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职场性骚扰已经正常化了，甚至一度发展到了鼓励女性接受性骚扰的程度。海伦·格利·布朗是世界名刊Cosmopolita的资深编辑，她于1964年出版了《性与办公室》（Sex ad the Office）一书。她在书中写道：“已婚男子大都希望自己身边环绕的都是些莺莺燕燕，他可能会把她们当成性对象，当然也可能不会。（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他可能并不打算将你加入他睡过的女人名单里，只是想确定你对男人的基本态度。某个一本正经、觉得即便是毒药也好过罪恶（即便不是她本人的罪过）的女孩会破坏男人工作的乐趣。一家纺织企业的美女高管表示，‘我宁可接受男人无关大碍的调戏，也不愿他来给我的工作捣乱’。”这是布朗亲口说出的话。在面对性骚扰时，她就像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1960年，美国国家办公室管理协会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受访的2000家公司中，有30%的公司认为，它们在聘用前台接待员、总机接线员和秘书时，会“认真考虑”候选人是否美丽性感，以此作为录用的标准之一。

1975年，记者琳·法利创造了“性骚扰”一词，她当时在康奈尔大学教授一门有关女性与职场的课程。法利邀请女学生参加主题为“提高意识”的一节课，并询问了她们在职场工作的经历。2017年，她在接受电台节目《媒体前沿》（O the Media）主持人布鲁克·格拉德斯通的采访时表示：“每个学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拒绝了老板的性暗示，她们要么被迫辞职，要么被解雇。”

法利有意寻找一个术语，或者说一个标签，来概括这些共同的经历，她最终选择了“性骚扰”一词。她后来在《纽约时报》撰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职场性骚扰已经正常化了，甚至一度发展到了鼓励女性接受性骚扰的程度。海伦·格利·布朗是世界名刊Cosmopolita的资深编辑，她于1964年出版了《性与办公室》（Sex ad the Office）一书。她在书中写道：“已婚男子大都希望自己身边环绕的都是些莺莺燕燕，他可能会把她们当成性对象，当然也可能不会。（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他可能并不打算将你加入他睡过的女人名单里，只是想确定你对男人的基本态度。某个一本正经、觉得即便是毒药也好过罪恶（即便不是她本人的罪过）的女孩会破坏男人工作的乐趣。一家纺织企业的美女高管表示，‘我宁可接受男人无关大碍的调戏，也不愿他来给我的工作捣乱’。”这是布朗亲口说出的话。在面对性骚扰时，她就像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1960年，美国国家办公室管理协会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受访的2000家公司中，有30%的公司认为，它们在聘用前台接待员、总机接线员和秘书时，会“认真考虑”候选人是否美丽性感，以此作为录用的标准之一。

1975年，记者琳·法利创造了“性骚扰”一词，她当时在康奈尔大学教授一门有关女性与职场的课程。法利邀请女学生参加主题为“提高意识”的一节课，并询问了她们在职场工作的经历。2017年，她在接受电台节目《媒体前沿》（O the Media）主持人布鲁克·格拉德斯通的采访时表示：“每个学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拒绝了老板的性暗示，她们要么被迫辞职，要么被解雇。”

法利有意寻找一个术语，或者说一个标签，来概括这些共同的经历，她最终选择了“性骚扰”一词。她后来在《纽约时报》撰文：“职场女性立刻开始使用这个词。时至今日，终于有了一个词能够描述她们每天都要经历的性胁迫。她们不再需要费尽口舌向朋友和家人解释‘他挑逗我，在我表示抗拒之后他还不肯罢休，所以我只好辞职了’。他做的这件事是有名称的。”

前文讨论了“习惯”是如何通过“将问题正常化”来帮助克服恐惧症的。而法利所做的却恰恰相反：她创造出“性骚扰”一词，是想“将常态问题化”，将强迫女性的行为重新定义为非正常行为，对其进行污名化。通过给问题命名，她帮助整个社会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被忽视已久的问题。

“无视问题”既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科学现象。人人都在参与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探讨在日常生活和所处世界中，究竟哪些才算真正的问题。此类争论是有价值的，因为一旦某件事被定义为一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加以解决，与问题相伴而生的就是义务。有时我们需要和自己谈判，比如一个矢口否认自己有“问题”的酗酒者；有时我们需要与亲近的人谈判，比如夫妻之间讨论是否要去寻求婚姻咨询。社会存在着一个问题市场，市场上所有的问题都在争夺我们的资源和注意力。

有时，我们努力说服自己去解决的问题可能压根就不是个问题。1894年，每天都有6万多匹马在伦敦周围运送乘客，《泰晤士报》预测，“50年后，伦敦的每条街道都将被掩埋在9英尺厚的马粪之下。”暂且不论该预测的逻辑漏洞——第9英尺的马粪是怎么堆上去的？——这种恐惧并非全无道理：6万多匹马每天平均“产出”15～35磅重的粪便。1898年，纽约市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城市规划会议，会议“职场女性立刻开始使用这个词。时至今日，终于有了一个词能够描述她们每天都要经历的性胁迫。她们不再需要费尽口舌向朋友和家人解释‘他挑逗我，在我表示抗拒之后他还不肯罢休，所以我只好辞职了’。他做的这件事是有名称的。”

前文讨论了“习惯”是如何通过“将问题正常化”来帮助克服恐惧症的。而法利所做的却恰恰相反：她创造出“性骚扰”一词，是想“将常态问题化”，将强迫女性的行为重新定义为非正常行为，对其进行污名化。通过给问题命名，她帮助整个社会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被忽视已久的问题。

“无视问题”既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科学现象。人人都在参与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探讨在日常生活和所处世界中，究竟哪些才算真正的问题。此类争论是有价值的，因为一旦某件事被定义为一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加以解决，与问题相伴而生的就是义务。有时我们需要和自己谈判，比如一个矢口否认自己有“问题”的酗酒者；有时我们需要与亲近的人谈判，比如夫妻之间讨论是否要去寻求婚姻咨询。社会存在着一个问题市场，市场上所有的问题都在争夺我们的资源和注意力。

有时，我们努力说服自己去解决的问题可能压根就不是个问题。1894年，每天都有6万多匹马在伦敦周围运送乘客，《泰晤士报》预测，“50年后，伦敦的每条街道都将被掩埋在9英尺厚的马粪之下。”暂且不论该预测的逻辑漏洞——第9英尺的马粪是怎么堆上去的？——这种恐惧并非全无道理：6万多匹马每天平均“产出”15～35磅重的粪便。1898年，纽约市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城市规划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探讨马粪危机。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因为汽车的诞生，当年人们担心的所谓的危机并未出现。（现如今，令人头疼的反倒是汽车的“排泄物”——二氧化碳和颗粒物。）

为了近距离感受一下在当今世界亲身对抗“无视问题”，或者说唤醒人们的意识、动员公众解决问题是何种体验，我们来讲一讲巴西活动家黛博拉·德拉吉的故事，她的觉醒发生在女儿出生以后。

2003年8月，已经怀孕37周的德拉吉前往巴西圣保罗州圣安德烈市进行常规的产前检查。到医院以后，产科医生告知她已经临产了——因为宫缩太过轻微，她自己都没有当回事儿。医护人员给她注射了一针催产素，促使子宫肌肉收缩以加速分娩。12个小时过后，医生决定进行剖宫产。德拉吉的女儿索菲亚出生了，母女健康平安，都恢复得很好。

德拉吉对此十分感激，但当她回想起这段分娩经历时，却越来越感到不安。为什么医生要加快分娩进程呢？为什么那么急切地给她做剖宫产手术呢？

她在网上找到了一个论坛，很多妈妈都会在这个论坛里交流分享自己分娩的经历，其中不少人都和德拉吉有着相似的经历：尽管她们都希望自己可以顺产，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剖宫产手术。事实上，论坛里的许多人都反映，她们的医生不鼓励顺产。“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个例，全国各地的女性都有着相同的经历。大家都是这样的。”德拉吉表示。

她很快便找到了相关的数据来佐证自己的直觉。世界各地的剖宫的主题就是探讨马粪危机。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因为汽车的诞生，当年人们担心的所谓的危机并未出现。（现如今，令人头疼的反倒是汽车的“排泄物”——二氧化碳和颗粒物。）

为了近距离感受一下在当今世界亲身对抗“无视问题”，或者说唤醒人们的意识、动员公众解决问题是何种体验，我们来讲一讲巴西活动家黛博拉·德拉吉的故事，她的觉醒发生在女儿出生以后。

2003年8月，已经怀孕37周的德拉吉前往巴西圣保罗州圣安德烈市进行常规的产前检查。到医院以后，产科医生告知她已经临产了——因为宫缩太过轻微，她自己都没有当回事儿。医护人员给她注射了一针催产素，促使子宫肌肉收缩以加速分娩。12个小时过后，医生决定进行剖宫产。德拉吉的女儿索菲亚出生了，母女健康平安，都恢复得很好。

德拉吉对此十分感激，但当她回想起这段分娩经历时，却越来越感到不安。为什么医生要加快分娩进程呢？为什么那么急切地给她做剖宫产手术呢？

她在网上找到了一个论坛，很多妈妈都会在这个论坛里交流分享自己分娩的经历，其中不少人都和德拉吉有着相似的经历：尽管她们都希望自己可以顺产，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剖宫产手术。事实上，论坛里的许多人都反映，她们的医生不鼓励顺产。“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个例，全国各地的女性都有着相同的经历。大家都是这样的。”德拉吉表示。

她很快便找到了相关的数据来佐证自己的直觉。世界各地的剖宫产率相差很大：2016年，在婴儿安全出生的情况下，瑞典的剖宫产率为18%，西班牙是25%，加拿大是26%，德国是30%，美国是32%。2014年，巴西的剖宫产率则为57%，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巴西富豪所青睐的私人医疗体系中，84%的婴儿是通过剖宫产出生的。

当然，剖宫产是一项大手术，对母亲和孩子来说都有风险。在某些情况下，剖宫产确实可以说是救星，但高达84%的概率显然说明剖宫产手术已经不是用来规避风险或者危险了，而仅仅是图方便。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放弃顺产呢？这在巴西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对于某些女性来说，她们更倾向于选择剖宫产，因为可以事先计划何时进行手术。有些人则认为，在巴西的私人医疗体系中，剖宫产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甚至还有报道称，巴西的高端私人诊所会提供与剖宫产配套的美甲和按摩服务。

但更具说服力的原因其实是医生更喜欢剖宫产。毕竟，剖宫产手术可以一台接一台地有序进行，医生不用工作至深夜，也不必在周末或者节假日加班。此外，产科医生强烈支持剖宫产也是因为其性价比更高：顺产可能需要在24小时内断断续续地工作，而做剖宫产手术一般只需要集中工作一两个小时，赚的钱却比顺产多多了。

除了以上这些因素，还有文化的影响。“分娩是一件原始、丑陋、肮脏且麻烦的事情，”在接受《大西洋月刊》的采访时，圣保罗大学公共卫生教授西蒙·迪尼兹如是评价医生对顺产的普遍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分娩是一种耻辱。当孕妇临产时，有些医生会说，‘在床上脱裤子脱得挺爽快，现在你怀上了，来了医院倒是哭了’。”产率相差很大：2016年，在婴儿安全出生的情况下，瑞典的剖宫产率为18%，西班牙是25%，加拿大是26%，德国是30%，美国是32%。2014年，巴西的剖宫产率则为57%，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巴西富豪所青睐的私人医疗体系中，84%的婴儿是通过剖宫产出生的。

当然，剖宫产是一项大手术，对母亲和孩子来说都有风险。在某些情况下，剖宫产确实可以说是救星，但高达84%的概率显然说明剖宫产手术已经不是用来规避风险或者危险了，而仅仅是图方便。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放弃顺产呢？这在巴西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对于某些女性来说，她们更倾向于选择剖宫产，因为可以事先计划何时进行手术。有些人则认为，在巴西的私人医疗体系中，剖宫产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甚至还有报道称，巴西的高端私人诊所会提供与剖宫产配套的美甲和按摩服务。

但更具说服力的原因其实是医生更喜欢剖宫产。毕竟，剖宫产手术可以一台接一台地有序进行，医生不用工作至深夜，也不必在周末或者节假日加班。此外，产科医生强烈支持剖宫产也是因为其性价比更高：顺产可能需要在24小时内断断续续地工作，而做剖宫产手术一般只需要集中工作一两个小时，赚的钱却比顺产多多了。

除了以上这些因素，还有文化的影响。“分娩是一件原始、丑陋、肮脏且麻烦的事情，”在接受《大西洋月刊》的采访时，圣保罗大学公共卫生教授西蒙·迪尼兹如是评价医生对顺产的普遍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分娩是一种耻辱。当孕妇临产时，有些医生会说，‘在床上脱裤子脱得挺爽快，现在你怀上了，来了医院倒是哭了’。”这样污秽的辱骂听上去似乎只是某个极端的例子，但据巴西女性说，这绝非个例。在一项针对1626名巴西产妇的调查中，大约1/4的受访者表示，医生曾嘲笑她们，或者批评她们因为剧烈疼痛而喊叫。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在分娩期间，她们感觉自己“低人一等、脆弱无助，毫无安全感可言”。

在德拉吉对自己经历的剖宫产手术感到蹊跷之后，以上就是她在研究巴西产妇的分娩状况过程中所发现的事实。在她找到的那个线上论坛中，产妇们一个又一个相似的经历更是增强了她们的信念：现实需要改变。德拉吉加入了一个旨在倡导母亲权益的新组织，名为“有原则分娩”。

2006年，“有原则分娩”向巴西联邦检察长提交了一份长达35页的文件，其中一半是研究报告，一半是宣言。该组织认为，巴西的产妇分娩体系出了问题。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女性都希望顺产，但她们没能如愿以偿，还是以剖宫产告终。因此，母亲和婴儿的健康都受到了影响。这篇论文解释了导致问题的系统性原因，同时也为医疗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系列建议。

“有原则分娩”组织赢得了政府内部人士的支持，其中就包括杰奎琳·托雷斯，她是一名产科护士兼孕产妇健康专家，当时供职于巴西私人健康保险的监管机构ANS。托雷斯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曾成功提升顺产率的人士，最终找到了保罗·伯伦博士。

伯伦当时正在圣保罗市以北200英里外的雅博蒂卡巴尔镇进行一个试点项目，试图通过不断完善的方法来提高顺产率。为了给这这样污秽的辱骂听上去似乎只是某个极端的例子，但据巴西女性说，这绝非个例。在一项针对1626名巴西产妇的调查中，大约1/4的受访者表示，医生曾嘲笑她们，或者批评她们因为剧烈疼痛而喊叫。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在分娩期间，她们感觉自己“低人一等、脆弱无助，毫无安全感可言”。

在德拉吉对自己经历的剖宫产手术感到蹊跷之后，以上就是她在研究巴西产妇的分娩状况过程中所发现的事实。在她找到的那个线上论坛中，产妇们一个又一个相似的经历更是增强了她们的信念：现实需要改变。德拉吉加入了一个旨在倡导母亲权益的新组织，名为“有原则分娩”。

2006年，“有原则分娩”向巴西联邦检察长提交了一份长达35页的文件，其中一半是研究报告，一半是宣言。该组织认为，巴西的产妇分娩体系出了问题。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女性都希望顺产，但她们没能如愿以偿，还是以剖宫产告终。因此，母亲和婴儿的健康都受到了影响。这篇论文解释了导致问题的系统性原因，同时也为医疗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系列建议。

“有原则分娩”组织赢得了政府内部人士的支持，其中就包括杰奎琳·托雷斯，她是一名产科护士兼孕产妇健康专家，当时供职于巴西私人健康保险的监管机构ANS。托雷斯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曾成功提升顺产率的人士，最终找到了保罗·伯伦博士。

伯伦当时正在圣保罗市以北200英里外的雅博蒂卡巴尔镇进行一个试点项目，试图通过不断完善的方法来提高顺产率。为了给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