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减少。我们认为，债务内部这一结构性变化正是由于固定投资购买而带来的引致需求所致。Lelad和Tofts（1996）发现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长期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这与固定资产建设、使用周期长这一特点是相匹配的。

本章结论可以带来以下几点启示：其一，在考虑税收对于资本结构的影响时，除了其作用于债务的收益、成本的直接影响外，也不能忽略一些间接影响渠道。以本章为例，增值税对于资本结构的影响是通过企业增加固定投资，而固定投资往往更多需要长期债务融资支持，进而增值税减免会促进长期债务在总融资中比重上升这一链条发挥作用。其二，在讨论企业资本构成时，有必要对债务进行进一步细分。以本章为例，如果不将企业债务划分为长期和短期债务，那么我们只会得出增值税减免对于企业资本结构没有影响的粗糙结论。而事实上，企业债务的期限构成对于企业的经营风险、偿债风险、期限错配等问题都至关重要。将微观企业杠杆联系到宏观杠杆率问题，目前中国的杠杆率问题也主要是结构性的，这也说明在杠杆率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不进行细分的推论可能会掩盖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债减少。我们认为，债务内部这一结构性变化正是由于固定投资购买而带来的引致需求所致。Lelad和Tofts（1996）发现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长期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这与固定资产建设、使用周期长这一特点是相匹配的。

本章结论可以带来以下几点启示：其一，在考虑税收对于资本结构的影响时，除了其作用于债务的收益、成本的直接影响外，也不能忽略一些间接影响渠道。以本章为例，增值税对于资本结构的影响是通过企业增加固定投资，而固定投资往往更多需要长期债务融资支持，进而增值税减免会促进长期债务在总融资中比重上升这一链条发挥作用。其二，在讨论企业资本构成时，有必要对债务进行进一步细分。以本章为例，如果不将企业债务划分为长期和短期债务，那么我们只会得出增值税减免对于企业资本结构没有影响的粗糙结论。而事实上，企业债务的期限构成对于企业的经营风险、偿债风险、期限错配等问题都至关重要。将微观企业杠杆联系到宏观杠杆率问题，目前中国的杠杆率问题也主要是结构性的，这也说明在杠杆率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不进行细分的推论可能会掩盖内部的结构性问题。5.2　背景及实证策略

5.2.1　中国的增值税改革及相关研究

自从法国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征收增值税，截至2010年已有120余国的税收体系中包含这一税种（Kee ad Lockwood, 2010）。Li（2008）回顾了增值税在中国的演进。中国于1979年开始征收增值税，其2010年已占财政收入的21.8%，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税种。自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将增值税作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享税以来，中国的增值税一直是生产型的。在生产型增值税税制下，企业增值税等于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进项税额中只能扣除属于非固定资产项目的生产资料的税款，而不允许扣除固定资产价值中所含有的税款。在当时经济过热的形势下，生产型增值税一方面用来抑制过度投资，另一方面可以保证政府财政收入（Che et al.，2013）。但是在后续实施过程中，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愈发明显地显露出来，它抑制固定资产投资，有损出口商品竞争力，不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并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正是由于认识到生产型增值税的缺陷，中国从2004年起开始逐步转向消费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在核算增值税时，允许企业将购5.2　背景及实证策略

5.2.1　中国的增值税改革及相关研究

自从法国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征收增值税，截至2010年已有120余国的税收体系中包含这一税种（Kee ad Lockwood, 2010）。Li（2008）回顾了增值税在中国的演进。中国于1979年开始征收增值税，其2010年已占财政收入的21.8%，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税种。自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将增值税作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享税以来，中国的增值税一直是生产型的。在生产型增值税税制下，企业增值税等于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进项税额中只能扣除属于非固定资产项目的生产资料的税款，而不允许扣除固定资产价值中所含有的税款。在当时经济过热的形势下，生产型增值税一方面用来抑制过度投资，另一方面可以保证政府财政收入（Che et al.，2013）。但是在后续实施过程中，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愈发明显地显露出来，它抑制固定资产投资，有损出口商品竞争力，不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并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正是由于认识到生产型增值税的缺陷，中国从2004年起开始逐步转向消费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在核算增值税时，允许企业将购置的固定资产和其他中间投入品一样一次性全部扣除，从而大幅度降低了企业投资固定资产的成本，有利于企业进行设备更新改造。增值税改革始于东北地区，2004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文《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启动增值税转型，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和大连市从事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产品生产为主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于2004年7月1日开始，允许在进项税额中扣除外购固定资产所包含的税款。随后，东北地区改革试点行业中又增加了军品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标志着东北地区八大行业率先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随后，2007年7月1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将试点范围扩大到中部六省26个老工业基地城市的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业、汽车制造业、农业品加工业、电力业、采掘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八大行业；2008年7月1日，又将试点地区推广到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五个盟市和四川汶川地震受灾严重地区，试点行业与东北地区一致；2009年1月1日，增值税转型进行最后一次“扩围”，我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都由生产型增值税转为国际上使用更为普遍的消费型增值税。

近年来，国内许多研究者评估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最早受到关注的是企业的投资和就业。聂辉华等（2009）较早地评估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投资和雇佣行为的影响。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他们使用面板双重差分模型发现，增值税转型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而且提高了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和生产率，但是显著地挤出了就业，因为企业通过资本替代劳动的方式提高企业效率。近年来诸多学者不断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比如Che等置的固定资产和其他中间投入品一样一次性全部扣除，从而大幅度降低了企业投资固定资产的成本，有利于企业进行设备更新改造。增值税改革始于东北地区，2004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文《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启动增值税转型，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和大连市从事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产品生产为主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于2004年7月1日开始，允许在进项税额中扣除外购固定资产所包含的税款。随后，东北地区改革试点行业中又增加了军品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标志着东北地区八大行业率先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随后，2007年7月1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将试点范围扩大到中部六省26个老工业基地城市的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业、汽车制造业、农业品加工业、电力业、采掘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八大行业；2008年7月1日，又将试点地区推广到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五个盟市和四川汶川地震受灾严重地区，试点行业与东北地区一致；2009年1月1日，增值税转型进行最后一次“扩围”，我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都由生产型增值税转为国际上使用更为普遍的消费型增值税。

近年来，国内许多研究者评估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最早受到关注的是企业的投资和就业。聂辉华等（2009）较早地评估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投资和雇佣行为的影响。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他们使用面板双重差分模型发现，增值税转型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而且提高了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和生产率，但是显著地挤出了就业，因为企业通过资本替代劳动的方式提高企业效率。近年来诸多学者不断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比如Che等（2013）、Cai和Harriso（2011）、毛捷等（2014）。除此之外，研究者也将增值税转型的影响关注点拓展至投资和就业之外。傅传锐（2015）考察了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企业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发现增值税转型显著地增进了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进而拉动企业总体资源价值创造效率的提高，并且这一影响在不同类型的企业间存在较强的异质性。陈丽霖和廖恒（2013）研究增值税转型对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发现增值税转型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并且其政策效应呈逐年显现的状态。具体而言：非国有企业的效果强于国有企业；高新技术行业的受益程度大于非高新技术行业；并且，政策效应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呈倒U形关系。效率的提高意味着盈利能力的提高，正如王素荣和蒋高乐（2010）发现的，增值税转型后各行业普遍受益，其中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受益最大。罗宏和陈丽霖（2012）关注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发现增值税转型主要是通过对内源融资约束的缓解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其政策效应呈逐年显现的状态。Liu和Lu（2015）发现，增值税转型能够通过鼓励企业对固定资产进行投资，进而促进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方法评估了增值税转型的影响，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本章也正是以增值税转型为例，分析结构性减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分配效应提供实证基础。（2013）、Cai和Harriso（2011）、毛捷等（2014）。除此之外，研究者也将增值税转型的影响关注点拓展至投资和就业之外。傅传锐（2015）考察了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企业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发现增值税转型显著地增进了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进而拉动企业总体资源价值创造效率的提高，并且这一影响在不同类型的企业间存在较强的异质性。陈丽霖和廖恒（2013）研究增值税转型对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发现增值税转型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并且其政策效应呈逐年显现的状态。具体而言：非国有企业的效果强于国有企业；高新技术行业的受益程度大于非高新技术行业；并且，政策效应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呈倒U形关系。效率的提高意味着盈利能力的提高，正如王素荣和蒋高乐（2010）发现的，增值税转型后各行业普遍受益，其中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受益最大。罗宏和陈丽霖（2012）关注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发现增值税转型主要是通过对内源融资约束的缓解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其政策效应呈逐年显现的状态。Liu和Lu（2015）发现，增值税转型能够通过鼓励企业对固定资产进行投资，进而促进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方法评估了增值税转型的影响，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本章也正是以增值税转型为例，分析结构性减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分配效应提供实证基础。5.2.2　实证策略

本章旨在识别2007年增值税改革对于企业的负债结构和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上，以2007年改革前、后分别作为对照、实验组，本章采用双重差分模型：

y=α+β×Reform+X×γ+firm+year+ε　（5-1）ititititit

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y是一系列我们关心的被it解释变量，包括企业增值税税率、杠杆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并且在改革影响渠道分析中，我们还将进一步区分长、短期负债率。控制变量中，最重要的就是Reform=Treat×Post，其中Treat表示企业是ititi否为实验组的虚拟变量，当企业i属于中部26个城市的八大改革行业时等于1，否则为0；Post表示改革后的虚拟变量，当年份在2007年t以后即样本中对应2008年时等于1，否则为0。因此，二者的交互项Reform是企业i在第t年是否受到增值税转型影响的指示变量，其系数itβ衡量了2007年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增值税税率的影响，是本章关注的核心参数。X是一系列可能直接影响企业增值税税率的指标，包括企it业的规模、年龄、企业所得税税率、劳均资本存量、是否出口等。firm是企业固定效应，用来剔除短时间内不随时间变化的企业层面的i影响因素，如投资人和经营者的态度、企业经营文化、行业发展周期、政企关系等等。year为年份固定效应，用来控制特定年份可能影响t所有企业的宏观经济因素和政策变动等。在标准的DID框架中，Treati和Post也应该出现在回归方程中，但是由于方程（5-1）控制了企业t5.2.2　实证策略

本章旨在识别2007年增值税改革对于企业的负债结构和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上，以2007年改革前、后分别作为对照、实验组，本章采用双重差分模型：

y=α+β×Reform+X×γ+firm+year+ε　（5-1）ititititit

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y是一系列我们关心的被it解释变量，包括企业增值税税率、杠杆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并且在改革影响渠道分析中，我们还将进一步区分长、短期负债率。控制变量中，最重要的就是Reform=Treat×Post，其中Treat表示企业是ititi否为实验组的虚拟变量，当企业i属于中部26个城市的八大改革行业时等于1，否则为0；Post表示改革后的虚拟变量，当年份在2007年t以后即样本中对应2008年时等于1，否则为0。因此，二者的交互项Reform是企业i在第t年是否受到增值税转型影响的指示变量，其系数itβ衡量了2007年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增值税税率的影响，是本章关注的核心参数。X是一系列可能直接影响企业增值税税率的指标，包括企it业的规模、年龄、企业所得税税率、劳均资本存量、是否出口等。firm是企业固定效应，用来剔除短时间内不随时间变化的企业层面的i影响因素，如投资人和经营者的态度、企业经营文化、行业发展周期、政企关系等等。year为年份固定效应，用来控制特定年份可能影响t所有企业的宏观经济因素和政策变动等。在标准的DID框架中，Treati和Post也应该出现在回归方程中，但是由于方程（5-1）控制了企业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