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税实际税率（ETR STATE）和地税实际税率（ETR LOCAL）两种。前者对应由国税局负责征收的税种，在样本中包括增值税及消费税；后者则对应由地税局负责征收的营业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土地税、房产税等。样本企业2004年平均实际税率为44%，其中国税实际税率为27%，地税实际税率为17%。

本章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企业规模和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关于企业规模（SIZE），文献中一般使用企业资产总额的对数来衡量，但是世界银行的投资环境调查数据缺失总资产这个变量，因此我们在主要回归中使用的是企业固定资产的对数值。为了消除这一缺陷可能带来的影响，我们使用其他衡量企业规模的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此外，为了避免可能的反向因果关系，除非特别声明，我们均使用2003年的数据衡量企业规模。首先，在政企关系的定量描述上，根据公司经理对“公司与税务部门关系”这一问题的评分（从最差的1分到最好的5分），我们直接定义了RELATION；其次，在对RELATION指标分类的基础上定义了GOOD（4~5分）、MED（3分）和BAD（1~2分）；最后，根据问题“税务部门有多大比例的官员对企业发展有帮助”，我们定义了OFFICIAL表示有助于企业发展的官员比重。这套数据在刻画政企关系这一指标上有以下两个明显优势：首先是数据中由公司经理对与政府多部门间的关系给出了具体评分，这就意味着我们无须先验地假定类似的管理层政治背景必然对应相似的政企关联程度。这一点对于本章研究的重要性可以用以下例子说明：按照以往文献的做法，可以将“总经理是否由政府任命”这一指标视为政企关系的一种衡量。在本章所使用的样本中，属于总经理由政府任命的企业共计1458家，但在这些企业中不仅有约64.5%的企业报告与税收部门为国税实际税率（ETR STATE）和地税实际税率（ETR LOCAL）两种。前者对应由国税局负责征收的税种，在样本中包括增值税及消费税；后者则对应由地税局负责征收的营业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土地税、房产税等。样本企业2004年平均实际税率为44%，其中国税实际税率为27%，地税实际税率为17%。

本章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企业规模和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关于企业规模（SIZE），文献中一般使用企业资产总额的对数来衡量，但是世界银行的投资环境调查数据缺失总资产这个变量，因此我们在主要回归中使用的是企业固定资产的对数值。为了消除这一缺陷可能带来的影响，我们使用其他衡量企业规模的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此外，为了避免可能的反向因果关系，除非特别声明，我们均使用2003年的数据衡量企业规模。首先，在政企关系的定量描述上，根据公司经理对“公司与税务部门关系”这一问题的评分（从最差的1分到最好的5分），我们直接定义了RELATION；其次，在对RELATION指标分类的基础上定义了GOOD（4~5分）、MED（3分）和BAD（1~2分）；最后，根据问题“税务部门有多大比例的官员对企业发展有帮助”，我们定义了OFFICIAL表示有助于企业发展的官员比重。这套数据在刻画政企关系这一指标上有以下两个明显优势：首先是数据中由公司经理对与政府多部门间的关系给出了具体评分，这就意味着我们无须先验地假定类似的管理层政治背景必然对应相似的政企关联程度。这一点对于本章研究的重要性可以用以下例子说明：按照以往文献的做法，可以将“总经理是否由政府任命”这一指标视为政企关系的一种衡量。在本章所使用的样本中，属于总经理由政府任命的企业共计1458家，但在这些企业中不仅有约64.5%的企业报告与税收部门关系好（good）或很好（very good），也有接近19%的企业给出的回答是差（bad）或一般（so-so），这说明即使是在高管政治背景类似的企业间，也可能存在与政府税收等部门关系的巨大差异。其次，在这套问卷中企业还从多方面分别描述了与税收、安全、环境和社保四个主要部门打交道的投入情况以及关系好坏程度，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能够刻画不同企业间的政企关联差异，还能了解同一企业与不同政府部门间的政企关系情况，尤其是能够准确地剥离出企业与税收部门来往的情况。在问卷中企业具体回答了与税收、安全、环境和社保四部门打交道的时间，从相关系数来看，用于和税收部门打交道的时间与和其他三部门打交道的时间的相关系数介于0.3~0.4，并且在绝对值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在后面所发现的，在多维度的政企关系间，有且仅有企业与税收部门的关系能够显著影响实际税率，这说明允许政企关系在企业间，以及企业内与不同执法部门间，存在异质性对于本章识别“企业规模—政企关联—实际税率”这一作用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其他可能影响实际税率的控制变量还包括：（1）企业盈利能力，一般以ROA（资产收益率）衡量。实证中对ROA如何影响ETR并没有一致的证据，如Wilkie（1988）对1980—1984年间美国488家企业的研究以及Adhikari等（2006）基于马来西亚1990—1999年间上市公司年报数据的结果均发现企业ETR与ROA存在负向关系，后者给出的解释是马来西亚政府推行的工业化政策将使得那些盈利能力高的企业获得倾斜性税收优惠。而Gupta和Newberry（1997）以及Wu等（2012）则发现二者间显著正相关。此外，Derashid和Zhag（2003）对马来西亚的研究结果表明ROA与ETR的关系取决于ETR的具体计算关系好（good）或很好（very good），也有接近19%的企业给出的回答是差（bad）或一般（so-so），这说明即使是在高管政治背景类似的企业间，也可能存在与政府税收等部门关系的巨大差异。其次，在这套问卷中企业还从多方面分别描述了与税收、安全、环境和社保四个主要部门打交道的投入情况以及关系好坏程度，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能够刻画不同企业间的政企关联差异，还能了解同一企业与不同政府部门间的政企关系情况，尤其是能够准确地剥离出企业与税收部门来往的情况。在问卷中企业具体回答了与税收、安全、环境和社保四部门打交道的时间，从相关系数来看，用于和税收部门打交道的时间与和其他三部门打交道的时间的相关系数介于0.3~0.4，并且在绝对值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在后面所发现的，在多维度的政企关系间，有且仅有企业与税收部门的关系能够显著影响实际税率，这说明允许政企关系在企业间，以及企业内与不同执法部门间，存在异质性对于本章识别“企业规模—政企关联—实际税率”这一作用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其他可能影响实际税率的控制变量还包括：（1）企业盈利能力，一般以ROA（资产收益率）衡量。实证中对ROA如何影响ETR并没有一致的证据，如Wilkie（1988）对1980—1984年间美国488家企业的研究以及Adhikari等（2006）基于马来西亚1990—1999年间上市公司年报数据的结果均发现企业ETR与ROA存在负向关系，后者给出的解释是马来西亚政府推行的工业化政策将使得那些盈利能力高的企业获得倾斜性税收优惠。而Gupta和Newberry（1997）以及Wu等（2012）则发现二者间显著正相关。此外，Derashid和Zhag（2003）对马来西亚的研究结果表明ROA与ETR的关系取决于ETR的具体计算方法，而Ferádez-Rodríguez和Martíez-Arias（2014）在对金砖四国实证分析后发现，ROA对于企业ETR的影响在各国以及不同时间段都有差别。（2）企业的增长能力（GROWTH）。尽管Spooer（1986）指出企业增长能力会显著影响实际税率，但相关实证结果却并不一致，Gupta和Newberry（1997）、Kim和Limpaphayom（1998）以及Derashid和Zhag（2003）都发现总资产增长率对实际税率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间段和实际税率计算方法的选取。（3）是否为出口企业的虚拟变量（EXPORT）。这是由于出口企业享有出口退税的政策支持。（4）财务费用/收入（FINSALE）。（5）激励（INCENTIVE），本章以中层经理收入/一般员工收入衡量。一般认为经理人激励程度越高，越可能通过低报财务报表收入等方式避税，以最大化公司价值，进而提高自身薪酬（Roe ad Aharoi, 1989; Guether, 1994; Smith ad Watts, 1982）。（6）企业所有制。它将从两个方面影响企业的实际税率：首先，不同所有制企业面临不同的名义税率，比如外资企业广泛享有税收优惠政策；其次，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还会影响企业营运的绩效（Shleifer ad Vishy, 1998; Che ad Qia, 1998）。（7）行业、地区和成立年份的固定效应。为了促进某些行业或地区的发展，各级政府经常出台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行业层面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面向高新技术企业、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点龙头企业，以及从事国家鼓励的港口、码头、机场、公路等基础设施行业的企业。而地区性的优惠政策则体现为对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其他沿海开放城市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此外，这些优惠经常根据企业年龄进行调整，因此我们控制了年份的固定效应。方法，而Ferádez-Rodríguez和Martíez-Arias（2014）在对金砖四国实证分析后发现，ROA对于企业ETR的影响在各国以及不同时间段都有差别。（2）企业的增长能力（GROWTH）。尽管Spooer（1986）指出企业增长能力会显著影响实际税率，但相关实证结果却并不一致，Gupta和Newberry（1997）、Kim和Limpaphayom（1998）以及Derashid和Zhag（2003）都发现总资产增长率对实际税率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间段和实际税率计算方法的选取。（3）是否为出口企业的虚拟变量（EXPORT）。这是由于出口企业享有出口退税的政策支持。（4）财务费用/收入（FINSALE）。（5）激励（INCENTIVE），本章以中层经理收入/一般员工收入衡量。一般认为经理人激励程度越高，越可能通过低报财务报表收入等方式避税，以最大化公司价值，进而提高自身薪酬（Roe ad Aharoi, 1989; Guether, 1994; Smith ad Watts, 1982）。（6）企业所有制。它将从两个方面影响企业的实际税率：首先，不同所有制企业面临不同的名义税率，比如外资企业广泛享有税收优惠政策；其次，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还会影响企业营运的绩效（Shleifer ad Vishy, 1998; Che ad Qia, 1998）。（7）行业、地区和成立年份的固定效应。为了促进某些行业或地区的发展，各级政府经常出台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行业层面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面向高新技术企业、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点龙头企业，以及从事国家鼓励的港口、码头、机场、公路等基础设施行业的企业。而地区性的优惠政策则体现为对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其他沿海开放城市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此外，这些优惠经常根据企业年龄进行调整，因此我们控制了年份的固定效应。由于企业填报及数据调研机构的纰漏，部分观测值不符合常理，所以我们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首先剔除了缺少关键变量（任何一项税收、固定资产、就业和利润等）和成立年份早于1949年的企业；其次剔除了员工人数少于8人的企业，因为小企业往往没有完备的财务会计系统，无法得到可靠的信息；最后仿照Gupta和Newberry（1997）、Wu等（2012）的方法，我们在主要回归中使用实际税率在0~100%的样本，这一样本包括5067个企业，我们对所有变量进行首尾各1%的缩尾处理，表6-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6-1　描述性统计由于企业填报及数据调研机构的纰漏，部分观测值不符合常理，所以我们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首先剔除了缺少关键变量（任何一项税收、固定资产、就业和利润等）和成立年份早于1949年的企业；其次剔除了员工人数少于8人的企业，因为小企业往往没有完备的财务会计系统，无法得到可靠的信息；最后仿照Gupta和Newberry（1997）、Wu等（2012）的方法，我们在主要回归中使用实际税率在0~100%的样本，这一样本包括5067个企业，我们对所有变量进行首尾各1%的缩尾处理，表6-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6-1　描述性统计注释：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