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弗朗索瓦·布尔多，《18世纪至20世纪的法国行政史》，巴黎，蒙切雷斯蒂安出版社，1994年；伊夫·托马，《行政史》，巴黎，发现出版社，1995年；马克·奥利维耶·巴吕什、万桑·杜克莱，《国家公仆：法国行政的政治史（1875—1945）》，巴黎，发现出版社，2000年；马克·奥利维耶·巴吕什、P.博兹，《国家改革概况》，载《法国公共行政杂志》第120期特刊，2006年。(10)　皮埃尔·罗桑瓦隆，《法国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反雅各宾主义的国民社会》，巴黎，瑟伊出版社，2006年，第369—376页。(11)　政治任命、各部圈子扩展、拉拢议员-公务员以获取支持等机制，尤其明显体现在部的职员任用上以及部长办公厅和大型职系中的高级官员任命上。(12)　参见弗朗索瓦斯·德雷福斯，《官僚主义的发明》，第125—147页、第169—196页；弗朗索瓦·布尔多，《18世纪至20世纪的法国行政史》，第253—260页。(13)　最初用于高级公务员选拔（1849年开始在最高行政法院推行，1852年中止后又在1872年再次实施；1879年在财政监察局开始实施；1886年开始在审计法院实施），19世纪末在各部得到广泛应用。(14)　可参考斯图亚特·琼斯的《被质疑的法国政府：第三共和国下的公共法律和政治争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让娜·西韦克-布伊德索，《冷战前的公务员工会运动（1848—1948）》，里尔，法国大学出版社，1989年；雅克·舍瓦利耶，《1946年的公务员总法规：一种持续的妥协》，《行政杂志：公共职能法规50周年研讨会专刊》，第49期，1996年，第7—21页。(15)　玛丽-克莉丝汀·凯斯勒，《国家行政学院：高级公共职能政策》，巴黎，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出版社，1978年。(16)　关于占领时期所规划或已实行的改革方案，可参考马克·奥利维耶·巴吕年；弗朗索瓦·布尔多，《18世纪至20世纪的法国行政史》，巴黎，蒙切雷斯蒂安出版社，1994年；伊夫·托马，《行政史》，巴黎，发现出版社，1995年；马克·奥利维耶·巴吕什、万桑·杜克莱，《国家公仆：法国行政的政治史（1875—1945）》，巴黎，发现出版社，2000年；马克·奥利维耶·巴吕什、P.博兹，《国家改革概况》，载《法国公共行政杂志》第120期特刊，2006年。(10)　皮埃尔·罗桑瓦隆，《法国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反雅各宾主义的国民社会》，巴黎，瑟伊出版社，2006年，第369—376页。(11)　政治任命、各部圈子扩展、拉拢议员-公务员以获取支持等机制，尤其明显体现在部的职员任用上以及部长办公厅和大型职系中的高级官员任命上。(12)　参见弗朗索瓦斯·德雷福斯，《官僚主义的发明》，第125—147页、第169—196页；弗朗索瓦·布尔多，《18世纪至20世纪的法国行政史》，第253—260页。(13)　最初用于高级公务员选拔（1849年开始在最高行政法院推行，1852年中止后又在1872年再次实施；1879年在财政监察局开始实施；1886年开始在审计法院实施），19世纪末在各部得到广泛应用。(14)　可参考斯图亚特·琼斯的《被质疑的法国政府：第三共和国下的公共法律和政治争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让娜·西韦克-布伊德索，《冷战前的公务员工会运动（1848—1948）》，里尔，法国大学出版社，1989年；雅克·舍瓦利耶，《1946年的公务员总法规：一种持续的妥协》，《行政杂志：公共职能法规50周年研讨会专刊》，第49期，1996年，第7—21页。(15)　玛丽-克莉丝汀·凯斯勒，《国家行政学院：高级公共职能政策》，巴黎，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出版社，1978年。(16)　关于占领时期所规划或已实行的改革方案，可参考马克·奥利维耶·巴吕什，《国家公仆：法国行政的政治史（1940—1944）》，巴黎，法雅出版社，1997年。(17)　由贝尔纳·西尔伯曼提出（可参考《理性的牢笼：法国、日本、美国和英国理性政府的兴起》，第10页），对立于以职业为导向的行政体系（美国和英国），后者要求公职人员必须在聘用前接受职业或任前培训，它强调个人经过培训掌握职业知识与技能至关重要，比起地位与资历，在职业生涯中不断获取新的专业知识并不断进步才是更为有价值的。(18)　代表人物亨利·法约尔，曾为圣·艾蒂安煤业工程师，后成为矿业与冶金集团董事长。相关事迹可参考阿兰·沙特里奥，《法约尔、法约尔信徒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可能实现的行政改革》，载《企业与历史》第34期，2003年，第84—97页。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国务委员亨利·沙尔东，相关事迹可参考维达·阿西米，《行政与议会：亨利·沙尔东组织下的民主》，载《法国内外法律史》第76（4）期，1998年10—11月刊，第557—582页。(19)　关于这一时期可参考斯特芬·里亚尔主编，《行政与组织（1910—1930）：法国行政从战争的组织到组织的战争》，巴黎，博谢纳出版社，1977年。(20)　关于这一时期可参考弗朗索瓦·莫内，《重建共和国：安德烈·塔迪厄，一种反向偏差（1876—1945）》，巴黎，法雅出版社，1993年；吉尔·波莱，《技术官僚与民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领导精英和技术改革》，载戴尔芬·杜隆、万桑·杜博瓦，《技术官僚问题：从人物创造到公共行动转型》，斯特拉斯堡，PUS出版社，1999年，第35—53页；奥利维耶·达尔，《1930年代错过的接班机会》，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2年；弗洛朗丝·德尚，《现代国家：财政官员对国家改革的原始贡献（1928—1940）》，载《法国公共行政杂志》第120期，2006年，第667— 668页。什，《国家公仆：法国行政的政治史（1940—1944）》，巴黎，法雅出版社，1997年。(17)　由贝尔纳·西尔伯曼提出（可参考《理性的牢笼：法国、日本、美国和英国理性政府的兴起》，第10页），对立于以职业为导向的行政体系（美国和英国），后者要求公职人员必须在聘用前接受职业或任前培训，它强调个人经过培训掌握职业知识与技能至关重要，比起地位与资历，在职业生涯中不断获取新的专业知识并不断进步才是更为有价值的。(18)　代表人物亨利·法约尔，曾为圣·艾蒂安煤业工程师，后成为矿业与冶金集团董事长。相关事迹可参考阿兰·沙特里奥，《法约尔、法约尔信徒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可能实现的行政改革》，载《企业与历史》第34期，2003年，第84—97页。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国务委员亨利·沙尔东，相关事迹可参考维达·阿西米，《行政与议会：亨利·沙尔东组织下的民主》，载《法国内外法律史》第76（4）期，1998年10—11月刊，第557—582页。(19)　关于这一时期可参考斯特芬·里亚尔主编，《行政与组织（1910—1930）：法国行政从战争的组织到组织的战争》，巴黎，博谢纳出版社，1977年。(20)　关于这一时期可参考弗朗索瓦·莫内，《重建共和国：安德烈·塔迪厄，一种反向偏差（1876—1945）》，巴黎，法雅出版社，1993年；吉尔·波莱，《技术官僚与民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领导精英和技术改革》，载戴尔芬·杜隆、万桑·杜博瓦，《技术官僚问题：从人物创造到公共行动转型》，斯特拉斯堡，PUS出版社，1999年，第35—53页；奥利维耶·达尔，《1930年代错过的接班机会》，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2年；弗洛朗丝·德尚，《现代国家：财政官员对国家改革的原始贡献（1928—1940）》，载《法国公共行政杂志》第120期，2006年，第667— 668页。(21)　可参考调查委员会对公共服务成本与收益的研究调查，载《法国公共行政杂志》特刊，2007年。(22)　可参考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行政史相关档案，载《法国公共行政杂志》第108期，2003年。(23)　布丽吉特·盖蒂，《戴高乐，第五共和国先知（1946—1962）》，巴黎，巴黎政治学院出版社，1998年；法国经济与财政发展史委员会主编，《面对1950年代巨大变动的预算管理局：参与者还是见证人？》，巴黎，法国经济与财政发展史委员会，1997年。(24)　关于第五共和国时期技术官僚人物的详细情况，可参考戴尔芬·杜隆，《政治现代化：第五共和国的起源》，巴黎，拉马丹出版社，1997年。(25)　克里斯托弗·胡德，《公共管理中的经济理性：从先进的公共行政到新行政管理？》，《解释经济政策逆转》，白金汉，开放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5—141页。(26)　诺贝特·埃利亚斯，《西方的动力》，巴黎，口袋出版社，1990年（1939年第一版）；塞缪尔·克拉克，《国家与地位：国家和贵族权力在西欧的崛起》，卡迪夫，威尔士大学出版社，1995年；托马斯·埃特曼，《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27)　马丁·谢弗特，《政党与国家》；贝尔纳·西尔伯曼，《理性的牢笼》。(28)　阿布拉姆·德斯瓦安，《在国家的护翼之下》，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5年。(29)　这些方法反而更适用于对民主过渡与巩固框架下通过收买人心的机制来建立合理合法官僚制的研究（芭芭拉·格迪斯，《政治家们的困境：拉丁美洲的国家能力建设》，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安娜·葛利兹马拉-布斯，《重建利维坦：后共产主义民主的政党竞争与国家剥削》，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21)　可参考调查委员会对公共服务成本与收益的研究调查，载《法国公共行政杂志》特刊，2007年。(22)　可参考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行政史相关档案，载《法国公共行政杂志》第108期，2003年。(23)　布丽吉特·盖蒂，《戴高乐，第五共和国先知（1946—1962）》，巴黎，巴黎政治学院出版社，1998年；法国经济与财政发展史委员会主编，《面对1950年代巨大变动的预算管理局：参与者还是见证人？》，巴黎，法国经济与财政发展史委员会，1997年。(24)　关于第五共和国时期技术官僚人物的详细情况，可参考戴尔芬·杜隆，《政治现代化：第五共和国的起源》，巴黎，拉马丹出版社，1997年。(25)　克里斯托弗·胡德，《公共管理中的经济理性：从先进的公共行政到新行政管理？》，《解释经济政策逆转》，白金汉，开放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5—141页。(26)　诺贝特·埃利亚斯，《西方的动力》，巴黎，口袋出版社，1990年（1939年第一版）；塞缪尔·克拉克，《国家与地位：国家和贵族权力在西欧的崛起》，卡迪夫，威尔士大学出版社，1995年；托马斯·埃特曼，《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27)　马丁·谢弗特，《政党与国家》；贝尔纳·西尔伯曼，《理性的牢笼》。(28)　阿布拉姆·德斯瓦安，《在国家的护翼之下》，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5年。(29)　这些方法反而更适用于对民主过渡与巩固框架下通过收买人心的机制来建立合理合法官僚制的研究（芭芭拉·格迪斯，《政治家们的困境：拉丁美洲的国家能力建设》，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安娜·葛利兹马拉-布斯，《重建利维坦：后共产主义民主的政党竞争与国家剥削》，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30)　一方面指政治执行者（尤其是总理）；另一方面指来自高级公共职能部门与中央行政机关（特别是法国的财政部、内政部、公共职能部等跨行业各部）的精英。(31)　尤其参阅菲利普·G.赛尔妮，《不断变化的政治结构：结构、机构及国家未来》，伦敦，塞奇出版社，1990年；苏珊·斯特兰奇，《国家撤退：世界经济中的权力消散》，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罗伯特·布瓦耶，《全球化时代与金融时代的政治：一些监管研究的最新情况》，载《监管年》第3卷，1999年，第13—76页；鲍勃·杰索普，《向熊彼特式工作福利发展的后民族主义政权？》，《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若想更加细致入微地看待国家权力的丧失，可以参阅琳达·维斯主编的《全球经济中的国家：带国内制度重新入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32)　特别是在这里，我们利用由帕特里克·勒盖尔斯提出的“在欧洲的国家重组”的综述观点，《欧洲城市的回归：城市社会、全球化、政府和治理》，巴黎，巴黎政治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11—137页。(33)　斯贝特·霍格、加里·马克斯，《1980年代以来的欧洲一体化：国家中心与多层次治理》，载《共同市场研究杂志》第34卷，第3期，1996年，第341—378页。(34)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学忠告》，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0年（1950年第一版），第113—118页。(35)　诺贝特·埃利亚斯，《西方的动力》，第104—105页。(36)　同上，第102页。(37)　米歇尔·塞内拉尔，《17世纪存在关于国家理性的德国理论吗？从克拉普马到切姆尼茨的阿卡纳帝国与国家理性》，《国家理性与非理性》，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68页。(38)　同上，第271页。(30)　一方面指政治执行者（尤其是总理）；另一方面指来自高级公共职能部门与中央行政机关（特别是法国的财政部、内政部、公共职能部等跨行业各部）的精英。(31)　尤其参阅菲利普·G.赛尔妮，《不断变化的政治结构：结构、机构及国家未来》，伦敦，塞奇出版社，1990年；苏珊·斯特兰奇，《国家撤退：世界经济中的权力消散》，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罗伯特·布瓦耶，《全球化时代与金融时代的政治：一些监管研究的最新情况》，载《监管年》第3卷，1999年，第13—76页；鲍勃·杰索普，《向熊彼特式工作福利发展的后民族主义政权？》，《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若想更加细致入微地看待国家权力的丧失，可以参阅琳达·维斯主编的《全球经济中的国家：带国内制度重新入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32)　特别是在这里，我们利用由帕特里克·勒盖尔斯提出的“在欧洲的国家重组”的综述观点，《欧洲城市的回归：城市社会、全球化、政府和治理》，巴黎，巴黎政治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11—137页。(33)　斯贝特·霍格、加里·马克斯，《1980年代以来的欧洲一体化：国家中心与多层次治理》，载《共同市场研究杂志》第34卷，第3期，1996年，第341—378页。(34)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学忠告》，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0年（1950年第一版），第113—118页。(35)　诺贝特·埃利亚斯，《西方的动力》，第104—105页。(36)　同上，第102页。(37)　米歇尔·塞内拉尔，《17世纪存在关于国家理性的德国理论吗？从克拉普马到切姆尼茨的阿卡纳帝国与国家理性》，《国家理性与非理性》，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68页。(38)　同上，第271页。第二章

分析当代行政改革：经典研究方法与认识论问

题

这些定义要素已经确定之后，该如何研究法国行政体系改革政策的发展呢？在这方面，必须借鉴过去20年来国际上关于行政改革及其影响所做的大量深入研究。它们中的大多数属于公共管理范畴，与法国的情况相反，公共管理在盎格鲁-撒克逊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构成了结构完善的领域，并从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借鉴了理论和方法论观点。但是其他类型的研究也有很多，它们更多地依赖于管理科学的认识论框架，因此更贴近那些要求改进公共功能的应用科学。我们此处的目的并非在于对所有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性地回顾，而是要指出其中以行政改革政策研究为对象的研究方法。虽然每个方法都存在各自的可取之处，但在我们看来，它们其中许多都面临着认识论的障碍和研究对象本身所带来的难题。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60—70年代，米(1)(2)歇尔·克罗齐耶的研究以及其他发展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促使行政社会学构成了一个别具创新性和创造力的领域，然而关于法国当代行政改革政策的研究著作竟不可思议地寥寥无几。时至20世纪80—90(3)年代，法国社会学，尤其是法国政治科学，已经“被政府遗忘”。(4)近年来，关于法国行政管理的著作明显呈复苏趋势，但研究更倾向(5)(6)于集中在（尤其是在公共服务窗口的）公务员群体以及现代化政第二章

分析当代行政改革：经典研究方法与认识论问

题

这些定义要素已经确定之后，该如何研究法国行政体系改革政策的发展呢？在这方面，必须借鉴过去20年来国际上关于行政改革及其影响所做的大量深入研究。它们中的大多数属于公共管理范畴，与法国的情况相反，公共管理在盎格鲁-撒克逊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构成了结构完善的领域，并从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借鉴了理论和方法论观点。但是其他类型的研究也有很多，它们更多地依赖于管理科学的认识论框架，因此更贴近那些要求改进公共功能的应用科学。我们此处的目的并非在于对所有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性地回顾，而是要指出其中以行政改革政策研究为对象的研究方法。虽然每个方法都存在各自的可取之处，但在我们看来，它们其中许多都面临着认识论的障碍和研究对象本身所带来的难题。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60—70年代，米(1)(2)歇尔·克罗齐耶的研究以及其他发展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促使行政社会学构成了一个别具创新性和创造力的领域，然而关于法国当代行政改革政策的研究著作竟不可思议地寥寥无几。时至20世纪80—90(3)年代，法国社会学，尤其是法国政治科学，已经“被政府遗忘”。(4)近年来，关于法国行政管理的著作明显呈复苏趋势，但研究更倾向(5)(6)于集中在（尤其是在公共服务窗口的）公务员群体以及现代化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