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主要基于两种实践。鉴于调查具有历时性，我充分运用了仔细保存于组织社会学中心的1970—1990年行政人员名录。针对每个改革时刻，我都精心列出了各机构内部在职高级官员和政治行动者的名单。在我看来，这些人对政府干预行政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主要包括相关部长办公室成员（办公室主任、技术顾问），公共职能部、行政改革部、经济与财政部成员，特殊情况下专门设立的委员会成员，负责公共职能和行政改革事务的各届总理顾问以及参与改革计划制订的专家学者（社会学家或管理学家）。此外，我还邀请受访者为我推荐其他值得会面的人，即他们认为在改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或是他们觉得对行政改革主题有准确和实际了解的人。

每场半结构式的定性访谈平均时间为两个半小时，有些可能更长一些，甚至长达半天。有些受访者被采访了两次，甚至3次。在与108位受访者进行的访谈中，2/3都录了音，以便尽可能降低丢失信息、事实、回忆以及某些对于外行人来说略显晦涩的“技术性”分析的可能。这些访谈需要特别的准备工作。考虑到行政改革政策的多重性和变化性，仅仅依靠同一套访谈指南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位受访者都代表着过去某个特定时期以及他曾经所属的机构，而这正是我与他进行访谈的原因。由于经常会询问起某个旧时活动，了解特定时期的背景以及与受访者有关的政策和决定的内容就显得至关重要。与高级官员的访谈往往存在流于形式或太过笼统的风险，这取决于受访者的意愿或者他是否记得某个旧时情况，（相对）“掌握”准确的信息要素（即使是轶事）因此成为访谈的关键。了解主题有多重益处：这不但使我可以引导访谈的方向，还能够让受访者对我对相关领域的熟悉程度感到“放心”；此外，我还可以在访谈中抛出某些具体的事实、文工作主要基于两种实践。鉴于调查具有历时性，我充分运用了仔细保存于组织社会学中心的1970—1990年行政人员名录。针对每个改革时刻，我都精心列出了各机构内部在职高级官员和政治行动者的名单。在我看来，这些人对政府干预行政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主要包括相关部长办公室成员（办公室主任、技术顾问），公共职能部、行政改革部、经济与财政部成员，特殊情况下专门设立的委员会成员，负责公共职能和行政改革事务的各届总理顾问以及参与改革计划制订的专家学者（社会学家或管理学家）。此外，我还邀请受访者为我推荐其他值得会面的人，即他们认为在改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或是他们觉得对行政改革主题有准确和实际了解的人。

每场半结构式的定性访谈平均时间为两个半小时，有些可能更长一些，甚至长达半天。有些受访者被采访了两次，甚至3次。在与108位受访者进行的访谈中，2/3都录了音，以便尽可能降低丢失信息、事实、回忆以及某些对于外行人来说略显晦涩的“技术性”分析的可能。这些访谈需要特别的准备工作。考虑到行政改革政策的多重性和变化性，仅仅依靠同一套访谈指南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位受访者都代表着过去某个特定时期以及他曾经所属的机构，而这正是我与他进行访谈的原因。由于经常会询问起某个旧时活动，了解特定时期的背景以及与受访者有关的政策和决定的内容就显得至关重要。与高级官员的访谈往往存在流于形式或太过笼统的风险，这取决于受访者的意愿或者他是否记得某个旧时情况，（相对）“掌握”准确的信息要素（即使是轶事）因此成为访谈的关键。了解主题有多重益处：这不但使我可以引导访谈的方向，还能够让受访者对我对相关领域的熟悉程度感到“放心”；此外，我还可以在访谈中抛出某些具体的事实、文件和日期，促使受访者对改革目标、改革手段、所参加的协商谈判情况以及自身的实践进行更加深入的阐释。编写访谈指南等准备工作需要我事先多掌握一些信息，因而推动我去研究了更多的文献资源。

4）档案

我参考的公共档案不多，因为在我撰写论文期间，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档案尚处于30年封闭期限内。我曾就某些主题相关的档案提出特别准许的请求，最终也未能获得批准。因此，我查阅的公共档案就仅有保存于财政部经济与财政档案中心的关于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档案。我有时会获得机会查阅私人档案（在进行访谈的过程中）以及尚未公开或尚未送交档案馆的文献（例如议会辩论的书面资料和记录），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共档案的空缺。在访谈过程中（特别是在面对曾经或正在参与改革的行政部门中工作的受访者时），我都会恳请对方同意我参阅其私人档案中的文献：办公室或领导局的内部文件、会议记录、工作总结、案件笔录、报告的未发布版本、机构鉴定书，等等。这项收集工作颇见成效，与参与改革者的访谈使我能够查阅各种私人档案。访谈所构成的不仅仅是指南框架下的有限交流。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还提供了建立信任关系的机会，使受访者接受我的请求或是主动提出让我参考他们的私人文件。我便可以借此延长访谈时间或安排新的访谈来讨论受访者提供的文献，进而丰富我的调查工作。

我以这种方式利用了马蒂娜·贝隆的私人档案，其中涉及“革新与行政前景”任务团（1982—1984）任务，并包括公共服务协会的所有会议记录。曾于1965年至1967年担任预测局局长的让·圣-格乌尔，件和日期，促使受访者对改革目标、改革手段、所参加的协商谈判情况以及自身的实践进行更加深入的阐释。编写访谈指南等准备工作需要我事先多掌握一些信息，因而推动我去研究了更多的文献资源。

4）档案

我参考的公共档案不多，因为在我撰写论文期间，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档案尚处于30年封闭期限内。我曾就某些主题相关的档案提出特别准许的请求，最终也未能获得批准。因此，我查阅的公共档案就仅有保存于财政部经济与财政档案中心的关于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档案。我有时会获得机会查阅私人档案（在进行访谈的过程中）以及尚未公开或尚未送交档案馆的文献（例如议会辩论的书面资料和记录），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共档案的空缺。在访谈过程中（特别是在面对曾经或正在参与改革的行政部门中工作的受访者时），我都会恳请对方同意我参阅其私人档案中的文献：办公室或领导局的内部文件、会议记录、工作总结、案件笔录、报告的未发布版本、机构鉴定书，等等。这项收集工作颇见成效，与参与改革者的访谈使我能够查阅各种私人档案。访谈所构成的不仅仅是指南框架下的有限交流。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还提供了建立信任关系的机会，使受访者接受我的请求或是主动提出让我参考他们的私人文件。我便可以借此延长访谈时间或安排新的访谈来讨论受访者提供的文献，进而丰富我的调查工作。

我以这种方式利用了马蒂娜·贝隆的私人档案，其中涉及“革新与行政前景”任务团（1982—1984）任务，并包括公共服务协会的所有会议记录。曾于1965年至1967年担任预测局局长的让·圣-格乌尔，允许我查阅他1962年至1968年期间未公开的文章和笔记，让我有机会更加精准地把握如此重要的改革参与者拥有怎样的观点和表述。我还查阅到了许多重要的内部文件，涉及1980年代的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课程改革、1986年至1988年开展的行政改革政策、法国共产党关于行政与公共职能的诸多计划、1980年代的公务员工资政策以及1990年代预算局对管理工具的开发情况。

1998年夏天，我还获准查阅国家改革总署的档案。我因此接触到了总署内部的丰富文件资料以及1995年至1997年间部际会议的会议记录（中期报告、会议记录、马提尼翁蓝皮书，等等）。这些资料来源为我在本书第六部分中的分析提供了巨大帮助。

最后，我还参阅了《政策与公共管理》杂志社保存的相关文献资料，主要涉及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所开展的活动。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对管理思想在法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分析新公共管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及制约因素的主要观察据点。这样，我就能够研究其教学人员和教学内容的演变，以及众多仰仗其支持而筹办起来的研讨会。

5）议会辩论

当某些改革阶段的行政政策采取立法形式或当行政成为议会“辩论”的对象时，对议会辩论相关文献记录的阅读和发掘便构成研究这些改革阶段所需的尤为宝贵且异常丰富的资源。对议会辩论进行分析研究，并不是为了对某项改革政策的立法进程进行详尽解释，而是要了解改革的关键问题及战略、审视政府成员和反对派的立场，通过分析某些措施背后的交易来估计其政治和行政敏感性并辨析相关各方协允许我查阅他1962年至1968年期间未公开的文章和笔记，让我有机会更加精准地把握如此重要的改革参与者拥有怎样的观点和表述。我还查阅到了许多重要的内部文件，涉及1980年代的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课程改革、1986年至1988年开展的行政改革政策、法国共产党关于行政与公共职能的诸多计划、1980年代的公务员工资政策以及1990年代预算局对管理工具的开发情况。

1998年夏天，我还获准查阅国家改革总署的档案。我因此接触到了总署内部的丰富文件资料以及1995年至1997年间部际会议的会议记录（中期报告、会议记录、马提尼翁蓝皮书，等等）。这些资料来源为我在本书第六部分中的分析提供了巨大帮助。

最后，我还参阅了《政策与公共管理》杂志社保存的相关文献资料，主要涉及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所开展的活动。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对管理思想在法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分析新公共管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及制约因素的主要观察据点。这样，我就能够研究其教学人员和教学内容的演变，以及众多仰仗其支持而筹办起来的研讨会。

5）议会辩论

当某些改革阶段的行政政策采取立法形式或当行政成为议会“辩论”的对象时，对议会辩论相关文献记录的阅读和发掘便构成研究这些改革阶段所需的尤为宝贵且异常丰富的资源。对议会辩论进行分析研究，并不是为了对某项改革政策的立法进程进行详尽解释，而是要了解改革的关键问题及战略、审视政府成员和反对派的立场，通过分析某些措施背后的交易来估计其政治和行政敏感性并辨析相关各方协商谈判过程。我特别研究了1978—1979年关于行政相对人法律的议会辩论、1982—1983年关于地方分权政策的辩论、同时期关于公共职能法规改革的辩论以及1985年11月政府在国民议会就行政现代化问题发表声明后未经表决的辩论。

6）关于公共职能、行政与国家的现有研究成果

在许多核心关键点以及若干重要问题上，如果不参照关于法国行政及其改革的现有研究成果，我的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些出版物是建立推理的必要“捷径”，使我可以将所收集到的经验数据串联起来。我将所参考的文章、书籍和论文在正文和参考文献部分作了系统标注，旨在确保参考文献的完整性，同时也让我的论文更加完善。

(1)　皮埃尔·格雷米翁，《外围权力》，巴黎，瑟伊出版社，1976年。(2)　克里斯蒂娜·穆塞琳，《有组织的行动社会学与公共政策分析：同一对象两种方法？》，载《法国政治学杂志》第55期，2005年2月1日，第51—73页。(3)　参见网站：www.sog-rc27.org。(4)　让-古斯塔夫·帕迪奥洛，《法国的虔诚：国家改革》，载《辩论》第119期，2002年3—4月，第20—34页。(5)　C.维古尔，《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实践与方法》，巴黎，《发现》，2005年，第178—181页。商谈判过程。我特别研究了1978—1979年关于行政相对人法律的议会辩论、1982—1983年关于地方分权政策的辩论、同时期关于公共职能法规改革的辩论以及1985年11月政府在国民议会就行政现代化问题发表声明后未经表决的辩论。

6）关于公共职能、行政与国家的现有研究成果

在许多核心关键点以及若干重要问题上，如果不参照关于法国行政及其改革的现有研究成果，我的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些出版物是建立推理的必要“捷径”，使我可以将所收集到的经验数据串联起来。我将所参考的文章、书籍和论文在正文和参考文献部分作了系统标注，旨在确保参考文献的完整性，同时也让我的论文更加完善。

(1)　皮埃尔·格雷米翁，《外围权力》，巴黎，瑟伊出版社，1976年。(2)　克里斯蒂娜·穆塞琳，《有组织的行动社会学与公共政策分析：同一对象两种方法？》，载《法国政治学杂志》第55期，2005年2月1日，第51—73页。(3)　参见网站：www.sog-rc27.org。(4)　让-古斯塔夫·帕迪奥洛，《法国的虔诚：国家改革》，载《辩论》第119期，2002年3—4月，第20—34页。(5)　C.维古尔，《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实践与方法》，巴黎，《发现》，2005年，第178—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