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在哪里找到抓手

上游的改变往往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一点点弄清哪些措施可行，哪些不可行，以及需要满足何种条件。

古希腊博学家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和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对于寻求变革的领导者来说，这是一句励志名言。

事实上，如果你重读这句名言，你就会发现重点是要满足对杠杆和支点的要求。他表达的真正含义是：“如果你能建立一个帮助我轻松撬动地球的系统，那我就可以撬动整个地球！”没人会愿意把改写后的这句话印在咖啡杯上。

因为要在复杂的系统中预防问题发生，找到正确的杠杆和支点恰恰是最困难的部分。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系统具有强大的力量和持久性。也正因此，上游的努力必须以系统的改变为终点。与此同时，这种力量和持久性也使得系统变革举步维艰。那么，在寻求系统变革的过程中，你该从哪里入手呢？比如，对于一项长达数十年的变革计划，第一个月应该做些什么？你寻找的是一个抓手、一个切入点。本章就将针对如何寻找抓手展开讨论。第7章

在哪里找到抓手

上游的改变往往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一点点弄清哪些措施可行，哪些不可行，以及需要满足何种条件。

古希腊博学家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和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对于寻求变革的领导者来说，这是一句励志名言。

事实上，如果你重读这句名言，你就会发现重点是要满足对杠杆和支点的要求。他表达的真正含义是：“如果你能建立一个帮助我轻松撬动地球的系统，那我就可以撬动整个地球！”没人会愿意把改写后的这句话印在咖啡杯上。

因为要在复杂的系统中预防问题发生，找到正确的杠杆和支点恰恰是最困难的部分。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系统具有强大的力量和持久性。也正因此，上游的努力必须以系统的改变为终点。与此同时，这种力量和持久性也使得系统变革举步维艰。那么，在寻求系统变革的过程中，你该从哪里入手呢？比如，对于一项长达数十年的变革计划，第一个月应该做些什么？你寻找的是一个抓手、一个切入点。本章就将针对如何寻找抓手展开讨论。2008年，在芝加哥市的犯罪浪潮中，三位同事共同创立了“芝加哥大学犯罪实验室”（以下简称“犯罪实验室”），这三位创始人分别是芝加哥大学研究犯罪和枪支暴力的经济学家延斯·路德维格、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哈罗德·波拉克，以及公共卫生专家罗丝安娜·安德。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证据库，让政策制定者可以据此减少犯罪，让学术研究可以更好地与公共政策接轨。简而言之，他们在寻找的就是抓手。

芝加哥市在打击犯罪方面一无所获，路德维格对此深感失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学校有答案，当地非营利组织有答案，政策制定者也有答案。问题是，没人知道谁的答案才是正确的，甚至没人知道到底是否有正确的答案。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哪项措施可以有效预防暴力。

路德维格表示，他与市政府领导以及学者谈论过芝加哥市的暴力问题，这些人所关注的往往都是帮派活动。人们脑海里想象的都是美剧《火线》（The Wire）里的场景：积怨已久的犯罪团伙枪杀彼此的头目。从这个角度来看，暴力事件似乎是有意为之，甚至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是帮派为了金钱和权力而相互争斗的“副产品”。“犯罪实验室”的三位创始人想要检验一下这个“常识”。（上游行动的领袖应当对所谓的常识保持警惕，不能轻易就拿常识当证据。）

波拉克、路德维格和安德找到了200起涉及年轻男性受害者的杀人案，仔细研究了案件相关的法医报告。在研究这些报告时，他们确实发现了一些“战略性的”帮派袭击，但更常见的一种情形却出乎他们意料。典型案例是这样的：两群青少年在午后争论他们中的某个2008年，在芝加哥市的犯罪浪潮中，三位同事共同创立了“芝加哥大学犯罪实验室”（以下简称“犯罪实验室”），这三位创始人分别是芝加哥大学研究犯罪和枪支暴力的经济学家延斯·路德维格、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哈罗德·波拉克，以及公共卫生专家罗丝安娜·安德。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证据库，让政策制定者可以据此减少犯罪，让学术研究可以更好地与公共政策接轨。简而言之，他们在寻找的就是抓手。

芝加哥市在打击犯罪方面一无所获，路德维格对此深感失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学校有答案，当地非营利组织有答案，政策制定者也有答案。问题是，没人知道谁的答案才是正确的，甚至没人知道到底是否有正确的答案。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哪项措施可以有效预防暴力。

路德维格表示，他与市政府领导以及学者谈论过芝加哥市的暴力问题，这些人所关注的往往都是帮派活动。人们脑海里想象的都是美剧《火线》（The Wire）里的场景：积怨已久的犯罪团伙枪杀彼此的头目。从这个角度来看，暴力事件似乎是有意为之，甚至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是帮派为了金钱和权力而相互争斗的“副产品”。“犯罪实验室”的三位创始人想要检验一下这个“常识”。（上游行动的领袖应当对所谓的常识保持警惕，不能轻易就拿常识当证据。）

波拉克、路德维格和安德找到了200起涉及年轻男性受害者的杀人案，仔细研究了案件相关的法医报告。在研究这些报告时，他们确实发现了一些“战略性的”帮派袭击，但更常见的一种情形却出乎他们意料。典型案例是这样的：两群青少年在午后争论他们中的某个人是否偷了一辆自行车。他们为此吵得不可开交，被指控的那个少年转身走开了，另一个少年觉得此举太过无礼，于是就掏出枪朝前者的背上开了一枪。在另一个案例中，几个人当时正在打篮球，他们为裁判的一次判罚吵得面红耳赤。其中一人跑出去拿来了武器，结果就有人死了。

这些案件与帮派无关，当中的暴力也毫无战略可言，死亡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形平平无奇，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但凡有十几岁的男孩子，就会因为诸如自行车或者篮球比赛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生争斗。但在芝加哥市，那些男孩有枪，他们开了枪。

“每当读到这样的报告时，你就会想：‘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人竟然会因为这点儿小事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波拉克表示。经过研究，波拉克为导致暴力死亡的原因建了一个心理模型，“我们来自芝加哥大学，所以必须得建立等式，我的基本等式是，几个年轻人加上冲动，或许再加上酒精，再加一把枪，就等于一具尸体。”

以上所有因素都是潜在的抓手：缓解冲动、减少饮酒或者提高获得枪支的门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变成了：能否找到一种干预手段来实现其中一个目标？

“犯罪实验室”发起了一项“创新挑战”，邀请各个组织提交有关减少青少年暴力的提案。一个名为“青年指导”（YouthGuidace）的非营利组织提交了一份提案，描述了一个非比寻常的项目，乍看起来似乎与暴力毫不相干。项目名叫“做个男人”（Becomig a Ma）。人是否偷了一辆自行车。他们为此吵得不可开交，被指控的那个少年转身走开了，另一个少年觉得此举太过无礼，于是就掏出枪朝前者的背上开了一枪。在另一个案例中，几个人当时正在打篮球，他们为裁判的一次判罚吵得面红耳赤。其中一人跑出去拿来了武器，结果就有人死了。

这些案件与帮派无关，当中的暴力也毫无战略可言，死亡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形平平无奇，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但凡有十几岁的男孩子，就会因为诸如自行车或者篮球比赛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生争斗。但在芝加哥市，那些男孩有枪，他们开了枪。

“每当读到这样的报告时，你就会想：‘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人竟然会因为这点儿小事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波拉克表示。经过研究，波拉克为导致暴力死亡的原因建了一个心理模型，“我们来自芝加哥大学，所以必须得建立等式，我的基本等式是，几个年轻人加上冲动，或许再加上酒精，再加一把枪，就等于一具尸体。”

以上所有因素都是潜在的抓手：缓解冲动、减少饮酒或者提高获得枪支的门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变成了：能否找到一种干预手段来实现其中一个目标？

“犯罪实验室”发起了一项“创新挑战”，邀请各个组织提交有关减少青少年暴力的提案。一个名为“青年指导”（YouthGuidace）的非营利组织提交了一份提案，描述了一个非比寻常的项目，乍看起来似乎与暴力毫不相干。项目名叫“做个男人”（Becomig a Ma）。当时只要提到这个项目，人们立刻就会想到项目的缔造者安东尼·拉米雷斯—迪·维托里奥，绰号“托尼·D”。此人极富魅力，从小在芝加哥市西南地区长大。“我是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好孩子，”他对《福布斯》的记者说：“父母离婚后，我跟着妈妈生活。她只能依靠福利救济养活5个孩子。不管是在社区还是在我家，总是充斥着各种暴力事件，比如我哥哥吸可卡因后的亢奋、毒瘾发作，我妈妈对他大喊大叫，他后来被逮捕了。我唯一感激的是我妈妈，她给我灌输了积极的价值观，比如要尊重他人、待人友善。”

托尼·D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他热爱心理学，相继获得了心理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但他最重要的学习经历却是在学校之外获得的。23岁时，他遇到了平生第一位男性导师，一位质疑却又肯定了他的武术教练。“我以为我够阳刚，是因为我可以卧推275磅，抽3根大麻，还能熬夜一宿。他却教会我努力、专注、专心。”

这样的一位男性榜样填补了托尼·D生活的空虚，激发了他对自身价值和身份的探索。他加入了一些男性团体，一同勇敢面对宏大的问题：作为一个男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如何克服童年的创伤？在生活中保持正直意味着什么？

经过这段自我发现的时期，托尼·D的内心有了明确的目标：他希望以支持过自己的人为榜样，为年轻人提供支持，他还想帮助芝加哥市的贫困社区打破父亲缺位所导致的恶性循环。“青年指导”组织聘他担任芝加哥市高中生的职业顾问。

按照岗位描述，他本应帮助孩子们制作简历，培养职业技能，但当时只要提到这个项目，人们立刻就会想到项目的缔造者安东尼·拉米雷斯—迪·维托里奥，绰号“托尼·D”。此人极富魅力，从小在芝加哥市西南地区长大。“我是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好孩子，”他对《福布斯》的记者说：“父母离婚后，我跟着妈妈生活。她只能依靠福利救济养活5个孩子。不管是在社区还是在我家，总是充斥着各种暴力事件，比如我哥哥吸可卡因后的亢奋、毒瘾发作，我妈妈对他大喊大叫，他后来被逮捕了。我唯一感激的是我妈妈，她给我灌输了积极的价值观，比如要尊重他人、待人友善。”

托尼·D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他热爱心理学，相继获得了心理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但他最重要的学习经历却是在学校之外获得的。23岁时，他遇到了平生第一位男性导师，一位质疑却又肯定了他的武术教练。“我以为我够阳刚，是因为我可以卧推275磅，抽3根大麻，还能熬夜一宿。他却教会我努力、专注、专心。”

这样的一位男性榜样填补了托尼·D生活的空虚，激发了他对自身价值和身份的探索。他加入了一些男性团体，一同勇敢面对宏大的问题：作为一个男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如何克服童年的创伤？在生活中保持正直意味着什么？

经过这段自我发现的时期，托尼·D的内心有了明确的目标：他希望以支持过自己的人为榜样，为年轻人提供支持，他还想帮助芝加哥市的贫困社区打破父亲缺位所导致的恶性循环。“青年指导”组织聘他担任芝加哥市高中生的职业顾问。

按照岗位描述，他本应帮助孩子们制作简历，培养职业技能，但他还是忍不住突破就业指导的职责范围。他开始邀请男生来上他的小班课程。如何吸引学生参与呢？他们可以每周逃一次课。在课程一开始，托尼·D会率领大家开展破冰活动，让他们放松大笑，互相熟络。其中一个活动叫作“拳头”。学生们两两一组，每组中有一名学生会分到一个球，另一名学生被告知要在30秒内从他的搭档手中拿到球。场面立马乱作一团，每组学生都在互相争夺球的控制权。30秒后，双方互换角色，第二轮混乱开始。

活动结束后，托尼·D会指出，学生中没人想到可以直接向自己的搭档伸手要球。起初，这些年轻人嗤之以鼻：“他才不会给呢！”“他肯定会以为我是混蛋！”但托尼·D接着问：“如果你的搭档礼貌地问你要球，你会做何反应？”不少人都说出类似于“我可能会给的，不过是个球罢了”这样的话。

托尼·D在每节课的开头引入了一种叫作“签到”的传统。他让男生围成一个圈（每节课通常有8～10人），依次简要回顾一下自己当天在身体、情感、智力和精神方面的状态。起初，学生都很不情愿，将信将疑。托尼·D会鼓励他们至少用一个字来回答，是喜，是怒，还是哀？渐渐地，他们开始愿意敞开心扉。学生发现，在这里跟大家无论是交流问题，还是谈论痛苦抑或是愤怒都没有关系。到了学期末，这已经成了他们最喜欢的活动之一，是在上学的日子里唯一可以放下戒心，真正做自己的机会。就像一个男生对该项目的研究员说的那样：“我很喜欢跟大家坐在一起互相交流的感觉……可以让人变得心平气和。”

愤怒管理成了课程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托尼·D告诉学生，你可以他还是忍不住突破就业指导的职责范围。他开始邀请男生来上他的小班课程。如何吸引学生参与呢？他们可以每周逃一次课。在课程一开始，托尼·D会率领大家开展破冰活动，让他们放松大笑，互相熟络。其中一个活动叫作“拳头”。学生们两两一组，每组中有一名学生会分到一个球，另一名学生被告知要在30秒内从他的搭档手中拿到球。场面立马乱作一团，每组学生都在互相争夺球的控制权。30秒后，双方互换角色，第二轮混乱开始。

活动结束后，托尼·D会指出，学生中没人想到可以直接向自己的搭档伸手要球。起初，这些年轻人嗤之以鼻：“他才不会给呢！”“他肯定会以为我是混蛋！”但托尼·D接着问：“如果你的搭档礼貌地问你要球，你会做何反应？”不少人都说出类似于“我可能会给的，不过是个球罢了”这样的话。

托尼·D在每节课的开头引入了一种叫作“签到”的传统。他让男生围成一个圈（每节课通常有8～10人），依次简要回顾一下自己当天在身体、情感、智力和精神方面的状态。起初，学生都很不情愿，将信将疑。托尼·D会鼓励他们至少用一个字来回答，是喜，是怒，还是哀？渐渐地，他们开始愿意敞开心扉。学生发现，在这里跟大家无论是交流问题，还是谈论痛苦抑或是愤怒都没有关系。到了学期末，这已经成了他们最喜欢的活动之一，是在上学的日子里唯一可以放下戒心，真正做自己的机会。就像一个男生对该项目的研究员说的那样：“我很喜欢跟大家坐在一起互相交流的感觉……可以让人变得心平气和。”

愤怒管理成了课程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托尼·D告诉学生，你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