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25日；莫里斯·帕蓬，《一批预算经济政策被国家取消》，载《回声报》，1980年2月8日；《国家吝啬主义万岁》，载《法国生活》，1980年2月11日。(5)　让-皮埃尔·福尔卡德，《预算选择理性化部际公告》第21号，1975年6月。(6)　国民议会，1975年10月21日星期二会议，《1975年10月22日星期三官方公报》，第7143页。(7)　关于回避责难的策略，参见保罗·皮尔逊，《解散福利国家？》；肯特·韦弗，《回避责难的政治》，载《公共政策杂志》第6卷第4期，1986年，第371—398页。(8)　保罗·皮尔逊，《解散福利国家？》，第19—24页。(9)　国家账目，《统计与财政研究》第388号，1982年3月。(10)　若想了解这一时期的细节，参见菲利普·贝兹，《法国行政管理中的工资理性化》，第85—93页。(11)　保罗·皮尔逊在一部关于社会政治改革的作品中明确指出：改革策略旨在最小化那些不得人心的措施的政治成本，最普遍形式是将措施效果进行模糊处理和异化，特别是通过“反渐进主义”（decremetalism），即通过管理程序或在必要时操纵指数从而减缓某些支出的增长（参见保罗·皮尔逊，《解散福利国家？》，第20页）。(12)　1974年的福尔卡德计划属于经济降温计划，旨在通过压缩公共行政部门支出来应对通货膨胀；1975年，希拉克在凯恩斯主义启发下推出复兴计划，其特点是投资和消费得以复苏，且公职人员工资大幅增加；之后的巴尔计划重新把控制财政赤字作为工作重点：减少工资、增加税收、抑制通货膨胀。(13)　斯蒂芬·S.科恩、詹姆斯·加尔布雷斯、约翰·齐斯曼，《修复迷宫：法国的金融体系和产业政策》，载斯蒂芬·S.科恩、P.A.古雷维奇编，《世界经月25日；莫里斯·帕蓬，《一批预算经济政策被国家取消》，载《回声报》，1980年2月8日；《国家吝啬主义万岁》，载《法国生活》，1980年2月11日。(5)　让-皮埃尔·福尔卡德，《预算选择理性化部际公告》第21号，1975年6月。(6)　国民议会，1975年10月21日星期二会议，《1975年10月22日星期三官方公报》，第7143页。(7)　关于回避责难的策略，参见保罗·皮尔逊，《解散福利国家？》；肯特·韦弗，《回避责难的政治》，载《公共政策杂志》第6卷第4期，1986年，第371—398页。(8)　保罗·皮尔逊，《解散福利国家？》，第19—24页。(9)　国家账目，《统计与财政研究》第388号，1982年3月。(10)　若想了解这一时期的细节，参见菲利普·贝兹，《法国行政管理中的工资理性化》，第85—93页。(11)　保罗·皮尔逊在一部关于社会政治改革的作品中明确指出：改革策略旨在最小化那些不得人心的措施的政治成本，最普遍形式是将措施效果进行模糊处理和异化，特别是通过“反渐进主义”（decremetalism），即通过管理程序或在必要时操纵指数从而减缓某些支出的增长（参见保罗·皮尔逊，《解散福利国家？》，第20页）。(12)　1974年的福尔卡德计划属于经济降温计划，旨在通过压缩公共行政部门支出来应对通货膨胀；1975年，希拉克在凯恩斯主义启发下推出复兴计划，其特点是投资和消费得以复苏，且公职人员工资大幅增加；之后的巴尔计划重新把控制财政赤字作为工作重点：减少工资、增加税收、抑制通货膨胀。(13)　斯蒂芬·S.科恩、詹姆斯·加尔布雷斯、约翰·齐斯曼，《修复迷宫：法国的金融体系和产业政策》，载斯蒂芬·S.科恩、P.A.古雷维奇编，《世界经济困境中的法国》，伦敦，巴特沃思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5—58页。(14)　罗贝尔·德洛尔姆、克里斯蒂娜·安德烈，《国家与经济》，第632页。(15)　1977年后，反对党左翼控制了居民人数超过30 000的221个大城市中的156个（71%），而在以前它只控制了其中的98个（44%）。(16)　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最初名为公共管理教育中心。(17)　关于国家企业管理教育基金会的历史甚至法国高等管理教育发展历史的全面介绍，参见玛丽-埃马纽埃尔·谢塞尔、法比耶纳·帕维，《官僚、老板与教授：高等管理教育史》，巴黎，贝兰出版社，2001年。(18)　玛丽-埃马纽埃尔·谢塞尔，《公共管理：一种意外收获？》，载玛丽-埃马纽埃尔·谢塞尔、法比耶纳·帕维，《国家企业管理教育基金会历史（1965—1975），最终研究报告》，里昂-巴黎，皮埃尔-莱昂中心-国家企业管理教育基金会。(19)　1993年，巴黎高等商学院开设名为“公共组织管理与经济”的选修课程，由罗曼·劳费尔执教。(20)　哥伦比亚大学、舍布鲁克大学、西北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的美式培训主要是工商管理学硕士，有时是博士。(21)　让-克洛德·汤尼格，《教授公共管理：美国当前的教育与管理趋势》，巴黎，国家企业管理教育基金会，1976年。(22)　安德鲁·阿伯特，《职业制度：论专业劳动分工》，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9—85页。(23)　作为南泰尔大学的助教，帕特里克·吉贝尔于1970—1971年间在国家企业管理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下，被派遣至西北大学学习管理方面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从政治学院毕业后，被授予经济科学与公共法律方面的高济困境中的法国》，伦敦，巴特沃思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5—58页。(14)　罗贝尔·德洛尔姆、克里斯蒂娜·安德烈，《国家与经济》，第632页。(15)　1977年后，反对党左翼控制了居民人数超过30 000的221个大城市中的156个（71%），而在以前它只控制了其中的98个（44%）。(16)　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最初名为公共管理教育中心。(17)　关于国家企业管理教育基金会的历史甚至法国高等管理教育发展历史的全面介绍，参见玛丽-埃马纽埃尔·谢塞尔、法比耶纳·帕维，《官僚、老板与教授：高等管理教育史》，巴黎，贝兰出版社，2001年。(18)　玛丽-埃马纽埃尔·谢塞尔，《公共管理：一种意外收获？》，载玛丽-埃马纽埃尔·谢塞尔、法比耶纳·帕维，《国家企业管理教育基金会历史（1965—1975），最终研究报告》，里昂-巴黎，皮埃尔-莱昂中心-国家企业管理教育基金会。(19)　1993年，巴黎高等商学院开设名为“公共组织管理与经济”的选修课程，由罗曼·劳费尔执教。(20)　哥伦比亚大学、舍布鲁克大学、西北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的美式培训主要是工商管理学硕士，有时是博士。(21)　让-克洛德·汤尼格，《教授公共管理：美国当前的教育与管理趋势》，巴黎，国家企业管理教育基金会，1976年。(22)　安德鲁·阿伯特，《职业制度：论专业劳动分工》，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9—85页。(23)　作为南泰尔大学的助教，帕特里克·吉贝尔于1970—1971年间在国家企业管理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下，被派遣至西北大学学习管理方面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从政治学院毕业后，被授予经济科学与公共法律方面的高等专业学习文凭，并撰写了一篇关于公共经济学的论文。(24)　帕特里克·吉贝尔，《公共组织中的管理监督》，巴黎，组织出版社，1980年；罗曼·劳费尔、阿兰·布尔洛，《公共管理：管理与合法性》，巴黎，达勒兹出版社，1980年。(25)　自1970年代初，许多“公共管理”或“公共政策”学校在美国开办起来。关于美国计划的详尽描述，参见帕特里克·吉贝尔，《“公共管理培训”工作组报告：对美国实践的反思》，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学术研讨会（主题：公共政策管理），1980年10月27—28日，未公开文件；让-克洛德·汤尼格，《教授公共管理：美国当前的教育与管理趋势》。(26)　某些高级官员一面对其横加指责，一面又试图将其作为自身改良主义与现代性的标志。参见米歇尔·马斯内，《第三章：将私人管理模式纳入行政管理》，《新公共管理：愿国家再无官僚主义》，巴黎，人类与技术出版社，1975年，第39—48页。(27)　帕特里克·吉贝尔，《法国实践综述：在公共政策管理研讨会上的发言》，1980年10月27—28日。(28)　行政权力、源自1959年法令的预算规则以及公共职能法规。(29)　关键在于如何使教学在最终排名中获得优势地位。(30)　1975年，让-克洛德·汤尼格曾短暂担任乔治·迪皮伊在教学改革反思方面的顾问，后者为巴黎第一大学的法学家及国家行政学院教研主任。(31)　国家行政学院教学管理工作组报告，1978年6月。米歇尔·特尔尼耶的个人档案。我们在此感谢他提供这份文献。(32)　我们首先想到1969—1975年担任教研主任的乔治·迪皮伊（支持行政科学的法学家），他是地方行政协作研究组的创始人。居伊·特尔尼成为前者在国家行政学院的继任者，这位经济学家尤其擅长官僚制经济研究，并在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接受了大量的教育。1978年，在关于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育的报告发表之后，他便“辞职”了。管理学或组织等专业学习文凭，并撰写了一篇关于公共经济学的论文。(24)　帕特里克·吉贝尔，《公共组织中的管理监督》，巴黎，组织出版社，1980年；罗曼·劳费尔、阿兰·布尔洛，《公共管理：管理与合法性》，巴黎，达勒兹出版社，1980年。(25)　自1970年代初，许多“公共管理”或“公共政策”学校在美国开办起来。关于美国计划的详尽描述，参见帕特里克·吉贝尔，《“公共管理培训”工作组报告：对美国实践的反思》，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学术研讨会（主题：公共政策管理），1980年10月27—28日，未公开文件；让-克洛德·汤尼格，《教授公共管理：美国当前的教育与管理趋势》。(26)　某些高级官员一面对其横加指责，一面又试图将其作为自身改良主义与现代性的标志。参见米歇尔·马斯内，《第三章：将私人管理模式纳入行政管理》，《新公共管理：愿国家再无官僚主义》，巴黎，人类与技术出版社，1975年，第39—48页。(27)　帕特里克·吉贝尔，《法国实践综述：在公共政策管理研讨会上的发言》，1980年10月27—28日。(28)　行政权力、源自1959年法令的预算规则以及公共职能法规。(29)　关键在于如何使教学在最终排名中获得优势地位。(30)　1975年，让-克洛德·汤尼格曾短暂担任乔治·迪皮伊在教学改革反思方面的顾问，后者为巴黎第一大学的法学家及国家行政学院教研主任。(31)　国家行政学院教学管理工作组报告，1978年6月。米歇尔·特尔尼耶的个人档案。我们在此感谢他提供这份文献。(32)　我们首先想到1969—1975年担任教研主任的乔治·迪皮伊（支持行政科学的法学家），他是地方行政协作研究组的创始人。居伊·特尔尼成为前者在国家行政学院的继任者，这位经济学家尤其擅长官僚制经济研究，并在公共管理高级研究中心接受了大量的教育。1978年，在关于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育的报告发表之后，他便“辞职”了。管理学或组织学的其他几位教师（米歇尔·克罗齐耶、帕特里克·吉贝尔、米歇尔·特尔尼耶、皮埃尔·莫兰）将在国家行政学院授课，但这些课程都是选修研讨课形式，并不计入期末正式考核。(33)　选自莫里斯·德普拉，《管理培训》，公共政策管理学术研讨会讨论，国家行政学院，1980年，10月27—28日。(34)　阿兰·佩雷菲特，《法国弊病》，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76年；时钟俱乐部，《官僚主义的危险》，巴黎，时钟俱乐部，1980年；菲利普·加莱，《管理国家：纠正官僚主义偏差》，巴黎，贝尔热-勒夫罗出版社，1977年。(35)　阿兰·佩雷菲特，《分散责任：为什么？怎么做？》，巴黎，法国文献局，1976年；米歇尔·马斯内，《新公共管理：愿国家再无官僚主义》，巴黎，人类与技术出版社，1975年；最高行政法院，《现代管理与公共职能：1976—1977年度报告摘录研究》，报告与研究委员会，1977年。(36)　1973—1974年期间，他先后担任菲利普·马洛和克里斯蒂安·蓬斯莱（公共职能部部长）的技术顾问。(37)　米歇尔·马斯内，《新公共管理》，第41—42页。(38)　交流与方案俱乐部，《民主近在眼前》，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77年。(39)　德罗尔在几年前创立了“公民60”俱乐部。(40)　例如弗朗索瓦·拉格朗日在1971年7月于罗马举办的行政科学国际研究所大会做了题为《预算选择理性化》的发言。(41)　交流与方案俱乐部，《民主近在眼前》，第31页。(42)　行政管理新方法工作组报告，1977年12月27日，马蒂娜·贝隆的个人档案。(43)　关于时钟俱乐部的信息有多处来源：阿丽亚娜·舍贝尔·达博洛尼亚，学的其他几位教师（米歇尔·克罗齐耶、帕特里克·吉贝尔、米歇尔·特尔尼耶、皮埃尔·莫兰）将在国家行政学院授课，但这些课程都是选修研讨课形式，并不计入期末正式考核。(33)　选自莫里斯·德普拉，《管理培训》，公共政策管理学术研讨会讨论，国家行政学院，1980年，10月27—28日。(34)　阿兰·佩雷菲特，《法国弊病》，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76年；时钟俱乐部，《官僚主义的危险》，巴黎，时钟俱乐部，1980年；菲利普·加莱，《管理国家：纠正官僚主义偏差》，巴黎，贝尔热-勒夫罗出版社，1977年。(35)　阿兰·佩雷菲特，《分散责任：为什么？怎么做？》，巴黎，法国文献局，1976年；米歇尔·马斯内，《新公共管理：愿国家再无官僚主义》，巴黎，人类与技术出版社，1975年；最高行政法院，《现代管理与公共职能：1976—1977年度报告摘录研究》，报告与研究委员会，1977年。(36)　1973—1974年期间，他先后担任菲利普·马洛和克里斯蒂安·蓬斯莱（公共职能部部长）的技术顾问。(37)　米歇尔·马斯内，《新公共管理》，第41—42页。(38)　交流与方案俱乐部，《民主近在眼前》，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77年。(39)　德罗尔在几年前创立了“公民60”俱乐部。(40)　例如弗朗索瓦·拉格朗日在1971年7月于罗马举办的行政科学国际研究所大会做了题为《预算选择理性化》的发言。(41)　交流与方案俱乐部，《民主近在眼前》，第31页。(42)　行政管理新方法工作组报告，1977年12月27日，马蒂娜·贝隆的个人档案。(43)　关于时钟俱乐部的信息有多处来源：阿丽亚娜·舍贝尔·达博洛尼亚，《法国的极右翼》，巴黎，复杂出版社，1996年；皮埃尔-安德烈·塔季耶夫，《关于新右翼》，巴黎，笛卡儿与锡出版社，1994年；西尔万·洛朗，《从国家贵族的角度看来法移民（1962—1981），远距离统治的社会历史学》，巴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出版社，2006年，第587—600页。(44)　伊万·布罗是1973届毕业生，让-伊夫·勒加卢与亨利·德莱斯康是1974届毕业生。(45)　时钟俱乐部，《官僚主义的危害》，巴黎，1980年。(46)　时钟俱乐部，《生者的政治》，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79年；《未来的根源：明日法国》，巴黎，马松出版社；1977年；《人口挑战》，巴黎，时钟俱乐部，1979年。(47)　皮埃尔-安德烈·塔季耶夫，《关于新右翼》，第53页。(48)　其他媒体渠道也在发挥作用，例如当时由路易·保韦尔斯领导的《费加罗》杂志社。(49)　《新观察家》将热拉尔·隆盖、热拉尔·泰里以及米歇尔·佩伯罗介绍为“德斯坦派技术官僚的优秀典型”。文章回顾了热拉尔·隆盖在美丽的街区出生、在殿堂（巴黎政治学院、国家行政学院）之中接受教育，并在1978年的巴勒迪克立法选举中出人意料获胜的经历。作为“国家马尔萨斯主义者”，他在关于公共职能的报告中呼吁“应将国家的使命与公共服务的执行区分开来”（《为何德斯坦意欲将公务员们遣散》，载《新观察家》，1980年9月20日）。(50)　该学派中最著名的作品有：安东尼·当斯，《官僚制内幕》，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67年；威廉姆·A.尼斯坎南，《官僚制与代表性政府》，芝加哥，阿尔丁-阿瑟顿出版社，1971年。《法国的极右翼》，巴黎，复杂出版社，1996年；皮埃尔-安德烈·塔季耶夫，《关于新右翼》，巴黎，笛卡儿与锡出版社，1994年；西尔万·洛朗，《从国家贵族的角度看来法移民（1962—1981），远距离统治的社会历史学》，巴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出版社，2006年，第587—600页。(44)　伊万·布罗是1973届毕业生，让-伊夫·勒加卢与亨利·德莱斯康是1974届毕业生。(45)　时钟俱乐部，《官僚主义的危害》，巴黎，1980年。(46)　时钟俱乐部，《生者的政治》，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79年；《未来的根源：明日法国》，巴黎，马松出版社；1977年；《人口挑战》，巴黎，时钟俱乐部，1979年。(47)　皮埃尔-安德烈·塔季耶夫，《关于新右翼》，第53页。(48)　其他媒体渠道也在发挥作用，例如当时由路易·保韦尔斯领导的《费加罗》杂志社。(49)　《新观察家》将热拉尔·隆盖、热拉尔·泰里以及米歇尔·佩伯罗介绍为“德斯坦派技术官僚的优秀典型”。文章回顾了热拉尔·隆盖在美丽的街区出生、在殿堂（巴黎政治学院、国家行政学院）之中接受教育，并在1978年的巴勒迪克立法选举中出人意料获胜的经历。作为“国家马尔萨斯主义者”，他在关于公共职能的报告中呼吁“应将国家的使命与公共服务的执行区分开来”（《为何德斯坦意欲将公务员们遣散》，载《新观察家》，1980年9月20日）。(50)　该学派中最著名的作品有：安东尼·当斯，《官僚制内幕》，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67年；威廉姆·A.尼斯坎南，《官僚制与代表性政府》，芝加哥，阿尔丁-阿瑟顿出版社，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