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其实是与他所拥有的政治资本相称的。通过这样的举措，他获得了改革派高级官员们（大多出身于孟戴斯派）的好感，以至于可以跟时任经济与财政部部长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分庭抗礼，后者更崇尚自由主义，对宏观经济问题十分关注却对国家机器的理性化兴趣平平。总理在自己政府中所采取的防御立场解释了“新社会”的权威指令，“新社会”演说仿佛“招安”部长的宣言，是通过改革使政府成员归顺于总理权威之下的手段。通过将预算选择理性化和行政组织改良主义收为己用，戴尔马希望获得垄断地位，即能够行使统治“政府”的权力。在戴尔马的领导力部署中，源于“社会改革”的“政府改革”得以延续。“新社会”的重建与降临使针对制度秩序的批评名正言顺，针对政府的批评也反使得社会改革势在必行。美国政治学家斯蒂芬·斯科沃伦克巧妙地将这个关系总结为：“重建秩序的权力取决(29)于否定这种秩序的权威。”

(1)　雷诺·德·拉·热尼耶尔是国家行政学院1949届毕业生，与让·圣-格乌尔同为财政部监察员。出生于1925年的热尼耶尔是预算局的“年轻”局长，迅速接受了很多“现代化”方法。他于1966年接替雷蒙德·马丁出任预算局局长，直至1974年。(2)　雷诺·德·拉·热尼耶尔于1967年亲自去往美国。(3)　根据数位访问对象的说法，雷诺·德·拉·热尼耶尔从未获得预算局官员的大范围支持。他在预算选择理性化问题上没有成功结成流派。(4)　奥德·特里，《从狙击手到专家》，第450—457页。(5)　同上，第544—549页。(6)　弗朗索瓦·福尔凯，《权力账户》，第313页。(7)　米歇尔·德布雷，《回忆录：换种方式统治（1962—1970）》，第5卷，巴形象，其实是与他所拥有的政治资本相称的。通过这样的举措，他获得了改革派高级官员们（大多出身于孟戴斯派）的好感，以至于可以跟时任经济与财政部部长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分庭抗礼，后者更崇尚自由主义，对宏观经济问题十分关注却对国家机器的理性化兴趣平平。总理在自己政府中所采取的防御立场解释了“新社会”的权威指令，“新社会”演说仿佛“招安”部长的宣言，是通过改革使政府成员归顺于总理权威之下的手段。通过将预算选择理性化和行政组织改良主义收为己用，戴尔马希望获得垄断地位，即能够行使统治“政府”的权力。在戴尔马的领导力部署中，源于“社会改革”的“政府改革”得以延续。“新社会”的重建与降临使针对制度秩序的批评名正言顺，针对政府的批评也反使得社会改革势在必行。美国政治学家斯蒂芬·斯科沃伦克巧妙地将这个关系总结为：“重建秩序的权力取决(29)于否定这种秩序的权威。”

(1)　雷诺·德·拉·热尼耶尔是国家行政学院1949届毕业生，与让·圣-格乌尔同为财政部监察员。出生于1925年的热尼耶尔是预算局的“年轻”局长，迅速接受了很多“现代化”方法。他于1966年接替雷蒙德·马丁出任预算局局长，直至1974年。(2)　雷诺·德·拉·热尼耶尔于1967年亲自去往美国。(3)　根据数位访问对象的说法，雷诺·德·拉·热尼耶尔从未获得预算局官员的大范围支持。他在预算选择理性化问题上没有成功结成流派。(4)　奥德·特里，《从狙击手到专家》，第450—457页。(5)　同上，第544—549页。(6)　弗朗索瓦·福尔凯，《权力账户》，第313页。(7)　米歇尔·德布雷，《回忆录：换种方式统治（1962—1970）》，第5卷，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3年，第153页。(8)　将预算选择理性化作为“总纲”进行的详细介绍，参见菲利普·于埃、雅克·布拉沃，《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法国经验》，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56—59页；于贝尔·勒维-朗贝尔、昂里·纪尧姆编，《预算选择理性化：分析技术》，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71年。(9)　比如参见菲利普·于埃，《预算选择理性化任务介绍》，1971年1月。(10)　（对于预算选择理性化的）这种“总体”观与美国的计划项目预算系统十分接近，值得关注。当预算选择理性化在法国开展之时，其乌托邦式的和等级式的表述已经受到了美国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谴责。（艾伦·怀达夫斯基，《计划项目预算系统的挽救政策分析》，载《公共行政评论》第29期，1969年，第189—202页。）(11)　雅克·布拉沃，《项目预算：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核心技术》，载菲利普·于埃、雅克·布拉沃编，《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法国经验》，第90—180页。(12)　同上，第97页。(13)　参见雷诺·德·拉·热尼耶尔，《预算与预算选择理性化》，1969年6月12日经济与财政部座谈会，《预算选择理性化会议》，1969年4—6月，第167—178页。(14)　菲利普·于埃，《预算选择理性化总体情况介绍》，在经济与财政部职业培训进修中心人事总务局召开，《预算选择理性化会议》，1969年4—6月，第2页。(15)　关于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文献说明与研究》1971年10月刊，对“新式国家理性”的出现进行深刻质疑，因为它将威胁到议会的控制权并赋予“技术结构”难以控制的力量（《文献说明与研究，预算选择理性化。朝向一种新的国家理性？》，巴黎，法国文献局，第3815—3816号，1971年9月20日，第3页）。(16)　关于预算选择理性化的各种会议纷纷召开，人们将之视为改革行动真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3年，第153页。(8)　将预算选择理性化作为“总纲”进行的详细介绍，参见菲利普·于埃、雅克·布拉沃，《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法国经验》，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56—59页；于贝尔·勒维-朗贝尔、昂里·纪尧姆编，《预算选择理性化：分析技术》，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71年。(9)　比如参见菲利普·于埃，《预算选择理性化任务介绍》，1971年1月。(10)　（对于预算选择理性化的）这种“总体”观与美国的计划项目预算系统十分接近，值得关注。当预算选择理性化在法国开展之时，其乌托邦式的和等级式的表述已经受到了美国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谴责。（艾伦·怀达夫斯基，《计划项目预算系统的挽救政策分析》，载《公共行政评论》第29期，1969年，第189—202页。）(11)　雅克·布拉沃，《项目预算：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核心技术》，载菲利普·于埃、雅克·布拉沃编，《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法国经验》，第90—180页。(12)　同上，第97页。(13)　参见雷诺·德·拉·热尼耶尔，《预算与预算选择理性化》，1969年6月12日经济与财政部座谈会，《预算选择理性化会议》，1969年4—6月，第167—178页。(14)　菲利普·于埃，《预算选择理性化总体情况介绍》，在经济与财政部职业培训进修中心人事总务局召开，《预算选择理性化会议》，1969年4—6月，第2页。(15)　关于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文献说明与研究》1971年10月刊，对“新式国家理性”的出现进行深刻质疑，因为它将威胁到议会的控制权并赋予“技术结构”难以控制的力量（《文献说明与研究，预算选择理性化。朝向一种新的国家理性？》，巴黎，法国文献局，第3815—3816号，1971年9月20日，第3页）。(16)　关于预算选择理性化的各种会议纷纷召开，人们将之视为改革行动真正开始的标志。(17)　《总体政策：政府声明》，《国民议会官方公报》，1969年9月16日首场会议，第2251页。(18)　同上，第2253页。(19)　西蒙·诺拉在1954—1955年是孟戴斯总理办公室成员，1954年在国民经济核算委员会曾与孟戴斯共事。西蒙·诺拉是支持现代化的高级官员（西蒙·诺拉，《公共企业报告》，巴黎，法国文献局，1967年）。(20)　雅克·德罗尔1945—1962年间任职于法兰西银行，后成为经济社会委员会计划及投资科成员，他在进入戴尔马内阁时任计划总署社会事业处处长（1962—1969）。(21)　伊夫·卡纳克，国家行政学院1965届毕业生，最高行政法院助理办案员，1968—1969年任计划总署项目专员。1973年4月，他成为时任财政与经济部部长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办公室副主任，1974—1978年间任爱丽舍宫副秘书长。伊夫·卡纳克先后成为国家行政学院审查官、哈瓦斯通讯社总经理（1978—1981）、企顾司集团总裁（1985年起）以及企业研究所所长（1990—1993），该研究所是类似于全国雇主委员会的游说集团，在宣扬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上尤为活跃。(22)　尤其是《实现政府国有化》中西蒙·诺拉参与编辑的那部分内容。(23)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沙邦-戴尔马内阁中重新就任经济部部长。1969年夏，贬值政策的实施便悄悄绕过了这位新任总理。“决定采取贬值政策的是他（总统。——作者），并且他是在与德斯坦达成完全共识后，于7月14日国庆前夕独自作了决定。似乎雅克·沙邦-戴尔马被刻意地忽略了，他在几天之后才得到该消息。”（埃里克·鲁斯洛，《乔治·蓬皮杜传》，巴黎，拉泰出版社，1984年，第344—345页。）(24)　安妮·科洛瓦勒详细分析了推动乔治·蓬皮杜利用“总理”资源来巩固“总统”身份的原因（安妮·科洛瓦勒，《政治是如何塑造自身缔造者正开始的标志。(17)　《总体政策：政府声明》，《国民议会官方公报》，1969年9月16日首场会议，第2251页。(18)　同上，第2253页。(19)　西蒙·诺拉在1954—1955年是孟戴斯总理办公室成员，1954年在国民经济核算委员会曾与孟戴斯共事。西蒙·诺拉是支持现代化的高级官员（西蒙·诺拉，《公共企业报告》，巴黎，法国文献局，1967年）。(20)　雅克·德罗尔1945—1962年间任职于法兰西银行，后成为经济社会委员会计划及投资科成员，他在进入戴尔马内阁时任计划总署社会事业处处长（1962—1969）。(21)　伊夫·卡纳克，国家行政学院1965届毕业生，最高行政法院助理办案员，1968—1969年任计划总署项目专员。1973年4月，他成为时任财政与经济部部长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办公室副主任，1974—1978年间任爱丽舍宫副秘书长。伊夫·卡纳克先后成为国家行政学院审查官、哈瓦斯通讯社总经理（1978—1981）、企顾司集团总裁（1985年起）以及企业研究所所长（1990—1993），该研究所是类似于全国雇主委员会的游说集团，在宣扬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上尤为活跃。(22)　尤其是《实现政府国有化》中西蒙·诺拉参与编辑的那部分内容。(23)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沙邦-戴尔马内阁中重新就任经济部部长。1969年夏，贬值政策的实施便悄悄绕过了这位新任总理。“决定采取贬值政策的是他（总统。——作者），并且他是在与德斯坦达成完全共识后，于7月14日国庆前夕独自作了决定。似乎雅克·沙邦-戴尔马被刻意地忽略了，他在几天之后才得到该消息。”（埃里克·鲁斯洛，《乔治·蓬皮杜传》，巴黎，拉泰出版社，1984年，第344—345页。）(24)　安妮·科洛瓦勒详细分析了推动乔治·蓬皮杜利用“总理”资源来巩固“总统”身份的原因（安妮·科洛瓦勒，《政治是如何塑造自身缔造者的？》，在法国政治学协会大会上的发言，1996年4月23—26日，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25)　乔治·蓬皮杜，《戈尔迪结》，巴黎，普隆出版社，1974年，第65页。(26)　摘自雅克·沙邦-戴尔马，《热情》，巴黎，斯托克出版社（袖珍书），1975年，第361—362页。蓬皮杜的传记中详细记述了这场演说的写作轶事（埃里克·鲁斯洛，《乔治·蓬皮杜传》，第349—353页）。(27)　《总体政策》，《国民议会官方公报》，1969年9月16日首场会议，第2250页。(28)　雅克·拉格罗耶，《政治与社会：雅克·沙邦-戴尔马在波尔多》，巴黎，佩多诺出版社，1973年。(29)　斯蒂芬·斯科沃伦克，《政治总统决定：从约翰·亚当斯到乔治·布什的领导》，第27页。的？》，在法国政治学协会大会上的发言，1996年4月23—26日，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25)　乔治·蓬皮杜，《戈尔迪结》，巴黎，普隆出版社，1974年，第65页。(26)　摘自雅克·沙邦-戴尔马，《热情》，巴黎，斯托克出版社（袖珍书），1975年，第361—362页。蓬皮杜的传记中详细记述了这场演说的写作轶事（埃里克·鲁斯洛，《乔治·蓬皮杜传》，第349—353页）。(27)　《总体政策》，《国民议会官方公报》，1969年9月16日首场会议，第2250页。(28)　雅克·拉格罗耶，《政治与社会：雅克·沙邦-戴尔马在波尔多》，巴黎，佩多诺出版社，1973年。(29)　斯蒂芬·斯科沃伦克，《政治总统决定：从约翰·亚当斯到乔治·布什的领导》，第27页。第五章

预算选择理性化在行政、政治和专业维度的溶

解吸收

总体而言，预算选择理性化构成了行政改革的原创剧目：它建立在预测局与预算局缔结的改革联盟基础之上；由作为政治权威的总理担保；它所倡导的措施（如项目预算制度）关系到所有各部及其下属机构；它谋求在行政体系内搭建新的权力结构，通过经济知识为经济与财政部配备先进的监督管理工具以赋予其更加突出更加核心的角色；最终合理化经济与财政部与其他所谓“开销”技术部门之间的关系。最初形式下的预算选择理性化旨在实现以下目标：重塑公共决策程序（以成本效益研究为指导）、重塑预算程序（以项目预算制度和目标与手段关系分析为指导），以及改造行政运作机制。预算选择理性化的这三个重要方针将为改革的实施提供支撑。

然而，在1969年至1974年期间，改革并未依照对外宣称的目标得以落实。没有预算程序改革，没有公共决策程序改革，也没有行政运作机制改革。相反，各行政部门（行业领域部门以及跨领域部门）将开展成本效益研究、在传统预算编制之外构建项目预算、进行初步行政组织研究并对部分公务员进行现代管理方法培训。巩固中央政府并有效改变其构成性规则的政治计划似乎已然失败。我们可以称计划(1)被“溶解吸收”了，即构成计划的工具和方法被稀释和扩散了。稀第五章

预算选择理性化在行政、政治和专业维度的溶

解吸收

总体而言，预算选择理性化构成了行政改革的原创剧目：它建立在预测局与预算局缔结的改革联盟基础之上；由作为政治权威的总理担保；它所倡导的措施（如项目预算制度）关系到所有各部及其下属机构；它谋求在行政体系内搭建新的权力结构，通过经济知识为经济与财政部配备先进的监督管理工具以赋予其更加突出更加核心的角色；最终合理化经济与财政部与其他所谓“开销”技术部门之间的关系。最初形式下的预算选择理性化旨在实现以下目标：重塑公共决策程序（以成本效益研究为指导）、重塑预算程序（以项目预算制度和目标与手段关系分析为指导），以及改造行政运作机制。预算选择理性化的这三个重要方针将为改革的实施提供支撑。

然而，在1969年至1974年期间，改革并未依照对外宣称的目标得以落实。没有预算程序改革，没有公共决策程序改革，也没有行政运作机制改革。相反，各行政部门（行业领域部门以及跨领域部门）将开展成本效益研究、在传统预算编制之外构建项目预算、进行初步行政组织研究并对部分公务员进行现代管理方法培训。巩固中央政府并有效改变其构成性规则的政治计划似乎已然失败。我们可以称计划(1)被“溶解吸收”了，即构成计划的工具和方法被稀释和扩散了。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