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评估的成功。事实上，公共政策评估的发展始终受到对其持怀疑态度的行政机构的制约，而将其引进法国的过程也受到专业条件的限制。财政监察员贝特朗·艾维诺的言论便是典型例证。他以自己的名义宣称公共政策评估与行政监督难以兼容，“二者能够融洽结合的想法（对我而言）颇值得怀疑”，因为它们“都必须遵循自己的逻辑”(8)。在他看来，对方法和手段的评估（行政监督）必须优先于对结果是否符合目的的评估，因为后者并不适合行政监督机构的工作活动。评估的正当性本身就备受争议：“那么，尤其当公务员作为评估人员时，需要依靠怎样的正当性才能够算作以‘冷静的目光’审视政府管(9)理政策呢？”这位财政监察员所建议的解决办法，是将公共政策评估工作交由“中立权力”（即高等院校）负责，以保证评估工作的客观公正：“以何名义？以科学，以知识。而不应再声称是以‘普遍利益’的名义。在我看来，要想让国家行政当局放弃（哪怕只有些许）(10)对‘普遍利益’的传统垄断，仍是遥遥无期的事情。”评估工作因此被称作“宝贵的研究”，并与传统的监督方法分离开来。然而四个动因使其可靠性令人怀疑：它使集体选择的恰当性遭受怀疑；它的平等性和多元性内涵与监督的等级制结构相冲突（中央政府要求监察机关监督地方政府，然而公共政策评估建议采取的全局视角有悖于这种秩序）；它质疑国家对普遍利益的垄断；它被认为与传统的监督手段并不兼容。公共政策评估因此被仅限于“科学活动”之列，作为“知识分子”和研究人员的研究对象，被迫与行政内部运作脱离。这种方向在研讨会结束前的交流讨论中似乎已经得到了确认。诸如让·舒萨（预算局局长）、西蒙·诺拉（国家行政学院院长）、罗杰·福鲁（圣戈班公司总经理）或埃米尔·利维（国家路桥经济实验室主任、巴黎第十大学经济学教授）等重要人士纷纷选择立场，公共政策评估未来似政策评估的成功。事实上，公共政策评估的发展始终受到对其持怀疑态度的行政机构的制约，而将其引进法国的过程也受到专业条件的限制。财政监察员贝特朗·艾维诺的言论便是典型例证。他以自己的名义宣称公共政策评估与行政监督难以兼容，“二者能够融洽结合的想法（对我而言）颇值得怀疑”，因为它们“都必须遵循自己的逻辑”(8)。在他看来，对方法和手段的评估（行政监督）必须优先于对结果是否符合目的的评估，因为后者并不适合行政监督机构的工作活动。评估的正当性本身就备受争议：“那么，尤其当公务员作为评估人员时，需要依靠怎样的正当性才能够算作以‘冷静的目光’审视政府管(9)理政策呢？”这位财政监察员所建议的解决办法，是将公共政策评估工作交由“中立权力”（即高等院校）负责，以保证评估工作的客观公正：“以何名义？以科学，以知识。而不应再声称是以‘普遍利益’的名义。在我看来，要想让国家行政当局放弃（哪怕只有些许）(10)对‘普遍利益’的传统垄断，仍是遥遥无期的事情。”评估工作因此被称作“宝贵的研究”，并与传统的监督方法分离开来。然而四个动因使其可靠性令人怀疑：它使集体选择的恰当性遭受怀疑；它的平等性和多元性内涵与监督的等级制结构相冲突（中央政府要求监察机关监督地方政府，然而公共政策评估建议采取的全局视角有悖于这种秩序）；它质疑国家对普遍利益的垄断；它被认为与传统的监督手段并不兼容。公共政策评估因此被仅限于“科学活动”之列，作为“知识分子”和研究人员的研究对象，被迫与行政内部运作脱离。这种方向在研讨会结束前的交流讨论中似乎已经得到了确认。诸如让·舒萨（预算局局长）、西蒙·诺拉（国家行政学院院长）、罗杰·福鲁（圣戈班公司总经理）或埃米尔·利维（国家路桥经济实验室主任、巴黎第十大学经济学教授）等重要人士纷纷选择立场，公共政策评估未来似乎难以在国家内部占据结构性地位，这些人士反而愈发推崇其“多元化”（源于国家公职人员队伍、研究界、媒体界、工会、政治党派等不同领域）。在这种事态发展中，如果仅看到财政部监督机构或领导机构成员的禁止与阻挠，将是完全错误的。通过美国之行发现“政策分析法”的公共政策评估的推动者们，继而展开对曾经作为规范与权威的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批评。他们借此将公共政策评估与公共管理知识明确对立起来，坚决捍卫公共政策评估的“知识”取向而非管理取(11)向。这种立场在让-皮埃尔·尼奥什的著述中尤为明显。他主张公共政策评估应从“解释性的”、“公共政策”角度出发，而不是从“规(12)范性的”、“公共管理”角度出发。对他而言，以管理工具为中心的(13)公共管理反映出“将公司管理方法照搬到行政管理中去的原则”，(14)而这恰恰忽视了“政府决策和行动的实际过程”。评估被鼓吹成为一种理想的知识工具，既适用于部际问题日益增加和地方分权不断深化的情况，也适合于“诸如修改预算程序或公共会计程序等初步改革(15)几乎难以进行”的构型。尼奥什认为，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并经由公共政策分析的途径重新引入对公共行动目的的反思，公共政策评估将有助于“增加外部调节作用、巩固问责机制以及提高结果的可(16)见性”。

1983年的研讨会之后，公共政策评估的影响力仍然微乎其微。然而在预测局第三分局（即行业研究分局）的极力煽动下，国家计划总署做出了深入参与的决定。1984年9月，昔日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拥护者、预测局的前成员昂里·纪尧姆出任计划总署署长，他积极促成计划总署与预算局下属行业研究分局的合作，以继续发展政策评估研究。计划总署为此专门在内部成立小型工作组，目标在于制定“方法乎难以在国家内部占据结构性地位，这些人士反而愈发推崇其“多元化”（源于国家公职人员队伍、研究界、媒体界、工会、政治党派等不同领域）。在这种事态发展中，如果仅看到财政部监督机构或领导机构成员的禁止与阻挠，将是完全错误的。通过美国之行发现“政策分析法”的公共政策评估的推动者们，继而展开对曾经作为规范与权威的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批评。他们借此将公共政策评估与公共管理知识明确对立起来，坚决捍卫公共政策评估的“知识”取向而非管理取(11)向。这种立场在让-皮埃尔·尼奥什的著述中尤为明显。他主张公共政策评估应从“解释性的”、“公共政策”角度出发，而不是从“规(12)范性的”、“公共管理”角度出发。对他而言，以管理工具为中心的(13)公共管理反映出“将公司管理方法照搬到行政管理中去的原则”，(14)而这恰恰忽视了“政府决策和行动的实际过程”。评估被鼓吹成为一种理想的知识工具，既适用于部际问题日益增加和地方分权不断深化的情况，也适合于“诸如修改预算程序或公共会计程序等初步改革(15)几乎难以进行”的构型。尼奥什认为，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并经由公共政策分析的途径重新引入对公共行动目的的反思，公共政策评估将有助于“增加外部调节作用、巩固问责机制以及提高结果的可(16)见性”。

1983年的研讨会之后，公共政策评估的影响力仍然微乎其微。然而在预测局第三分局（即行业研究分局）的极力煽动下，国家计划总署做出了深入参与的决定。1984年9月，昔日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拥护者、预测局的前成员昂里·纪尧姆出任计划总署署长，他积极促成计划总署与预算局下属行业研究分局的合作，以继续发展政策评估研究。计划总署为此专门在内部成立小型工作组，目标在于制定“方法(17)和制度规范以促进公共政策评估的发展”。法国在第八个计划（1981—1985）和临时计划（1982—1984）期间遭遇严重经济挫折，因此政府希望对第九个计划（1984—1988）的执行情况进行严密追踪，这为公共政策评估提供了机遇。然而公共政策评估的支持机构却似乎并不想趁机推进。于1986年出任行业研究分局局长并在次(18)年出任预测局局长的帕特里斯·维亚尔，更加预示着其所在部门将选择退出。维亚尔将评估视为政治决策者的托辞，认为他们“不想借(19)鉴大型私营公司的组织方法”，即不想建立责任管理制度。行业研究分局的战略管理任务于是被交由保罗·尚索尔负责，这位巴黎高科国立统计与经济管理学校的毕业生希望预测局能够从根本上转向采取经济方法。而预算局本身则偏好那些关于编制人员及工资的审慎方法，且不再对管理专门知识进行投资。对于预算局而言，公共政策评估并不是有助于削减预算经费的“制度性解决方法”。

只有国家计划总署表示“接受”些许评估意见，这体现在米歇尔(20)·德罗以及罗贝尔·普瓦萨尔所在工作组的最终报告中。然而身为经济学家的作者们出于谨慎考虑，将公共政策评估简述成为对公共政策影响的经济与统计测量方法。

在1980年代上半叶的背景下，公共政策评估与其他目标及手段完全划清界限（然而它本可以与这些目标及手段共同构成一种更加强调通过管理监督来衡量成本的改良主义方法），逐渐发展成为更加宽松也更受欢迎的方法。许多会对行政体系造成巨大挑战的构成要素都被掩藏了起来（例如选择准备工作研究、结果测量以及管理工具开发）。将公共管理简化为以行政知识为导向的评估是这一时期法国合法专门知识的首要特征。公共政策评估构建起一套开放机制，它并不(17)和制度规范以促进公共政策评估的发展”。法国在第八个计划（1981—1985）和临时计划（1982—1984）期间遭遇严重经济挫折，因此政府希望对第九个计划（1984—1988）的执行情况进行严密追踪，这为公共政策评估提供了机遇。然而公共政策评估的支持机构却似乎并不想趁机推进。于1986年出任行业研究分局局长并在次(18)年出任预测局局长的帕特里斯·维亚尔，更加预示着其所在部门将选择退出。维亚尔将评估视为政治决策者的托辞，认为他们“不想借(19)鉴大型私营公司的组织方法”，即不想建立责任管理制度。行业研究分局的战略管理任务于是被交由保罗·尚索尔负责，这位巴黎高科国立统计与经济管理学校的毕业生希望预测局能够从根本上转向采取经济方法。而预算局本身则偏好那些关于编制人员及工资的审慎方法，且不再对管理专门知识进行投资。对于预算局而言，公共政策评估并不是有助于削减预算经费的“制度性解决方法”。

只有国家计划总署表示“接受”些许评估意见，这体现在米歇尔(20)·德罗以及罗贝尔·普瓦萨尔所在工作组的最终报告中。然而身为经济学家的作者们出于谨慎考虑，将公共政策评估简述成为对公共政策影响的经济与统计测量方法。

在1980年代上半叶的背景下，公共政策评估与其他目标及手段完全划清界限（然而它本可以与这些目标及手段共同构成一种更加强调通过管理监督来衡量成本的改良主义方法），逐渐发展成为更加宽松也更受欢迎的方法。许多会对行政体系造成巨大挑战的构成要素都被掩藏了起来（例如选择准备工作研究、结果测量以及管理工具开发）。将公共管理简化为以行政知识为导向的评估是这一时期法国合法专门知识的首要特征。公共政策评估构建起一套开放机制，它并不要求进行任何改革，只是提供了一个怀疑自身行动有效性并意识到自身影响力有限性的行政国家的形象。

第二节　1980年代公共管理学的知识转向

就在这同一时期，公共管理学专家团体的改造受到其他过程的制约，但是强化了行政评价领域内合法形式的统一。因为管理学的发起者正在进行一次重组，而这次重组与计划项目预算系统相关知识的捍卫者所进行的有相似之处。发起者再次改变了职能管理知识（管理监督、公共市场学、人力资源管理）的形式，使其更加全面、抽象，却弱化了实用性，而这些形式的特点，与公共政策分析和评估的支持者在知识方面和职业方面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就其本身而言，这种相似性也不奇怪。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与计划项目预算系统(21)的前辈一直保持着交流关系，必要时双方的成员可以互换。但是，双方的专业人士并不鼓吹知识的融合，恰恰相反的是，他们都希望在行政管理知识方面保持着自己的垄断地位及排他性。1980年代上半叶，早期的公共管理团体正在朝着职业化的方向变革，遭遇了三方面的制约：得到国家的承认并作为一门学科；职业发展；得到行政主体在制度方面的支持。

首先，在副主任帕特里克·吉贝尔的推动下，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一直努力赋予公共管理更加崇高的地位，也即依靠一些易于在整个国家机器内部传播公共管理思想的精英团队和横向机构。公共管理的研究工作以实现公共管理的职业化为主，而公共管理的职业化则通过为公共管理专业的初级大学生颁发毕业证书，以及得到国家承认作要求进行任何改革，只是提供了一个怀疑自身行动有效性并意识到自身影响力有限性的行政国家的形象。

第二节　1980年代公共管理学的知识转向

就在这同一时期，公共管理学专家团体的改造受到其他过程的制约，但是强化了行政评价领域内合法形式的统一。因为管理学的发起者正在进行一次重组，而这次重组与计划项目预算系统相关知识的捍卫者所进行的有相似之处。发起者再次改变了职能管理知识（管理监督、公共市场学、人力资源管理）的形式，使其更加全面、抽象，却弱化了实用性，而这些形式的特点，与公共政策分析和评估的支持者在知识方面和职业方面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就其本身而言，这种相似性也不奇怪。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与计划项目预算系统(21)的前辈一直保持着交流关系，必要时双方的成员可以互换。但是，双方的专业人士并不鼓吹知识的融合，恰恰相反的是，他们都希望在行政管理知识方面保持着自己的垄断地位及排他性。1980年代上半叶，早期的公共管理团体正在朝着职业化的方向变革，遭遇了三方面的制约：得到国家的承认并作为一门学科；职业发展；得到行政主体在制度方面的支持。

首先，在副主任帕特里克·吉贝尔的推动下，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一直努力赋予公共管理更加崇高的地位，也即依靠一些易于在整个国家机器内部传播公共管理思想的精英团队和横向机构。公共管理的研究工作以实现公共管理的职业化为主，而公共管理的职业化则通过为公共管理专业的初级大学生颁发毕业证书，以及得到国家承认作为独立学科来实现。这个问题更加尖锐地凸显出，公共管理是在模糊的知识体系中寻找自身存在的一门学科，也是范畴和身份均较为模糊的一种职业。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是顾问、专家、研究者、培训者，同时也是教师。为了确保学生的就业并使其很好地适应社会，由国家颁发的初级公共管理的专业文凭就显得尤为重要。经过多次尝试之后，通过与卡恩大学合作（尤其是与管理学教授罗贝尔·勒·杜夫合作），巴黎第一大学获批于1985年10月设立“公共管理”深入研究文凭（DEA），自创立起，这个公共管理的专业文凭就遭到了法律专业教授的敌视。乔治·杜普伊是巴黎一大的法学教授，国家行政学院的前校长，他对新的管理学知识与社会科学非常敏感，因为尽管他做出了一系列努力，法律专业却仍无权颁发深入研究文凭，而经济科学和管理学却已获得资格。从通识课（综合管理、政治系统和公共管理、公共决策评析方法、政策分析等）到更加实用的课程（公共市场学、公共财政、公共组织的管理监督）或者更为专业的课程(22)（决策过程理论、市场规划与机制），提供的课程种类非常丰富。在国家的保证与第三轮正式化进程的庇护下，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同样能够在职业市场中捍卫公共管理。如果说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的人员终于克服万难创立了公共管理的大学基础教育，那么，如果他们想要把自己的理论传入教育机构，特别是国家行政学院，面临的困难将要比1970年代的还要严峻许多。1982年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更名为公共管理学院。这个新名称体现出其扩大发展基础并垄断公共管理的雄心。这个名字同时也表现出其想要改变自身地位以及在常识领域与国家行政学院一较高下的意愿。事实上，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希望直接参与到公务员基础培训当中去，以便在地方行政研究所以及国家行政学院站稳脚跟。经理事会同意（其中包括国家行政学院院为独立学科来实现。这个问题更加尖锐地凸显出，公共管理是在模糊的知识体系中寻找自身存在的一门学科，也是范畴和身份均较为模糊的一种职业。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是顾问、专家、研究者、培训者，同时也是教师。为了确保学生的就业并使其很好地适应社会，由国家颁发的初级公共管理的专业文凭就显得尤为重要。经过多次尝试之后，通过与卡恩大学合作（尤其是与管理学教授罗贝尔·勒·杜夫合作），巴黎第一大学获批于1985年10月设立“公共管理”深入研究文凭（DEA），自创立起，这个公共管理的专业文凭就遭到了法律专业教授的敌视。乔治·杜普伊是巴黎一大的法学教授，国家行政学院的前校长，他对新的管理学知识与社会科学非常敏感，因为尽管他做出了一系列努力，法律专业却仍无权颁发深入研究文凭，而经济科学和管理学却已获得资格。从通识课（综合管理、政治系统和公共管理、公共决策评析方法、政策分析等）到更加实用的课程（公共市场学、公共财政、公共组织的管理监督）或者更为专业的课程(22)（决策过程理论、市场规划与机制），提供的课程种类非常丰富。在国家的保证与第三轮正式化进程的庇护下，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同样能够在职业市场中捍卫公共管理。如果说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的人员终于克服万难创立了公共管理的大学基础教育，那么，如果他们想要把自己的理论传入教育机构，特别是国家行政学院，面临的困难将要比1970年代的还要严峻许多。1982年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更名为公共管理学院。这个新名称体现出其扩大发展基础并垄断公共管理的雄心。这个名字同时也表现出其想要改变自身地位以及在常识领域与国家行政学院一较高下的意愿。事实上，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希望直接参与到公务员基础培训当中去，以便在地方行政研究所以及国家行政学院站稳脚跟。经理事会同意（其中包括国家行政学院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