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政策的实施过程即政府官僚制形式的转变过程，多数的集权主义者、政治主体和行政主体激烈竞争，各自希望垄断重组方案，并力图借助新工具来维持对整个国家的监管。

要了解这种竞争机制，需要我们简要描述国家转型的原动力，可以通过利用现有的宏观社会学研究著作（通常是受到新马克思主义的(31)启发）对其进行把握。我们此处并非建议对所有文献进行详尽阅读，(32)而是对为政府再集权（recetralisatio）注入推动力的重大事件进行概览。简单地说，从1960年代以来，政府感受到的外部约束力量不断增加。在金融市场和大型企业的驱动下，经济全球化和非物质化进程不断加快，导致政府失去了部分领导、指引和监督经济行为主体（参与者）的能力，国家的经济和税收政策也开始依赖于对这些经济行为主体的评估及其可信度。同样，欧洲一体化显著地削弱了欧洲国家在各自国境内的控制权，在愈加频繁的合作和谈判过程中，各国之(33)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得到了强化，生成了一种“多中心治理模式”。随着地方政府职能权限的不断扩大，地方政府的合法性与重要性得到突显，公共行动参与者的数目也因此显著增加，国家更加依赖地方的财政和政治资源。与此同时，为应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及需求，新的政府组织和角色（司局、办公厅/室、独立行政机关、监管机构，等等）不断发展，新的公共政策层出不穷，加剧了西方国家行政体系内部的分工和分化。这些制约因素使各国政府处于一种具有高度相互依存性的系统的中心，在这里，各国政府的权力受到了侵蚀，它们需要与本国公共参与者、欧洲公共参与者、非政府参与者、私人参与者、社会参与者等进行越来越多的协商与协调。

当然，这些全球动因需要根据国家甚至需要根据部门进行精确分改革政策的实施过程即政府官僚制形式的转变过程，多数的集权主义者、政治主体和行政主体激烈竞争，各自希望垄断重组方案，并力图借助新工具来维持对整个国家的监管。

要了解这种竞争机制，需要我们简要描述国家转型的原动力，可以通过利用现有的宏观社会学研究著作（通常是受到新马克思主义的(31)启发）对其进行把握。我们此处并非建议对所有文献进行详尽阅读，(32)而是对为政府再集权（recetralisatio）注入推动力的重大事件进行概览。简单地说，从1960年代以来，政府感受到的外部约束力量不断增加。在金融市场和大型企业的驱动下，经济全球化和非物质化进程不断加快，导致政府失去了部分领导、指引和监督经济行为主体（参与者）的能力，国家的经济和税收政策也开始依赖于对这些经济行为主体的评估及其可信度。同样，欧洲一体化显著地削弱了欧洲国家在各自国境内的控制权，在愈加频繁的合作和谈判过程中，各国之(33)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得到了强化，生成了一种“多中心治理模式”。随着地方政府职能权限的不断扩大，地方政府的合法性与重要性得到突显，公共行动参与者的数目也因此显著增加，国家更加依赖地方的财政和政治资源。与此同时，为应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及需求，新的政府组织和角色（司局、办公厅/室、独立行政机关、监管机构，等等）不断发展，新的公共政策层出不穷，加剧了西方国家行政体系内部的分工和分化。这些制约因素使各国政府处于一种具有高度相互依存性的系统的中心，在这里，各国政府的权力受到了侵蚀，它们需要与本国公共参与者、欧洲公共参与者、非政府参与者、私人参与者、社会参与者等进行越来越多的协商与协调。

当然，这些全球动因需要根据国家甚至需要根据部门进行精确分析。我们在此选择只借助整体概要，以指出这种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关系对“集权程度最高的”参与者的影响。所谓“集权程度最高的”参与者，即那些对政府行动负有政治责任的人，那些发起国家公共政策并希望能对其进行控制的人，那些起草掌控、组织和规范国家的规章条例并希望将其贯彻落实的人。其中包括：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民选代表；与行政部门关系密切的高级官员，或担任专家职务的高级官员，他们声称具有强烈的“政府意识”，或者如涂尔干所言的像(34)“反射器官”（orgaes de réflexio）般活着；通过为所有行政服务制定规则和标准以确保对国家全面监管的横向各部（财政部、内政部和公共职能部）；专门负责国家行政改革的组织。事实上，所有关于法国本国或国外改革的经验研究均表明：正是这些参与者构建了行政体系改革政策的决策机制。在这些人看来，巨大转变体现在权力中心性的丧失，至少体现在为了在一个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加而对中央权力的依赖程度不断降低的系统中仍试图保持自身中心性的忧虑上。诺贝特·埃利亚斯对这些机制的整体描述正好可以被我们应用到当代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之中：

“依附于中央职能的决策裕度（marge de décisio）是不断变化的。当裕度扩大时，行使中央职能者便仿若“主宰”；可当裕度缩小时，中央集权不再奏效，作为协调与监管最高中心的中央机关也会失去往日的重要性。与所有其他社会结构相同，我们在对中央机关进行考量时也必须厘清以下两个要素：一是它在人类网络之中承载的功能，二是它所具有的紧密依附于自身功能的社会权力。（……）我们发现，不仅在国家形成的初期，而且在西方国家社会的当代历史中，中央官员的社会权力都有变化。”析。我们在此选择只借助整体概要，以指出这种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关系对“集权程度最高的”参与者的影响。所谓“集权程度最高的”参与者，即那些对政府行动负有政治责任的人，那些发起国家公共政策并希望能对其进行控制的人，那些起草掌控、组织和规范国家的规章条例并希望将其贯彻落实的人。其中包括：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民选代表；与行政部门关系密切的高级官员，或担任专家职务的高级官员，他们声称具有强烈的“政府意识”，或者如涂尔干所言的像(34)“反射器官”（orgaes de réflexio）般活着；通过为所有行政服务制定规则和标准以确保对国家全面监管的横向各部（财政部、内政部和公共职能部）；专门负责国家行政改革的组织。事实上，所有关于法国本国或国外改革的经验研究均表明：正是这些参与者构建了行政体系改革政策的决策机制。在这些人看来，巨大转变体现在权力中心性的丧失，至少体现在为了在一个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加而对中央权力的依赖程度不断降低的系统中仍试图保持自身中心性的忧虑上。诺贝特·埃利亚斯对这些机制的整体描述正好可以被我们应用到当代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之中：

“依附于中央职能的决策裕度（marge de décisio）是不断变化的。当裕度扩大时，行使中央职能者便仿若“主宰”；可当裕度缩小时，中央集权不再奏效，作为协调与监管最高中心的中央机关也会失去往日的重要性。与所有其他社会结构相同，我们在对中央机关进行考量时也必须厘清以下两个要素：一是它在人类网络之中承载的功能，二是它所具有的紧密依附于自身功能的社会权力。（……）我们发现，不仅在国家形成的初期，而且在西方国家社会的当代历史中，中央官员的社会权力都有变化。”(35)

根据埃利亚斯的表述，我们可以说：中央机关的职能和重要性并没有变；但其“社会权力”，即在交互系统中的权力，则被削弱了。我们推测，在当代新的体制框架下，那些希望独掌国家管理和规则（财政规则、领土规则、法定规则）监督大权的参与者们深刻感受到权力的丧失，并萌生出重获权力的迫切渴望。因此，投资“国家改革”计划意味着对1960年代以来被削弱的角色做出调整和重组。这场战斗旨在捍卫中央地位以及保护带来“中央权力”的资源和工具。在这个意义上，“行政改革”总是意图通过施加关于重组操作标准的新的构成性规则，来“融合”彼此之间并不协调的行政单位。要想实现“行政改革”，重要的是确保统治问题、监督问题或是责任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面对各部日益增长的自主权，维护普遍规则（统治问题）；确保既定目标的落实，重申与下属部门之间的领属关系（监督问题）；重新定义民选政治团体的参与范围（责任问题）。因此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提出如下猜想：国家职能中的社会部分愈发突出、行政改革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增强，这为许多政府精英和国家机构打开了关于国家政治与社会结构认知的新视野，使他们能够更加有理有据地主张“在职能划分过程中发挥整体协调作用”(36)。行政改革政策形式的发展过程，可以理解为政府内部某些政治或行政机构之间的分化过程，它要求重建整个国家的中央管理（或领导）机构。

这样来解释行政改革的政策形式有不少好处，能够引发人们通过历史社会学的实践调查，或是对西方国家再集权化的原动力和管理调控所取得的飞越性进步进行或明或暗的比较，来“检验”我们之前所(35)

根据埃利亚斯的表述，我们可以说：中央机关的职能和重要性并没有变；但其“社会权力”，即在交互系统中的权力，则被削弱了。我们推测，在当代新的体制框架下，那些希望独掌国家管理和规则（财政规则、领土规则、法定规则）监督大权的参与者们深刻感受到权力的丧失，并萌生出重获权力的迫切渴望。因此，投资“国家改革”计划意味着对1960年代以来被削弱的角色做出调整和重组。这场战斗旨在捍卫中央地位以及保护带来“中央权力”的资源和工具。在这个意义上，“行政改革”总是意图通过施加关于重组操作标准的新的构成性规则，来“融合”彼此之间并不协调的行政单位。要想实现“行政改革”，重要的是确保统治问题、监督问题或是责任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面对各部日益增长的自主权，维护普遍规则（统治问题）；确保既定目标的落实，重申与下属部门之间的领属关系（监督问题）；重新定义民选政治团体的参与范围（责任问题）。因此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提出如下猜想：国家职能中的社会部分愈发突出、行政改革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增强，这为许多政府精英和国家机构打开了关于国家政治与社会结构认知的新视野，使他们能够更加有理有据地主张“在职能划分过程中发挥整体协调作用”(36)。行政改革政策形式的发展过程，可以理解为政府内部某些政治或行政机构之间的分化过程，它要求重建整个国家的中央管理（或领导）机构。

这样来解释行政改革的政策形式有不少好处，能够引发人们通过历史社会学的实践调查，或是对西方国家再集权化的原动力和管理调控所取得的飞越性进步进行或明或暗的比较，来“检验”我们之前所作出的猜想。我们的目的在于想了解政府重组过程是通过怎样的集体行动机制产生的，以及该过程在不同国家遇到了怎样的限制。至于法国，我们的眼光还是要回归到中央集权行动者所采取的理性立场和战略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改革确实是“国家事务”，是国家这盘大棋中的重要赌注。不同的国家形式衍生出当代不同的国家改革政策，需要将这些改革政策放在对应的权力关系图之中进行分析。正如(37)17世纪的国家理性概念那样，国家改革是“话语战略场”内的构想，要在政治领域内“为获得、维护和加强（我们补充了重新分配）(38)权力而斗争”。它既是国家中各方权力关系的显示器（参与“制造”国家的个体和机构们的立场、利益和战略在这里显露无遗），又是权力再分配政治斗争的理论资源。

(1)　“不可能根据一项活动的结果来定义某个政治团体，即使是国家。事实上，从粮食供给到艺术保护，政治团体的活动会持续地进行，根本不会结束；同样，从个人安全的保障到法律机制的运作，政治团体所进行的活动也不会结束。”（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巴黎，口袋出版社，1995年，第98—99页。）(2)　克里斯托弗·胡德，《四季适用的公共管理？》，载《公共管理》第69卷第1期，1991年，第3—19页。(3)　西奥多·J.罗维，《政治中的国家：政策与行政间的关系》，载《监管政策与社会科学》，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4页。(4)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造》，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3页。(5)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第三章第二节：《官僚主义行政管理的控制》，第290—301页。同时可参考马克斯·韦伯的《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国议会与政府》，载《韦伯政治著作选（1895—1919）》，巴黎，作出的猜想。我们的目的在于想了解政府重组过程是通过怎样的集体行动机制产生的，以及该过程在不同国家遇到了怎样的限制。至于法国，我们的眼光还是要回归到中央集权行动者所采取的理性立场和战略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改革确实是“国家事务”，是国家这盘大棋中的重要赌注。不同的国家形式衍生出当代不同的国家改革政策，需要将这些改革政策放在对应的权力关系图之中进行分析。正如(37)17世纪的国家理性概念那样，国家改革是“话语战略场”内的构想，要在政治领域内“为获得、维护和加强（我们补充了重新分配）(38)权力而斗争”。它既是国家中各方权力关系的显示器（参与“制造”国家的个体和机构们的立场、利益和战略在这里显露无遗），又是权力再分配政治斗争的理论资源。

(1)　“不可能根据一项活动的结果来定义某个政治团体，即使是国家。事实上，从粮食供给到艺术保护，政治团体的活动会持续地进行，根本不会结束；同样，从个人安全的保障到法律机制的运作，政治团体所进行的活动也不会结束。”（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巴黎，口袋出版社，1995年，第98—99页。）(2)　克里斯托弗·胡德，《四季适用的公共管理？》，载《公共管理》第69卷第1期，1991年，第3—19页。(3)　西奥多·J.罗维，《政治中的国家：政策与行政间的关系》，载《监管政策与社会科学》，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4页。(4)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造》，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3页。(5)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第三章第二节：《官僚主义行政管理的控制》，第290—301页。同时可参考马克斯·韦伯的《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国议会与政府》，载《韦伯政治著作选（1895—1919）》，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2004年，第307—455页。关于韦伯的官僚行政理论的介绍，可参考弗朗索瓦·夏泽尔的《在社会学基础上》，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3—204页；戴维·毕瑟姆的《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剑桥，政体出版社，1985年，第63—94页。(6)　史蒂芬·卡尔伯格，《马克斯·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巴黎，发现出版社，2002年，第163—166页。(7)　尤其参见贝尔纳·S.西尔伯曼，《理性的牢笼：法国、日本、美国和英国理性政府的兴起》，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3年；马丁·谢弗特，《政党与国家：美国历史经验》，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弗朗索瓦斯·德雷福斯，《官僚主义的发明：为法国、英国和美国国家服务（18—20世纪）》，巴黎，发现出版社，2000年；贝特朗·巴迪、皮埃尔·比恩鲍姆，《国家社会学》，巴黎，阿歇特出版社，1991年，第169—217页。(8)　列举四个年代较远的例外：爱德华·博纳福斯，《行政改革》，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8年；让·吉凯尔、吕西安·斯费，《1934年以来的法国国家改革问题》，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5年；阿尔贝·朗萨，《法国的行政改革计划（1919年至今）》，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8年；罗辰·奥克的《法国国家改革问题（1880—1935）》，国家博士学位论文，巴黎，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FNSP），1970年。(9)　除已引用的贝尔纳·西尔伯曼以及弗朗索瓦斯·德雷福斯的著作外，我们还参考了以下几部涉及行政改革问题的法国行政发展史著作：如克里夫·H.丘奇的《革命与“红丝带”：法国部门的官僚主义（1770—1850）》，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文森特·赖特，《法国政府与政治》，伦敦，哈钦森出版社，1983年；皮埃尔·罗桑瓦隆，《1789年至今的法国政府》，巴黎，瑟伊出版社，1990年，第49—94页；皮埃尔·勒让德，《法国政府的历史财富：传统行政》，巴黎，法雅出版社，1992年；居伊·杜伊利耶、让·杜拉尔，《法国行政史》，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4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2004年，第307—455页。关于韦伯的官僚行政理论的介绍，可参考弗朗索瓦·夏泽尔的《在社会学基础上》，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3—204页；戴维·毕瑟姆的《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剑桥，政体出版社，1985年，第63—94页。(6)　史蒂芬·卡尔伯格，《马克斯·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巴黎，发现出版社，2002年，第163—166页。(7)　尤其参见贝尔纳·S.西尔伯曼，《理性的牢笼：法国、日本、美国和英国理性政府的兴起》，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3年；马丁·谢弗特，《政党与国家：美国历史经验》，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弗朗索瓦斯·德雷福斯，《官僚主义的发明：为法国、英国和美国国家服务（18—20世纪）》，巴黎，发现出版社，2000年；贝特朗·巴迪、皮埃尔·比恩鲍姆，《国家社会学》，巴黎，阿歇特出版社，1991年，第169—217页。(8)　列举四个年代较远的例外：爱德华·博纳福斯，《行政改革》，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8年；让·吉凯尔、吕西安·斯费，《1934年以来的法国国家改革问题》，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5年；阿尔贝·朗萨，《法国的行政改革计划（1919年至今）》，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8年；罗辰·奥克的《法国国家改革问题（1880—1935）》，国家博士学位论文，巴黎，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FNSP），1970年。(9)　除已引用的贝尔纳·西尔伯曼以及弗朗索瓦斯·德雷福斯的著作外，我们还参考了以下几部涉及行政改革问题的法国行政发展史著作：如克里夫·H.丘奇的《革命与“红丝带”：法国部门的官僚主义（1770—1850）》，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文森特·赖特，《法国政府与政治》，伦敦，哈钦森出版社，1983年；皮埃尔·罗桑瓦隆，《1789年至今的法国政府》，巴黎，瑟伊出版社，1990年，第49—94页；皮埃尔·勒让德，《法国政府的历史财富：传统行政》，巴黎，法雅出版社，1992年；居伊·杜伊利耶、让·杜拉尔，《法国行政史》，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