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致知的话，必然要在格物上下功夫。‘物’就是事的意思，凡有意念产生时，必然有一件事情，意念所系缚的事情称作‘物’。‘格’就是正的意思，指的是把不正的校正过来使它变成正的这个意思。校正不正的，就是说要去除恶的意念和言行。变成正的，就是说要发善意、讲善言、做善行。这才是格字的内涵。《尚书》中有‘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的说法，格物的‘格’字实际上兼有它们的意思。”

这就是致知在格物。

“良知所知道的善，虽然人们真诚地想去喜欢它，但若不在善的意念所在的事情上去实实在在地践履善的价值，那么具体的事情就有未被完全校正的地方，从而可以说那喜欢善的愿望还有不诚恳的成分。良知所知道的恶，虽然人们真诚地想去讨厌它，但若不在恶的意念所在的事情上实实在在地去铲除恶的表现，那么具体的事情就有未被完全校正的地方，从而可以说那讨厌恶的愿望还有不诚恳的成分。如今在良知所知道的善事上，也就是善意所在的事情上实实在在地去为善，使善的言行没有不尽善尽美的。在良知所知道的恶事上，也就是恶意所在的事情上实实在在地去除恶，使恶的言行没有不被去除干净的。在这之后具体的事情就没有不被校正的成分存在，我的良知所知道的内容就没有亏缺、覆盖的地方，从而它就得以达到纯洁至善的极点了。此后，我们的心才会愉快坦然，再也没有其他的遗憾，从而真正做到为人谦虚。然后心中产生的意念才没有自欺的成分，才可以说我们的意念真正诚实无妄了。”

所以《大学》中说道：“系于事上的心念端正后，人生哲理自然要想致知的话，必然要在格物上下功夫。‘物’就是事的意思，凡有意念产生时，必然有一件事情，意念所系缚的事情称作‘物’。‘格’就是正的意思，指的是把不正的校正过来使它变成正的这个意思。校正不正的，就是说要去除恶的意念和言行。变成正的，就是说要发善意、讲善言、做善行。这才是格字的内涵。《尚书》中有‘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的说法，格物的‘格’字实际上兼有它们的意思。”

这就是致知在格物。

“良知所知道的善，虽然人们真诚地想去喜欢它，但若不在善的意念所在的事情上去实实在在地践履善的价值，那么具体的事情就有未被完全校正的地方，从而可以说那喜欢善的愿望还有不诚恳的成分。良知所知道的恶，虽然人们真诚地想去讨厌它，但若不在恶的意念所在的事情上实实在在地去铲除恶的表现，那么具体的事情就有未被完全校正的地方，从而可以说那讨厌恶的愿望还有不诚恳的成分。如今在良知所知道的善事上，也就是善意所在的事情上实实在在地去为善，使善的言行没有不尽善尽美的。在良知所知道的恶事上，也就是恶意所在的事情上实实在在地去除恶，使恶的言行没有不被去除干净的。在这之后具体的事情就没有不被校正的成分存在，我的良知所知道的内容就没有亏缺、覆盖的地方，从而它就得以达到纯洁至善的极点了。此后，我们的心才会愉快坦然，再也没有其他的遗憾，从而真正做到为人谦虚。然后心中产生的意念才没有自欺的成分，才可以说我们的意念真正诚实无妄了。”

所以《大学》中说道：“系于事上的心念端正后，人生哲理自然就能丰富；人生哲理得以丰富，意念也就变得真诚；意念能够真诚，心情就会保持平正；心情能够平正，本身的行为就会合乎规范。”虽然修身的功夫和条理有先后次序之分，然而其心的本体却是始终如一的，确实没有先后次序的分别。虽然正心的功夫和条理没有先后次序之分，但在生活中保持心念的精诚纯一，在这一点上是不能有一丝一毫欠缺的。

由此可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一学说，阐述了尧舜传承的真正精神，也是孔子学说的心印之所在。

现在，我们把四目和三纲连起来谈：《大学》的重点在于“诚意”。诚意的功夫，只是“格物”。“诚意”做到极致，就是“止于至善”。“止于至善”的法则是“致知”。正心，是恢复心中本体；修身，是让心体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对自己来说，叫“明德”；将“明德”施于他人，就叫“亲民”；天地之间任何事物都能用“明德”来为一体。所以，所谓“至善”，就是心的本体。人的念头一动如果是不善的，心的本体，也就是我们的良知，没有不知道的。

诚意的“意”，就是念头，念头是会动的。格物的“物”，是念头所指向的事。只要良知在发挥作用，动任何念头都不会有不善的。但是，如果不“格物”，就不能“致知”，不能让良知充分发挥作用。所以致知是诚意的根本，格物则是致知的结果。格物的功夫做到了，良知也就发挥作用了，念头也就真诚了，如此才能恢复本心，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

圣人担心人们向心外去探求，所以反复强调这些意思。所以说，就能丰富；人生哲理得以丰富，意念也就变得真诚；意念能够真诚，心情就会保持平正；心情能够平正，本身的行为就会合乎规范。”虽然修身的功夫和条理有先后次序之分，然而其心的本体却是始终如一的，确实没有先后次序的分别。虽然正心的功夫和条理没有先后次序之分，但在生活中保持心念的精诚纯一，在这一点上是不能有一丝一毫欠缺的。

由此可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一学说，阐述了尧舜传承的真正精神，也是孔子学说的心印之所在。

现在，我们把四目和三纲连起来谈：《大学》的重点在于“诚意”。诚意的功夫，只是“格物”。“诚意”做到极致，就是“止于至善”。“止于至善”的法则是“致知”。正心，是恢复心中本体；修身，是让心体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对自己来说，叫“明德”；将“明德”施于他人，就叫“亲民”；天地之间任何事物都能用“明德”来为一体。所以，所谓“至善”，就是心的本体。人的念头一动如果是不善的，心的本体，也就是我们的良知，没有不知道的。

诚意的“意”，就是念头，念头是会动的。格物的“物”，是念头所指向的事。只要良知在发挥作用，动任何念头都不会有不善的。但是，如果不“格物”，就不能“致知”，不能让良知充分发挥作用。所以致知是诚意的根本，格物则是致知的结果。格物的功夫做到了，良知也就发挥作用了，念头也就真诚了，如此才能恢复本心，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

圣人担心人们向心外去探求，所以反复强调这些意思。所以说，不在“诚意”上下功夫，只想着“格物”，就有了支离之偏；不在“格物”上下功夫，只想着“诚意”，又有了虚空之偏；不以“致知”为根本，只知道“格物”和“诚意”，那就是胡说。支离、虚空和扯淡，离至善十万八千里。

朱熹认为，《大学》的重点在“格物”，王阳明则认为重点在“诚意”。区别在哪里呢？按朱熹的理论，如果我们尤其重视“格物”，那就是在向外求，在心外求到的理，诚心诚意对它，那也是我们心外的理，而不是我们心内的理。按照王阳明的理论，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诚意”上，真诚无欺地对待自己的念头，那格物也就顺理成章了。可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格物”上，那就是在事情上正念头，念头即使是正的，但不真诚对它，也不是真的格物。

很多组织领导者在事情上正念头，正得都很好，但正过了却没有真心实意地对待自己的念头，那等于没正。知道企业有某种问题，这是格物；马上去解决它，这才是诚意。知道员工担心什么，这是格物；不马上就去解决它，这就不是诚意，自然也就不是真正的格物。

格物是中，诚意是和，格物是知，诚意是行，唯有二者合为一体，才能和谐。从这一点而言，王阳明在知和行的选择上，还是倾向于行。

只要在诚意的主导下格物，必能致知，能致良知，心自然会正，身也自然能修，接下来的事，就是八目的第二级：修齐治平。不在“诚意”上下功夫，只想着“格物”，就有了支离之偏；不在“格物”上下功夫，只想着“诚意”，又有了虚空之偏；不以“致知”为根本，只知道“格物”和“诚意”，那就是胡说。支离、虚空和扯淡，离至善十万八千里。

朱熹认为，《大学》的重点在“格物”，王阳明则认为重点在“诚意”。区别在哪里呢？按朱熹的理论，如果我们尤其重视“格物”，那就是在向外求，在心外求到的理，诚心诚意对它，那也是我们心外的理，而不是我们心内的理。按照王阳明的理论，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诚意”上，真诚无欺地对待自己的念头，那格物也就顺理成章了。可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格物”上，那就是在事情上正念头，念头即使是正的，但不真诚对它，也不是真的格物。

很多组织领导者在事情上正念头，正得都很好，但正过了却没有真心实意地对待自己的念头，那等于没正。知道企业有某种问题，这是格物；马上去解决它，这才是诚意。知道员工担心什么，这是格物；不马上就去解决它，这就不是诚意，自然也就不是真正的格物。

格物是中，诚意是和，格物是知，诚意是行，唯有二者合为一体，才能和谐。从这一点而言，王阳明在知和行的选择上，还是倾向于行。

只要在诚意的主导下格物，必能致知，能致良知，心自然会正，身也自然能修，接下来的事，就是八目的第二级：修齐治平。05 领导者八目之修齐治平

修齐治平，总是格物。

——《答甘泉》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修身之重要，贯穿人生，决定其做事能力和态度，更决定了人生境界。北宋赵顼（宋神宗）上台后，要王安石变法图强。保守派头领司马光攻击王安石，认为他无法担此重任，只会搞砸。赵顼问他理由，司马光嗫嚅地说，王安石一年不洗澡，胡子是虱子的乐园，连身都不修，何以能治国？

北宋初期，中国形成两种重要思潮，一是以王安石知行合一为代表的功利派，二是以司马光为阵营的理学派。功利派讲究的是搞活经济，富国强兵，一切以经济建设为前提，连带着在制度上动点外科手术。功利派主张人要实事求是，只要目的正确，就应该先干了再说，这就是即知即行，而理学家则注重先知后行，若想做成大事，必须先修身，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先把自己锻造成圣人，然后再去事上验证，但去哪些事上实验，仍有秩序，要先在家庭中实验，看是否能齐05 领导者八目之修齐治平

修齐治平，总是格物。

——《答甘泉》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修身之重要，贯穿人生，决定其做事能力和态度，更决定了人生境界。北宋赵顼（宋神宗）上台后，要王安石变法图强。保守派头领司马光攻击王安石，认为他无法担此重任，只会搞砸。赵顼问他理由，司马光嗫嚅地说，王安石一年不洗澡，胡子是虱子的乐园，连身都不修，何以能治国？

北宋初期，中国形成两种重要思潮，一是以王安石知行合一为代表的功利派，二是以司马光为阵营的理学派。功利派讲究的是搞活经济，富国强兵，一切以经济建设为前提，连带着在制度上动点外科手术。功利派主张人要实事求是，只要目的正确，就应该先干了再说，这就是即知即行，而理学家则注重先知后行，若想做成大事，必须先修身，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先把自己锻造成圣人，然后再去事上验证，但去哪些事上实验，仍有秩序，要先在家庭中实验，看是否能齐家，齐家后再去国上验证，看是否能治国，最后则要去天下验证，看是否能平天下。

按王安石的看法，这些理学家的理论纯是壁上行，除了壁虎和武林高手外，无人能做到。这当然也是理学家的致命缺陷：先知而后行，当知尽后，大势已失，所有的修身奇功都成了屠龙之计。王安石的功利派，则认准了评价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就是其呈现出来的事业，一切以功利为主导。至于修身，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到事情上去修，纯粹的修身，只是修个不死身，修个僵尸身，对于社会大众，毫无用处。

不过，宋王朝的功利派把目光重点放到治国上，至于齐家和平天下远没有涉及，这恰好由其注重实际功利，不好高骛远，只先解决眼前问题的优点所决定。王安石不是没有读过《大学》，他过目不忘，智慧超群，自然也不会对《大学》的后四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研究不深，他没有打通修齐治平，只是因为不想过多地纠缠于理论，忽略了现实问题。

直到王阳明的出现，完成了王安石等功利派传奇人物不曾完成的任务。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王阳明就把修齐治平用良知贯穿起来，成功地在理论上解释了修齐治平是一回事。

朱熹曾为白鹿洞书院书写院规，其中有“修身之要”一条，方法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王阳明则认为，这些方法必须到家庭、朝廷（国家）和天下去实施，只在自己的小圈中运行，就无法做到真正的修身。修身注重的是诚。家，齐家后再去国上验证，看是否能治国，最后则要去天下验证，看是否能平天下。

按王安石的看法，这些理学家的理论纯是壁上行，除了壁虎和武林高手外，无人能做到。这当然也是理学家的致命缺陷：先知而后行，当知尽后，大势已失，所有的修身奇功都成了屠龙之计。王安石的功利派，则认准了评价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就是其呈现出来的事业，一切以功利为主导。至于修身，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到事情上去修，纯粹的修身，只是修个不死身，修个僵尸身，对于社会大众，毫无用处。

不过，宋王朝的功利派把目光重点放到治国上，至于齐家和平天下远没有涉及，这恰好由其注重实际功利，不好高骛远，只先解决眼前问题的优点所决定。王安石不是没有读过《大学》，他过目不忘，智慧超群，自然也不会对《大学》的后四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研究不深，他没有打通修齐治平，只是因为不想过多地纠缠于理论，忽略了现实问题。

直到王阳明的出现，完成了王安石等功利派传奇人物不曾完成的任务。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王阳明就把修齐治平用良知贯穿起来，成功地在理论上解释了修齐治平是一回事。

朱熹曾为白鹿洞书院书写院规，其中有“修身之要”一条，方法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王阳明则认为，这些方法必须到家庭、朝廷（国家）和天下去实施，只在自己的小圈中运行，就无法做到真正的修身。修身注重的是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