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投资增速前面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但增值税改革虚拟变量前面的系数不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固定投资的增加确实是增值税改革对于长期杠杆率产生影响的中介渠道。

表5-8　渠道分析

注：*、**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回归还控制了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其余控制变量同表5-2；标准误聚类在“城市×行业”层面。

类似地，在列（6）~（8）中，我们将关注点转向短期杠杆率，可以发现增值税改革和固定投资增速对于短期杠杆率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负，大小分别是1.117和0.069个百分点。不仅如此，中介效应的结果显示，固定投资增加也充当着增值税改革对于短期杠杆率产生作用的中介渠道。固定投资增速前面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但增值税改革虚拟变量前面的系数不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固定投资的增加确实是增值税改革对于长期杠杆率产生影响的中介渠道。

表5-8　渠道分析

注：*、**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回归还控制了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其余控制变量同表5-2；标准误聚类在“城市×行业”层面。

类似地，在列（6）~（8）中，我们将关注点转向短期杠杆率，可以发现增值税改革和固定投资增速对于短期杠杆率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负，大小分别是1.117和0.069个百分点。不仅如此，中介效应的结果显示，固定投资增加也充当着增值税改革对于短期杠杆率产生作用的中介渠道。5.5　小结

本章通过2007年中国增值税改革试点这一自然实验，考察了旨在鼓励企业固定资产投入的增值税改革对于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改革之后企业的负债率均有大幅下降，并且在考虑了样本自选择偏误后这一结论依旧成立。同时，企业负债率的下降在私营企业中最明显，超过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降幅，背后差异可能源于私营企业面临更紧的融资约束，因此对减税的反应也越大。

最后，我们还对债务构成进行了细分，发现增值税改革对企业长短期负债有截然相反的影响，且机制也大相径庭。一方面，增值税改革与其他税种减免有相似之处，即显著提高企业盈利能力，表现为ROA的大幅提升，这使得企业偿债能力提升，进而流动性负债占比快速下降。另一方面，增值税改革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出台指向十分明确，就是鼓励企业加大固定资产投入，而考虑到固定资产建设、使用、生产、回收周期长，因此往往对应于长期负债的增加。

本章研究量化了中国增值税改革对于企业负债的整体影响，也分解了债务的结构性变化。结论启示我们，在讨论杠杆率问题时，结构性问题可能是更重要的：一项政策可能对于不同类型的债务有不同的5.5　小结

本章通过2007年中国增值税改革试点这一自然实验，考察了旨在鼓励企业固定资产投入的增值税改革对于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改革之后企业的负债率均有大幅下降，并且在考虑了样本自选择偏误后这一结论依旧成立。同时，企业负债率的下降在私营企业中最明显，超过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降幅，背后差异可能源于私营企业面临更紧的融资约束，因此对减税的反应也越大。

最后，我们还对债务构成进行了细分，发现增值税改革对企业长短期负债有截然相反的影响，且机制也大相径庭。一方面，增值税改革与其他税种减免有相似之处，即显著提高企业盈利能力，表现为ROA的大幅提升，这使得企业偿债能力提升，进而流动性负债占比快速下降。另一方面，增值税改革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出台指向十分明确，就是鼓励企业加大固定资产投入，而考虑到固定资产建设、使用、生产、回收周期长，因此往往对应于长期负债的增加。

本章研究量化了中国增值税改革对于企业负债的整体影响，也分解了债务的结构性变化。结论启示我们，在讨论杠杆率问题时，结构性问题可能是更重要的：一项政策可能对于不同类型的债务有不同的作用机制，进而导致不同的作用方向、效果，最终的结果还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净效果。作用机制，进而导致不同的作用方向、效果，最终的结果还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净效果。第6章

企业规模、政企关系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

响

6.1　引言

企业实际税率（effective tax rates，ETR）是实征税额占征税对象数额的比率，用以衡量纳税人实际负担程度。实际税率反映税法的公平和效率，因而成为制定和评判税收政策和法律的重要依据，在学术研究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Spooer, 1986; Calliha, 1994; Porcao，1986; Shevli ad Porter, 1992; Gupta ad Newberry, 1997）。

在企业规模与实际税率关系的讨论中，形成了“政治成本”和“政治力量”两派相左理论。前者认为大型企业一方面会受到政府更严密的监督，另一方面也常被政府施加一些非盈利性的社会目标（如第6章

企业规模、政企关系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

响

6.1　引言

企业实际税率（effective tax rates，ETR）是实征税额占征税对象数额的比率，用以衡量纳税人实际负担程度。实际税率反映税法的公平和效率，因而成为制定和评判税收政策和法律的重要依据，在学术研究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Spooer, 1986; Calliha, 1994; Porcao，1986; Shevli ad Porter, 1992; Gupta ad Newberry, 1997）。

在企业规模与实际税率关系的讨论中，形成了“政治成本”和“政治力量”两派相左理论。前者认为大型企业一方面会受到政府更严密的监督，另一方面也常被政府施加一些非盈利性的社会目标（如稳定就业、财富二次分配等），这些因素对于企业来说都意味着更高的政治成本，因此可能在税收政策上反映为更高的实际税率（Zimmerma, 1983; Watts ad Zimmerma, 1986）。而与此相对的政治力量理论则更多着眼于大型企业的游说能力、政策制定参与能力等方面，认为大型企业更有机会获得税收等政策优惠（Salamo ad Siegfried, 1977）。两种观点虽然结论截然相反，但都能在实证上找到相应支持证据（Zimmerma, 1983; Omer et al., 1993; Porcao, 1986）。

目前研究企业规模与实际税率关系的实证文章多聚焦在发达国家，但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征税能力（tax capacity）还是在征税努力（tax effort）上都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即使我们观察到类似的实证结果也可能对应完全不同的作用机制。例如，如果实证上看到大型企业的实际税率明显低于小企业，一种原因可能是如政治力量所强调的，即大型企业更有能力争取到对自己有利的税收政策，但还有一种可能是这反映了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而有意为之的产业政策，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并不鲜见（Kim ad Limpaphayom, 1998; Derashid ad Zhag, 2003）。具体到中国，特殊性还体现在国税—地税局两层式的税收执法机构设置。两者不仅客观上在硬件条件方面存在差距，更重要的是，从设立之初两套机构就在编制、经费、问责机制上有诸多差异。基于此，本章试图回答如下问题：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的不同是否会导致两套机构在征税过程中对待大型企业有不同策略？

从本章实证结果来看，就整体实际税率而言，企业规模与实际税稳定就业、财富二次分配等），这些因素对于企业来说都意味着更高的政治成本，因此可能在税收政策上反映为更高的实际税率（Zimmerma, 1983; Watts ad Zimmerma, 1986）。而与此相对的政治力量理论则更多着眼于大型企业的游说能力、政策制定参与能力等方面，认为大型企业更有机会获得税收等政策优惠（Salamo ad Siegfried, 1977）。两种观点虽然结论截然相反，但都能在实证上找到相应支持证据（Zimmerma, 1983; Omer et al., 1993; Porcao, 1986）。

目前研究企业规模与实际税率关系的实证文章多聚焦在发达国家，但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征税能力（tax capacity）还是在征税努力（tax effort）上都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即使我们观察到类似的实证结果也可能对应完全不同的作用机制。例如，如果实证上看到大型企业的实际税率明显低于小企业，一种原因可能是如政治力量所强调的，即大型企业更有能力争取到对自己有利的税收政策，但还有一种可能是这反映了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而有意为之的产业政策，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并不鲜见（Kim ad Limpaphayom, 1998; Derashid ad Zhag, 2003）。具体到中国，特殊性还体现在国税—地税局两层式的税收执法机构设置。两者不仅客观上在硬件条件方面存在差距，更重要的是，从设立之初两套机构就在编制、经费、问责机制上有诸多差异。基于此，本章试图回答如下问题：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的不同是否会导致两套机构在征税过程中对待大型企业有不同策略？

从本章实证结果来看，就整体实际税率而言，企业规模与实际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