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关系的拉近以及对巩固工会组织的权利和作用的辩护。“公务员-公民”的表述也反映出社会学视角下的公务员代表性理想。公职人员与公民的相似性使得行政管理愈加现代且受控。就任公职机会渠道的民主化措施便印证了这一点。

法规的理性化改革还赋予公共职能部与工会组织更多资源，致使两者的干预能力、影响能力以及动员能力都得到加强。一方面，法规的理性化巩固了公共职能与行政管理总局的地位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公共职能法规改革反映出公共职能部长有多么依赖由公共职能与行政管理总局和最高行政法院掌握的资源及法律专业知识。自1981年7月开始，阿尼塞·勒波尔委托国务委员雅克·沙尔多从最高行政法院的角度出发，并依据公共职能与行政管理总局的建议，编写关于“公共职(56)能与行政管理总局角色”的说明。事实上，从1981年到1984年，法律和政令的成倍增加导致实施过程中跟踪、起草、控制和协调工作随之增多，具体表现为公共职能与行政管理总局在法律方面的投资不断增加以及技术与制度作用的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法规改革保持甚至加强了代表性组织对行政体系调整的参与度，尤其强调了这些组织在管理监督机构中的作用。将改革落到实处的措施有很多：巩固工会(57)组织的物质手段及其行动自主权；通过对行政任命与行政评价权力的限制，使工会组织在联合决策机构（公共职能高级委员会、联合技术委员会以及联合行政委员会）中的代表角色制度化，以确保工会组(58)织对代表权的垄断。就公职人员处境、公共职能部门工作健康与安全问题向这些决策机构上诉的权限与可能性显著增加，同样还包括人事问题（调动、评级、人员与任务分配、工作条件改善）以及有关机(59)构的组织和运作等普遍问题。尽管各种工会组织的处境与主旨诉求间关系的拉近以及对巩固工会组织的权利和作用的辩护。“公务员-公民”的表述也反映出社会学视角下的公务员代表性理想。公职人员与公民的相似性使得行政管理愈加现代且受控。就任公职机会渠道的民主化措施便印证了这一点。

法规的理性化改革还赋予公共职能部与工会组织更多资源，致使两者的干预能力、影响能力以及动员能力都得到加强。一方面，法规的理性化巩固了公共职能与行政管理总局的地位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公共职能法规改革反映出公共职能部长有多么依赖由公共职能与行政管理总局和最高行政法院掌握的资源及法律专业知识。自1981年7月开始，阿尼塞·勒波尔委托国务委员雅克·沙尔多从最高行政法院的角度出发，并依据公共职能与行政管理总局的建议，编写关于“公共职(56)能与行政管理总局角色”的说明。事实上，从1981年到1984年，法律和政令的成倍增加导致实施过程中跟踪、起草、控制和协调工作随之增多，具体表现为公共职能与行政管理总局在法律方面的投资不断增加以及技术与制度作用的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法规改革保持甚至加强了代表性组织对行政体系调整的参与度，尤其强调了这些组织在管理监督机构中的作用。将改革落到实处的措施有很多：巩固工会(57)组织的物质手段及其行动自主权；通过对行政任命与行政评价权力的限制，使工会组织在联合决策机构（公共职能高级委员会、联合技术委员会以及联合行政委员会）中的代表角色制度化，以确保工会组(58)织对代表权的垄断。就公职人员处境、公共职能部门工作健康与安全问题向这些决策机构上诉的权限与可能性显著增加，同样还包括人事问题（调动、评级、人员与任务分配、工作条件改善）以及有关机(59)构的组织和运作等普遍问题。尽管各种工会组织的处境与主旨诉求不尽相同，1983年7月13日法律还是赋予工会以法律承认的“共同管(60)理”或“法式社团主义”地位。其中第8条甚至还规定了工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协商权”。协商权并未出现在政府的最初文案中，而是在公共职能高级委员会对文案的数次讨论中引入的，彰显出其在决(61)策过程中的影响力。得益于1981—1984年间的众多法律文本，公务员的国家代表在调节行政体系方面发挥起愈加重要的作用，同时保留甚至增加了他们对公共决策的质疑权。工会组织在1970年代对决策过程还没有真正的影响力，伴随着左翼当权以及地方分权政策的到来，总体形势对重新评价工会组织的角色十分有利。由此而来的政府与工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也并不十分明确。如果说国家在有关工资、招聘或组织改革的决策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那么工会组织则拥有对决策过程进行干预甚至阻止的权力。阿尼塞·勒波尔的种种改革实现了工会组织参与管理与决策的制度化，并且增强了它们影响行政政策的愿望及合法性。此外，改革还提高了这些群体确保法定政策得以继续和扩展的能力。“社团主义”道路并非始于1981年的各种革新政策，自1946年10月公共职能制度结构建立以来，这条道路便潜在着甚至被部分践行着，只不过1981—1984年采取的措施使其在法国行政体系调节中更加凸显。

我们来对这个动态过程进行简要总结。随着地方分权的发展，莫鲁瓦政府展开“外部”博弈，试图使第五共和国政权在人民当中以及寻求支持的团体处（地方民选代表）具有新的合法性。这种“进攻”战略对公共职能不无影响并破坏了行政的稳定性。作为交换，一系列旨在重建庞大公职体系的法律决策很大程度上出自对“内部”博弈的关注，而内部博弈的目标在于稳定行政体系并增加公职人员的忠诚度不尽相同，1983年7月13日法律还是赋予工会以法律承认的“共同管(60)理”或“法式社团主义”地位。其中第8条甚至还规定了工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协商权”。协商权并未出现在政府的最初文案中，而是在公共职能高级委员会对文案的数次讨论中引入的，彰显出其在决(61)策过程中的影响力。得益于1981—1984年间的众多法律文本，公务员的国家代表在调节行政体系方面发挥起愈加重要的作用，同时保留甚至增加了他们对公共决策的质疑权。工会组织在1970年代对决策过程还没有真正的影响力，伴随着左翼当权以及地方分权政策的到来，总体形势对重新评价工会组织的角色十分有利。由此而来的政府与工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也并不十分明确。如果说国家在有关工资、招聘或组织改革的决策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那么工会组织则拥有对决策过程进行干预甚至阻止的权力。阿尼塞·勒波尔的种种改革实现了工会组织参与管理与决策的制度化，并且增强了它们影响行政政策的愿望及合法性。此外，改革还提高了这些群体确保法定政策得以继续和扩展的能力。“社团主义”道路并非始于1981年的各种革新政策，自1946年10月公共职能制度结构建立以来，这条道路便潜在着甚至被部分践行着，只不过1981—1984年采取的措施使其在法国行政体系调节中更加凸显。

我们来对这个动态过程进行简要总结。随着地方分权的发展，莫鲁瓦政府展开“外部”博弈，试图使第五共和国政权在人民当中以及寻求支持的团体处（地方民选代表）具有新的合法性。这种“进攻”战略对公共职能不无影响并破坏了行政的稳定性。作为交换，一系列旨在重建庞大公职体系的法律决策很大程度上出自对“内部”博弈的关注，而内部博弈的目标在于稳定行政体系并增加公职人员的忠诚度与凝聚力。这种“防御”战略是对地方分权政策的制衡。重申、保护和捍卫法国行政的标志性价值观，抵消了地方分权过程中产生的对政治制度的批评。两种动因相互依存并各自维持。通过地方分权，莫鲁瓦政府获得了地方民选代表的支持；通过公共职能法规改革，政府获得了公务员及其工会的支持。因此，莫鲁瓦政府的统治艺术在一定时期内是部分建立在这两种矛盾趋势的互补性之上的。

(1)　对此问题的综合分析，参见菲利普·贝兹，《在新公共管理时代建设韦伯式官僚机构？》，载《国际批评》第35期，2007年4—6月，第9—29页。(2)　参见皮埃尔·比恩鲍姆，《国家何去何从？》，第139—162页。(3)　特别是皮埃尔·比恩鲍姆、让-克洛德·汤尼格、让-皮埃尔·沃姆斯和丹尼尔·林登贝格。相关辩论情况，参见《民主危在旦夕：关于国家与公共服务的思考》，巴黎，社会主义图书俱乐部，1981年。(4)　除皮埃尔·加伯里（巴黎第一大学法律教授）外，还有热拉尔·马尔库、马塞尔·皮克马尔、莫里斯·布尔乔尔、弗朗索瓦斯·德雷福斯以及居伊·布莱邦，这些大学教员教授法学方面的课程，通常与行政科学很接近。(5)　法国共产党-公共职能工作组，《地方分权、去国家官僚主义化、公共职能民主化》（1981年6月10日），勒内·比杜兹个人档案，第14页。(6)　参见皮埃尔·比恩鲍姆，《国家何去何从？》，第146页。(7)　同上，第153页。(8)　参见布鲁诺·帕里耶，《模糊的共识，渐进的改变，1990年代的法国社会政策》，载沃夫冈·施特雷克、凯瑟琳·瑟伦编，《超越连续性》，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27—144页。(9)　例如让-皮埃尔·沃姆斯，《改革行政？》，载《1978年档案》第11期，1976年9月。让-皮埃尔·沃姆斯与德罗尔和法国工人民主联盟交好，是米与凝聚力。这种“防御”战略是对地方分权政策的制衡。重申、保护和捍卫法国行政的标志性价值观，抵消了地方分权过程中产生的对政治制度的批评。两种动因相互依存并各自维持。通过地方分权，莫鲁瓦政府获得了地方民选代表的支持；通过公共职能法规改革，政府获得了公务员及其工会的支持。因此，莫鲁瓦政府的统治艺术在一定时期内是部分建立在这两种矛盾趋势的互补性之上的。

(1)　对此问题的综合分析，参见菲利普·贝兹，《在新公共管理时代建设韦伯式官僚机构？》，载《国际批评》第35期，2007年4—6月，第9—29页。(2)　参见皮埃尔·比恩鲍姆，《国家何去何从？》，第139—162页。(3)　特别是皮埃尔·比恩鲍姆、让-克洛德·汤尼格、让-皮埃尔·沃姆斯和丹尼尔·林登贝格。相关辩论情况，参见《民主危在旦夕：关于国家与公共服务的思考》，巴黎，社会主义图书俱乐部，1981年。(4)　除皮埃尔·加伯里（巴黎第一大学法律教授）外，还有热拉尔·马尔库、马塞尔·皮克马尔、莫里斯·布尔乔尔、弗朗索瓦斯·德雷福斯以及居伊·布莱邦，这些大学教员教授法学方面的课程，通常与行政科学很接近。(5)　法国共产党-公共职能工作组，《地方分权、去国家官僚主义化、公共职能民主化》（1981年6月10日），勒内·比杜兹个人档案，第14页。(6)　参见皮埃尔·比恩鲍姆，《国家何去何从？》，第146页。(7)　同上，第153页。(8)　参见布鲁诺·帕里耶，《模糊的共识，渐进的改变，1990年代的法国社会政策》，载沃夫冈·施特雷克、凯瑟琳·瑟伦编，《超越连续性》，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27—144页。(9)　例如让-皮埃尔·沃姆斯，《改革行政？》，载《1978年档案》第11期，1976年9月。让-皮埃尔·沃姆斯与德罗尔和法国工人民主联盟交好，是米歇尔·克罗齐耶团队内的社会学家。(10)　社会党，由卡特琳娜·拉卢米埃尔领导的国家派驻公共职能部的代表团，《工作组关于行政管理新方法的报告》，1977年12月27日，马蒂娜·贝隆的个人档案。(11)　法国共产党-公共职能工作组，《地方分权、去国家官僚主义化、公共职能民主化》。(12)　1980年5月，乔治·马歇在喜来登酒店面向1 100位市长及共产党区县议员发表讲话，将地方分权介绍为新的国家理念。(13)　法国共产党-公共职能工作组，《地方分权、去国家官僚主义化、公共职能民主化》，第18页。(14)　同上，第7页。(15)　同上，第5页。(16)　针对这种对立情况，参见图丽娅·G.费勒缇，《夺取权力还是创造权力？阿根廷及巴西地方分权中的军事政权遗产》，载《国际批评》第35期，2007年4—6月，第101—120页。(17)　该阐释出自帕特里克·勒·利德克，《共和国市长》，第504—513页。(18)　该表述出自1979年5月14日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坦恩所做的关于地方分权的演说（参见阿兰·德尔康，《参议院与地方分权》，第258页）。(19)　阿兰·德尔康，《参议院与地方分权》，第240页。(20)　让-雅克·巴尔特，《国民议会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82年11月30日第一场，第7767页。(21)　同上，第7769—7770页描述的激烈冲突。(22)　让-克洛德·汤尼格，《大钟表匠与系统效果》，载《政策与公共管理》第1期，1985年3月，第144页。歇尔·克罗齐耶团队内的社会学家。(10)　社会党，由卡特琳娜·拉卢米埃尔领导的国家派驻公共职能部的代表团，《工作组关于行政管理新方法的报告》，1977年12月27日，马蒂娜·贝隆的个人档案。(11)　法国共产党-公共职能工作组，《地方分权、去国家官僚主义化、公共职能民主化》。(12)　1980年5月，乔治·马歇在喜来登酒店面向1 100位市长及共产党区县议员发表讲话，将地方分权介绍为新的国家理念。(13)　法国共产党-公共职能工作组，《地方分权、去国家官僚主义化、公共职能民主化》，第18页。(14)　同上，第7页。(15)　同上，第5页。(16)　针对这种对立情况，参见图丽娅·G.费勒缇，《夺取权力还是创造权力？阿根廷及巴西地方分权中的军事政权遗产》，载《国际批评》第35期，2007年4—6月，第101—120页。(17)　该阐释出自帕特里克·勒·利德克，《共和国市长》，第504—513页。(18)　该表述出自1979年5月14日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坦恩所做的关于地方分权的演说（参见阿兰·德尔康，《参议院与地方分权》，第258页）。(19)　阿兰·德尔康，《参议院与地方分权》，第240页。(20)　让-雅克·巴尔特，《国民议会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82年11月30日第一场，第7767页。(21)　同上，第7769—7770页描述的激烈冲突。(22)　让-克洛德·汤尼格，《大钟表匠与系统效果》，载《政策与公共管理》第1期，1985年3月，第144页。(23)　第一次地方分权对人员的影响很难衡量，因为要将职位（国家行政人员转移到地方政府，但仍由国家提供资金）与职业的转移（意味着支付工资的机构将改变）区分开。(24)　皮埃尔·博洛特，《权力下放：小组工作摘要》，1981年11月，未发表文件，第8页。(25)　雅克·罗歇-马沙尔，《国民议会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82年11月28日第一场，第7734页。(26)　雅克·图邦，《国民议会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82年11月30日第一场，第7767页。(27)　凯瑟琳·瑟伦，《制度是如何演变的》，第221页。(28)　另外三个由共产党人担任的职位分别是：交通运输部部长（夏尔·菲特曼），职业培训部部长（马塞尔·里古）以及健康部部长（雅克·拉利特）。(29)　国家气象局工程师，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65年起负责领导经济与财政部下属预测局，又于1969—1975年间担任工业处处长；随后担任移民部际考察团团长，并在预算选择理性化项目框架下对移民问题进行研究；后又成为财政部的法国总工会负责人，负责准备夏尔·菲特曼有关国家规划及国家角色的文件；自1977年成为上塞纳省的参议员，自1979年成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30)　“当我被任命为公共职能部部长时，有人跟我说：‘你是多列士的接替人。’事实上，是他创造并完善了最初的公共职能法规。如今身处危机之中，未来的任务仍然艰巨。还需要另外的政策，我们会去打造它的。”（《晨报》访谈，1981年7月31日。）另见《阿尼塞·勒波尔：多列士与我同行》，载《新文学报》第2839期访谈，1982年6月2—8日，第24页。(31)　办公室的其他成员中，要特别提及皮埃尔·加伯里，巴黎第十大学政治学教授、法国共产党员；米歇尔·沃勒，毕业于法国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所，以前是法国总工会及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所共产党支部成员，负责(23)　第一次地方分权对人员的影响很难衡量，因为要将职位（国家行政人员转移到地方政府，但仍由国家提供资金）与职业的转移（意味着支付工资的机构将改变）区分开。(24)　皮埃尔·博洛特，《权力下放：小组工作摘要》，1981年11月，未发表文件，第8页。(25)　雅克·罗歇-马沙尔，《国民议会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82年11月28日第一场，第7734页。(26)　雅克·图邦，《国民议会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82年11月30日第一场，第7767页。(27)　凯瑟琳·瑟伦，《制度是如何演变的》，第221页。(28)　另外三个由共产党人担任的职位分别是：交通运输部部长（夏尔·菲特曼），职业培训部部长（马塞尔·里古）以及健康部部长（雅克·拉利特）。(29)　国家气象局工程师，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65年起负责领导经济与财政部下属预测局，又于1969—1975年间担任工业处处长；随后担任移民部际考察团团长，并在预算选择理性化项目框架下对移民问题进行研究；后又成为财政部的法国总工会负责人，负责准备夏尔·菲特曼有关国家规划及国家角色的文件；自1977年成为上塞纳省的参议员，自1979年成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30)　“当我被任命为公共职能部部长时，有人跟我说：‘你是多列士的接替人。’事实上，是他创造并完善了最初的公共职能法规。如今身处危机之中，未来的任务仍然艰巨。还需要另外的政策，我们会去打造它的。”（《晨报》访谈，1981年7月31日。）另见《阿尼塞·勒波尔：多列士与我同行》，载《新文学报》第2839期访谈，1982年6月2—8日，第24页。(31)　办公室的其他成员中，要特别提及皮埃尔·加伯里，巴黎第十大学政治学教授、法国共产党员；米歇尔·沃勒，毕业于法国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所，以前是法国总工会及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所共产党支部成员，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