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先假设有这样一支长期表现不佳的棒球队，决心进行变革，赢得比赛。因为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历经数年，教练决定强调击球技术，尤其是更多的本垒打，将其作为衡量成功的近似指标。在第一种“幽灵胜利”中，指标显示你取得了成功，但你却错误地将这种成功归因于自己的努力。（球队为自己打出了更多的本垒打而喝彩，但事实上，联盟中的每支球队都打出了更多的本垒打，因为投手的能力下降了。）第二种是，你在短期指标上取得了成功，但短期指标与你的长期目标并不一致。（虽然球队本垒打的次数翻番了，但赢得比赛的次数却几乎没变。）第三种是，追求短期指标的提升反倒破坏了长期目标的实现。（击出本垒打的压力导致一些球员开始服用类固醇且被发现了。）

第一种“幽灵胜利”反映了一句老话即“水涨船高”。如果你要做的是把船升高，那你可能会忽略涨潮的作用而宣告自己的成功。20世纪90年代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全美的犯罪率急剧下降。在任何一座特定的城市，警察局局长看起来都像是创造了奇迹。十几种不同的治安理念似乎都是对的，因为各地的犯罪率都在下降。“这么说吧，20世纪90年代在任的美国警察局局长现在都开着利润丰厚的咨询公司。”“芝加哥大学犯罪实验室”的延斯·路德维格表示（我们在第7章提到过他），“但在80年代末，也就是可卡因盛行的年代，当时在任的警察局局长几乎没有哪个现在拥有一家利润丰厚的咨询公司。”

补充一下，以上内容并不是说那些赢得“幽灵胜利”的人是在骗人。在他们以及他们所帮助的人看来，成功是实实在在的。美国几乎解，先假设有这样一支长期表现不佳的棒球队，决心进行变革，赢得比赛。因为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历经数年，教练决定强调击球技术，尤其是更多的本垒打，将其作为衡量成功的近似指标。在第一种“幽灵胜利”中，指标显示你取得了成功，但你却错误地将这种成功归因于自己的努力。（球队为自己打出了更多的本垒打而喝彩，但事实上，联盟中的每支球队都打出了更多的本垒打，因为投手的能力下降了。）第二种是，你在短期指标上取得了成功，但短期指标与你的长期目标并不一致。（虽然球队本垒打的次数翻番了，但赢得比赛的次数却几乎没变。）第三种是，追求短期指标的提升反倒破坏了长期目标的实现。（击出本垒打的压力导致一些球员开始服用类固醇且被发现了。）

第一种“幽灵胜利”反映了一句老话即“水涨船高”。如果你要做的是把船升高，那你可能会忽略涨潮的作用而宣告自己的成功。20世纪90年代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全美的犯罪率急剧下降。在任何一座特定的城市，警察局局长看起来都像是创造了奇迹。十几种不同的治安理念似乎都是对的，因为各地的犯罪率都在下降。“这么说吧，20世纪90年代在任的美国警察局局长现在都开着利润丰厚的咨询公司。”“芝加哥大学犯罪实验室”的延斯·路德维格表示（我们在第7章提到过他），“但在80年代末，也就是可卡因盛行的年代，当时在任的警察局局长几乎没有哪个现在拥有一家利润丰厚的咨询公司。”

补充一下，以上内容并不是说那些赢得“幽灵胜利”的人是在骗人。在他们以及他们所帮助的人看来，成功是实实在在的。美国几乎每座城市的犯罪率都在下降。但他们各自关于因果关系的说法很可能是错误的。

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幽灵胜利”都几乎可以愚弄所有人，甚至（可能尤其）是那些获得“成功”的人。只有非常仔细地进行审视，你才能发现问题，发现表面上的成功和真正的成功之间的差别。对于波士顿市政工程部的总工程师凯蒂·崔（Katie Choe）来说，最初让她产生焦虑的原因，就是她在2014年被委托制作的两张地图。

崔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决定如何使用该市的人行道修复资金。她手上的第一张地图显示了该市人行道的现状。在一项艰苦的制图行动中，一队人马在一个冬天走遍了波士顿1600英里的人行道，对每一段路况打分。该市30%的人行道被评为状况较差，在地图上被标记为红色。

第二份城市地图是一份热度图，显示了311电话来自何处。市民会拨打311电话要求市政部门维修人行道。当时，崔的团队会基于这些来电部署人行道维护人员。如果一位波士顿市民来电告知人行道出现裂缝，政府会将这条投诉加入一个等待队列，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派建筑工人逐一完成维修工作。

在将两张地图并排审视之后，崔确信，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严重的问题。在波士顿收入最低的地区，城市人行道的状况很差，但却没有得到修复，因为311投诉电话绝大多数来自富裕地区，而正是这些来电决定了修复资金的使用。

换句话说，在波士顿，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而哭得最大声的其实每座城市的犯罪率都在下降。但他们各自关于因果关系的说法很可能是错误的。

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幽灵胜利”都几乎可以愚弄所有人，甚至（可能尤其）是那些获得“成功”的人。只有非常仔细地进行审视，你才能发现问题，发现表面上的成功和真正的成功之间的差别。对于波士顿市政工程部的总工程师凯蒂·崔（Katie Choe）来说，最初让她产生焦虑的原因，就是她在2014年被委托制作的两张地图。

崔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决定如何使用该市的人行道修复资金。她手上的第一张地图显示了该市人行道的现状。在一项艰苦的制图行动中，一队人马在一个冬天走遍了波士顿1600英里的人行道，对每一段路况打分。该市30%的人行道被评为状况较差，在地图上被标记为红色。

第二份城市地图是一份热度图，显示了311电话来自何处。市民会拨打311电话要求市政部门维修人行道。当时，崔的团队会基于这些来电部署人行道维护人员。如果一位波士顿市民来电告知人行道出现裂缝，政府会将这条投诉加入一个等待队列，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派建筑工人逐一完成维修工作。

在将两张地图并排审视之后，崔确信，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严重的问题。在波士顿收入最低的地区，城市人行道的状况很差，但却没有得到修复，因为311投诉电话绝大多数来自富裕地区，而正是这些来电决定了修复资金的使用。

换句话说，在波士顿，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而哭得最大声的其实是富人。

崔的团队在无意中歧视了波士顿的贫困人口，但这种不平等却被他们的业绩衡量指标巧妙掩盖了。人行道团队从三个维度评估自己的工作。第一个维度是支出。市政府将波士顿划分为三个区域以便管理，每个区域的人行道维修预算大致为150万美元。第二个维度是完成维修的人行道面积，这衡量的是维修团队的业绩。第三个维度就是311电话投诉件的办结量。

三个简单的指标完全合理。三个指标放在一起，分别反映了公平、业绩和为民众服务的价值。多年来，你一直将这些衡量指标奉为圭臬，从不质疑，这也不难理解。若不是因为这两张地图以及随之引发的自我反省，崔可能永远都意识不到这些指标有多么扭曲。

其中一点就是，将城市分成三个区域并给予每个区域均等的资金，并不能确保公平，因为每个区域内的资金分配最终是根据谁拨打311电话进行投诉来决定的。在这三个区域，服务都严重向富人倾斜。波士顿大约45%的维修工作针对的是状况等级为“优”的人行道！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低收入人群不打电话呢？拨打311电话的机会总是均等的吧。最简单的答案是，他们过往的经历表明，政府没有兴趣在他们身上投资。只要去穷人社区附近转转便知道了。弗兰克·皮纳住在贫困的格罗夫地区，他向《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展示了他家门口人行道上蛛网状的裂缝。裂缝已经存在多年了。当被问及为什么不要求维修时，他表示：“没有用的。”富人相信自己会得到服务，于是勤快地拨打投诉电话，果然得到了服务；穷人认为自己会被忽视，是富人。

崔的团队在无意中歧视了波士顿的贫困人口，但这种不平等却被他们的业绩衡量指标巧妙掩盖了。人行道团队从三个维度评估自己的工作。第一个维度是支出。市政府将波士顿划分为三个区域以便管理，每个区域的人行道维修预算大致为150万美元。第二个维度是完成维修的人行道面积，这衡量的是维修团队的业绩。第三个维度就是311电话投诉件的办结量。

三个简单的指标完全合理。三个指标放在一起，分别反映了公平、业绩和为民众服务的价值。多年来，你一直将这些衡量指标奉为圭臬，从不质疑，这也不难理解。若不是因为这两张地图以及随之引发的自我反省，崔可能永远都意识不到这些指标有多么扭曲。

其中一点就是，将城市分成三个区域并给予每个区域均等的资金，并不能确保公平，因为每个区域内的资金分配最终是根据谁拨打311电话进行投诉来决定的。在这三个区域，服务都严重向富人倾斜。波士顿大约45%的维修工作针对的是状况等级为“优”的人行道！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低收入人群不打电话呢？拨打311电话的机会总是均等的吧。最简单的答案是，他们过往的经历表明，政府没有兴趣在他们身上投资。只要去穷人社区附近转转便知道了。弗兰克·皮纳住在贫困的格罗夫地区，他向《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展示了他家门口人行道上蛛网状的裂缝。裂缝已经存在多年了。当被问及为什么不要求维修时，他表示：“没有用的。”富人相信自己会得到服务，于是勤快地拨打投诉电话，果然得到了服务；穷人认为自己会被忽视，于是放弃了拨打投诉电话，果然被忽视了。波士顿创造了两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工作的优先顺序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想象一下，假设你是施工队的一员，面对的维修需求远远超出你所能承受的工作量，而且你知道，你的其中一个考核标准就是办结了多少需求，那么你会优先安排哪些工作？当然是那些简单的任务，很快就能修好的那种。正是这一激励导致了一些荒谬的结果：例如，在2017年，该市15%的修复工作针对的是状况不佳的人行道，但在修复工作完成后，这些人行道仍被评为状况不佳。（这意味着，维修工可能修复了某一个窟窿，但却忽略了不远处的另一个窟窿。）就好比外科医生看到病人身上有三处枪伤，只处理好了其中一处伤口，便为自己的高效工作鼓掌欢呼。

值得称道的是，崔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她也很感谢市长和政府其他领导对她工作的支持。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通过维修工作，我们最终想要达到什么目标？两个目标似乎是最重要的：一是方便步行，二是确保公平。人行道的目标是保证市民可以方便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因此，在一个死胡同里修补一处道路的不平整，其重要性远远小于在一个行人密集的地区进行类似的修补。最需要保障步行顺畅的地方恰恰是过去一直被忽视的地方。

在崔介入之前，在波士顿450万美元的人行道维护和小规模维修预算中，有350万～400万美元被用于解决311投诉电话提出的需求。现在这个数字降到了约100万美元。优先次序改变了：最先得到帮助的不再是那些动静最大的人，而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大部分的维修预算现在都用于战略性的积极行动，在效用最大的地区全面检修受于是放弃了拨打投诉电话，果然被忽视了。波士顿创造了两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工作的优先顺序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想象一下，假设你是施工队的一员，面对的维修需求远远超出你所能承受的工作量，而且你知道，你的其中一个考核标准就是办结了多少需求，那么你会优先安排哪些工作？当然是那些简单的任务，很快就能修好的那种。正是这一激励导致了一些荒谬的结果：例如，在2017年，该市15%的修复工作针对的是状况不佳的人行道，但在修复工作完成后，这些人行道仍被评为状况不佳。（这意味着，维修工可能修复了某一个窟窿，但却忽略了不远处的另一个窟窿。）就好比外科医生看到病人身上有三处枪伤，只处理好了其中一处伤口，便为自己的高效工作鼓掌欢呼。

值得称道的是，崔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她也很感谢市长和政府其他领导对她工作的支持。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通过维修工作，我们最终想要达到什么目标？两个目标似乎是最重要的：一是方便步行，二是确保公平。人行道的目标是保证市民可以方便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因此，在一个死胡同里修补一处道路的不平整，其重要性远远小于在一个行人密集的地区进行类似的修补。最需要保障步行顺畅的地方恰恰是过去一直被忽视的地方。

在崔介入之前，在波士顿450万美元的人行道维护和小规模维修预算中，有350万～400万美元被用于解决311投诉电话提出的需求。现在这个数字降到了约100万美元。优先次序改变了：最先得到帮助的不再是那些动静最大的人，而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大部分的维修预算现在都用于战略性的积极行动，在效用最大的地区全面检修受损道路。“我们是在为真正需要的人提供服务，为那些感觉投资不足、被这座城市抛弃的人服务。”崔表示。

如果你认为这场胜仗打得不费吹灰之力，或者认为这将一劳永逸，那就大错特错了。尽管风险较低，毕竟400万～500万美元的预算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只是九牛一毛，但崔仍然需要市长替她打掩护，因为其中涉及政治敏感性话题。如果波士顿“最会哭的孩子”发现，他们提出的维修需求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满足，他们会开始给政治家打电话。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崔面临的另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应该用什么衡量指标取代过去的指标。团队的愿望非常明确：利用人行道维修资金帮助波士顿最脆弱的社区，使交通往来更方便。但怎样才能精确地衡量这个目标呢？理想情况下，你应该分别统计出维修工作前后，有多少人步行去学校、公园和公司，如果数字攀升，那就值得欢呼。但是数字要增加多少才能让你满意呢？从哪里得到这些行人的统计数字呢？要尝试通过监控摄像头来收集数据吗？那么隐私问题和衡量指标孰轻孰重呢？你会雇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拿着一部计数装置，每当有人经过便按一下键吗？（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他们确实正在尝试这一方法，不过成本很高。）

波士顿的传统指标之所以如此吸引人，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类指标方便获取、易于理解。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他所著的《思考，快与慢》一书中写道，人类大脑在遇到复杂的问题时，往往会偷梁换柱，悄悄把难题替换成简单的问题。“许多年前，我拜访了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首席投资官，他告诉我，他刚刚投资了几千万美元在福特损道路。“我们是在为真正需要的人提供服务，为那些感觉投资不足、被这座城市抛弃的人服务。”崔表示。

如果你认为这场胜仗打得不费吹灰之力，或者认为这将一劳永逸，那就大错特错了。尽管风险较低，毕竟400万～500万美元的预算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只是九牛一毛，但崔仍然需要市长替她打掩护，因为其中涉及政治敏感性话题。如果波士顿“最会哭的孩子”发现，他们提出的维修需求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满足，他们会开始给政治家打电话。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崔面临的另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应该用什么衡量指标取代过去的指标。团队的愿望非常明确：利用人行道维修资金帮助波士顿最脆弱的社区，使交通往来更方便。但怎样才能精确地衡量这个目标呢？理想情况下，你应该分别统计出维修工作前后，有多少人步行去学校、公园和公司，如果数字攀升，那就值得欢呼。但是数字要增加多少才能让你满意呢？从哪里得到这些行人的统计数字呢？要尝试通过监控摄像头来收集数据吗？那么隐私问题和衡量指标孰轻孰重呢？你会雇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拿着一部计数装置，每当有人经过便按一下键吗？（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他们确实正在尝试这一方法，不过成本很高。）

波士顿的传统指标之所以如此吸引人，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类指标方便获取、易于理解。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他所著的《思考，快与慢》一书中写道，人类大脑在遇到复杂的问题时，往往会偷梁换柱，悄悄把难题替换成简单的问题。“许多年前，我拜访了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首席投资官，他告诉我，他刚刚投资了几千万美元在福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