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是否能够解释实际税率的变动。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也统计了企业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我们按照RELATION的定义方法构造了企业与公共安全部门（RELATION_PS）、环境保护部门（RELATION_EN）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RELATION_LS）的关系。如果企业与税务部门的关系才是影响实际税率的关键，那么与这三个部门的关系不应该对实际税率造成同样的影响；如果相反的情况出现，那么表6-7观测到的政企关系与实际税率的相关性则需要其他的解释。回归结果报告在表6-8中，当依次考察企业与公共安全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的关系时，发现它们不影响国税实际税率（第（1）列），却有助于降低地税实际税率（第（3）列）。这几个关系指标与地税实际税率的相关性可能只是因为它们与企业和税务部门的关系相关，而后者与地税实际税率相关。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在第（2）列和第（4）列添加企业与税务部门的关系作为控制变量，分析发现企业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对国税实际税率仍然没有解释力，同时对地税实际税率的解释力也几乎消失。对比表6-8的最后两列可以发现，真正影响地税实际税率的是企业与税务部门的关系，而不是企业与其他部门的关系。

表6-8　企业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是否影响实际税率企业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是否能够解释实际税率的变动。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也统计了企业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我们按照RELATION的定义方法构造了企业与公共安全部门（RELATION_PS）、环境保护部门（RELATION_EN）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RELATION_LS）的关系。如果企业与税务部门的关系才是影响实际税率的关键，那么与这三个部门的关系不应该对实际税率造成同样的影响；如果相反的情况出现，那么表6-7观测到的政企关系与实际税率的相关性则需要其他的解释。回归结果报告在表6-8中，当依次考察企业与公共安全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的关系时，发现它们不影响国税实际税率（第（1）列），却有助于降低地税实际税率（第（3）列）。这几个关系指标与地税实际税率的相关性可能只是因为它们与企业和税务部门的关系相关，而后者与地税实际税率相关。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在第（2）列和第（4）列添加企业与税务部门的关系作为控制变量，分析发现企业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对国税实际税率仍然没有解释力，同时对地税实际税率的解释力也几乎消失。对比表6-8的最后两列可以发现，真正影响地税实际税率的是企业与税务部门的关系，而不是企业与其他部门的关系。

表6-8　企业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是否影响实际税率注：企业与不同部门的关系是分别考察的，并且报告于不同的行。本表控制了表6-2包含的其他控制变量，限于篇幅未予以报告。括号内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注：企业与不同部门的关系是分别考察的，并且报告于不同的行。本表控制了表6-2包含的其他控制变量，限于篇幅未予以报告。括号内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6.6　小结

本章采用2005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投资环境调查问卷数据，考察了企业规模对于实际税率的影响。当不对国税、地税加以区分时，企业规模对于实际税率无显著影响。但进一步分解后，我们发现大型企业在地税上享有明显的税收优惠，这一点在国税上却不成立。为了探究这种差异是源于税种本身还是执法机构不同，我们利用2002年的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作为自然实验，在同种税率下考察完全因两套征税机构不同而带来的差别。结果表明国税、地税局执法机构的不同才是本质原因。对此，我们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国税局向上负责，同时对地方政府依赖较少，因此地方政府间通过税收竞争而展开的竞次将更多通过地税局实现。作为地方政府争夺的重点目标——大型企业获得的税收优惠也相应反映在地税层面。

为了了解中介环节——政企关系是如何建立起企业规模与实际税率之间的联系的，我们对“企业规模—政企关系—实际税率”这一链条上的各个环节依次进行了考察。首先大型企业在建立与政府的关系上具有明显优势，企业规模每增加1%，与税务部门关系良好的可能性上升2.8个百分点。其次这种政企关系带来的好处只反映在地税上的税收优惠，对于国税无显著影响。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可6.6　小结

本章采用2005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投资环境调查问卷数据，考察了企业规模对于实际税率的影响。当不对国税、地税加以区分时，企业规模对于实际税率无显著影响。但进一步分解后，我们发现大型企业在地税上享有明显的税收优惠，这一点在国税上却不成立。为了探究这种差异是源于税种本身还是执法机构不同，我们利用2002年的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作为自然实验，在同种税率下考察完全因两套征税机构不同而带来的差别。结果表明国税、地税局执法机构的不同才是本质原因。对此，我们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国税局向上负责，同时对地方政府依赖较少，因此地方政府间通过税收竞争而展开的竞次将更多通过地税局实现。作为地方政府争夺的重点目标——大型企业获得的税收优惠也相应反映在地税层面。

为了了解中介环节——政企关系是如何建立起企业规模与实际税率之间的联系的，我们对“企业规模—政企关系—实际税率”这一链条上的各个环节依次进行了考察。首先大型企业在建立与政府的关系上具有明显优势，企业规模每增加1%，与税务部门关系良好的可能性上升2.8个百分点。其次这种政企关系带来的好处只反映在地税上的税收优惠，对于国税无显著影响。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可以排除反向因果以及测量误差的影响。

至于政策建议，我们认为对于那些可操作余地大的税种仍应交由国税局负责，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地方政府间为吸引企业造成的税收恶性竞争，同时起到保障中央财政收入的作用。作为地方财政补贴，这部分中央代缴税收收入可以通过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的形式进行部分返还，达到帕累托改进的效果。以排除反向因果以及测量误差的影响。

至于政策建议，我们认为对于那些可操作余地大的税种仍应交由国税局负责，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地方政府间为吸引企业造成的税收恶性竞争，同时起到保障中央财政收入的作用。作为地方财政补贴，这部分中央代缴税收收入可以通过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的形式进行部分返还，达到帕累托改进的效果。第7章

税收政策对于企业所有制转变的影响

7.1　引言

中国是世界排名第二的全球外商投资目的地，在外资流入上连续26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外商直接投资（foreig direct ivestmet，FDI）被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高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Gorg ad Greeaway, 2004）。基于这一理念，类似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为吸引外商投资，中国政府也从20世纪90年代起制定了非常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包括税收、土地优惠、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提到中国将推出扩大开放新的重大举措，将吸引外资的主要措施从靠优惠政策调整为靠改善投资环境。过去，在内、外资企业税收和资金等双重待遇的环境下，不少内资企业通过各种方法转变为外资企业，以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甚至有部分企业利用政策空间进行套利，第7章

税收政策对于企业所有制转变的影响

7.1　引言

中国是世界排名第二的全球外商投资目的地，在外资流入上连续26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外商直接投资（foreig direct ivestmet，FDI）被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高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Gorg ad Greeaway, 2004）。基于这一理念，类似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为吸引外商投资，中国政府也从20世纪90年代起制定了非常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包括税收、土地优惠、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提到中国将推出扩大开放新的重大举措，将吸引外资的主要措施从靠优惠政策调整为靠改善投资环境。过去，在内、外资企业税收和资金等双重待遇的环境下，不少内资企业通过各种方法转变为外资企业，以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甚至有部分企业利用政策空间进行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