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选择。例如在1970年代，政治党派变量占主导地位，并强烈影响着行政相关正统专业知识的重构。相反，1980年代下半叶，行政管理顾问所积累的专业知识的扎实性及其在政治背景下的可行性，影响当权者在寻求政治上可行的解决方案时所采取的立场。最后，构型研究方法便于对改革阶段与剧目的变化进行历时思考。三个要素（专业、行政、政策）之中任何一方的每一丝变化都影响着改革构型内部的相互作用关系，也影响着官僚行政的问题，从而导致改革剧目发生改变。三个要素身上的变化可能与外部原因（技术变化、经济变化、社会变化）有关，但它们将经过改革构型的过滤：专家们可以抓住经济环境变化的机会来巩固或重新部署其权限范围；这种变动还可能导致新专家的加入；中央各部也将作出反应，采取能够维持自身地位的行政改革政策。

以改革构型为研究视角具有双重优势。它使我们能够同时考量可以解释国家改革现象的多个变量，并把握形形色色的改革参与者所带来的综合影响。它还提供了一个复杂的解释模型，该模型关注多重因(16)素，使这些因素在稳定和偶发的关系构型中明确化。

第三节　阐释法国行政改革轨迹：时间性与制度性

若想理解改革的连续段落与构型，则不应简单采取相对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立场（单纯认为行政改革政策是在社会作用中建构的，其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相反，带着历史社会学的目光去审视第五共和国时期法国行政改革各种政策的长期动态演变，通过构型理解不同改革政策的形成过程，有助于解释前后两个改革阶段之间的变目的选择。例如在1970年代，政治党派变量占主导地位，并强烈影响着行政相关正统专业知识的重构。相反，1980年代下半叶，行政管理顾问所积累的专业知识的扎实性及其在政治背景下的可行性，影响当权者在寻求政治上可行的解决方案时所采取的立场。最后，构型研究方法便于对改革阶段与剧目的变化进行历时思考。三个要素（专业、行政、政策）之中任何一方的每一丝变化都影响着改革构型内部的相互作用关系，也影响着官僚行政的问题，从而导致改革剧目发生改变。三个要素身上的变化可能与外部原因（技术变化、经济变化、社会变化）有关，但它们将经过改革构型的过滤：专家们可以抓住经济环境变化的机会来巩固或重新部署其权限范围；这种变动还可能导致新专家的加入；中央各部也将作出反应，采取能够维持自身地位的行政改革政策。

以改革构型为研究视角具有双重优势。它使我们能够同时考量可以解释国家改革现象的多个变量，并把握形形色色的改革参与者所带来的综合影响。它还提供了一个复杂的解释模型，该模型关注多重因(16)素，使这些因素在稳定和偶发的关系构型中明确化。

第三节　阐释法国行政改革轨迹：时间性与制度性

若想理解改革的连续段落与构型，则不应简单采取相对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立场（单纯认为行政改革政策是在社会作用中建构的，其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相反，带着历史社会学的目光去审视第五共和国时期法国行政改革各种政策的长期动态演变，通过构型理解不同改革政策的形成过程，有助于解释前后两个改革阶段之间的变化，并描绘出法国行政改革的总体轨迹。

在这里，我们的目标并非根据法国行政的普遍制度特征预先呈现一条有逻辑且高效的改革总体轨迹，因为我们并不希望重新落入推崇二分法（成功/失败，激进/缓慢，先锋/滞后）的研究方法窠臼之中。我们不是要梳理“成效显著的历史”，而是要基于改革构型研究方法，对运作40年之久的动态轨迹进行深入思考，这需要我们更加注重复杂的时间性、变革的渐进形态、制度化现象以及改革建设中经常出现的制约因素。

关注改革阶段的接续与安排是颇具重要性的。一个改革阶段可能对随后而来的改革阶段产生因果影响，因为如果前一个改革阶段动摇了某项规则，那么随后的段落便有机会在此基础上将之彻底颠覆，或者累积作用最终将会引发质变。因此，保罗·皮尔逊强调，选择公共政策剧目可能造成“路径依赖”（path-depedecy），建立起强化或(17)反馈机制，从而制约后续政策的发展。改革剧目逐渐制度化：它构造激励机制，分配资源和职责，巩固支持联盟，传播对技术和政策的通用阐释。这些投资使成本不断增加，可能导致其他替代方法不断被削弱、被边缘化，甚至失去合法地位，从而阻滞其发展。例如，法国早在1980年代初就开始推行地方分权政策，而同一时期的英国力主在行政过程中大量使用管理工具并改变内阁部门组织；直至1990年代末期，英国才开始采取地方分权政策。早期地方分权对法国有何影响？又加强了哪些参与者的重要性呢？比如我们会发现，将管辖权更多移交给地方政府并强化地方民选官员的权力，竟出乎意料地增加了国家地方公共服务部门的重组成本。正如保罗·皮尔逊和西达·斯考切波所示，“在路径依赖过程中，事件顺序的不同可能会产生根本性的化，并描绘出法国行政改革的总体轨迹。

在这里，我们的目标并非根据法国行政的普遍制度特征预先呈现一条有逻辑且高效的改革总体轨迹，因为我们并不希望重新落入推崇二分法（成功/失败，激进/缓慢，先锋/滞后）的研究方法窠臼之中。我们不是要梳理“成效显著的历史”，而是要基于改革构型研究方法，对运作40年之久的动态轨迹进行深入思考，这需要我们更加注重复杂的时间性、变革的渐进形态、制度化现象以及改革建设中经常出现的制约因素。

关注改革阶段的接续与安排是颇具重要性的。一个改革阶段可能对随后而来的改革阶段产生因果影响，因为如果前一个改革阶段动摇了某项规则，那么随后的段落便有机会在此基础上将之彻底颠覆，或者累积作用最终将会引发质变。因此，保罗·皮尔逊强调，选择公共政策剧目可能造成“路径依赖”（path-depedecy），建立起强化或(17)反馈机制，从而制约后续政策的发展。改革剧目逐渐制度化：它构造激励机制，分配资源和职责，巩固支持联盟，传播对技术和政策的通用阐释。这些投资使成本不断增加，可能导致其他替代方法不断被削弱、被边缘化，甚至失去合法地位，从而阻滞其发展。例如，法国早在1980年代初就开始推行地方分权政策，而同一时期的英国力主在行政过程中大量使用管理工具并改变内阁部门组织；直至1990年代末期，英国才开始采取地方分权政策。早期地方分权对法国有何影响？又加强了哪些参与者的重要性呢？比如我们会发现，将管辖权更多移交给地方政府并强化地方民选官员的权力，竟出乎意料地增加了国家地方公共服务部门的重组成本。正如保罗·皮尔逊和西达·斯考切波所示，“在路径依赖过程中，事件顺序的不同可能会产生根本性的(18)差异”。因此，若要分析长期以来法国改革轨迹的显著特点，考量行政改革剧目的排序至关重要。

以改革构型及其内部复杂因果关系为切入点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凸显审慎或缓慢的变革方式，这些方式长期存在于官僚行政体系尤为密集的体制领域之中。最近的许多研究，尤其是凯瑟琳·瑟伦的研究(19)，强调了渐进式变革的重要性，在这种渐进方式下，制度的整体平稳得以维持，却与审慎的转型机制相关联。我们将有机会表明，这些变革方式在法国行政中十分常见。在这里做个简单的假设，如果法国政府并未像英国或新西兰官僚政府那样经历颠覆性巨变，也会在小小的变革中日积月累，以缓慢的步调循序渐进，最终依旧会实现转型。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皮尔逊所强调的，仅仅聚焦于某一个改革阶段十分危险：这将导致研究只侧重于某个时期的特殊因素（尤其阻滞或过(20)于活跃），但相对于整体进程而言并不具有代表性。这种研究方法对改革构型的时间划分也有重要影响。如果说从一个构型到另一个构型的过渡可以由三个群体（专业、行政、政治）之间关系的转变来解释，那么影响这三个参与者群体的演变过程往往也是长期渐变的结果，需要回顾过去以解释新形势的出现。

对改革轨迹进行长期分析也是关注公共政策制度化现象极好的透镜，利于考察生成行政改革政策的集体互动与集体行动是如何达成某(21)种一致的。事实上，从1962年到2007年，除了改革剧目的语义变化与实质变化之外，我们在法国还可以观察到政府对官僚制以及专业领域赋权进行的持久干预。在过去的50年中，一项关于行政组织的政策已通过沉淀逐渐体制化，表现出合理性、协调性和相较于制度背景与社会背景的相对自主性。然而改革是否达成最初设定的目标，抑(18)差异”。因此，若要分析长期以来法国改革轨迹的显著特点，考量行政改革剧目的排序至关重要。

以改革构型及其内部复杂因果关系为切入点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凸显审慎或缓慢的变革方式，这些方式长期存在于官僚行政体系尤为密集的体制领域之中。最近的许多研究，尤其是凯瑟琳·瑟伦的研究(19)，强调了渐进式变革的重要性，在这种渐进方式下，制度的整体平稳得以维持，却与审慎的转型机制相关联。我们将有机会表明，这些变革方式在法国行政中十分常见。在这里做个简单的假设，如果法国政府并未像英国或新西兰官僚政府那样经历颠覆性巨变，也会在小小的变革中日积月累，以缓慢的步调循序渐进，最终依旧会实现转型。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皮尔逊所强调的，仅仅聚焦于某一个改革阶段十分危险：这将导致研究只侧重于某个时期的特殊因素（尤其阻滞或过(20)于活跃），但相对于整体进程而言并不具有代表性。这种研究方法对改革构型的时间划分也有重要影响。如果说从一个构型到另一个构型的过渡可以由三个群体（专业、行政、政治）之间关系的转变来解释，那么影响这三个参与者群体的演变过程往往也是长期渐变的结果，需要回顾过去以解释新形势的出现。

对改革轨迹进行长期分析也是关注公共政策制度化现象极好的透镜，利于考察生成行政改革政策的集体互动与集体行动是如何达成某(21)种一致的。事实上，从1962年到2007年，除了改革剧目的语义变化与实质变化之外，我们在法国还可以观察到政府对官僚制以及专业领域赋权进行的持久干预。在过去的50年中，一项关于行政组织的政策已通过沉淀逐渐体制化，表现出合理性、协调性和相较于制度背景与社会背景的相对自主性。然而改革是否达成最初设定的目标，抑或是否对法国行政的历史性规律提出最尖锐的质疑，并不能作为我们预断改革“成功”与否的依据。

最后，对改革轨迹进行总体思考有助于辨别从一个构型到另一个构型的“规律性”。这里的规律性是指影响行政改革的制度约束因素反复出现：在协商谈判过程中不断援引的标准或价值观，改革利益攸关方为限制或阻止改革而缔结联盟，某些在决策中举足轻重的组织或个体拥有否决权。这些反复出现的制约因素会影响改革内容的选择、改革思想的传播、改革参与者的战略及行动部署。如何理解新公共管理在经历缓慢而微弱的渗透过程之后才终于在21世纪初被法国政府采纳（以2001年《财政法组织法》的通过为标志），而其他国家早已使用了新型管理理念与工具（例如1980年代上半叶的英国和瑞典）？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具体的构型背景。如果“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这将使我们更加关注法国行政体制，即构成法国行政的持久规则及有力互动关系。这些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稳定，通过构造参与者的互相作用（在资源与权力等方面）反复影响行政改革。因此，这是事后而非事前确定法国行政某些历史体制安排的结构和运作作用的问题。我们将从五大改革构型中选取几个，尝试以实证方式展示其持续性与影响力，因为这些构型或以促进的方式或以限制的方式最终塑造着关于改革的集体行动。

(1)　夏尔·提利，《17世纪至今的法国争论》，巴黎，法雅出版社，1986年，第541—551页。(2)　帕斯卡尔·拉伯里耶，《保守还是革新？文化政策的过渡》，载《政治学》第33期，1996年，第111—132页；布鲁诺·帕里耶，《社会保障管理》，第25—28页。对于该概念的理论性讨论，建议参阅帕斯卡尔·拉伯里耶，或是否对法国行政的历史性规律提出最尖锐的质疑，并不能作为我们预断改革“成功”与否的依据。

最后，对改革轨迹进行总体思考有助于辨别从一个构型到另一个构型的“规律性”。这里的规律性是指影响行政改革的制度约束因素反复出现：在协商谈判过程中不断援引的标准或价值观，改革利益攸关方为限制或阻止改革而缔结联盟，某些在决策中举足轻重的组织或个体拥有否决权。这些反复出现的制约因素会影响改革内容的选择、改革思想的传播、改革参与者的战略及行动部署。如何理解新公共管理在经历缓慢而微弱的渗透过程之后才终于在21世纪初被法国政府采纳（以2001年《财政法组织法》的通过为标志），而其他国家早已使用了新型管理理念与工具（例如1980年代上半叶的英国和瑞典）？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具体的构型背景。如果“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这将使我们更加关注法国行政体制，即构成法国行政的持久规则及有力互动关系。这些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稳定，通过构造参与者的互相作用（在资源与权力等方面）反复影响行政改革。因此，这是事后而非事前确定法国行政某些历史体制安排的结构和运作作用的问题。我们将从五大改革构型中选取几个，尝试以实证方式展示其持续性与影响力，因为这些构型或以促进的方式或以限制的方式最终塑造着关于改革的集体行动。

(1)　夏尔·提利，《17世纪至今的法国争论》，巴黎，法雅出版社，1986年，第541—551页。(2)　帕斯卡尔·拉伯里耶，《保守还是革新？文化政策的过渡》，载《政治学》第33期，1996年，第111—132页；布鲁诺·帕里耶，《社会保障管理》，第25—28页。对于该概念的理论性讨论，建议参阅帕斯卡尔·拉伯里耶，《公共行动的历史性与社会学》，载帕斯卡尔·拉伯里耶、D.特罗姆主编，《公共行动的历史性与社会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42—449页。(3)　伊丽莎白·S.克莱门斯，《人民构成的压力集团：组织革新与政治利益集团在美国的兴起（1890—1925）》，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8—50页。(4)　彼得·A.霍尔主编，《经济思想的政治力量》，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71—373页。(5)　参阅雷蒙·布东，《理性：绝佳理由》，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3年。(6)　马加利·萨尔瓦蒂·拉松，《专业主义的兴起：一种社会学分析》，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180—181页。(7)　“构型”概念在社会学中来源已久。诺贝特·埃利亚斯最初在社会学中使用“构型”概念指代所有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情形，从纸牌游戏到职业关系（医生/患者）再到国家领域（诺贝特·埃利亚斯，《什么是社会学？》，巴黎，口袋出版社，1993年，第154—162页）。在这方面，阿布拉姆·德斯瓦安建议在与福利国家有关的公共财富起源中微妙地使用“构型”概念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链”（阿布拉姆·德斯瓦安，《在国家的护翼之下》）。从历史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些历史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美国作者采取了“构型”研究方法并提出令人信服的主张。例如西达·斯考切波所著《保护士兵与母亲》。还可参阅伊拉·卡茨尼尔森，《比较政治中的结构与构型》，载M.I.李奇巴赫、A.苏克曼主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与结构》，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1—112页。在法国，克里斯蒂娜·穆塞林在关于高校改革的研究中打造出“高校构型”概念，《法国高校的长征》，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9—176页。《公共行动的历史性与社会学》，载帕斯卡尔·拉伯里耶、D.特罗姆主编，《公共行动的历史性与社会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42—449页。(3)　伊丽莎白·S.克莱门斯，《人民构成的压力集团：组织革新与政治利益集团在美国的兴起（1890—1925）》，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8—50页。(4)　彼得·A.霍尔主编，《经济思想的政治力量》，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71—373页。(5)　参阅雷蒙·布东，《理性：绝佳理由》，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3年。(6)　马加利·萨尔瓦蒂·拉松，《专业主义的兴起：一种社会学分析》，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180—181页。(7)　“构型”概念在社会学中来源已久。诺贝特·埃利亚斯最初在社会学中使用“构型”概念指代所有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情形，从纸牌游戏到职业关系（医生/患者）再到国家领域（诺贝特·埃利亚斯，《什么是社会学？》，巴黎，口袋出版社，1993年，第154—162页）。在这方面，阿布拉姆·德斯瓦安建议在与福利国家有关的公共财富起源中微妙地使用“构型”概念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链”（阿布拉姆·德斯瓦安，《在国家的护翼之下》）。从历史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些历史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美国作者采取了“构型”研究方法并提出令人信服的主张。例如西达·斯考切波所著《保护士兵与母亲》。还可参阅伊拉·卡茨尼尔森，《比较政治中的结构与构型》，载M.I.李奇巴赫、A.苏克曼主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与结构》，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1—112页。在法国，克里斯蒂娜·穆塞林在关于高校改革的研究中打造出“高校构型”概念，《法国高校的长征》，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9—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