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能通过某种渠道对企业定价产生影响。结合理论部分的讨论，我们认为这背后的机制主要是“竞争效应”。

表4-2　最低工资影响不同工资水平企业定价的实证结果

注：“人均工资/最低工资”的百分位划分是依据企业所在县当年所有企业划分。回归中控制了年份和（企业×产品）的固定效应，使用异方差稳健回归。*、**、***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4-3所示的是根据式（4-28）得到的实证结果。在第（1）列中，我们控制了企业×产品层面的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并对异方差进行了调整。样本中，“竞争效应”和“自身效应”的均值分别为0.015和0.051，因此从经济意义上说，最低工资每上调10%，通过这两类效应带动产品价格的涨幅分别为0.075%（=0.015×0.503×10%）和0.022%（=0.051×0.0438×10%）。可以看出，通过生产同种产品的企业间竞争所产生的“竞争效应”的效果是基于企业自身边际成本变动的“自身效应”效果的3.4倍，这也说明以往回归中只考虑“自身效应”对定价影响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可能造成对“自身效应”效果的高估。换算成绝对值，由于最低月工资和产品价格均值分别为也能通过某种渠道对企业定价产生影响。结合理论部分的讨论，我们认为这背后的机制主要是“竞争效应”。

表4-2　最低工资影响不同工资水平企业定价的实证结果

注：“人均工资/最低工资”的百分位划分是依据企业所在县当年所有企业划分。回归中控制了年份和（企业×产品）的固定效应，使用异方差稳健回归。*、**、***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4-3所示的是根据式（4-28）得到的实证结果。在第（1）列中，我们控制了企业×产品层面的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并对异方差进行了调整。样本中，“竞争效应”和“自身效应”的均值分别为0.015和0.051，因此从经济意义上说，最低工资每上调10%，通过这两类效应带动产品价格的涨幅分别为0.075%（=0.015×0.503×10%）和0.022%（=0.051×0.0438×10%）。可以看出，通过生产同种产品的企业间竞争所产生的“竞争效应”的效果是基于企业自身边际成本变动的“自身效应”效果的3.4倍，这也说明以往回归中只考虑“自身效应”对定价影响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可能造成对“自身效应”效果的高估。换算成绝对值，由于最低月工资和产品价格均值分别为621.90元和6.27元，因此最低月工资每上调100元，“竞争效应”和“自身效应”将分别抬高产品价格近0.121%（=100/621.90×0.075%/10%，约0.0075元）和0.035%（=100/621.90×0.022%/10%，约0.0022元）。在第（2）列中，我们分别控制了企业、产品、年份的固定效应，这两类效应与最低工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数值都略有下降，但都十分显著。

在列（3）~（5）中，考虑到最低工资在邻近区域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因此我们分别将方差聚集在省、县和产品层面。可以看到，相较于第（1）列，除竞争效应的显著性略有下降外，其他结果几乎保持不变。这说明第（1）列得到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4-3　“竞争效应”和“自身效应”影响企业定价的实证结果621.90元和6.27元，因此最低月工资每上调100元，“竞争效应”和“自身效应”将分别抬高产品价格近0.121%（=100/621.90×0.075%/10%，约0.0075元）和0.035%（=100/621.90×0.022%/10%，约0.0022元）。在第（2）列中，我们分别控制了企业、产品、年份的固定效应，这两类效应与最低工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数值都略有下降，但都十分显著。

在列（3）~（5）中，考虑到最低工资在邻近区域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因此我们分别将方差聚集在省、县和产品层面。可以看到，相较于第（1）列，除竞争效应的显著性略有下降外，其他结果几乎保持不变。这说明第（1）列得到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4-3　“竞争效应”和“自身效应”影响企业定价的实证结果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4.4.2　内生性问题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影响，我们参考Huag等（2014），在表4-4的列（1）、列（2）中分别将企业所在省、市的平均最低工资作为该县最低工资的工具变量，并分别与“竞争效应”和“自身效应”进行交互。此时，两类效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竞争效应的系数略微下降。从经济意义上看，最低工资每上调10%，通过“竞争效应”和“自身效应”带动产品价格的涨幅依旧分别为0.075%和0.022%。

除此之外，作为比照，我们还分别在列（3）、列（4）中报告了非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即将企业所在省、市平均最低工资直接作为解释变量，并与“竞争效应”“自身效应”交互。可以看到，无论是显著性，还是系数大小，实证结果都显示出很强的稳健性。

表4-4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4.4.2　内生性问题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影响，我们参考Huag等（2014），在表4-4的列（1）、列（2）中分别将企业所在省、市的平均最低工资作为该县最低工资的工具变量，并分别与“竞争效应”和“自身效应”进行交互。此时，两类效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竞争效应的系数略微下降。从经济意义上看，最低工资每上调10%，通过“竞争效应”和“自身效应”带动产品价格的涨幅依旧分别为0.075%和0.022%。

除此之外，作为比照，我们还分别在列（3）、列（4）中报告了非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即将企业所在省、市平均最低工资直接作为解释变量，并与“竞争效应”“自身效应”交互。可以看到，无论是显著性，还是系数大小，实证结果都显示出很强的稳健性。

表4-4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此外，为了减少对反向因果问题的担忧，表4-5重复了表4-3的基准回归，唯一的区别在于解释变量均采用滞后期值。可以看到，相较于表4-3，尽管观测值由原来的59711降至56013，但系数显著性均不变，且系数略有增大。

表4-5　控制变量滞后一期结果

续表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此外，为了减少对反向因果问题的担忧，表4-5重复了表4-3的基准回归，唯一的区别在于解释变量均采用滞后期值。可以看到，相较于表4-3，尽管观测值由原来的59711降至56013，但系数显著性均不变，且系数略有增大。

表4-5　控制变量滞后一期结果

续表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4.4.3　稳健性检验

首先，我们尝试不同的替代弹性组合。在模型中，一共出现了三个替代弹性，分别是在不同产品间（η）、产品内不同企业间（ρ）以及企业内高/低技能劳动力（σ）层面。在表4-6中，我们依次报告不同参数组合下的实证结果。

先看Pael A，当不同产品间的替代弹性（η）不断上升时，可以看到通过影响产品总价格而起作用的“竞争效应”逐渐减弱。反过来说，当不同产品间越难以相互替代时，产品总价格涨幅越大，“竞争效应”越明显。再看Pael B，当不同企业生产的同一种产品替代性（ρ）越高时，或者说不同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差异化程度越小时，“竞争效应”越强。这可以理解为，对于那些标准化程度很高的产品，由不同企业生产所带来的差异很小，此时最低工资调整的影响将更多通过产品的整体价格变动反映。最后，在Pael C中，我们报告了不同高/低技能劳动力间替代弹性（σ）下的结果。可以看出，当两类劳动力替代性越高时，“竞争效应”越强，而“自身效应”越弱。这是因为在模型中，只有低技能劳动力受到最低工资的紧约束，因此当两类劳动力越容易相互替代时，“自身效应”——通过影响单个企业边际成本的效果越弱。

尽管在不同参数设定下两种效应的回归系数略有不同，但都十分显著，且从经济意义上来看，差异很小，显示出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表4-6　不同替代弹性组合下的实证结果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4.4.3　稳健性检验

首先，我们尝试不同的替代弹性组合。在模型中，一共出现了三个替代弹性，分别是在不同产品间（η）、产品内不同企业间（ρ）以及企业内高/低技能劳动力（σ）层面。在表4-6中，我们依次报告不同参数组合下的实证结果。

先看Pael A，当不同产品间的替代弹性（η）不断上升时，可以看到通过影响产品总价格而起作用的“竞争效应”逐渐减弱。反过来说，当不同产品间越难以相互替代时，产品总价格涨幅越大，“竞争效应”越明显。再看Pael B，当不同企业生产的同一种产品替代性（ρ）越高时，或者说不同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差异化程度越小时，“竞争效应”越强。这可以理解为，对于那些标准化程度很高的产品，由不同企业生产所带来的差异很小，此时最低工资调整的影响将更多通过产品的整体价格变动反映。最后，在Pael C中，我们报告了不同高/低技能劳动力间替代弹性（σ）下的结果。可以看出，当两类劳动力替代性越高时，“竞争效应”越强，而“自身效应”越弱。这是因为在模型中，只有低技能劳动力受到最低工资的紧约束，因此当两类劳动力越容易相互替代时，“自身效应”——通过影响单个企业边际成本的效果越弱。

尽管在不同参数设定下两种效应的回归系数略有不同，但都十分显著，且从经济意义上来看，差异很小，显示出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表4-6　不同替代弹性组合下的实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