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但一个冰箱贴就让宵禁制度看起来更加“正式”了，遵守程度也显著提高了。（一些社区的家长还会在夜间组织巡逻，敦促流连街头的青少年赶快回家。）

该运动最大的创意来自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哈维·米尔克曼的研究。米尔克曼专门研究成瘾问题，他表示：“我意识到，与其说人们是对毒品上瘾，不如说是对改变大脑中的化学物质上瘾，而改变大脑中的化学物质就会给他们带来自然的快感。”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反对青少年“追求快感”的本能，而是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安全的获得快感的方式。该运动的领导者已经意识到，孩子们需要更好的方式来度过课余时间，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保护性因素，但米尔克曼的发现还是带来了细微的差别。青少年需要更多的课外活动，但也不是随便什么活动都行，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能让他们自然产生快感的活动：比赛、表演、锻炼、展览等，这是迫使他们承受更多生理或心理风险的活动。

放学后，冰岛的孩子们常去“体育俱乐部”，在那里，学生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从足球到高尔夫球，再到体操，不一而足。许多社区花钱给体育俱乐部请了更好的教练，足球教练也不再由家长自愿担任，而是由更富经验的资深球员受聘担任。这种体育运动的“职业化”至关重要：冰岛的反药物滥用行动将非正式和正式的体育运动加以区分，而后者才是最关键的。如果你和朋友约在某个街区临时打一场篮球赛，相比其他不打篮球的同龄人，你喝酒的量只会有增无减。但如果你是在篮球联盟打球，情况就不一样了。你做出了承诺，属于一个团队，你的社交网络都围绕着一个健康的活动。为了禁！”但一个冰箱贴就让宵禁制度看起来更加“正式”了，遵守程度也显著提高了。（一些社区的家长还会在夜间组织巡逻，敦促流连街头的青少年赶快回家。）

该运动最大的创意来自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哈维·米尔克曼的研究。米尔克曼专门研究成瘾问题，他表示：“我意识到，与其说人们是对毒品上瘾，不如说是对改变大脑中的化学物质上瘾，而改变大脑中的化学物质就会给他们带来自然的快感。”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反对青少年“追求快感”的本能，而是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安全的获得快感的方式。该运动的领导者已经意识到，孩子们需要更好的方式来度过课余时间，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保护性因素，但米尔克曼的发现还是带来了细微的差别。青少年需要更多的课外活动，但也不是随便什么活动都行，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能让他们自然产生快感的活动：比赛、表演、锻炼、展览等，这是迫使他们承受更多生理或心理风险的活动。

放学后，冰岛的孩子们常去“体育俱乐部”，在那里，学生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从足球到高尔夫球，再到体操，不一而足。许多社区花钱给体育俱乐部请了更好的教练，足球教练也不再由家长自愿担任，而是由更富经验的资深球员受聘担任。这种体育运动的“职业化”至关重要：冰岛的反药物滥用行动将非正式和正式的体育运动加以区分，而后者才是最关键的。如果你和朋友约在某个街区临时打一场篮球赛，相比其他不打篮球的同龄人，你喝酒的量只会有增无减。但如果你是在篮球联盟打球，情况就不一样了。你做出了承诺，属于一个团队，你的社交网络都围绕着一个健康的活动。为了支持大家加入“体育俱乐部”，以及参加其他娱乐活动，雷克雅未克以及随后效仿的其他城市向每个家庭都发放了一张价值数百美元的礼品卡，可以用来支付会员费或者课程费。

功夫不负有心人。团队开展了一项名为“冰岛青年”的年度调查，旨在衡量该国青少年的饮酒和吸毒习惯，同时也追踪了该运动所明确的风险和保护性因素（例如，与父母相处的时间）。这项调查就好比这场运动的一块记分牌。为了检视调查结果、计划后续行动，团队召开了会议——总也少不了会议。医生开处方，矿工挖掘，教师教学，而上游行动者则热衷于开会。在运动开展的头5年里，仅指导委员会就召开了101次会议。但这些会议并不同于你在工作中经历的那种眼神迷离、昏昏欲睡的会议。倘若方式得当，上游会议也可以让人充满活力：富有创意、开诚布公、即兴发挥，洋溢着为实现宏伟目标而共同奋斗的激情。

甚至在最初几年，运动就已初显成效：正式体育运动的参与度提升了，孩子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增加了，对外出时间的遵守度提高了，还带来了一种成功的感觉，这种情感上的回报可以让人们保持对工作的全情投入，也能吸引新的伙伴加入队伍。2018年，在这场运动开始约20年后，青少年文化发生了转变。为了让结果更加具象化，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有着40名学生的高中班级。1998年，班上有17人在过去30天内喝醉过，9名学生每天都吸烟，7人抽过大麻；而到2018年，仅有3人在过去30天内喝醉过，只有2人每天抽烟，仅1人抽过大麻。图5—1中的下降趋势说明了一切。支持大家加入“体育俱乐部”，以及参加其他娱乐活动，雷克雅未克以及随后效仿的其他城市向每个家庭都发放了一张价值数百美元的礼品卡，可以用来支付会员费或者课程费。

功夫不负有心人。团队开展了一项名为“冰岛青年”的年度调查，旨在衡量该国青少年的饮酒和吸毒习惯，同时也追踪了该运动所明确的风险和保护性因素（例如，与父母相处的时间）。这项调查就好比这场运动的一块记分牌。为了检视调查结果、计划后续行动，团队召开了会议——总也少不了会议。医生开处方，矿工挖掘，教师教学，而上游行动者则热衷于开会。在运动开展的头5年里，仅指导委员会就召开了101次会议。但这些会议并不同于你在工作中经历的那种眼神迷离、昏昏欲睡的会议。倘若方式得当，上游会议也可以让人充满活力：富有创意、开诚布公、即兴发挥，洋溢着为实现宏伟目标而共同奋斗的激情。

甚至在最初几年，运动就已初显成效：正式体育运动的参与度提升了，孩子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增加了，对外出时间的遵守度提高了，还带来了一种成功的感觉，这种情感上的回报可以让人们保持对工作的全情投入，也能吸引新的伙伴加入队伍。2018年，在这场运动开始约20年后，青少年文化发生了转变。为了让结果更加具象化，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有着40名学生的高中班级。1998年，班上有17人在过去30天内喝醉过，9名学生每天都吸烟，7人抽过大麻；而到2018年，仅有3人在过去30天内喝醉过，只有2人每天抽烟，仅1人抽过大麻。图5—1中的下降趋势说明了一切。图5-1 1998—2018年冰岛青少年文化变化趋势

也许冰岛案例中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运动大获全胜，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如今的大多数青少年甚至对此毫无察觉，在他们成长的世界里，几乎根本不存在药物滥用的现象。

冰岛的这场运动令全世界艳羡，包括西班牙、智利、爱沙尼亚和罗马尼亚在内的其他国家迅速效仿。西格福斯多提认为：“这种模式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赋权，为社区、家长和孩子赋予表达的权利。系统中的每个参与者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我觉得这就是背后的驱动力。”

你该如何团结合适的人？不妨从西格福斯多提的观点入手：“每个参与者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既然你的进展可能取决于人们的自愿行动，那么明智的做法就是尽可能广纳贤才，维持一个强大的阵营。图5-1 1998—2018年冰岛青少年文化变化趋势

也许冰岛案例中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运动大获全胜，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如今的大多数青少年甚至对此毫无察觉，在他们成长的世界里，几乎根本不存在药物滥用的现象。

冰岛的这场运动令全世界艳羡，包括西班牙、智利、爱沙尼亚和罗马尼亚在内的其他国家迅速效仿。西格福斯多提认为：“这种模式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赋权，为社区、家长和孩子赋予表达的权利。系统中的每个参与者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我觉得这就是背后的驱动力。”

你该如何团结合适的人？不妨从西格福斯多提的观点入手：“每个参与者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既然你的进展可能取决于人们的自愿行动，那么明智的做法就是尽可能广纳贤才，维持一个强大的阵营。但仅凭“多多益善”的理念是远远不够的。核心团队成员的选择应该更具战略性眼光。要想采取预防性干预措施，往往需要在散兵游勇之间进行一种全新的整合。上游努力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全方位将问题包围。这意味着，你需要吸引那些能够从各个关键角度全面解决问题的人。冰岛运动的领袖成功动员了所有青少年，以及几乎所有能够对青少年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比如父母、教师、教练等。每个人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相比之下，下游行动的范围则狭窄得多。回想一下本书开篇亿客行的例子：接听客户来电只需一位客服人员，但要免去客户来电的必要，则需要整合多个团队的力量。

你一旦从各个角度包围了问题，那么接下来就需要组织好各参与方的行动。你还需要一个意义重大、令人信服的使命，一个让大家哪怕在重压之下也能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比如在接下来的这个故事里，工作的压力是因为关乎他人性命。

1997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凯莉·邓恩来到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这座古朴的小镇，从波士顿往北开车大约一小时即可到达此地。抵达后不久，她便收到了一张传单，内容是招募志愿者去法院帮助申请了禁制令的受害者，她决定应征。在完成了一些培训之后，某个星期一，她来到当地的地方法院，第一次作为志愿者正式上岗。她还随身带了一本书，以为周末刚过去不会发生什么事，工作会比较清闲。

等她到了才发现，已经有3位女性在排队等她了。一位在周末被锁在地下室里。另一位被丈夫殴打，当时她的孩子疯狂地抓着她的手臂，在手臂上留下了一块瘀青。但仅凭“多多益善”的理念是远远不够的。核心团队成员的选择应该更具战略性眼光。要想采取预防性干预措施，往往需要在散兵游勇之间进行一种全新的整合。上游努力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全方位将问题包围。这意味着，你需要吸引那些能够从各个关键角度全面解决问题的人。冰岛运动的领袖成功动员了所有青少年，以及几乎所有能够对青少年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比如父母、教师、教练等。每个人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相比之下，下游行动的范围则狭窄得多。回想一下本书开篇亿客行的例子：接听客户来电只需一位客服人员，但要免去客户来电的必要，则需要整合多个团队的力量。

你一旦从各个角度包围了问题，那么接下来就需要组织好各参与方的行动。你还需要一个意义重大、令人信服的使命，一个让大家哪怕在重压之下也能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比如在接下来的这个故事里，工作的压力是因为关乎他人性命。

1997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凯莉·邓恩来到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这座古朴的小镇，从波士顿往北开车大约一小时即可到达此地。抵达后不久，她便收到了一张传单，内容是招募志愿者去法院帮助申请了禁制令的受害者，她决定应征。在完成了一些培训之后，某个星期一，她来到当地的地方法院，第一次作为志愿者正式上岗。她还随身带了一本书，以为周末刚过去不会发生什么事，工作会比较清闲。

等她到了才发现，已经有3位女性在排队等她了。一位在周末被锁在地下室里。另一位被丈夫殴打，当时她的孩子疯狂地抓着她的手臂，在手臂上留下了一块瘀青。“我简直吓坏了。”邓恩表示。她当时心想：“天啊！我真不敢相信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这个安静的新英格兰小镇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于这份帮助家暴受害者的工作，邓恩越来越投入，很快就成了那个志愿者组织的全职员工，现在这个组织名为“珍妮·盖格危机中心”。

据《纽约客》杂志报道，5年后，邓恩帮助过的一位名叫多萝茜·吉奥塔—科特的女性被当时已经分居的丈夫残忍杀害。多萝茜长期遭受虐待，曾试图在保护两个女儿人身安全的前提下申请离婚。事发当天，她丈夫从其中一个女儿面前冲过去，撞开了多萝茜卧室的门，把她拖了出来。当警察赶到时，他已经开枪打死了多萝茜，然后自杀了。两个女儿从此成了孤儿。

这起谋杀案让邓恩对自己曾经笃定的信仰产生了怀疑。“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辞去这份工作，要么就得认真思考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是如何建立这些体系的？这些体系真的可以帮到别人吗？”邓恩在谈及她对多萝茜遇害的感受时说：“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体系的缺陷所在。”

该体系拥有的几个不同的功能是各自独立的：警察负责响应911报警电话；医护人员负责处理伤口；援助者帮助受害人；地方检察官负责案件起诉；假释官在罪犯服刑完毕出狱后继续加以监视。像多萝茜这样的女性基本就处于这些角色的掌控范围之外。没有哪个群体的使命是防止凶杀案，也没有哪个团队具备相应的应对能力。邓恩发现，防止谋杀的唯一方法就是团结上述所有群体，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高危女性身上。“我简直吓坏了。”邓恩表示。她当时心想：“天啊！我真不敢相信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这个安静的新英格兰小镇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于这份帮助家暴受害者的工作，邓恩越来越投入，很快就成了那个志愿者组织的全职员工，现在这个组织名为“珍妮·盖格危机中心”。

据《纽约客》杂志报道，5年后，邓恩帮助过的一位名叫多萝茜·吉奥塔—科特的女性被当时已经分居的丈夫残忍杀害。多萝茜长期遭受虐待，曾试图在保护两个女儿人身安全的前提下申请离婚。事发当天，她丈夫从其中一个女儿面前冲过去，撞开了多萝茜卧室的门，把她拖了出来。当警察赶到时，他已经开枪打死了多萝茜，然后自杀了。两个女儿从此成了孤儿。

这起谋杀案让邓恩对自己曾经笃定的信仰产生了怀疑。“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辞去这份工作，要么就得认真思考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是如何建立这些体系的？这些体系真的可以帮到别人吗？”邓恩在谈及她对多萝茜遇害的感受时说：“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体系的缺陷所在。”

该体系拥有的几个不同的功能是各自独立的：警察负责响应911报警电话；医护人员负责处理伤口；援助者帮助受害人；地方检察官负责案件起诉；假释官在罪犯服刑完毕出狱后继续加以监视。像多萝茜这样的女性基本就处于这些角色的掌控范围之外。没有哪个群体的使命是防止凶杀案，也没有哪个团队具备相应的应对能力。邓恩发现，防止谋杀的唯一方法就是团结上述所有群体，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高危女性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