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前景和悖论》，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92年；唐纳德·F.凯德尔，《公务服务部门改革：建设有效政府》，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1996年。(30)　茱蒂丝·E.格鲁伯，《控制官僚机构：政府民主管理的两难境地》，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7年。(31)　尽管随后的分析采用了不同的经验论方法，却与布鲁诺·帕里耶为分析福利制度改革而提出的问题很接近。布鲁诺·帕里耶，《社会保障管理》，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18页。(32)　唐纳德·J.萨沃伊，《撒切尔、里根、马尔罗尼：寻找新的官僚主义》，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93年；同一作者，《公共职能部门改革：新右翼的足迹》，载《政策与公共管理》（1994年9月3日），第65—89页；菲利普·克罗德伦，《国家现代化与撒切尔主义》，布鲁塞尔，布鲁伦特出版社，1994年。(33)　D.凯特，《超越再造修辞：推动克林顿政府管理改革的主题》，载《政府管理》第7卷第3期，1994年7月，第307—314页。(34)　J.D.阿伯巴赫、汤姆·克里斯坦森，《新西兰的彻底改革：危机、机会窗口和理性行动者》，载《公共管理》第79卷第2期，2001年，第404—422页。(35)　皮埃尔·格雷米翁，《外围权力》；卡特琳娜·格雷米翁，《职业，决策者》。(36)　参阅唐纳德·J.萨沃伊，《撒切尔、里根、马尔罗尼：寻找新的官僚主义》；科林·坎贝尔、格雷厄姆·K.威尔逊，《白厅的终结：死于范式？》，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95年；菲利普·贝兹，《法国行政改革的防御与进攻方法（1988—1997）：法国总理们的困境》，载《政府管理》第14卷第1期，2001年，第99—132页。(37)　例外情况参见斯宾塞·泽富凯克，《新管理主义：白厅和堪培拉的行政改的前景和悖论》，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92年；唐纳德·F.凯德尔，《公务服务部门改革：建设有效政府》，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1996年。(30)　茱蒂丝·E.格鲁伯，《控制官僚机构：政府民主管理的两难境地》，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7年。(31)　尽管随后的分析采用了不同的经验论方法，却与布鲁诺·帕里耶为分析福利制度改革而提出的问题很接近。布鲁诺·帕里耶，《社会保障管理》，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18页。(32)　唐纳德·J.萨沃伊，《撒切尔、里根、马尔罗尼：寻找新的官僚主义》，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93年；同一作者，《公共职能部门改革：新右翼的足迹》，载《政策与公共管理》（1994年9月3日），第65—89页；菲利普·克罗德伦，《国家现代化与撒切尔主义》，布鲁塞尔，布鲁伦特出版社，1994年。(33)　D.凯特，《超越再造修辞：推动克林顿政府管理改革的主题》，载《政府管理》第7卷第3期，1994年7月，第307—314页。(34)　J.D.阿伯巴赫、汤姆·克里斯坦森，《新西兰的彻底改革：危机、机会窗口和理性行动者》，载《公共管理》第79卷第2期，2001年，第404—422页。(35)　皮埃尔·格雷米翁，《外围权力》；卡特琳娜·格雷米翁，《职业，决策者》。(36)　参阅唐纳德·J.萨沃伊，《撒切尔、里根、马尔罗尼：寻找新的官僚主义》；科林·坎贝尔、格雷厄姆·K.威尔逊，《白厅的终结：死于范式？》，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95年；菲利普·贝兹，《法国行政改革的防御与进攻方法（1988—1997）：法国总理们的困境》，载《政府管理》第14卷第1期，2001年，第99—132页。(37)　例外情况参见斯宾塞·泽富凯克，《新管理主义：白厅和堪培拉的行政改革》，白金汉，开放大学出版社，1994年；罗内·普雷姆福什，《民主国家再造：比较视角下的瑞典经验》，载《公共管理》第76卷第1期，1998年，第141—159页。(38)　詹姆斯·G.马奇、约翰·P.奥尔森，《制度再发现》，纽约，自由出版社，1989年；尼尔斯·布伦森、约翰·P.奥尔森，《改革中的组织》，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3年。(39)　马丁·谢弗特，《政党与国家》；贝尔纳·西尔伯曼，《理性的牢笼》。(40)　奥利弗·詹姆斯，《白厅的执行机构革命》。(41)　保尔·G.罗奈斯，《转变国家公务员工会》，载汤姆·克里斯坦森、派尔·赖格瑞德编，《新公共管理：思想与实践的转变》，第173—208页。(42)　丹尼斯·圣-马丁，《建设新管理主义国家：顾问与比较学视角下的公共部门改革政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43)　万桑·斯彭勒豪尔，《公共政策评估：规划的化身》，政治学博士论文，格勒诺布尔第二大学，1998年。(44)　帕特里克·勒·利德克，《共和国市长：法国市长协会（1907年以来法国政权的组成部分）》，政治学博士论文，巴黎第一大学，2001年。(45)　例如：西达·斯考切波，《保护士兵与母亲：美国社会政策的政治渊源》，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出版社，1995年；保罗·皮尔逊，《解散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夫人与紧缩政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布鲁诺·帕里耶，《社会保障管理》。(46)　若想了解更加全面的观点，请参阅汤姆·克里斯坦森、派尔·赖格瑞德编，《新公共管理：思想与实践的转变》；菲利普·贝兹、马丁·洛奇，《公务员制度变迁的历史遗留与动力问题》，载J.拉德斯卡德斯、T.A.J.图恩、F.范德梅尔，《21世纪公务员制度比较》，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7年，第121—136页。革》，白金汉，开放大学出版社，1994年；罗内·普雷姆福什，《民主国家再造：比较视角下的瑞典经验》，载《公共管理》第76卷第1期，1998年，第141—159页。(38)　詹姆斯·G.马奇、约翰·P.奥尔森，《制度再发现》，纽约，自由出版社，1989年；尼尔斯·布伦森、约翰·P.奥尔森，《改革中的组织》，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3年。(39)　马丁·谢弗特，《政党与国家》；贝尔纳·西尔伯曼，《理性的牢笼》。(40)　奥利弗·詹姆斯，《白厅的执行机构革命》。(41)　保尔·G.罗奈斯，《转变国家公务员工会》，载汤姆·克里斯坦森、派尔·赖格瑞德编，《新公共管理：思想与实践的转变》，第173—208页。(42)　丹尼斯·圣-马丁，《建设新管理主义国家：顾问与比较学视角下的公共部门改革政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43)　万桑·斯彭勒豪尔，《公共政策评估：规划的化身》，政治学博士论文，格勒诺布尔第二大学，1998年。(44)　帕特里克·勒·利德克，《共和国市长：法国市长协会（1907年以来法国政权的组成部分）》，政治学博士论文，巴黎第一大学，2001年。(45)　例如：西达·斯考切波，《保护士兵与母亲：美国社会政策的政治渊源》，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出版社，1995年；保罗·皮尔逊，《解散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夫人与紧缩政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布鲁诺·帕里耶，《社会保障管理》。(46)　若想了解更加全面的观点，请参阅汤姆·克里斯坦森、派尔·赖格瑞德编，《新公共管理：思想与实践的转变》；菲利普·贝兹、马丁·洛奇，《公务员制度变迁的历史遗留与动力问题》，载J.拉德斯卡德斯、T.A.J.图恩、F.范德梅尔，《21世纪公务员制度比较》，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7年，第121—136页。(47)　克里斯托弗·克尼尔，《解释行政改革中的跨国差异：自主性与工具性官僚机构》，载《公共政策杂志》，第19卷第2期，1999年，第113—139页。(48)　赫尔曼·施瓦茨，《小国家陷入大麻烦：1980年代澳大利亚、丹麦、新西兰和瑞典的国家重组》，载《世界政治》第46期，1994年7月，第527—555页。(49)　克里斯托弗·波利特、格特·鲍克尔特，《公共管理改革：比较分析》；亚当·辛盖特，《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紧缩政治、新公共管理和行政改革》，载M.A.莱文、M.夏皮罗编，《紧缩时代的跨大西洋决策》，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4—252页。(50)　罗伯特·格雷戈里、乔根·G.克里斯滕森，《相似的结局，不同的手段：丹麦和新西兰的契约主义与公务员制度改革》，载《国家管理》，2004年1月，第59—82页。(51)　克里斯托弗·胡德、马丁·洛奇，《公共服务协约的政治》。(47)　克里斯托弗·克尼尔，《解释行政改革中的跨国差异：自主性与工具性官僚机构》，载《公共政策杂志》，第19卷第2期，1999年，第113—139页。(48)　赫尔曼·施瓦茨，《小国家陷入大麻烦：1980年代澳大利亚、丹麦、新西兰和瑞典的国家重组》，载《世界政治》第46期，1994年7月，第527—555页。(49)　克里斯托弗·波利特、格特·鲍克尔特，《公共管理改革：比较分析》；亚当·辛盖特，《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紧缩政治、新公共管理和行政改革》，载M.A.莱文、M.夏皮罗编，《紧缩时代的跨大西洋决策》，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4—252页。(50)　罗伯特·格雷戈里、乔根·G.克里斯滕森，《相似的结局，不同的手段：丹麦和新西兰的契约主义与公务员制度改革》，载《国家管理》，2004年1月，第59—82页。(51)　克里斯托弗·胡德、马丁·洛奇，《公共服务协约的政治》。第三章

研究方法的四个核心概念

依据本书采取的视角，行政改革政策产生于下列三种情形：1）当（政治、行政和专家）行为主体之间就官僚制在组织与运作上存在的问题持有不同的诊断、阐释与主张，并在博弈交锋之后上升为有待解决的“公共问题”时；2）当政府行为主体联合采取集体行动，意图对行政体系的某组成方面进行干预时；3）当中央集权行动者各方之间为夺取重组政策的绝对控制权而展开竞争对改革活动产生约束时，以及某个横向政策的成本和代价为改革活动带来诸多制约因素（政治可行性不足、陈旧制度根基稳固难以撼动、触及各部利益易受阻挠等）时。为全面考虑到这些不同维度，我们围绕改革的剧目、构型、路径、制度四个概念建立起理论基础，希望借此实现本书的目标：即分析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统治下行政改革政策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确定对行政的干预形式：改革剧目

从1962年到2007年，对行政体系的干预活动从未停止，干预过程的成败关键、指导方针和干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例如1974年至1981年德斯坦担任总统期间，对官僚制度大力批判成为主流，如何巩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成为关键问题，政府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法律。第三章

研究方法的四个核心概念

依据本书采取的视角，行政改革政策产生于下列三种情形：1）当（政治、行政和专家）行为主体之间就官僚制在组织与运作上存在的问题持有不同的诊断、阐释与主张，并在博弈交锋之后上升为有待解决的“公共问题”时；2）当政府行为主体联合采取集体行动，意图对行政体系的某组成方面进行干预时；3）当中央集权行动者各方之间为夺取重组政策的绝对控制权而展开竞争对改革活动产生约束时，以及某个横向政策的成本和代价为改革活动带来诸多制约因素（政治可行性不足、陈旧制度根基稳固难以撼动、触及各部利益易受阻挠等）时。为全面考虑到这些不同维度，我们围绕改革的剧目、构型、路径、制度四个概念建立起理论基础，希望借此实现本书的目标：即分析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统治下行政改革政策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确定对行政的干预形式：改革剧目

从1962年到2007年，对行政体系的干预活动从未停止，干预过程的成败关键、指导方针和干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例如1974年至1981年德斯坦担任总统期间，对官僚制度大力批判成为主流，如何巩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成为关键问题，政府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法律。这个时期的改革具有以下相同特征：关键问题强烈政治化、改革举措“无足轻重”、议员发挥主要作用、向行政权捍卫者作出巨大让步。时至1980年代下半叶，行政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公共政策的评估及管理工具的引入，公共职能部率先开展试验计划，并发表政治演说赞扬公务员积极参与、鼓励“公共服务”。对行政体系的干预形式在不断演变，体现在思考方式（隐含理论、问题表述、诊断、目标、标准、价值观、主张的解决办法）和行动方式（激励措施、强制手段、程序制定、日程安排等）上。夏尔·提利最早提出“剧目”概念用于描述(1)集体动员方式的特点，该概念在帕斯卡尔·拉伯里耶的德国文化政策研究以及布鲁诺·帕里耶关于社会保护政策的研究中被应用于公共政(2)策的分析。在动员理论中，剧目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安排共同行动的（进行罢工、召开会议、创建影响网络等）稳定手段。有些作者(3)谈及剧目核心的“组织形式”，来明确个体在特定时间及特定背景下所共享的思考与行动方式、原则、目标、认知能力与框架，而这些正是导致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将“剧目”引入行政改革分析领域，我们将其视为一个同质且稳定的整体，包含行政是什么（行政的原则和组织，尤其是行政提出的问题）、行政应该是怎样的（行政运作的新原则与新方式、为实现变革需要实施的管理方案、行政工具）以及干预行政的行动模式。行政改革剧目如同剧本，详尽说明要干预什么、要如何干预，对行政的公共干预在改革剧目的指导下逐渐成形。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某些情况下（例如1981—1984年）可能出现若干改革剧目共存并相互竞争的局面。

这些改革剧目构成我们的因变量。首先，本书将对法国接连不断的行政改革剧目进行尽可能细致地剖析。彼得·霍尔曾提出“可行性”这个时期的改革具有以下相同特征：关键问题强烈政治化、改革举措“无足轻重”、议员发挥主要作用、向行政权捍卫者作出巨大让步。时至1980年代下半叶，行政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公共政策的评估及管理工具的引入，公共职能部率先开展试验计划，并发表政治演说赞扬公务员积极参与、鼓励“公共服务”。对行政体系的干预形式在不断演变，体现在思考方式（隐含理论、问题表述、诊断、目标、标准、价值观、主张的解决办法）和行动方式（激励措施、强制手段、程序制定、日程安排等）上。夏尔·提利最早提出“剧目”概念用于描述(1)集体动员方式的特点，该概念在帕斯卡尔·拉伯里耶的德国文化政策研究以及布鲁诺·帕里耶关于社会保护政策的研究中被应用于公共政(2)策的分析。在动员理论中，剧目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安排共同行动的（进行罢工、召开会议、创建影响网络等）稳定手段。有些作者(3)谈及剧目核心的“组织形式”，来明确个体在特定时间及特定背景下所共享的思考与行动方式、原则、目标、认知能力与框架，而这些正是导致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将“剧目”引入行政改革分析领域，我们将其视为一个同质且稳定的整体，包含行政是什么（行政的原则和组织，尤其是行政提出的问题）、行政应该是怎样的（行政运作的新原则与新方式、为实现变革需要实施的管理方案、行政工具）以及干预行政的行动模式。行政改革剧目如同剧本，详尽说明要干预什么、要如何干预，对行政的公共干预在改革剧目的指导下逐渐成形。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某些情况下（例如1981—1984年）可能出现若干改革剧目共存并相互竞争的局面。

这些改革剧目构成我们的因变量。首先，本书将对法国接连不断的行政改革剧目进行尽可能细致地剖析。彼得·霍尔曾提出“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