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这几次不同的改革构型依次进行思考（参见表格4），我们可以从“积淀”的角度来谈及变革，每一个改革阶段都对随后的改(2)革阶段起到启发和推动作用，并产生了阈值效应。1960年代的特点是，通过将行政转变为知识和调查研究的对象，以及通过树立在政治行政运作中运用经济学知识以实现理性政府的理想，确定了行政的“可改革性”。这一时期官僚行政组织的首次内部批评促使新的管理知识紧随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步伐发展起来，但却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直至1980年代后半期才对各种改革方案产生真正影响。第二个改革阶段（1971—1981）所构造的专门知识为“外部人士”（政客、地方民选代表、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进行民主监督赋予了合法性，这也成为该时期的显著特征。这些制衡力量肩负挫败和限制官僚制产生的负外部性的使命，但1970年代的改革剧目在制度上仍十分脆弱。行政此后成为选举竞争中的关键性政治问题，并延续到1981年至1984年的第三次改革构型中。在第三次改革构型中，行政成为左翼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产生对立和矛盾的源头之所在，倡导地方分权的社会党人、维护公共职能历史性规则的共产党人以及支持紧缩政策的其他党派人士竞相对行政进行干预。这一“关键时刻”对行政改革政策的未来具有极为重要的结构性影响。1980年代中期，即在第四次改革构型（1984—1991）期间，行政成为组织科学（注重实践的现实情况、等级制度中的“关系”、个体的责任以及局部调节）以及公共管理科学（明确职责、分散决策权、重视公众提出的要求、对政策进行评估，等等）倡导者们提出的治疗干预措施的对象。其目的是通过反思行政管理，即反思在行政体系工作的人的行为和决定其做法的规则，来提高行政效率和实现目标的能力。一个多样化的专业领域正在形成，行政在其中成为诊所的诊治对象，“诊所”提出要针对行政行为采取行通过对这几次不同的改革构型依次进行思考（参见表格4），我们可以从“积淀”的角度来谈及变革，每一个改革阶段都对随后的改(2)革阶段起到启发和推动作用，并产生了阈值效应。1960年代的特点是，通过将行政转变为知识和调查研究的对象，以及通过树立在政治行政运作中运用经济学知识以实现理性政府的理想，确定了行政的“可改革性”。这一时期官僚行政组织的首次内部批评促使新的管理知识紧随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步伐发展起来，但却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直至1980年代后半期才对各种改革方案产生真正影响。第二个改革阶段（1971—1981）所构造的专门知识为“外部人士”（政客、地方民选代表、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进行民主监督赋予了合法性，这也成为该时期的显著特征。这些制衡力量肩负挫败和限制官僚制产生的负外部性的使命，但1970年代的改革剧目在制度上仍十分脆弱。行政此后成为选举竞争中的关键性政治问题，并延续到1981年至1984年的第三次改革构型中。在第三次改革构型中，行政成为左翼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产生对立和矛盾的源头之所在，倡导地方分权的社会党人、维护公共职能历史性规则的共产党人以及支持紧缩政策的其他党派人士竞相对行政进行干预。这一“关键时刻”对行政改革政策的未来具有极为重要的结构性影响。1980年代中期，即在第四次改革构型（1984—1991）期间，行政成为组织科学（注重实践的现实情况、等级制度中的“关系”、个体的责任以及局部调节）以及公共管理科学（明确职责、分散决策权、重视公众提出的要求、对政策进行评估，等等）倡导者们提出的治疗干预措施的对象。其目的是通过反思行政管理，即反思在行政体系工作的人的行为和决定其做法的规则，来提高行政效率和实现目标的能力。一个多样化的专业领域正在形成，行政在其中成为诊所的诊治对象，“诊所”提出要针对行政行为采取行动，同时提出要通过组织学、社会学和管理学途径来引入新的治疗工具。然而，在公共职能法规得到巩固之后的政治环境有些敏感：对行政体系进行干预并非不存在风险。这些新的管理方法被不断引进一项改革剧目的范围，法国行政以前的规范和规则遭遇复审和维护，并与实验相结合到了一起。在一个将实验新工具与捍卫法国行政历史价值观和规则联系起来的改革剧目框架内，管理工具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被引入并被驯服。然而时至1991—1997年，思考和组织行政体系的传统方法遭受普遍批评，因为许多政府高级官员开始在大型改革委员会中公开推崇新公共管理的原则和方法。在这个阶段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三个中央部（内政部、预算部及公共职能部）发出逐步改革的倡议，涉及中央与地方行政部门的工作划分、预算拨款的发放和管理规则以及人事管理。重要的不是直接取代已有的构成性规则，而是逐渐引进新的方法，这些新方法在未来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90年代末，这些行政改革政策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制度化的整体，并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公共干预领域，然而法国行政的构成性规则（法规、组织、资源分配，等等）并没有被直接取代。确切地说，21世纪初，通过包括《财政法组织法》在内的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法国行政体系的部分历史规则得到修改，针对行政的全新总体规划得以成形（参见下文）。动，同时提出要通过组织学、社会学和管理学途径来引入新的治疗工具。然而，在公共职能法规得到巩固之后的政治环境有些敏感：对行政体系进行干预并非不存在风险。这些新的管理方法被不断引进一项改革剧目的范围，法国行政以前的规范和规则遭遇复审和维护，并与实验相结合到了一起。在一个将实验新工具与捍卫法国行政历史价值观和规则联系起来的改革剧目框架内，管理工具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被引入并被驯服。然而时至1991—1997年，思考和组织行政体系的传统方法遭受普遍批评，因为许多政府高级官员开始在大型改革委员会中公开推崇新公共管理的原则和方法。在这个阶段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三个中央部（内政部、预算部及公共职能部）发出逐步改革的倡议，涉及中央与地方行政部门的工作划分、预算拨款的发放和管理规则以及人事管理。重要的不是直接取代已有的构成性规则，而是逐渐引进新的方法，这些新方法在未来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90年代末，这些行政改革政策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制度化的整体，并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公共干预领域，然而法国行政的构成性规则（法规、组织、资源分配，等等）并没有被直接取代。确切地说，21世纪初，通过包括《财政法组织法》在内的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法国行政体系的部分历史规则得到修改，针对行政的全新总体规划得以成形（参见下文）。第二节　法国改革之路的突出特征

如果从整体上对法国行政改革政策的发展轨迹进行解读，我们便会发现针对行政的新型思考和组织方式正在不断进步且日趋合理。改革计划变得更加全面，显然是从所引进的新公共管理方法中受益匪浅，这些方法最初在法国经历了渐进式的沉淀和积累过程，直至1990年代才进入系统性引进的阶段。将战略领导职能与执行职能、权力下放或责任落实进行区分，成为经常被援引的原则。诸如目标与手段合同、综合预算拨款以及结果评估等典型工具，逐渐发展成为正当的改革策略。所有这些传递出对法定机构数量众多、管理行为过度集权于中央、预算程序只助长预算局权力、公共账目过于简陋等种种昔日情形的批判。所有这些都表明，以前的做法是有局限性的。通过对过去的种种手段进行否定或摒弃，我们成功获得了一些新的方式，用于思考组织的形式，思考官僚主义行政的运作和监管：新公共管理中的概念和手段作为现代手段被引入，而这一现代手段与19世纪就被逐渐确立的固有规则截然不同。2001年8月1日（参见下文），法国投票通过了《财政法组织法》，此举加快了这一进程，并促成所谓的“新型管理的转折点”。因此，对连续几次改革构型的分析显示，这一转折点并不是源于一次改革构型，或实施一次针对行政体系的彻底改革所单一作用的结果。改革的方式更加复杂。2000年以前，即使大部分组织法国行政的既定规则受到了批评，受到了新型管理模式合理的、以及逐渐引进的新方法的影响而变得弱化，但是仍然被采用并发挥着作用。行政体系的改革伴随着各种不同方式和规则的共处局面，第二节　法国改革之路的突出特征

如果从整体上对法国行政改革政策的发展轨迹进行解读，我们便会发现针对行政的新型思考和组织方式正在不断进步且日趋合理。改革计划变得更加全面，显然是从所引进的新公共管理方法中受益匪浅，这些方法最初在法国经历了渐进式的沉淀和积累过程，直至1990年代才进入系统性引进的阶段。将战略领导职能与执行职能、权力下放或责任落实进行区分，成为经常被援引的原则。诸如目标与手段合同、综合预算拨款以及结果评估等典型工具，逐渐发展成为正当的改革策略。所有这些传递出对法定机构数量众多、管理行为过度集权于中央、预算程序只助长预算局权力、公共账目过于简陋等种种昔日情形的批判。所有这些都表明，以前的做法是有局限性的。通过对过去的种种手段进行否定或摒弃，我们成功获得了一些新的方式，用于思考组织的形式，思考官僚主义行政的运作和监管：新公共管理中的概念和手段作为现代手段被引入，而这一现代手段与19世纪就被逐渐确立的固有规则截然不同。2001年8月1日（参见下文），法国投票通过了《财政法组织法》，此举加快了这一进程，并促成所谓的“新型管理的转折点”。因此，对连续几次改革构型的分析显示，这一转折点并不是源于一次改革构型，或实施一次针对行政体系的彻底改革所单一作用的结果。改革的方式更加复杂。2000年以前，即使大部分组织法国行政的既定规则受到了批评，受到了新型管理模式合理的、以及逐渐引进的新方法的影响而变得弱化，但是仍然被采用并发挥着作用。行政体系的改革伴随着各种不同方式和规则的共处局面，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当然，在共处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断发展的新规则与旧规则（公共权力、国家行政区域划分、行业影响、中央集权体制，等等）之间的冲突，这些旧规则仍在发挥着作用。回顾几次改革构型后，我们可以总结出法国改革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执政者通过迂回、审慎、渐进的方式对行政进行干预，而这种方式在法国的改革中举足轻重。1981年至1984年期间，地方分权作为一项重大的改革动摇了国家行政管理，然而正如我们所言，它不是出于战术或政治动机而直接设计出来以改变地方行政组织形式的，因此它促进了多项公共政策共同实施的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平稳运行。通过对计算技术的运用以及对协商谈判的操纵来确定有关工资和人员配备的行政预算目标，这同样属于“审慎”行动举措，旨在限定紧缩政策的可见程度和政治成本。在随后的改革构型（1984—1991）中，一些新管理主义方法（评估、责任中心）以实验的形式逐渐被引进。这一引进过程建立在行政部门主动实施新方法的基础之上。1991年至1997年期间也是如此，内政部制定了新的领土组织方案，即《共和国地方行政法》与其说目的在于对国家地方公共服务部门进行直接有效的改变，不如说它是影响未来实践的指导思想。随后预算局还采取了预算打包或契约化等创新举措，都是从最初的边缘试验逐渐发展而来的。对于以上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用凯瑟琳(3)·瑟伦所说的“制度的添加”来形容，即在我们所沿袭的长期不变的制度之外，增加一些新的方法和手段，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些方法能够逐步平衡各方、改善职能。所有这些迂回的、谨慎的、渐进的行为方式都一致表明：政治与权力的结合有各种形态，尽管作用于不同的改革构型，但都没有得到足够的经济支持，或者说没有思想基础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当然，在共处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断发展的新规则与旧规则（公共权力、国家行政区域划分、行业影响、中央集权体制，等等）之间的冲突，这些旧规则仍在发挥着作用。回顾几次改革构型后，我们可以总结出法国改革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执政者通过迂回、审慎、渐进的方式对行政进行干预，而这种方式在法国的改革中举足轻重。1981年至1984年期间，地方分权作为一项重大的改革动摇了国家行政管理，然而正如我们所言，它不是出于战术或政治动机而直接设计出来以改变地方行政组织形式的，因此它促进了多项公共政策共同实施的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平稳运行。通过对计算技术的运用以及对协商谈判的操纵来确定有关工资和人员配备的行政预算目标，这同样属于“审慎”行动举措，旨在限定紧缩政策的可见程度和政治成本。在随后的改革构型（1984—1991）中，一些新管理主义方法（评估、责任中心）以实验的形式逐渐被引进。这一引进过程建立在行政部门主动实施新方法的基础之上。1991年至1997年期间也是如此，内政部制定了新的领土组织方案，即《共和国地方行政法》与其说目的在于对国家地方公共服务部门进行直接有效的改变，不如说它是影响未来实践的指导思想。随后预算局还采取了预算打包或契约化等创新举措，都是从最初的边缘试验逐渐发展而来的。对于以上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用凯瑟琳(3)·瑟伦所说的“制度的添加”来形容，即在我们所沿袭的长期不变的制度之外，增加一些新的方法和手段，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些方法能够逐步平衡各方、改善职能。所有这些迂回的、谨慎的、渐进的行为方式都一致表明：政治与权力的结合有各种形态，尽管作用于不同的改革构型，但都没有得到足够的经济支持，或者说没有思想基础来直接反击既定的行政规则。

法国改革之路的第二个特点，涉及各个改革时期国家预算的拨款手续，尤其是在第三次改革构型中产生有利于体制结构的效果。这一阶段（1981—1984）被描述成为“关键时期”，是机会窗口。有利的政治环境为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创造了可能，实现的成果也深刻影响了此后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进程。法国所采取的措施与其他国家都不相同。在英美国家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比如瑞典，在1980年代的前5年，由各政治党派构成的政府都针对官僚主义行政改革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同样，英国当时面临财政及预算压力，而撒切尔政府制定了带有右翼保守派性质的规划，所有这些催生了针对削减公共支出和实行结构性改革的一系列举措：英国总理组建了“绩效工作组”（1979）以提高政府效率；1979年至1984年间将文官人数削减了20%；设立汇聚政府“重要”部长的“星室法庭”，以强制某些顽固的部长削减预算；限制增加收入指数（政府单方面退出关于收入匹配的年度商讨体系，1980）；文官部，即负责公共职能及行政改革的中央部门被取消，随后该部门的职能被并入内阁办公厅和财政部（1981）；对于各行政活动进行审计和评审以节省行政支出（“雷纳评审”）；“财务管理新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2）要使各部门都能明确自己的目标以及测定产出与绩效的标准和方法，能实现成本(4)管理权力下放。这一相对激进的做法并不适用于英国及其他右翼国家。新西兰的新晋多数党——工党自1984年起着手就组织规则和行政运作方面大力推行一系列改革（各政府部门设立代理处、权力大量分散、契约化，等等）。1982年经过选战后，瑞典的社会民主党重新上台。在竞选中，社会民主党坚持要更高效地实行建立福利国家的政来直接反击既定的行政规则。

法国改革之路的第二个特点，涉及各个改革时期国家预算的拨款手续，尤其是在第三次改革构型中产生有利于体制结构的效果。这一阶段（1981—1984）被描述成为“关键时期”，是机会窗口。有利的政治环境为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创造了可能，实现的成果也深刻影响了此后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进程。法国所采取的措施与其他国家都不相同。在英美国家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比如瑞典，在1980年代的前5年，由各政治党派构成的政府都针对官僚主义行政改革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同样，英国当时面临财政及预算压力，而撒切尔政府制定了带有右翼保守派性质的规划，所有这些催生了针对削减公共支出和实行结构性改革的一系列举措：英国总理组建了“绩效工作组”（1979）以提高政府效率；1979年至1984年间将文官人数削减了20%；设立汇聚政府“重要”部长的“星室法庭”，以强制某些顽固的部长削减预算；限制增加收入指数（政府单方面退出关于收入匹配的年度商讨体系，1980）；文官部，即负责公共职能及行政改革的中央部门被取消，随后该部门的职能被并入内阁办公厅和财政部（1981）；对于各行政活动进行审计和评审以节省行政支出（“雷纳评审”）；“财务管理新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2）要使各部门都能明确自己的目标以及测定产出与绩效的标准和方法，能实现成本(4)管理权力下放。这一相对激进的做法并不适用于英国及其他右翼国家。新西兰的新晋多数党——工党自1984年起着手就组织规则和行政运作方面大力推行一系列改革（各政府部门设立代理处、权力大量分散、契约化，等等）。1982年经过选战后，瑞典的社会民主党重新上台。在竞选中，社会民主党坚持要更高效地实行建立福利国家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