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特别要参见赫尔曼·施瓦茨，《小国家陷入大麻烦：1980年代澳大利亚、丹麦、新西兰和瑞典的国家重组》；科林·坎贝尔，《压力之下的政府：华盛顿、伦敦和渥太华的行政领导与重要官僚》，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83年；乔纳森·波士顿、J.马丁、J.帕洛特、P.沃尔什编的《重塑国家：新西兰的官僚主义革命》，奥克兰，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克里斯托弗·D.福斯特、F.J.普洛登，《压力之下的国家》，白金汉郡，开放大学出版社，1996年。(4)　设置固定标准以限制支出增长以及赤字水平构成这种变化的首个象征性体现，共和国总统在1982年3月的部长会议上公开宣布将预算赤字的上限设定为GDP的3%。若想详细了解这个数字的确定过程，参见菲利普·贝兹，《管理行政》，第546—559页。从比较视角看这些标准的出现，参见艾伦·希克，《对工业化民主国家财政压力的宏观预算调整》，载《公共行政评论》第46卷第2期，1986年3—4月，第124—134页。(5)　此处参见新闻：菲利普·博沙尔，《两朵玫瑰的战争：从梦境到现实（1981—1985）》，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86年；皮埃尔·法维尔、米歇尔·马丁-罗兰，《密特朗的十年：一、决裂（1981—1984）》，巴黎，瑟伊出版社，1990年，第528—592页。以及参见戴维·R.卡梅伦，《1981—1983年法国的汇率政治》，第56—82页。(6)　戴维·R.卡梅伦，《从巴尔到巴拉迪尔》，第124—136页。他在其中谈及“德斯坦-巴尔政府的遗产”。(7)　弗雷德里克·洛顿，《经济政策的难解之题：美德的不幸》，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7年，第33—34页。(8)　布鲁诺·若贝尔、布鲁诺·泰雷，《法国：共和党人对新自由主义的接受》。(9)　奥利维耶·布朗夏尔、皮埃尔-阿兰·米埃，《通过抑制通货膨胀提高竞争力：对法国宏观经济战略的评价》，载《经济政策》，1993年4月，第1—(3)　特别要参见赫尔曼·施瓦茨，《小国家陷入大麻烦：1980年代澳大利亚、丹麦、新西兰和瑞典的国家重组》；科林·坎贝尔，《压力之下的政府：华盛顿、伦敦和渥太华的行政领导与重要官僚》，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83年；乔纳森·波士顿、J.马丁、J.帕洛特、P.沃尔什编的《重塑国家：新西兰的官僚主义革命》，奥克兰，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克里斯托弗·D.福斯特、F.J.普洛登，《压力之下的国家》，白金汉郡，开放大学出版社，1996年。(4)　设置固定标准以限制支出增长以及赤字水平构成这种变化的首个象征性体现，共和国总统在1982年3月的部长会议上公开宣布将预算赤字的上限设定为GDP的3%。若想详细了解这个数字的确定过程，参见菲利普·贝兹，《管理行政》，第546—559页。从比较视角看这些标准的出现，参见艾伦·希克，《对工业化民主国家财政压力的宏观预算调整》，载《公共行政评论》第46卷第2期，1986年3—4月，第124—134页。(5)　此处参见新闻：菲利普·博沙尔，《两朵玫瑰的战争：从梦境到现实（1981—1985）》，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86年；皮埃尔·法维尔、米歇尔·马丁-罗兰，《密特朗的十年：一、决裂（1981—1984）》，巴黎，瑟伊出版社，1990年，第528—592页。以及参见戴维·R.卡梅伦，《1981—1983年法国的汇率政治》，第56—82页。(6)　戴维·R.卡梅伦，《从巴尔到巴拉迪尔》，第124—136页。他在其中谈及“德斯坦-巴尔政府的遗产”。(7)　弗雷德里克·洛顿，《经济政策的难解之题：美德的不幸》，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7年，第33—34页。(8)　布鲁诺·若贝尔、布鲁诺·泰雷，《法国：共和党人对新自由主义的接受》。(9)　奥利维耶·布朗夏尔、皮埃尔-阿兰·米埃，《通过抑制通货膨胀提高竞争力：对法国宏观经济战略的评价》，载《经济政策》，1993年4月，第1—44页。(10)　凯瑟琳·R.麦克纳马拉，《思想的流通：欧盟的货币政治》，第67—68页。(11)　埃利·科恩，《社会党人与经济：从神话时代到扫雷时代》，载E.杜波利耶、热拉尔·格伦贝格编的《1986年3月：左翼的滑稽失败》，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90页。(12)　安德鲁·邓希尔、克里斯托弗·胡德，《公共官僚机构的削减管理：白厅中的流行理论与观察结果》，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13)　艾伦·希克，《对工业化民主国家财政压力的微观预算调整》，载《公共行政评论》第48卷第1期，1988年1—2月，第523—533页。(14)　引自安德鲁·邓希尔、克里斯托弗·胡德，《公共官僚机构的削减管理》，第18页。(15)　数据引自克里斯蒂安·圣-艾蒂安，《面对20世纪经济危机的法国政府》，巴黎，载《经济学刊》，1985年。(16)　埃莉安·莫斯，《危机……之后：了解经济政策2》，巴黎，瑟伊出版社，1989年，第172页。(17)　A.丰塔诺、皮埃尔-阿兰·米埃，《面对危机的左翼》，第142页。(18)　皮埃尔·法维尔、米歇尔·马丁-罗兰，《密特朗的十年》，第483—604页。(19)　局限于某几类的措施、与资历有联系的工资的自动增长、某些职业的技术重新确认、公务员的入职与离职，所有的这些产生的影响是使新职员的不那么长的职业生涯结束工资消失了。(20)　保罗·皮尔逊，《解散福利国家？》，第19—22页。(21)　详情参见菲利普·贝兹，《法国行政管理中的工资理性化》，第93—106页。(22)　比较著名的有埃尔维·汉农、伊夫·芒松、丹尼尔·布东以及贝尔纳·佩舍44页。(10)　凯瑟琳·R.麦克纳马拉，《思想的流通：欧盟的货币政治》，第67—68页。(11)　埃利·科恩，《社会党人与经济：从神话时代到扫雷时代》，载E.杜波利耶、热拉尔·格伦贝格编的《1986年3月：左翼的滑稽失败》，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90页。(12)　安德鲁·邓希尔、克里斯托弗·胡德，《公共官僚机构的削减管理：白厅中的流行理论与观察结果》，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13)　艾伦·希克，《对工业化民主国家财政压力的微观预算调整》，载《公共行政评论》第48卷第1期，1988年1—2月，第523—533页。(14)　引自安德鲁·邓希尔、克里斯托弗·胡德，《公共官僚机构的削减管理》，第18页。(15)　数据引自克里斯蒂安·圣-艾蒂安，《面对20世纪经济危机的法国政府》，巴黎，载《经济学刊》，1985年。(16)　埃莉安·莫斯，《危机……之后：了解经济政策2》，巴黎，瑟伊出版社，1989年，第172页。(17)　A.丰塔诺、皮埃尔-阿兰·米埃，《面对危机的左翼》，第142页。(18)　皮埃尔·法维尔、米歇尔·马丁-罗兰，《密特朗的十年》，第483—604页。(19)　局限于某几类的措施、与资历有联系的工资的自动增长、某些职业的技术重新确认、公务员的入职与离职，所有的这些产生的影响是使新职员的不那么长的职业生涯结束工资消失了。(20)　保罗·皮尔逊，《解散福利国家？》，第19—22页。(21)　详情参见菲利普·贝兹，《法国行政管理中的工资理性化》，第93—106页。(22)　比较著名的有埃尔维·汉农、伊夫·芒松、丹尼尔·布东以及贝尔纳·佩舍尔。(23)　想要详细了解行政和政治间的诠释者角色，参见让-米歇尔·埃梅里，《边界还是台阶？高级管理层对政策制定的贡献》，载J.拉格罗耶，《政治化》，巴黎，贝兰出版社，2003年，第47—77页。(24)　来源：《蓝皮书：1991年〈财政法〉草案》，1990年10月1—7日。(25)　让-马克·丹尼尔，《国家工资政策》，第78—79页；J-C.马尔切蒂，《公共职能部门薪酬政策的关键步骤》，《法律时事：公共职能》，1998年7—8月，第40页。(26)　在1984年1月至2月的协商后政府决定给予每个公务员同样的奖金500法郎，于是在1984年3月8日国家教育联盟、工人力量总工会、法国总工会和公务员自治总联盟举行罢工，这场罢工被法兰西民主联盟形容为“发泄罢工”，并且法兰西民主联盟没有参与这次罢工。尔。(23)　想要详细了解行政和政治间的诠释者角色，参见让-米歇尔·埃梅里，《边界还是台阶？高级管理层对政策制定的贡献》，载J.拉格罗耶，《政治化》，巴黎，贝兰出版社，2003年，第47—77页。(24)　来源：《蓝皮书：1991年〈财政法〉草案》，1990年10月1—7日。(25)　让-马克·丹尼尔，《国家工资政策》，第78—79页；J-C.马尔切蒂，《公共职能部门薪酬政策的关键步骤》，《法律时事：公共职能》，1998年7—8月，第40页。(26)　在1984年1月至2月的协商后政府决定给予每个公务员同样的奖金500法郎，于是在1984年3月8日国家教育联盟、工人力量总工会、法国总工会和公务员自治总联盟举行罢工，这场罢工被法兰西民主联盟形容为“发泄罢工”，并且法兰西民主联盟没有参与这次罢工。第三章

“行政改革”残余的象征形式

第三次改革构型内部是自相矛盾的。其中发展的三个改革剧目彼此竞争互不示弱，且均不愿接受“行政改革”标签。由公共职能部部长阿尼塞·勒波尔提出的“行政改革”口号在1981至1984年间基本只担负着象征性作用。“行政改革”政策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没有任何政府部门专门负责相关工作，共产党甚至将其等同于右翼反对势力所捍卫的自由主义理论。阿尼塞·勒波尔部长办公室主任勒内·比杜兹于1981年6月撰写报告，将法规政策与行政改革进行鲜明对照：“法国公共职能理念的基本特征包括平等获得公共就业机会、职业生涯规划体系、分离职位与级别以保护公务员免受行政改革和政治压力的影响、(1)纪律保障。”在这一时期，公共职能法规政策吸收了至少是边缘化了的行政改革政策，因为“可以确定的是，新的法规既是对前期各种改革的圆满总结，又再次将我们的国家置于公共职能创新领域的前沿(2)位置，符合当代民主与科学的要求”。随着公共职能法规的改革以及公职人员权利与自由的加强，行政的官僚制形式得到重新肯定，因为行政也被认为更加有效了。任何专用于行政改革的附加政策似乎都毫无用处。第三章

“行政改革”残余的象征形式

第三次改革构型内部是自相矛盾的。其中发展的三个改革剧目彼此竞争互不示弱，且均不愿接受“行政改革”标签。由公共职能部部长阿尼塞·勒波尔提出的“行政改革”口号在1981至1984年间基本只担负着象征性作用。“行政改革”政策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没有任何政府部门专门负责相关工作，共产党甚至将其等同于右翼反对势力所捍卫的自由主义理论。阿尼塞·勒波尔部长办公室主任勒内·比杜兹于1981年6月撰写报告，将法规政策与行政改革进行鲜明对照：“法国公共职能理念的基本特征包括平等获得公共就业机会、职业生涯规划体系、分离职位与级别以保护公务员免受行政改革和政治压力的影响、(1)纪律保障。”在这一时期，公共职能法规政策吸收了至少是边缘化了的行政改革政策，因为“可以确定的是，新的法规既是对前期各种改革的圆满总结，又再次将我们的国家置于公共职能创新领域的前沿(2)位置，符合当代民主与科学的要求”。随着公共职能法规的改革以及公职人员权利与自由的加强，行政的官僚制形式得到重新肯定，因为行政也被认为更加有效了。任何专用于行政改革的附加政策似乎都毫无用处。第一节　行政改革的政治性及象征性用途

1981年至1984年，主张采取行动反对贬义“官僚主义”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大量讨论和投票活动围绕关于公共职能的法规及增加公职人员的条例迅速展开，并引发了反对派和报社的多次抨击，报社对(3)此也作了相关报道。“使制度官僚主义化”的措施受到了批评。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现代性”的象征性要求和对“反官僚主义”的强调成为政治行政机关和公共职能与行政改革部部长之间争夺的焦点。1982年2月2日，阿尼塞·勒波尔以反官僚主义部部长的身份，参加了名为《银屏档案》的电视节目，并邀请观众在遇到行政问题时写信给(4)部长及其所在的领导部门。1982年2月3日，他在部长会议上提出许多看似并不协调的措施。用以提高行政服务的质量。在“效率-法律-(5)民主”的三联制之下，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具体呈现为多项象征性行动。1982年2月，政府为您服务（AVS）在外省建立起关于行政举措和政府-用户联络委员会的信息与建议系统。根据1970年代“行政(6)相对人周”的模式，国家举措“行政-公开”在1983年11月被建立起来，大众传媒围绕“相互倾听”主题宣传了这一举措。在这之前的(7)10月份，公共职能部要求法国民众意见研究所针对法国人对政府部门的意见进行民意测验。围绕关于政府部门与用户的关系问题以及“宪章”可能带来的解决办法，组织了无线电运动。行政部门不再仅仅发挥象征性的作用。1983年1月4日，为了满足法定行业的意愿，费朗索瓦·密特朗在讲话中“要求发挥行政作用来缩减处理文件的期限”。他还补充道：“尽可能最快地满足公民是我们的义务，必须再第一节　行政改革的政治性及象征性用途

1981年至1984年，主张采取行动反对贬义“官僚主义”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大量讨论和投票活动围绕关于公共职能的法规及增加公职人员的条例迅速展开，并引发了反对派和报社的多次抨击，报社对(3)此也作了相关报道。“使制度官僚主义化”的措施受到了批评。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现代性”的象征性要求和对“反官僚主义”的强调成为政治行政机关和公共职能与行政改革部部长之间争夺的焦点。1982年2月2日，阿尼塞·勒波尔以反官僚主义部部长的身份，参加了名为《银屏档案》的电视节目，并邀请观众在遇到行政问题时写信给(4)部长及其所在的领导部门。1982年2月3日，他在部长会议上提出许多看似并不协调的措施。用以提高行政服务的质量。在“效率-法律-(5)民主”的三联制之下，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具体呈现为多项象征性行动。1982年2月，政府为您服务（AVS）在外省建立起关于行政举措和政府-用户联络委员会的信息与建议系统。根据1970年代“行政(6)相对人周”的模式，国家举措“行政-公开”在1983年11月被建立起来，大众传媒围绕“相互倾听”主题宣传了这一举措。在这之前的(7)10月份，公共职能部要求法国民众意见研究所针对法国人对政府部门的意见进行民意测验。围绕关于政府部门与用户的关系问题以及“宪章”可能带来的解决办法，组织了无线电运动。行政部门不再仅仅发挥象征性的作用。1983年1月4日，为了满足法定行业的意愿，费朗索瓦·密特朗在讲话中“要求发挥行政作用来缩减处理文件的期限”。他还补充道：“尽可能最快地满足公民是我们的义务，必须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