可、财政监管权力下放改革、传输自动化）。国家改革总署为财政部提议的所有组织变革（修改部门核心结构、设立针对食物链监察问题的公共机构、金融服务网络合理化、重新整合管理部门）被悉数忽略。有时候财政部会受到国家改革总署多数派的围攻，这个部门会以“要避免任何一项未经部门公职人员共同商定的改革通告”作为理由，拒绝国家改革总署的提议。

国家改革总署与内政部的谈判同样遇到了阻力，看似不太激烈，但依然切实存在。在草案的第四个方针“委任职务”中，“根据总理的会议上，经济与财政部代表明确表达了对加强大区长和省长权力的反对。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也被无限地延期了。

“89号提议：赋予大区长和省长真正的操作余地。经济与财政部完全反对这项措施。这意味着从今以后，各大区长和省长将拥有一定数量的专业人员来执行部际性质的举措（……）然而我们认为，现如今这样的方式是不充分的。国家改革总署做出的将部分部际工作分权到各大区长和省长的提议，是与现实情况相背离的：首先，它很可能与国家管理责任落实的逻辑相冲突；此外，它还会带来明显的财务问题，因为很难避免复杂的职位与经费合并问题；最后，它还面临着重大的司法障碍，因为它将质疑现有工作及经费安排的专业性。出于这些考虑，经济与财政部提议只(30)将人事安排权力下放给各大区长和省长，以执行部际举措。”

在放宽“预算-会计”管理程序方面，财政部拒绝承认国家改革总署拥有任何决策权。财政部指出，自己已经采取很多措施来减少行政良好运作的障碍（由政府对公共事业经管、制定预算管理规则、放宽预先许可、财政监管权力下放改革、传输自动化）。国家改革总署为财政部提议的所有组织变革（修改部门核心结构、设立针对食物链监察问题的公共机构、金融服务网络合理化、重新整合管理部门）被悉数忽略。有时候财政部会受到国家改革总署多数派的围攻，这个部门会以“要避免任何一项未经部门公职人员共同商定的改革通告”作为理由，拒绝国家改革总署的提议。

国家改革总署与内政部的谈判同样遇到了阻力，看似不太激烈，但依然切实存在。在草案的第四个方针“委任职务”中，“根据总理提议来任命大区长和省长”的提议违背了内政部当局的运行逻辑，因此这一提议未予采纳。国家改革总署还主张在内政部进行管理机构的(31)重组，来适应公民的安全需要。内政部回应道，“这个提议的真正实施会受到限制”，根据现在的政府结构，是无法对中央行政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例如将法国军备总署、地方政府管理总局及国土整治与地区行动委员会这几个部门进行整合是不可能的。内政部补充道，它看不出将国家警察总局的服务业务进行外包可以带来什么好处。中央政府这样的非层叠式分布有可能给外勤部门之间的合作行动带来不利(32)影响。

国家改革总署与公共职能部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不同的。公共复兴计划将行政现代化任务委托给了专门负责公职人员法规的公共职能部，因此在朱佩首届政府中，国家改革部（国家改革总署的直接领导部门）以与公共服务复兴计划决裂的名义与公共职能部割裂开来。因此，从9月到11月，国家改革总署受国家改革部领导支配。在朱佩第二届政府11月8日改组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公共职能部和国家改革部重新组建成一个部，并由多米尼克·贝尔本领导。在三年计划草案的协商谈判过程中，国家改革总署接受公共职能部的支配，从而实现了公共职能与行政管理总局自1988年以来始终主张的体制整合。虽然公共职能部和国家改革总署之间的关系并不属于冲突对立关系，但公共职能部明显影响国家改革总署的工作和谈判过程：从1996年1月初开始，政治权力行使条件的变化以及总理权力的弱化对国家改革总署的回旋余地产生了很大影响。

事实上，国家改革总署和各部之间矛盾的解决首先需要总理的支持和权威。然而，关于重组的新管理剧目从1995年11月起开始显现提议来任命大区长和省长”的提议违背了内政部当局的运行逻辑，因此这一提议未予采纳。国家改革总署还主张在内政部进行管理机构的(31)重组，来适应公民的安全需要。内政部回应道，“这个提议的真正实施会受到限制”，根据现在的政府结构，是无法对中央行政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例如将法国军备总署、地方政府管理总局及国土整治与地区行动委员会这几个部门进行整合是不可能的。内政部补充道，它看不出将国家警察总局的服务业务进行外包可以带来什么好处。中央政府这样的非层叠式分布有可能给外勤部门之间的合作行动带来不利(32)影响。

国家改革总署与公共职能部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不同的。公共复兴计划将行政现代化任务委托给了专门负责公职人员法规的公共职能部，因此在朱佩首届政府中，国家改革部（国家改革总署的直接领导部门）以与公共服务复兴计划决裂的名义与公共职能部割裂开来。因此，从9月到11月，国家改革总署受国家改革部领导支配。在朱佩第二届政府11月8日改组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公共职能部和国家改革部重新组建成一个部，并由多米尼克·贝尔本领导。在三年计划草案的协商谈判过程中，国家改革总署接受公共职能部的支配，从而实现了公共职能与行政管理总局自1988年以来始终主张的体制整合。虽然公共职能部和国家改革总署之间的关系并不属于冲突对立关系，但公共职能部明显影响国家改革总署的工作和谈判过程：从1996年1月初开始，政治权力行使条件的变化以及总理权力的弱化对国家改革总署的回旋余地产生了很大影响。

事实上，国家改革总署和各部之间矛盾的解决首先需要总理的支持和权威。然而，关于重组的新管理剧目从1995年11月起开始显现出日益强大的政治可行性，导致国家改革总署和总理代表的仲裁能力和资源的衰落。权力削弱的首要原因是结构性的，这要归结于“朱佩首届政府”的内部改革。自从1995年夏天开始，总理和经济与财政部部长阿兰·玛德兰之间关于经济改革方向的矛盾逐渐加剧。关于公共职能的辩论揭露了他们之间的不和，也是对与行政有关的问题给予高度政治关注的标志。1995年8月24日，阿兰·玛德兰通过欧洲第一广播电台揭露了庇护部门公职人员所获取的利益，以及与私营部门退休人员甚至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者相比，公共部门退休人员分担更少的(33)社会费用。部长的此番言论在几天之后的总理与各工会召开的会议上，很快激起反对派和工会组织的抗议。改革抗议的不断增加导致了经济与财政部部长的辞职。1995年9月的通告确认了传统经济政策的回归：放弃社会政策、放弃复兴措施、中断税制改革（增加税收）以及机构改革。这些变化对行政体系产生了影响，因为公共职能领域的薪酬冻结政策最终确定了下来。1995年9月，各大报刊不断将希拉克(34)计划形容为“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下，1995年11月8日的内阁改组成为总理行使权力的新尝试。“朱佩2号”政府是紧缩型政府（33位内阁成员，而不是之前的43位），部长们与总理关系密切，比如预算部部长代表兼政府发言人阿兰·拉马苏尔以及公共职能、国家改革与地方分权部部长多米尼克·贝尔本。公共职能部和国家改革部的重新合并，使得“朱佩1号”政府的孤立策略丧失了合理性。这次重组除了体现出罗卡尔团队选择的稳固性，还导致了政府对行政管理干预的变化：1995年11月，在提交改革计划的同时，国家改革总署失去了它试图建立的机构自主权。

1995年第四季度，总理执政条件的动荡不仅仅是内阁改组的结出日益强大的政治可行性，导致国家改革总署和总理代表的仲裁能力和资源的衰落。权力削弱的首要原因是结构性的，这要归结于“朱佩首届政府”的内部改革。自从1995年夏天开始，总理和经济与财政部部长阿兰·玛德兰之间关于经济改革方向的矛盾逐渐加剧。关于公共职能的辩论揭露了他们之间的不和，也是对与行政有关的问题给予高度政治关注的标志。1995年8月24日，阿兰·玛德兰通过欧洲第一广播电台揭露了庇护部门公职人员所获取的利益，以及与私营部门退休人员甚至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者相比，公共部门退休人员分担更少的(33)社会费用。部长的此番言论在几天之后的总理与各工会召开的会议上，很快激起反对派和工会组织的抗议。改革抗议的不断增加导致了经济与财政部部长的辞职。1995年9月的通告确认了传统经济政策的回归：放弃社会政策、放弃复兴措施、中断税制改革（增加税收）以及机构改革。这些变化对行政体系产生了影响，因为公共职能领域的薪酬冻结政策最终确定了下来。1995年9月，各大报刊不断将希拉克(34)计划形容为“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下，1995年11月8日的内阁改组成为总理行使权力的新尝试。“朱佩2号”政府是紧缩型政府（33位内阁成员，而不是之前的43位），部长们与总理关系密切，比如预算部部长代表兼政府发言人阿兰·拉马苏尔以及公共职能、国家改革与地方分权部部长多米尼克·贝尔本。公共职能部和国家改革部的重新合并，使得“朱佩1号”政府的孤立策略丧失了合理性。这次重组除了体现出罗卡尔团队选择的稳固性，还导致了政府对行政管理干预的变化：1995年11月，在提交改革计划的同时，国家改革总署失去了它试图建立的机构自主权。

1995年第四季度，总理执政条件的动荡不仅仅是内阁改组的结果。在冻结薪酬以及宣布可能对公务员退休养恤金进行改革后，1995年的10月10日，所有的公共职能工会组织展开了一场大罢工。“公共职能”问题与“国家改革”问题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关于社会保障的朱佩计划（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于公共部门养恤金改革）公布一周之后，1995年11月15日，社会矛盾在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和巴黎自治运输公司中爆发，邮政局和法国电力公司紧随其后，接下来就扩散到了其他公共部门，尤其是在教师队伍中扩散开来。在11月24日（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开始罢工）至12月16日（在政府宣布撤销与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签订的规划合同以及终止威胁到现行退休制度的措施后，实施复工）期间，冲突最为激烈。1995年11月，尤其是接下来的12月，爆发的社会运动和罢工运动越来越多。抗议范围之大，抗议形式之多，还有抗议者们以精英危机和公共决策危机作出的解读，共同构成了历史性的社会大事件，对行使行政权力的条件提出了深度质疑。当然，公共职能队伍并没有被动员起来，冲突只是发生在大型公共企业内部。而“国家改革”这个标签也并不是这些冲突的直接触发因素。不过，公务员退休机制确实成了政府干预行政的重点，且所拟定的政策亦是针对所有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从那时起，对国家改革以及国家改革在政府日程中所占据位置的思考已然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在1995年10月底就初现端倪，到12月彻底爆发了。当国家改革专员将包含245项提议的三年改革计划草案递交给多米尼克·贝尔本时，计划的落实条件（如果曾经存在的话）已不再符合当前政治权力关系的现实。1995年11月28日，本该在11月底公布的国家改(35)革三年计划被推迟到了12月11日，最终又被推迟了1个月之久。

这些政治背景变化的结果，就是严重地影响到了国家改革总署与果。在冻结薪酬以及宣布可能对公务员退休养恤金进行改革后，1995年的10月10日，所有的公共职能工会组织展开了一场大罢工。“公共职能”问题与“国家改革”问题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关于社会保障的朱佩计划（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于公共部门养恤金改革）公布一周之后，1995年11月15日，社会矛盾在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和巴黎自治运输公司中爆发，邮政局和法国电力公司紧随其后，接下来就扩散到了其他公共部门，尤其是在教师队伍中扩散开来。在11月24日（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开始罢工）至12月16日（在政府宣布撤销与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签订的规划合同以及终止威胁到现行退休制度的措施后，实施复工）期间，冲突最为激烈。1995年11月，尤其是接下来的12月，爆发的社会运动和罢工运动越来越多。抗议范围之大，抗议形式之多，还有抗议者们以精英危机和公共决策危机作出的解读，共同构成了历史性的社会大事件，对行使行政权力的条件提出了深度质疑。当然，公共职能队伍并没有被动员起来，冲突只是发生在大型公共企业内部。而“国家改革”这个标签也并不是这些冲突的直接触发因素。不过，公务员退休机制确实成了政府干预行政的重点，且所拟定的政策亦是针对所有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从那时起，对国家改革以及国家改革在政府日程中所占据位置的思考已然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在1995年10月底就初现端倪，到12月彻底爆发了。当国家改革专员将包含245项提议的三年改革计划草案递交给多米尼克·贝尔本时，计划的落实条件（如果曾经存在的话）已不再符合当前政治权力关系的现实。1995年11月28日，本该在11月底公布的国家改(35)革三年计划被推迟到了12月11日，最终又被推迟了1个月之久。

这些政治背景变化的结果，就是严重地影响到了国家改革总署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