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富裕得多。

1770年前后，英国到处都是赤裸裸的腐败景象：不得人心的王朝通过贿赂和庇护来攫取权力，唯利是图的贵族乐于甚至热衷于被收买，中产阶级心怀敌意，农民意气消沉甚至绝望。100年之后的历史学家出奇容易地看到，正是在这个社会，英国强大而自由的19世纪在其中孕育萌芽。但是，当时的人们所看到的却只是一个两难抉择：革命的灾难还是王室的开明绝对主义。

永远无法得到证实的是，乔治三世及其谋臣们到底是否愿意与13个殖民地发生冲突，并将其看作在英国实行开明专政的一条最便利的途径。伯克显然认为他们是愿意这样做的。但是，以常理推之，他们不太可能如此深思熟虑和老谋深算。很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计划；愚蠢、糊涂、贪婪、缺乏判断力以至于毫无任何计划，这在政治上更为常见，超人的共谋和政坛高手的精密盘算，除了在历史小说里出现以外很少见到。然而，乔治三世和诺思勋爵显然都不是什么超人或政坛高手。

然而，假如国王及其谋臣们有意地企图将开明的专制主义强加给英格兰的话，那么先加之于美洲可能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做法了。打击那些殖民地的英国人的自由权力，肯定会在国内受到欢迎，因为那些殖民者在国内是不受欢迎和被人妒忌的。13个殖民地的法律地位也足够含糊，对它们的攻击完全可加之以神圣合法的外衣，而令它们的合法抵抗显得更像是叛乱。殖民地尚很弱小，也未曾联合起来过，相互之间又被没有通路的废墟所分隔开，而且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信仰。因此，一旦在这些殖民地强制实施中央集权的王室绝对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富裕得多。

1770年前后，英国到处都是赤裸裸的腐败景象：不得人心的王朝通过贿赂和庇护来攫取权力，唯利是图的贵族乐于甚至热衷于被收买，中产阶级心怀敌意，农民意气消沉甚至绝望。100年之后的历史学家出奇容易地看到，正是在这个社会，英国强大而自由的19世纪在其中孕育萌芽。但是，当时的人们所看到的却只是一个两难抉择：革命的灾难还是王室的开明绝对主义。

永远无法得到证实的是，乔治三世及其谋臣们到底是否愿意与13个殖民地发生冲突，并将其看作在英国实行开明专政的一条最便利的途径。伯克显然认为他们是愿意这样做的。但是，以常理推之，他们不太可能如此深思熟虑和老谋深算。很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计划；愚蠢、糊涂、贪婪、缺乏判断力以至于毫无任何计划，这在政治上更为常见，超人的共谋和政坛高手的精密盘算，除了在历史小说里出现以外很少见到。然而，乔治三世和诺思勋爵显然都不是什么超人或政坛高手。

然而，假如国王及其谋臣们有意地企图将开明的专制主义强加给英格兰的话，那么先加之于美洲可能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做法了。打击那些殖民地的英国人的自由权力，肯定会在国内受到欢迎，因为那些殖民者在国内是不受欢迎和被人妒忌的。13个殖民地的法律地位也足够含糊，对它们的攻击完全可加之以神圣合法的外衣，而令它们的合法抵抗显得更像是叛乱。殖民地尚很弱小，也未曾联合起来过，相互之间又被没有通路的废墟所分隔开，而且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信仰。因此，一旦在这些殖民地强制实施中央集权的王室绝对统治，中央政府的地位就会变得十分巩固，其资源将异常丰富，其威望之高将足以遏制国内的任何抵抗。

毫无疑问，历史的判断是正确的，乔治三世和诺思勋爵这两个人都是目光短浅和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者。不过即使是最权谋、最诡诈、最敏锐的政治天才，在企图把专制制度强加于英国人民之时，也不会有不同的做法。因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绝对主义的王室政府来统治13个殖民地，就会削弱不列颠群岛上反极权主义的反对势力，以至于很难想到它如何还能得以维持。而殖民地居民得以成功抵抗那个时代最为强大的军事和海事帝国，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无疑也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实际上，正是王室计划的破产，挫败了英国的绝对主义。1770年，英格兰的各项事业都在朝着开明的专政方向急速发展。1780年，反极权主义势力执掌了大权。国王失去了获得绝对权力的机会，而永远不能再重新获得。而国王的革命派竞争对手——卢梭式极权主义者，本想建立他们的专制统治、他们的绝对主义、他们的中央集权政府，以取代王室的专制统治和王室的中央集权政府，结果也被淘汰出局。国王的绝对主义、平民的绝对主义，二者均未能幸存。

获得被统治者的承认是政府权力约束的基础，这个原则不仅在美国奉行，在英格兰也同样取得了胜利。新宪法其实并非只是试图恢复1688年的议会原则，那时被统治者的承认实质上只是用来作为避免内战的权宜之计。而撰写光荣革命宪法的那些机会主义者，其所有的精力和智慧都用在如何避免冲突和减少阻力。在这个框架之下，受限制的政府不仅几乎在实践中被完全废弃，在理论上也几乎已经放弃，治，中央政府的地位就会变得十分巩固，其资源将异常丰富，其威望之高将足以遏制国内的任何抵抗。

毫无疑问，历史的判断是正确的，乔治三世和诺思勋爵这两个人都是目光短浅和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者。不过即使是最权谋、最诡诈、最敏锐的政治天才，在企图把专制制度强加于英国人民之时，也不会有不同的做法。因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绝对主义的王室政府来统治13个殖民地，就会削弱不列颠群岛上反极权主义的反对势力，以至于很难想到它如何还能得以维持。而殖民地居民得以成功抵抗那个时代最为强大的军事和海事帝国，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无疑也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实际上，正是王室计划的破产，挫败了英国的绝对主义。1770年，英格兰的各项事业都在朝着开明的专政方向急速发展。1780年，反极权主义势力执掌了大权。国王失去了获得绝对权力的机会，而永远不能再重新获得。而国王的革命派竞争对手——卢梭式极权主义者，本想建立他们的专制统治、他们的绝对主义、他们的中央集权政府，以取代王室的专制统治和王室的中央集权政府，结果也被淘汰出局。国王的绝对主义、平民的绝对主义，二者均未能幸存。

获得被统治者的承认是政府权力约束的基础，这个原则不仅在美国奉行，在英格兰也同样取得了胜利。新宪法其实并非只是试图恢复1688年的议会原则，那时被统治者的承认实质上只是用来作为避免内战的权宜之计。而撰写光荣革命宪法的那些机会主义者，其所有的精力和智慧都用在如何避免冲突和减少阻力。在这个框架之下，受限制的政府不仅几乎在实践中被完全废弃，在理论上也几乎已经放弃，而且到了1770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它“不科学”“有违天性”且与哲学和逻辑“格格不入”。在殖民地居民成功抵抗了王室专制统治之后，以皮特和伯克等人为代表，它们又重新粉墨登场。在新的形式之下，它依托的是自由的基本原则。

19世纪英格兰的政治体制中的每一项自由制度，实际上都可以追溯到“老辉格党人”的短暂任期内，他们的上台源于他们反对与13个殖民地发动战争。他们引入了各部大臣向议会负责的制度和内阁制度。他们建立了现代党派制度和文官制度。此外，他们还明确了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关系。1790年的英格兰并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社会，自然也并非一个理想的社会。但是，它却为一个新的自由社会建立起了基本的框架，而这一框架就是“老辉格党人”的那些原则。“老辉格党人”在美国革命前几乎灭绝，而殖民地居民的成功抵抗不仅使他们呈燎原之势，还把他们推向了权力。

1776年相关思想和原则的关键影响，通过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对比分析可看得最清楚。在19世纪的英国，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均以相同的自由社会的原则作为各自的基础。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在对自由的限制上，而不是对自由本身。他们之间的冲突仍然是“权威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古老矛盾，而不是关于自由本身的实质或意义的冲突。

大陆上，自称“自由党”的党是理性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它彻底地反对任何真正的自由。而所谓的保守党，同样也是理性主义者和绝对主义者，虽然他们的理性主义是极端保守的理性主义。19世纪大陆上的自由党是法国革命的产物，而保守党则实际上是从开明专制主而且到了1770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它“不科学”“有违天性”且与哲学和逻辑“格格不入”。在殖民地居民成功抵抗了王室专制统治之后，以皮特和伯克等人为代表，它们又重新粉墨登场。在新的形式之下，它依托的是自由的基本原则。

19世纪英格兰的政治体制中的每一项自由制度，实际上都可以追溯到“老辉格党人”的短暂任期内，他们的上台源于他们反对与13个殖民地发动战争。他们引入了各部大臣向议会负责的制度和内阁制度。他们建立了现代党派制度和文官制度。此外，他们还明确了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关系。1790年的英格兰并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社会，自然也并非一个理想的社会。但是，它却为一个新的自由社会建立起了基本的框架，而这一框架就是“老辉格党人”的那些原则。“老辉格党人”在美国革命前几乎灭绝，而殖民地居民的成功抵抗不仅使他们呈燎原之势，还把他们推向了权力。

1776年相关思想和原则的关键影响，通过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对比分析可看得最清楚。在19世纪的英国，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均以相同的自由社会的原则作为各自的基础。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在对自由的限制上，而不是对自由本身。他们之间的冲突仍然是“权威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古老矛盾，而不是关于自由本身的实质或意义的冲突。

大陆上，自称“自由党”的党是理性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它彻底地反对任何真正的自由。而所谓的保守党，同样也是理性主义者和绝对主义者，虽然他们的理性主义是极端保守的理性主义。19世纪大陆上的自由党是法国革命的产物，而保守党则实际上是从开明专制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遗老，是昨天的理性主义极权主义者。

欧洲大陆在19世纪有过一次真正的保守主义运动，这次运动的思想基础与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和伯克所利用并取得胜利的思想相一致。而在欧洲，对应于这个思想的是浪漫主义运动，其最杰出的代表，尤其是1820年法国伟大的政治浪漫主义者，其洞察力和深邃的程度，完全可以与美国作家最优秀的作品相媲美。浪漫主义运动对艺术和科学都有巨大的影响，它可以说是一切比较科学和一切生物科学之父，然而在政治上它却毫无建树。它只能将其关于自由的思想追溯到中世纪的浪漫幻境中反映，却不能够创造一个功能性的自由的19世纪社会，因为它处于相互对立的激进理性主义绝对主义和极端保守的理性主义绝对主义二者的夹击之中。

不论19世纪欧洲大陆所享有的是什么样的自由权力，它都是以上两种对立的绝对主义信条中没有任何一种能够建立起专政的结果。自由不是彼此接受的基础，它只是两支势均力敌但又同样绝对主义的敌对势力之间军事对抗所产生的非本质属性的副产品而已。在英国和美国，自由则是其要旨，是党派斗争的基础。在大陆上，自由是否定式的——即没有党派专制。自由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双方都比较钟情于自由，而不满意对方。

任何一个主要大陆国家的历史都能证实这一观点，而法国历史由于其更为引人入胜，因而最具说服性。那些不理解维希政府的法国人，往往是忘记了在1789年之后的100多年历史中，法国是欧洲最不稳定的国家，不是在准备革命，就是处于暂时喘息状态，而这种革命总是一个绝对主义派别企图镇压另一个绝对主义派别以建立自己的专制统义时期遗留下来的遗老，是昨天的理性主义极权主义者。

欧洲大陆在19世纪有过一次真正的保守主义运动，这次运动的思想基础与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和伯克所利用并取得胜利的思想相一致。而在欧洲，对应于这个思想的是浪漫主义运动，其最杰出的代表，尤其是1820年法国伟大的政治浪漫主义者，其洞察力和深邃的程度，完全可以与美国作家最优秀的作品相媲美。浪漫主义运动对艺术和科学都有巨大的影响，它可以说是一切比较科学和一切生物科学之父，然而在政治上它却毫无建树。它只能将其关于自由的思想追溯到中世纪的浪漫幻境中反映，却不能够创造一个功能性的自由的19世纪社会，因为它处于相互对立的激进理性主义绝对主义和极端保守的理性主义绝对主义二者的夹击之中。

不论19世纪欧洲大陆所享有的是什么样的自由权力，它都是以上两种对立的绝对主义信条中没有任何一种能够建立起专政的结果。自由不是彼此接受的基础，它只是两支势均力敌但又同样绝对主义的敌对势力之间军事对抗所产生的非本质属性的副产品而已。在英国和美国，自由则是其要旨，是党派斗争的基础。在大陆上，自由是否定式的——即没有党派专制。自由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双方都比较钟情于自由，而不满意对方。

任何一个主要大陆国家的历史都能证实这一观点，而法国历史由于其更为引人入胜，因而最具说服性。那些不理解维希政府的法国人，往往是忘记了在1789年之后的100多年历史中，法国是欧洲最不稳定的国家，不是在准备革命，就是处于暂时喘息状态，而这种革命总是一个绝对主义派别企图镇压另一个绝对主义派别以建立自己的专制统治。只有在介于这些革命之间或革命双方都疲于作战，或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法国才不仅有和平，而且有自由。这些动乱中有暴力动乱：1848年的动乱。此外，下面四个事件也阻碍了内战的顺利结束：拿破仑三世的政变、麦克马洪元帅复辟君主政体阴谋的流产、布朗热将军阴谋建立个人军事独裁，最后就是德雷福斯事件。正是在右翼绝对主义者做最后一次尝试之后（差一点因左翼的抵抗而破坏），法国政府的紧急内战政治或真实内战政治才画上句号。它雄辩地证明了一点，即任何一方都不能从中胜出。“德雷福斯的护卫者”们（具有激进道德心的保守人士，这样的称谓并非不合时宜）才真正接受并希冀自由。他们做到的只是在势不两立的对立阵营之间达成休战，这点在最后的几年表现得尤为鲜明。

2

1776年和1787年所取得的成就往往被人们，尤其是美国人，片面地认为是法律方面的成就。而美国宪法的阐述、英国宪法的恢复和重现青春，确实也是保守主义反革命所取得的最为人称道的伟大丰碑。但是，同时它也为此后100年法律之外、宪法之外的种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它给出了构成制度基础的原则、制度的指向以及制度所试图达到的目标。在实际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这些法律之外、宪法之外的制度，至少与宪法本身一样重要。

宪法是一个框架，是法律的一个骨架，仅此而已。宪法要设置政治权力的限制条件，并制定行使政治权力的程序规则。但是，宪法不能用于社会的组织。开国元勋们并没有苛求智者仁人，他们也从不试图依靠法律和宪法的手段，去做那些只能通过社会制度做到的事。他治。只有在介于这些革命之间或革命双方都疲于作战，或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法国才不仅有和平，而且有自由。这些动乱中有暴力动乱：1848年的动乱。此外，下面四个事件也阻碍了内战的顺利结束：拿破仑三世的政变、麦克马洪元帅复辟君主政体阴谋的流产、布朗热将军阴谋建立个人军事独裁，最后就是德雷福斯事件。正是在右翼绝对主义者做最后一次尝试之后（差一点因左翼的抵抗而破坏），法国政府的紧急内战政治或真实内战政治才画上句号。它雄辩地证明了一点，即任何一方都不能从中胜出。“德雷福斯的护卫者”们（具有激进道德心的保守人士，这样的称谓并非不合时宜）才真正接受并希冀自由。他们做到的只是在势不两立的对立阵营之间达成休战，这点在最后的几年表现得尤为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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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和1787年所取得的成就往往被人们，尤其是美国人，片面地认为是法律方面的成就。而美国宪法的阐述、英国宪法的恢复和重现青春，确实也是保守主义反革命所取得的最为人称道的伟大丰碑。但是，同时它也为此后100年法律之外、宪法之外的种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它给出了构成制度基础的原则、制度的指向以及制度所试图达到的目标。在实际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这些法律之外、宪法之外的制度，至少与宪法本身一样重要。

宪法是一个框架，是法律的一个骨架，仅此而已。宪法要设置政治权力的限制条件，并制定行使政治权力的程序规则。但是，宪法不能用于社会的组织。开国元勋们并没有苛求智者仁人，他们也从不试图依靠法律和宪法的手段，去做那些只能通过社会制度做到的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