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职能打造成为法国的王牌》，巴黎，法国文献局，2008年。共职能打造成为法国的王牌》，巴黎，法国文献局，2008年。总结

“国家的自我关注”，新的政治理性？

我们利用以上所有章节对行政改革政策各式各样的政治、行政和专业路径进行了描绘，希望让读者了解“行政改革”现象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普遍存在，能够也应该被视为旨在纠正行政机器功能失调弊病并转变其官僚制形式的举措而得到特别的思考与研究。然而我们认为，对行政变革这项集体事业进行思考并不能够穷尽对行政改革现象的解释。相反，对行政体系的干预反复出现，促使我们对行政机制及其理性化的制度化、专业化和公共化进程的重要意义进行思考。这种对行政运作及成本的控制、度量和透明度的关注在当代政府管理艺术中意味着什么？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它所呈现出的是一个理性化过程，政界精英、高级官员和专家们借此越来越多地表达出对公共行动手段组织方式合理性与自主性的关切，无论这些手段所追求的政治目的是什么。行政管理本身正在成为目的，今后也将成为干预行为和专门知识的对象。总的来说，理性化的动力是建立在经济、思想、社会或艺术等多种过程基础上的，工具理性化通过这些过程渗透到社会结构以及个体观念中，促使后者愈发关注如何根据预期目的调整手段和资源、如何提高效率。韦伯考察了其在世界图像祛魅、经济行为发展、法律体系构建、科学知识系统化以及官僚机构权力扩张等方面的多重实证表现。我们认为，对行政改革的持续投资，无论成功与否，都是总结

“国家的自我关注”，新的政治理性？

我们利用以上所有章节对行政改革政策各式各样的政治、行政和专业路径进行了描绘，希望让读者了解“行政改革”现象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普遍存在，能够也应该被视为旨在纠正行政机器功能失调弊病并转变其官僚制形式的举措而得到特别的思考与研究。然而我们认为，对行政变革这项集体事业进行思考并不能够穷尽对行政改革现象的解释。相反，对行政体系的干预反复出现，促使我们对行政机制及其理性化的制度化、专业化和公共化进程的重要意义进行思考。这种对行政运作及成本的控制、度量和透明度的关注在当代政府管理艺术中意味着什么？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它所呈现出的是一个理性化过程，政界精英、高级官员和专家们借此越来越多地表达出对公共行动手段组织方式合理性与自主性的关切，无论这些手段所追求的政治目的是什么。行政管理本身正在成为目的，今后也将成为干预行为和专门知识的对象。总的来说，理性化的动力是建立在经济、思想、社会或艺术等多种过程基础上的，工具理性化通过这些过程渗透到社会结构以及个体观念中，促使后者愈发关注如何根据预期目的调整手段和资源、如何提高效率。韦伯考察了其在世界图像祛魅、经济行为发展、法律体系构建、科学知识系统化以及官僚机构权力扩张等方面的多重实证表现。我们认为，对行政改革的持续投资，无论成功与否，都是对理性化进程的补充说明，如今这种理性化逐渐延伸到官僚行政体系当中并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已经席卷了整个社会。改革者们想要对官僚主义行政进行改革并用管理主义行政取而代之，却并不能改变前者存在的事实。尽管后者拥有与前者不同的原理和手段，但后者强调了前者的理性特征，以至于克里斯托弗·胡德之类的作者将自己创立的“新公共管理”学说描述为韦伯式官僚制度的新形式（“新栖所(1)中的韦伯主义？”）。实际上，旨在通过合同、目标、指标和绩效来规范行政管理实践的行业标准的发展只会使行政管理的合理性和可计算性倍增。行政效率曾在崇尚等级与法律的官僚制政府中受到追捧，而如今它已自主成为众多旨在在管理主义行政框架内促进有效生产的科学知识（比如微观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的目标。诚然，对于如何组织和控制行政工具的政治关切并不新鲜。我们知道，无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们还是拿破仑统治时期的行政当局，抑或是第三和第四共和国的议员们都十分重视行政的组织情况，以便使其运作理性化、提高效率和／或对其进行最大限度的控制。然而，管理主义行政的创新之处和内在特殊性在于它强调“组织政策”的专门化、制度化和职业化程度。行政改革今后将成为国家级的制度化工作活动，并将得到大学研究人员、顾问、管理学专家、经济学专家或社会学专家等众多领域专家的支持。个体行为者和机构出于“为自己”考虑的目的，在国家内部或外部对公共行动在组织、财政、人力等方面的手段和资源给予特别关注，他们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并推荐各种各样的专门知识，构成了法国行政管理中惹人注目的现象。管理主义行政因此是真正的“后官僚主义”：它继承了韦伯的官僚制对效率的预设，却并未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而是建议通过使用适当的科学方法来实现效率。对理性化进程的补充说明，如今这种理性化逐渐延伸到官僚行政体系当中并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已经席卷了整个社会。改革者们想要对官僚主义行政进行改革并用管理主义行政取而代之，却并不能改变前者存在的事实。尽管后者拥有与前者不同的原理和手段，但后者强调了前者的理性特征，以至于克里斯托弗·胡德之类的作者将自己创立的“新公共管理”学说描述为韦伯式官僚制度的新形式（“新栖所(1)中的韦伯主义？”）。实际上，旨在通过合同、目标、指标和绩效来规范行政管理实践的行业标准的发展只会使行政管理的合理性和可计算性倍增。行政效率曾在崇尚等级与法律的官僚制政府中受到追捧，而如今它已自主成为众多旨在在管理主义行政框架内促进有效生产的科学知识（比如微观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的目标。诚然，对于如何组织和控制行政工具的政治关切并不新鲜。我们知道，无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们还是拿破仑统治时期的行政当局，抑或是第三和第四共和国的议员们都十分重视行政的组织情况，以便使其运作理性化、提高效率和／或对其进行最大限度的控制。然而，管理主义行政的创新之处和内在特殊性在于它强调“组织政策”的专门化、制度化和职业化程度。行政改革今后将成为国家级的制度化工作活动，并将得到大学研究人员、顾问、管理学专家、经济学专家或社会学专家等众多领域专家的支持。个体行为者和机构出于“为自己”考虑的目的，在国家内部或外部对公共行动在组织、财政、人力等方面的手段和资源给予特别关注，他们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并推荐各种各样的专门知识，构成了法国行政管理中惹人注目的现象。管理主义行政因此是真正的“后官僚主义”：它继承了韦伯的官僚制对效率的预设，却并未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而是建议通过使用适当的科学方法来实现效率。为了建立更为理性的国家，各种新知识与新标准与日俱增，我们在本书中将这种产生过程称为“国家的自我关注”。这种对行政机器的关切是一种新的理性化体现，而不仅仅是一项特别的公共政策。我们认为，它在当代民主语境下具有空前的政治意义，并标志着政治合法化进程的演变。当代执政艺术不再仅仅需要通过了解、规训和控制社会来维持和增强国家权力，还需要发展关于国家机器本身的科学知识，并对行政透明度有所要求。行使权力的关键不仅与治理社会及人民的主张有关（如有必要，可通过有效的行政管理来实现），还与高度宣传的“治理自我”，即“治理行政”的迫切需要有关，这要求政府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承受与民选官员相同的民主标准。诚然，执政者的合法性总是在政治领域的内部冲突（选举政策和支持动员）中发挥作用，然而如今的合法性也存在于行政运作的奥义之中，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福利国家发展有关的行政权力持续增长，扩展了对行政机器的民主期望，因为执行公共政策的责任更多地在于行政机器而非政治领导人。管理学观点在政治领域的兴起，(2)标志着透明、可及和可测的民主理想已然扩大到了官僚制领域。“国家的自我关注”以及新管理主义国家的出现，反映出统治者必须对行政机器运作的奥秘和机制及其可见性给予新的关注。这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理性不仅基于针对行政管理和政府活动（目标呈现、管理监督、绩效衡量）的反思性知识和工具的产生，同时更依赖于对这些知识和工具的不断宣传和改造升级（成立相关委员会、进行专业评估、推出公共政策全面复审，等等）。用一个问题来总结这个新方向：如果不(3)能管理自己，如何能够管理别人？我们认为，这也是当代行政改革政策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为了建立更为理性的国家，各种新知识与新标准与日俱增，我们在本书中将这种产生过程称为“国家的自我关注”。这种对行政机器的关切是一种新的理性化体现，而不仅仅是一项特别的公共政策。我们认为，它在当代民主语境下具有空前的政治意义，并标志着政治合法化进程的演变。当代执政艺术不再仅仅需要通过了解、规训和控制社会来维持和增强国家权力，还需要发展关于国家机器本身的科学知识，并对行政透明度有所要求。行使权力的关键不仅与治理社会及人民的主张有关（如有必要，可通过有效的行政管理来实现），还与高度宣传的“治理自我”，即“治理行政”的迫切需要有关，这要求政府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承受与民选官员相同的民主标准。诚然，执政者的合法性总是在政治领域的内部冲突（选举政策和支持动员）中发挥作用，然而如今的合法性也存在于行政运作的奥义之中，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福利国家发展有关的行政权力持续增长，扩展了对行政机器的民主期望，因为执行公共政策的责任更多地在于行政机器而非政治领导人。管理学观点在政治领域的兴起，(2)标志着透明、可及和可测的民主理想已然扩大到了官僚制领域。“国家的自我关注”以及新管理主义国家的出现，反映出统治者必须对行政机器运作的奥秘和机制及其可见性给予新的关注。这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理性不仅基于针对行政管理和政府活动（目标呈现、管理监督、绩效衡量）的反思性知识和工具的产生，同时更依赖于对这些知识和工具的不断宣传和改造升级（成立相关委员会、进行专业评估、推出公共政策全面复审，等等）。用一个问题来总结这个新方向：如果不(3)能管理自己，如何能够管理别人？我们认为，这也是当代行政改革政策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之一。(1)　克里斯托弗·胡德，《公共管理中的经济理性：从先进的公共行政到新行政管理？》。(2)　这种阐释得益于马塞尔·高歇关于官僚主义成功的极具启发性的文章。马塞尔·高歇，《世界的幻灭：宗教政治史》，巴黎，伽里玛出版社，第260—268页。(3)　这里借用吉尔·德勒兹在点评《快感的用途》时使用的精妙语句。吉尔·德勒兹，《福柯》，巴黎，子夜出版社，1986年，第107页。(1)　克里斯托弗·胡德，《公共管理中的经济理性：从先进的公共行政到新行政管理？》。(2)　这种阐释得益于马塞尔·高歇关于官僚主义成功的极具启发性的文章。马塞尔·高歇，《世界的幻灭：宗教政治史》，巴黎，伽里玛出版社，第260—268页。(3)　这里借用吉尔·德勒兹在点评《快感的用途》时使用的精妙语句。吉尔·德勒兹，《福柯》，巴黎，子夜出版社，1986年，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