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最初的理论仅仅关注形式上的政治自由，它是一种“自由政府”理论，而不是一种“自由社会”的理论。然而，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以及英国的伯克，将努力的方向集中到如何建立一个自由社会上。他们成功地实现了自由政府和自由社会的整合。

他们不仅懂得，一个自由政府本身并不是一个自由社会；他们还看到，没有二者的整合，就不可能真正捍卫自由政府免遭下面两种危害：多数赞同退化为多数统治，民众自治退化为党派专制。

18世纪末期“自由派保守主义者”的一个伟大创新，在于把政治权力和社会治理并列起来。而19世纪开始有意识地把政治权力的合理性原则与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原则区分开来。它把政府和社会按不同的制度组织起来，并限制两者统治范围的交叉。诚然，就像持此解决方案的19世纪批评家们常常说的那样，在政治权力和社会治理之间并没有天然的分界线。两者之间的界线纯粹是一种人为的界线，而人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自由政府和自由社会成为可能。同样，我们不能要求一个社会中没有政府。社会基本范畴——不论具体是何范畴，实在是太重要、太“政治”，不能没有政府参与。但是前面解释过，两者之间的分界从来就不曾有19世纪自由主义所认为的那种“自由放任主义”的含义。18世纪末期提出的解决方案，远非要求在社会基本范畴中去除社会治理，而是为社会基本范畴明确权力组织。它只是要求，这一社会治理与政治权力本身在制度上及其合法性基础上是不相同的。

我们把西方世界迄今所获得的一切自由，都归功于1776年那些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他们的出发点源于这样一种思想，即作为自由政别。最初的理论仅仅关注形式上的政治自由，它是一种“自由政府”理论，而不是一种“自由社会”的理论。然而，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以及英国的伯克，将努力的方向集中到如何建立一个自由社会上。他们成功地实现了自由政府和自由社会的整合。

他们不仅懂得，一个自由政府本身并不是一个自由社会；他们还看到，没有二者的整合，就不可能真正捍卫自由政府免遭下面两种危害：多数赞同退化为多数统治，民众自治退化为党派专制。

18世纪末期“自由派保守主义者”的一个伟大创新，在于把政治权力和社会治理并列起来。而19世纪开始有意识地把政治权力的合理性原则与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原则区分开来。它把政府和社会按不同的制度组织起来，并限制两者统治范围的交叉。诚然，就像持此解决方案的19世纪批评家们常常说的那样，在政治权力和社会治理之间并没有天然的分界线。两者之间的界线纯粹是一种人为的界线，而人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自由政府和自由社会成为可能。同样，我们不能要求一个社会中没有政府。社会基本范畴——不论具体是何范畴，实在是太重要、太“政治”，不能没有政府参与。但是前面解释过，两者之间的分界从来就不曾有19世纪自由主义所认为的那种“自由放任主义”的含义。18世纪末期提出的解决方案，远非要求在社会基本范畴中去除社会治理，而是为社会基本范畴明确权力组织。它只是要求，这一社会治理与政治权力本身在制度上及其合法性基础上是不相同的。

我们把西方世界迄今所获得的一切自由，都归功于1776年那些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他们的出发点源于这样一种思想，即作为自由政府道德伦理基础的多数赞同必须得到抗衡。在政治、法律和制度上，社会基本范畴必须有一个与之相抗衡的权力道德伦理原则。而社会基本范畴里的这一原则，必须受到与之相抗衡的政治统治原则的限制。麦迪逊、伯克、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出发点就是坚信：“权力的任何道德伦理原则都将演变成为绝对主义原则即专制的原则，除非受到一个与之相抗衡的原则的遏制、控制和限制。”而过去一直仰仗的宪法保护措施并不充分，它们常常被推翻重来。一元论的权力基础必将成为绝对主义的权力基础。因为它的唯一性，所以必将有一天会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而这一旦发生，自由就不再可能。

作为一种哲学原理，政治领域的政府与社会治理相分离并不新鲜，它与基督教关于自由政府的理论一样古老。圣奥古斯丁第一个将社会划分成上帝之城与世俗政府。在著名的“两把剑”理论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政治政府的世俗之剑掌握在帝王手中，社会秩序的灵魂之剑则掌握在教会手中，中世纪的鼎盛时期曾企图用这把剑来寻找一个自由的社会。在斯图亚特王朝，首席大法官柯克把普通法与王室和议会法并列，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思想，而美国拥有对议会法案的司法审查权的最高法院后来又将这一思想明确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西方之所以拒绝采纳一元社会秩序，甚至可以说是拜占庭帝国皇帝一人身兼政府和社会二职的社会秩序瓦解的真正结果。总而言之，这一基本理念与上帝的忠告“是恺撒的归恺撒，是主的归主”一样古老。

然而，政府和社会的分界，作为实践政治的一条操作原则，起源于1776年和1787年像美国革命的开国元勋们和英国的伯克那样的一府道德伦理基础的多数赞同必须得到抗衡。在政治、法律和制度上，社会基本范畴必须有一个与之相抗衡的权力道德伦理原则。而社会基本范畴里的这一原则，必须受到与之相抗衡的政治统治原则的限制。麦迪逊、伯克、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出发点就是坚信：“权力的任何道德伦理原则都将演变成为绝对主义原则即专制的原则，除非受到一个与之相抗衡的原则的遏制、控制和限制。”而过去一直仰仗的宪法保护措施并不充分，它们常常被推翻重来。一元论的权力基础必将成为绝对主义的权力基础。因为它的唯一性，所以必将有一天会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而这一旦发生，自由就不再可能。

作为一种哲学原理，政治领域的政府与社会治理相分离并不新鲜，它与基督教关于自由政府的理论一样古老。圣奥古斯丁第一个将社会划分成上帝之城与世俗政府。在著名的“两把剑”理论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政治政府的世俗之剑掌握在帝王手中，社会秩序的灵魂之剑则掌握在教会手中，中世纪的鼎盛时期曾企图用这把剑来寻找一个自由的社会。在斯图亚特王朝，首席大法官柯克把普通法与王室和议会法并列，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思想，而美国拥有对议会法案的司法审查权的最高法院后来又将这一思想明确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西方之所以拒绝采纳一元社会秩序，甚至可以说是拜占庭帝国皇帝一人身兼政府和社会二职的社会秩序瓦解的真正结果。总而言之，这一基本理念与上帝的忠告“是恺撒的归恺撒，是主的归主”一样古老。

然而，政府和社会的分界，作为实践政治的一条操作原则，起源于1776年和1787年像美国革命的开国元勋们和英国的伯克那样的一批自由派保守主义者。正是他们首先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和社会的分离是自由的基础。他们还非常清楚，这一解决之道的实质是两者的分离及合法性权力的两个独立原则并列共存。在一切更早的理论里，两者哲学上的并列曾导致过实践政治中企图将两者关系定义为从属关系。直到1776年提出的解决方案，它们才第一次用于相互抗衡。

在19世纪，政府和社会都是自主、平等和合法的。两者的基础都是公民负责任的抉择和负责任的参与。但是，两者具体的统治基础又有所不同：多数赞同使得政府合法；私人财产统治社会。因为经济领域是19世纪的社会基本范畴，所以财产权总是约束多数权力，并且防止其蜕变为多数统治。多数权力始终遏制财产权，防止其蜕变为富豪统治。

财产权在19世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作为其社会治理的基础，这对于一般原则而言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和一个自由的政府，只有在有两个相抗衡（而不是一个）的权力基础时才是可能的，这里一个是社会力量，另一个是行政组织的权力。1776年的那些自由派保守主义者，他们对自由理论和实践最伟大而不朽的贡献就是认识到了一个自由的民众政府（不管理论上多么正确），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要退化为集团专制或阴谋政客的暴政，除非有一个二元的权力基础。只有政治领域里的自由政府与社会基本范畴里的自由统治相互抗衡、相互制约，自由才能持久。这一认识代表了自1350年或1400年城邦共和国早期基督教人文主义时代以来政治思想的最伟大的进步。它也首次完全令人满意地回答了这一古老的命题：一个自由社会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因此，它必须是关于未来自由社会的一批自由派保守主义者。正是他们首先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和社会的分离是自由的基础。他们还非常清楚，这一解决之道的实质是两者的分离及合法性权力的两个独立原则并列共存。在一切更早的理论里，两者哲学上的并列曾导致过实践政治中企图将两者关系定义为从属关系。直到1776年提出的解决方案，它们才第一次用于相互抗衡。

在19世纪，政府和社会都是自主、平等和合法的。两者的基础都是公民负责任的抉择和负责任的参与。但是，两者具体的统治基础又有所不同：多数赞同使得政府合法；私人财产统治社会。因为经济领域是19世纪的社会基本范畴，所以财产权总是约束多数权力，并且防止其蜕变为多数统治。多数权力始终遏制财产权，防止其蜕变为富豪统治。

财产权在19世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作为其社会治理的基础，这对于一般原则而言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和一个自由的政府，只有在有两个相抗衡（而不是一个）的权力基础时才是可能的，这里一个是社会力量，另一个是行政组织的权力。1776年的那些自由派保守主义者，他们对自由理论和实践最伟大而不朽的贡献就是认识到了一个自由的民众政府（不管理论上多么正确），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要退化为集团专制或阴谋政客的暴政，除非有一个二元的权力基础。只有政治领域里的自由政府与社会基本范畴里的自由统治相互抗衡、相互制约，自由才能持久。这一认识代表了自1350年或1400年城邦共和国早期基督教人文主义时代以来政治思想的最伟大的进步。它也首次完全令人满意地回答了这一古老的命题：一个自由社会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因此，它必须是关于未来自由社会的一切具体政治思考的出发点。

[1] 我彻底意识到这是对“科学真理”存在性的否定, 唯一可能存在的只能是科学的正确性。切具体政治思考的出发点。

[1] 我彻底意识到这是对“科学真理”存在性的否定, 唯一可能存在的只能是科学的正确性。第7章　从卢梭到希特勒

1

在当代的政治和历史著作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共识，认为我们的自由根源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正是由于持此观点的人如此普遍，且对此观点的接受又如此完整，以至于18世纪理性主义者的传人抢先占用自由主义的称号，自封为自由主义者。

不能否认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对19世纪自由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完全是消极的，它们是炸掉旧建筑残骸的炸药。它们并未给新的自由机制添砖加瓦，而在整个19世纪，新秩序恰恰就架构在这个新的自由机制之上。恰恰相反，启蒙运动、法国革命以及继承者，直到我们今天的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均与自由截然对立。从根本上说，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就是极权主义。

而西方过去两百年历史中的每一次极权主义运动，都是由当时的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从卢梭到希特勒存在一个直线相承的脉络关系——在这条线上还有罗伯斯庇尔等。他们都起因于各自所处时代唯理论自由主义的失败，他们都保留了各自自由主义信条的实质，都利用相同的机制把理性主义潜伏低效的极权主义，转换成革命专政下公开高效的极权主义。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为我们埋下了威胁今日世界的极权主义专政的种子。希特勒主义的“父辈”和“祖父辈”并不是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或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而是边沁、孔多塞、正统经济学家、自由的宪政主义者、达尔文、弗洛伊德以及行为主义者。第7章　从卢梭到希特勒

1

在当代的政治和历史著作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共识，认为我们的自由根源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正是由于持此观点的人如此普遍，且对此观点的接受又如此完整，以至于18世纪理性主义者的传人抢先占用自由主义的称号，自封为自由主义者。

不能否认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对19世纪自由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完全是消极的，它们是炸掉旧建筑残骸的炸药。它们并未给新的自由机制添砖加瓦，而在整个19世纪，新秩序恰恰就架构在这个新的自由机制之上。恰恰相反，启蒙运动、法国革命以及继承者，直到我们今天的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均与自由截然对立。从根本上说，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就是极权主义。

而西方过去两百年历史中的每一次极权主义运动，都是由当时的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从卢梭到希特勒存在一个直线相承的脉络关系——在这条线上还有罗伯斯庇尔等。他们都起因于各自所处时代唯理论自由主义的失败，他们都保留了各自自由主义信条的实质，都利用相同的机制把理性主义潜伏低效的极权主义，转换成革命专政下公开高效的极权主义。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为我们埋下了威胁今日世界的极权主义专政的种子。希特勒主义的“父辈”和“祖父辈”并不是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或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而是边沁、孔多塞、正统经济学家、自由的宪政主义者、达尔文、弗洛伊德以及行为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