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公开质疑董事会议案都将有助于打破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

（四）打破任人唯亲董事会文化的实现路径从第三部分的讨论我们看到，看起来属于文化范畴的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其形成的背后有着深深的制度设计和实施的烙印。因此，在寻求缓解任人唯亲董事会文化的可能实现途径时，相关制度设计和实施的完善至关重要。

第一，股权结构的多元化。第一部分的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股权结构上的“一股独大”是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形成的特殊制度根源。与股权高度分散的上市公司不同，我国“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逐步形成以董事长这一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心的内部人控制格局。因此，改变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局面成为打破任人唯亲董事会文化的关键。

理论上，几家大股东分权控制（shared cotrol）将会导致有利于外部分散股东利益保护的折中效应（compromise effect）的出现。处于控制性地位的几家股东尽管有极强的愿望避免发生观点的不一致，但事后讨价还价最终形成的决议，往往能够阻止经理人所做出的符合控股股东的利益但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商业决定。分权控制因而成为缓解“一股独大”格局下容易滋生的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的重要制度安排。我们看到，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正在积极推进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变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状，形成股权制衡和分权控制的局面。当然，第三部分的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之所以会形成“一股独大”股权结构，与我国目前法律对投资者权利保护不足和基本市场制度存在缺陷有关，因而法律对投资者权利还是公开质疑董事会议案都将有助于打破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

（四）打破任人唯亲董事会文化的实现路径从第三部分的讨论我们看到，看起来属于文化范畴的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其形成的背后有着深深的制度设计和实施的烙印。因此，在寻求缓解任人唯亲董事会文化的可能实现途径时，相关制度设计和实施的完善至关重要。

第一，股权结构的多元化。第一部分的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股权结构上的“一股独大”是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形成的特殊制度根源。与股权高度分散的上市公司不同，我国“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逐步形成以董事长这一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心的内部人控制格局。因此，改变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局面成为打破任人唯亲董事会文化的关键。

理论上，几家大股东分权控制（shared cotrol）将会导致有利于外部分散股东利益保护的折中效应（compromise effect）的出现。处于控制性地位的几家股东尽管有极强的愿望避免发生观点的不一致，但事后讨价还价最终形成的决议，往往能够阻止经理人所做出的符合控股股东的利益但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商业决定。分权控制因而成为缓解“一股独大”格局下容易滋生的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的重要制度安排。我们看到，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正在积极推进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变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状，形成股权制衡和分权控制的局面。当然，第三部分的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之所以会形成“一股独大”股权结构，与我国目前法律对投资者权利保护不足和基本市场制度存在缺陷有关，因而法律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改善和基本市场制度的形成是改变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格局，从而打破任人唯亲董事会文化更为根本和基础的途径。

第二，使董事会真正成为公司治理的权威。目前国有企业的基本营运模式除了通过国有资产管理链条“管资本”外，还通过自上而下的人事任免体系和国企官员晋升考核事实上对企业营运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使得国企所有权与经营权无法真正分离，在企业组织形态上类似于基于家庭作坊的“新古典资本主义企业”。传统的新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没有代理冲突，而现代公司区别于家庭作坊式的“新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在于基于专业化分工思想的资本社会化和经理人职业化，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避免非专业的出资人对职业经理人经营管理决策的干预，以提升企业的运行效率。我们看到，目前“不仅管资本还要管企业”的国企既没有利用社会专业化分工提高效率，同时由于所有者缺位和长的委托代理链条，同样也没有很好解决代理问题，成为存在代理冲突的“新古典资本主义企业”。在上述意义上，我国国企未来需要一场“现代公司革命”。

开展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国有企业现代公司革命的开展带来契机。我们知道，民间资本对参与混合所有制改制的最大担心来自作为控股股东的国有资本对民间资本的可能侵吞和掏空。大量的研究表明，控股股东会以关联交易、资金占用（应收、应付、其他应收、其他应付）和贷款担保等方式来对所控制的控股公司实现挖掘和掏空，从而使外部分散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要使民营资本和“资本的混合有助于实现保值增值”的国有资本一样从资本的混合中有利可保护的改善和基本市场制度的形成是改变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格局，从而打破任人唯亲董事会文化更为根本和基础的途径。

第二，使董事会真正成为公司治理的权威。目前国有企业的基本营运模式除了通过国有资产管理链条“管资本”外，还通过自上而下的人事任免体系和国企官员晋升考核事实上对企业营运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使得国企所有权与经营权无法真正分离，在企业组织形态上类似于基于家庭作坊的“新古典资本主义企业”。传统的新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没有代理冲突，而现代公司区别于家庭作坊式的“新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在于基于专业化分工思想的资本社会化和经理人职业化，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避免非专业的出资人对职业经理人经营管理决策的干预，以提升企业的运行效率。我们看到，目前“不仅管资本还要管企业”的国企既没有利用社会专业化分工提高效率，同时由于所有者缺位和长的委托代理链条，同样也没有很好解决代理问题，成为存在代理冲突的“新古典资本主义企业”。在上述意义上，我国国企未来需要一场“现代公司革命”。

开展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国有企业现代公司革命的开展带来契机。我们知道，民间资本对参与混合所有制改制的最大担心来自作为控股股东的国有资本对民间资本的可能侵吞和掏空。大量的研究表明，控股股东会以关联交易、资金占用（应收、应付、其他应收、其他应付）和贷款担保等方式来对所控制的控股公司实现挖掘和掏空，从而使外部分散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要使民营资本和“资本的混合有助于实现保值增值”的国有资本一样从资本的混合中有利可图，从而实现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激励相容，就需要建立平衡和保障不同性质股份利益的制度安排。例如，作为控股股东的国有资本能够做出不利用控股地位来侵吞、隧道挖掘民间资本利益的可置信承诺。因而，如何使国有资本所做的相关承诺变得可置信成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成功的关键。

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救市实践以及2014年阿里美国上市带来的新兴市场公司治理结构创新的思考，为我们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制度设计带来启发。我们首先来看美国政府救市实践。从动用财政资金对陷入危机的企业直接国有化，到持有不具有表决权的优先股，到仅仅为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美国政府救市政策三个阶段变化的共同考量是如何避免政府对微观层面企业经营管理决策行为的干预，因为经营管理企业并不是缺乏经营信息的政府的专长。这被一些分析者认为是美国近年来经济强劲复苏的制度设计原因之一。而阿里则通过推出类似于“不平等投票权”的合伙人制度在美国成功上市。那么，阿里主要控股股东软银和雅虎等为什么会选择把更多的控制性权力交给以马云为首的合伙人？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由于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很多业务模式投资者根本无法把握。而此时把更多控制权交给具有信息优势、有效把握业务模式的马云团队，自身退化为普通的资金提供者，对于外部投资者而言显然是最优的。这是外部分散投资者基于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和对于业务模式的信息不对称的现状做出的理性选择。

上述实践带给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直接启发是，也许国有资本可以考虑向美国政府和阿里股东学习，通过持有（附加一定条件，同时达图，从而实现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激励相容，就需要建立平衡和保障不同性质股份利益的制度安排。例如，作为控股股东的国有资本能够做出不利用控股地位来侵吞、隧道挖掘民间资本利益的可置信承诺。因而，如何使国有资本所做的相关承诺变得可置信成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成功的关键。

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救市实践以及2014年阿里美国上市带来的新兴市场公司治理结构创新的思考，为我们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制度设计带来启发。我们首先来看美国政府救市实践。从动用财政资金对陷入危机的企业直接国有化，到持有不具有表决权的优先股，到仅仅为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美国政府救市政策三个阶段变化的共同考量是如何避免政府对微观层面企业经营管理决策行为的干预，因为经营管理企业并不是缺乏经营信息的政府的专长。这被一些分析者认为是美国近年来经济强劲复苏的制度设计原因之一。而阿里则通过推出类似于“不平等投票权”的合伙人制度在美国成功上市。那么，阿里主要控股股东软银和雅虎等为什么会选择把更多的控制性权力交给以马云为首的合伙人？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由于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很多业务模式投资者根本无法把握。而此时把更多控制权交给具有信息优势、有效把握业务模式的马云团队，自身退化为普通的资金提供者，对于外部投资者而言显然是最优的。这是外部分散投资者基于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和对于业务模式的信息不对称的现状做出的理性选择。

上述实践带给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直接启发是，也许国有资本可以考虑向美国政府和阿里股东学习，通过持有（附加一定条件，同时达到一定比例的）优先股来向民间资本做出排除隧道挖掘、直接干预和经营企业的庄重承诺，以此更好地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目的。按照上述模式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国有资本运行机构将根据上市公司过去的业绩表现和公司治理状况增持或减持优先股，来引导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评价。这是通过标准的市场行为而不是行政途径来向上市公司施加改善业绩表现和公司治理的外在压力。国有资本由此扮演着没有表决权的机构投资者的积极股东角色。董事会由具有表决权的其他外部股东选举产生，并成为公司治理的真正权威。公司高管则由董事会从职业经理人市场聘用。除了内部治理机制，混改后的公司还要借助严格信息披露等市场监管、法律对投资者权利保护举措（举证倒置、集体诉讼）的推出以及媒体监督、税务实施等法律外制度共同形成公司治理的外部制度环境。我们预期，董事会成为公司治理的真正权威之日就是我国上市公司任人唯亲董事会文化得到极大缓解之时。

第三，外部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形成和独董的职业关注。我国一些上市公司新产生的经理人既非内部晋升，也非严格意义上的外部聘用，而是来自与上市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和资本关联的企业集团内部的岗位轮换。从2005年到2011年，外部聘用的比例虽然在波动中有所提高，但并没有改变我国上市公司逐步形成的内部晋升为主，辅之以岗位轮换和外部聘用的经理人产生来源格局。既非来自内部晋升，又非来自严格意义上的外部聘用的岗位轮换，其占比高于外部聘用，成为除内部晋升之外经理人最重要的产生来源。如果把内部晋升和岗位轮换产生的经理人理解为广义的“内部人”，则我国上市公司2005—2011年间所更迭的经理人有近90%不是来自企业外部，而是来自“内部”。这表明我国外部职业经理人市场尚处在发展的早期，目前并没到一定比例的）优先股来向民间资本做出排除隧道挖掘、直接干预和经营企业的庄重承诺，以此更好地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目的。按照上述模式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国有资本运行机构将根据上市公司过去的业绩表现和公司治理状况增持或减持优先股，来引导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评价。这是通过标准的市场行为而不是行政途径来向上市公司施加改善业绩表现和公司治理的外在压力。国有资本由此扮演着没有表决权的机构投资者的积极股东角色。董事会由具有表决权的其他外部股东选举产生，并成为公司治理的真正权威。公司高管则由董事会从职业经理人市场聘用。除了内部治理机制，混改后的公司还要借助严格信息披露等市场监管、法律对投资者权利保护举措（举证倒置、集体诉讼）的推出以及媒体监督、税务实施等法律外制度共同形成公司治理的外部制度环境。我们预期，董事会成为公司治理的真正权威之日就是我国上市公司任人唯亲董事会文化得到极大缓解之时。

第三，外部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形成和独董的职业关注。我国一些上市公司新产生的经理人既非内部晋升，也非严格意义上的外部聘用，而是来自与上市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和资本关联的企业集团内部的岗位轮换。从2005年到2011年，外部聘用的比例虽然在波动中有所提高，但并没有改变我国上市公司逐步形成的内部晋升为主，辅之以岗位轮换和外部聘用的经理人产生来源格局。既非来自内部晋升，又非来自严格意义上的外部聘用的岗位轮换，其占比高于外部聘用，成为除内部晋升之外经理人最重要的产生来源。如果把内部晋升和岗位轮换产生的经理人理解为广义的“内部人”，则我国上市公司2005—2011年间所更迭的经理人有近90%不是来自企业外部，而是来自“内部”。这表明我国外部职业经理人市场尚处在发展的早期，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公开的职业经理人市场。

受到尚未形成的经理人市场的影响，独董的产生更加依赖社会连接。尽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年轻的独董和媒体曝光次数较多的独董更可能对董事会提案出具否定意见，因而独董的声誉和职业关注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发挥着一定的隐性激励作用，但由于独董产生的来源依赖社会连接和逆淘汰说“不”独董的机制存在，市场声誉和职业关注对独董监督行为的约束变得有限。因而，未来如何建立统一完备的独董市场，使独董声誉和职业关注更好地发挥隐性激励作用，对于打破任人唯亲董事会文化同样至关重要。

第四，任期交错的独董更迭制度。第三部分的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目前关于独董任期的规定会带来两种不同的效应。其一，独董监督行为具有任期阶段特征。独董在首个任期和第二任期中监督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在第二个任期，独董对董事会提案出具否定意见的可能性是首个任期的1.41倍。我们比较了董事会中第一任期独董居多与第二任期独董居多的公司之间代理成本的差异后发现，主要以首个任期的独董组成董事会的公司，代理问题更加严重，因而独董监督行为的阶段特征及其背后的连任动机成为影响独董监督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从如何避免独董由于任期阶段特征而监督不足这一现实问题出发，我们建议，鼓励在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组织中积极推行独董任期交错制度。这里所谓独董任期交错制度是指将独董成员分成若干组，分期更换独董成员，以保持董事会中独董的稳定、监督的有效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关注。通过引入独董任期交错制度，董事会的不同独董处于任期的不同阶段，由此避免了由于连任动机不同独董监督行为不同的有形成统一公开的职业经理人市场。

受到尚未形成的经理人市场的影响，独董的产生更加依赖社会连接。尽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年轻的独董和媒体曝光次数较多的独董更可能对董事会提案出具否定意见，因而独董的声誉和职业关注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发挥着一定的隐性激励作用，但由于独董产生的来源依赖社会连接和逆淘汰说“不”独董的机制存在，市场声誉和职业关注对独董监督行为的约束变得有限。因而，未来如何建立统一完备的独董市场，使独董声誉和职业关注更好地发挥隐性激励作用，对于打破任人唯亲董事会文化同样至关重要。

第四，任期交错的独董更迭制度。第三部分的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目前关于独董任期的规定会带来两种不同的效应。其一，独董监督行为具有任期阶段特征。独董在首个任期和第二任期中监督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在第二个任期，独董对董事会提案出具否定意见的可能性是首个任期的1.41倍。我们比较了董事会中第一任期独董居多与第二任期独董居多的公司之间代理成本的差异后发现，主要以首个任期的独董组成董事会的公司，代理问题更加严重，因而独董监督行为的阶段特征及其背后的连任动机成为影响独董监督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从如何避免独董由于任期阶段特征而监督不足这一现实问题出发，我们建议，鼓励在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组织中积极推行独董任期交错制度。这里所谓独董任期交错制度是指将独董成员分成若干组，分期更换独董成员，以保持董事会中独董的稳定、监督的有效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关注。通过引入独董任期交错制度，董事会的不同独董处于任期的不同阶段，由此避免了由于连任动机不同独董监督行为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