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230页。(21)　国家消费研究所通过《五千万消费者》杂志发起三项调查，第一项关于西塔公司生产的香烟（第24期，1971年12月），第二项关于法国电力公司和煤气公司的税收（1973年1月），第三项关于诉诸司法的渠道（第41期，1974年5月）。(22)　参见奥迪尔·茹安-朗贝尔、伊夫·洛沙尔，《1960年代至1970年代法国“生活框架”的发明》，载阿兰·沙特里奥、M-E.谢塞尔、M.希尔顿，《以消费者的名义》，第295—311页。作者们讲述了用户协会ADA13的历史，该协会是巴黎十三区居民为实现区域发展而缔结的协会。(23)　参见米歇尔·维维奥卡，《国家、老板与消费者》，第192—196页。(24)　参见雅克·舍瓦利耶，《消费者的权利，公共服务用户》，《社会权利》第2期，1975年2月，第75—86页。(25)　让-古斯塔夫·帕迪奥洛，《具体国家》，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43页。(26)　马塞尔·布勒斯坦-布朗谢，法国最大的广告与传播集团阳狮集团首席执行官（行政公共关系构想）；罗朗·沙敦，法国民众意见研究所负责人（观点反馈）；克里斯蒂昂·夏瓦农，哈瓦斯通讯社负责人（行政相对人心理分析），让·富拉斯蒂耶（经济总结）。(27)　法国研究与调查学会，《法国人与国家》，《新闻-档案》，1971年4月。A.杜阿梅尔，《调查：法国人不爱国家却期待从它那里得到一切》，1970年10月10日。(28)　让·米罗，《我的朋友，国家》，巴黎，法国国家印书局，1973年，第50页。(29)　《公民与行政：科方卡公司公众调查报告综述（1974年11月）》，调查主要负责人是埃利·苏尔坦和克拉伦斯·普赖斯，载阿兰·佩雷菲特，《分散责任：为什么？怎么做？》，巴黎，法国文献局，1976年。210—230页。(21)　国家消费研究所通过《五千万消费者》杂志发起三项调查，第一项关于西塔公司生产的香烟（第24期，1971年12月），第二项关于法国电力公司和煤气公司的税收（1973年1月），第三项关于诉诸司法的渠道（第41期，1974年5月）。(22)　参见奥迪尔·茹安-朗贝尔、伊夫·洛沙尔，《1960年代至1970年代法国“生活框架”的发明》，载阿兰·沙特里奥、M-E.谢塞尔、M.希尔顿，《以消费者的名义》，第295—311页。作者们讲述了用户协会ADA13的历史，该协会是巴黎十三区居民为实现区域发展而缔结的协会。(23)　参见米歇尔·维维奥卡，《国家、老板与消费者》，第192—196页。(24)　参见雅克·舍瓦利耶，《消费者的权利，公共服务用户》，《社会权利》第2期，1975年2月，第75—86页。(25)　让-古斯塔夫·帕迪奥洛，《具体国家》，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43页。(26)　马塞尔·布勒斯坦-布朗谢，法国最大的广告与传播集团阳狮集团首席执行官（行政公共关系构想）；罗朗·沙敦，法国民众意见研究所负责人（观点反馈）；克里斯蒂昂·夏瓦农，哈瓦斯通讯社负责人（行政相对人心理分析），让·富拉斯蒂耶（经济总结）。(27)　法国研究与调查学会，《法国人与国家》，《新闻-档案》，1971年4月。A.杜阿梅尔，《调查：法国人不爱国家却期待从它那里得到一切》，1970年10月10日。(28)　让·米罗，《我的朋友，国家》，巴黎，法国国家印书局，1973年，第50页。(29)　《公民与行政：科方卡公司公众调查报告综述（1974年11月）》，调查主要负责人是埃利·苏尔坦和克拉伦斯·普赖斯，载阿兰·佩雷菲特，《分散责任：为什么？怎么做？》，巴黎，法国文献局，1976年。(30)　阿布拉姆·德斯瓦安，《在国家的护翼之下》，第327页。(31)　对1972年以来所采取措施的回顾性介绍，参见热罗姆·邦、阿尔贝·卢普，《公共服务市场营销：人口需求研究》，巴黎，组织出版社，1980年。关于这些技术手段与行政合理合法化新形式相结合的前景，参见罗曼·劳费尔、卡特琳娜·帕拉戴斯，《官僚君主：市场营销国度中的马基雅弗利》［马基雅弗利（1469—1527），是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以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著称于世，马基雅弗利主义也成为了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译者］，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82年。(32)　关于政治化问题，参见雅克·拉格罗耶，《政治化进程》，载雅克·拉格罗耶主编，《政治化》，巴黎，贝兰出版社，2003年，第359—372页。(33)　关于1970年代各政治党派选举方案的一系列翔实研究，参见法国行政科学研究所，《从政策角度看行政》，巴黎，库伽出版社，1978年（《法国行政科学研究所期刊》第18期，1979年）。(34)　该睿智措辞出自皮埃尔·比恩鲍姆，《国家何去何从？》，载皮埃尔·比恩鲍姆编，《执政的社会党派精英（1981—1985）》，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39—161页。(35)　参见热纳维埃夫·勒迈尔-普罗什，《权力问题面前的法国社会党：一个世纪的争论，六年的掌权（1981—1986）》，格勒诺布尔第二大学政治学博士论文，1990年，第329—515页。(36)　《公共职能：战斗即将到来》，载《联合报》，1972年9月29日。(37)　卡特琳娜·拉卢米埃尔当时在巴黎一大教授行政学。(38)　伊夫·鲁科特，《1954年至今的法国共产党与国家峰会》，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61—93页。(39)　同上，第71页。(40)　让·法布尔，吕西安·塞夫、弗朗索瓦·亨苛，《共产党人与国家》，巴(30)　阿布拉姆·德斯瓦安，《在国家的护翼之下》，第327页。(31)　对1972年以来所采取措施的回顾性介绍，参见热罗姆·邦、阿尔贝·卢普，《公共服务市场营销：人口需求研究》，巴黎，组织出版社，1980年。关于这些技术手段与行政合理合法化新形式相结合的前景，参见罗曼·劳费尔、卡特琳娜·帕拉戴斯，《官僚君主：市场营销国度中的马基雅弗利》［马基雅弗利（1469—1527），是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以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著称于世，马基雅弗利主义也成为了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译者］，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82年。(32)　关于政治化问题，参见雅克·拉格罗耶，《政治化进程》，载雅克·拉格罗耶主编，《政治化》，巴黎，贝兰出版社，2003年，第359—372页。(33)　关于1970年代各政治党派选举方案的一系列翔实研究，参见法国行政科学研究所，《从政策角度看行政》，巴黎，库伽出版社，1978年（《法国行政科学研究所期刊》第18期，1979年）。(34)　该睿智措辞出自皮埃尔·比恩鲍姆，《国家何去何从？》，载皮埃尔·比恩鲍姆编，《执政的社会党派精英（1981—1985）》，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39—161页。(35)　参见热纳维埃夫·勒迈尔-普罗什，《权力问题面前的法国社会党：一个世纪的争论，六年的掌权（1981—1986）》，格勒诺布尔第二大学政治学博士论文，1990年，第329—515页。(36)　《公共职能：战斗即将到来》，载《联合报》，1972年9月29日。(37)　卡特琳娜·拉卢米埃尔当时在巴黎一大教授行政学。(38)　伊夫·鲁科特，《1954年至今的法国共产党与国家峰会》，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61—93页。(39)　同上，第71页。(40)　让·法布尔，吕西安·塞夫、弗朗索瓦·亨苛，《共产党人与国家》，巴黎，社会出版社，1977年。(41)　法国共产党、法国社会党，第四章《行政》，《共产党与社会党联合执政纲领》（1972年6月27日），巴黎，社会出版社，1972年，第160—161页。(42)　克里斯托弗·胡德认为，平均管理主义是行政管理四种理想文化模式之一。它依赖于公共行政部门的自身调节、地方的主动学习与创新以及公务员队伍的支持，并主张通过密切相互关系和鼓励参与来促进行政管理（克里斯托弗·胡德，《国家的艺术》，第120—140页）。(43)　《社会党执政纲领》，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72年，第102页。(44)　参见社会党驻地方政府代表让-皮埃尔·沃尔姆斯，《改革行政？》，载《FAIRE：1978年卷宗》第11号，1976年9月。(45)　成立于1966年6月的独立共和党联盟声称具有双重身份：它是联合显要人士的党派，因为独立共和党联盟意欲在选举中求助于“在地方上担负职责的人物”或是选择信赖依靠地区显要人物；它还是现代化的党派，拥有地区联盟网络以及前景与现实俱乐部（理论学说实验室与招聘资源库，其中主要为高级管理人员和自由职业群体）的支持。参见让-克洛德·科利亚尔，《独立共和党人》，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72年。(46)　让-克洛德·科利亚尔，《独立共和党人：被授予骑士称号前夕的不眠之夜》，载《研究月刊》，1972年11月，第523—543页。(47)　独立共和党联盟，《生命的意义》，1972年。(48)　同上，第31、42页。(49)　同上，第37页。(50)　同上，第37页。(51)　《费加罗报》，1973年1月2日。(52)　引自布鲁诺·拉塞尔等著，《行政透明》，第48页。黎，社会出版社，1977年。(41)　法国共产党、法国社会党，第四章《行政》，《共产党与社会党联合执政纲领》（1972年6月27日），巴黎，社会出版社，1972年，第160—161页。(42)　克里斯托弗·胡德认为，平均管理主义是行政管理四种理想文化模式之一。它依赖于公共行政部门的自身调节、地方的主动学习与创新以及公务员队伍的支持，并主张通过密切相互关系和鼓励参与来促进行政管理（克里斯托弗·胡德，《国家的艺术》，第120—140页）。(43)　《社会党执政纲领》，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72年，第102页。(44)　参见社会党驻地方政府代表让-皮埃尔·沃尔姆斯，《改革行政？》，载《FAIRE：1978年卷宗》第11号，1976年9月。(45)　成立于1966年6月的独立共和党联盟声称具有双重身份：它是联合显要人士的党派，因为独立共和党联盟意欲在选举中求助于“在地方上担负职责的人物”或是选择信赖依靠地区显要人物；它还是现代化的党派，拥有地区联盟网络以及前景与现实俱乐部（理论学说实验室与招聘资源库，其中主要为高级管理人员和自由职业群体）的支持。参见让-克洛德·科利亚尔，《独立共和党人》，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72年。(46)　让-克洛德·科利亚尔，《独立共和党人：被授予骑士称号前夕的不眠之夜》，载《研究月刊》，1972年11月，第523—543页。(47)　独立共和党联盟，《生命的意义》，1972年。(48)　同上，第31、42页。(49)　同上，第37页。(50)　同上，第37页。(51)　《费加罗报》，1973年1月2日。(52)　引自布鲁诺·拉塞尔等著，《行政透明》，第48页。(53)　这些举措属于皮埃尔·格雷米翁所谓的“革新的雅各宾主义”，并与旨在领导地方政府的新型行政组织结构发展相结合（授权区域规划与地方行动、1964年省政府改革等）（皮埃尔·格雷米翁，《外围权力》，第348—373页）。(54)　我们此处的分析基于帕特里克·勒·利德克的博士论文，《共和国市长》之第五章《地方分权是重新界定“共和国契约”的核心（1969—1986）》，第450页。(55)　参见法国内政部部长雷蒙·马塞兰回忆录，其中系统揭示了为实现此目标的所有举措。雷蒙·马塞兰，第十一章《市镇改革与地方财政，是未来的事……几点政治思考》，《讨厌的真相》，巴黎，普隆出版社，1978年，第257—179页。(56)　帕特里克·勒·利德克，《共和国市长》，第458—468页。(57)　费尔南·韦代耶，《国民议会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71年6月15日，第906页，引自阿兰·德尔康，《参议院与地方分权》，巴黎，载《经济学刊》，1991年，第169页。(58)　帕特里克·勒·利德克，《共和国市长》，第458—468页。(59)　雷蒙·马塞兰，演说，《省与市镇》，1971年7—8月，第237页。(60)　阿兰·佩雷菲特，《导言》，载《分散责任：为什么？怎么做？》，巴黎，法国文献局，1974年。(61)　《世界报》，1974年2月21日。(62)　阿兰·佩雷菲特，《导言》，第19页。(53)　这些举措属于皮埃尔·格雷米翁所谓的“革新的雅各宾主义”，并与旨在领导地方政府的新型行政组织结构发展相结合（授权区域规划与地方行动、1964年省政府改革等）（皮埃尔·格雷米翁，《外围权力》，第348—373页）。(54)　我们此处的分析基于帕特里克·勒·利德克的博士论文，《共和国市长》之第五章《地方分权是重新界定“共和国契约”的核心（1969—1986）》，第450页。(55)　参见法国内政部部长雷蒙·马塞兰回忆录，其中系统揭示了为实现此目标的所有举措。雷蒙·马塞兰，第十一章《市镇改革与地方财政，是未来的事……几点政治思考》，《讨厌的真相》，巴黎，普隆出版社，1978年，第257—179页。(56)　帕特里克·勒·利德克，《共和国市长》，第458—468页。(57)　费尔南·韦代耶，《国民议会官方公报：议会辩论》，1971年6月15日，第906页，引自阿兰·德尔康，《参议院与地方分权》，巴黎，载《经济学刊》，1991年，第169页。(58)　帕特里克·勒·利德克，《共和国市长》，第458—468页。(59)　雷蒙·马塞兰，演说，《省与市镇》，1971年7—8月，第237页。(60)　阿兰·佩雷菲特，《导言》，载《分散责任：为什么？怎么做？》，巴黎，法国文献局，1974年。(61)　《世界报》，1974年2月21日。(62)　阿兰·佩雷菲特，《导言》，第19页。第二章

在官僚制面前维护行政相对人的政治可行性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1974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他将继续沿袭1970年代初期德斯坦派的做法，调动所有可联合的力量并使之制度化。竞选结果证实了政治领域问题与行动者在新的改革构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本阶段改革构型的主要特征是政治精英开始掌权，他们的改革剧目提倡行政透明，并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免遭官僚政府损害。因此今后的重点将不再是如何促使行政运作理性化，而是通过维护公民权利免遭官僚制压迫来赋予政治精英合法地位。在新的改革构型中，政治深刻影响着行政政策。这种转变体现出反对派改良主义的强大政治可行性，构造出1974年至1981年间的行政话语与行政选择。新的改革剧目在知识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具有高度的严密性和协调性（知识可行性），然而它对执政的德斯坦派在自身党派身份构建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更值得关注。它不仅在德斯坦派精英的政治资本重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与制度约束及自身在新的改革构型中可支配的相对资源十分匹配。第二章

在官僚制面前维护行政相对人的政治可行性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1974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他将继续沿袭1970年代初期德斯坦派的做法，调动所有可联合的力量并使之制度化。竞选结果证实了政治领域问题与行动者在新的改革构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本阶段改革构型的主要特征是政治精英开始掌权，他们的改革剧目提倡行政透明，并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免遭官僚政府损害。因此今后的重点将不再是如何促使行政运作理性化，而是通过维护公民权利免遭官僚制压迫来赋予政治精英合法地位。在新的改革构型中，政治深刻影响着行政政策。这种转变体现出反对派改良主义的强大政治可行性，构造出1974年至1981年间的行政话语与行政选择。新的改革剧目在知识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具有高度的严密性和协调性（知识可行性），然而它对执政的德斯坦派在自身党派身份构建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更值得关注。它不仅在德斯坦派精英的政治资本重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与制度约束及自身在新的改革构型中可支配的相对资源十分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