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扮演了重要的引进者的角色，通过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公共管理委员会、咨询公司（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麦肯锡公司抑或博萨德公司）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建立联系，办公室成员将新公共管理思想和工具进行引进和传播。

随着预算局领导层对新公共管理专门知识的兴趣日益浓厚，许多重要举措以试验的方式被审慎地引入预算运作的边缘地带：财政控制权力下放、预算术语改革、信贷打包，与政府各部领导层订立服务合同等。然而，正是这些以增量方式逐步发展的手段，真正改变了思考和调整中央政府与权力下放部门间关系的方式。所有这些都对法国行政中信贷拨给和监督的历史做法和规则提出了质疑。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工具都将被纳入2001年8月1日的预算程序重大改革框架（见下文第七部分）之中并实现系统化，这是自1960年代以来，预算局首次开始对行政管理制度和预算程序进行改革，尽管过程显然是循序渐进式的。让我们来看看与预算局所捍卫的三大新技术联系紧密的问题吧。

第一大手段是“整体拨款”。这一手段通过将多个细化的预算项(9)目合并成为内部“可替换”的整体，然后将资金分配和管理决策的责任下放给国家地方公共服务部门，旨在实现“信贷综合”。1990年至1996年进行的“信贷综合”进程首先涉及各部的日常运作支出（除人事以外），这清楚地表明了中央政府与权力下放部门之间关系的重组：目的在于挑战政府各部相关管理人员的“预算最大化”行为，在拨款总额上限的范围内给予他们更多的信贷使用自由，同时将仲裁责任移交给他们，通过要求他们利用管理工具来监视打包预算的执行情况并对服务成本进行比较。室扮演了重要的引进者的角色，通过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公共管理委员会、咨询公司（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麦肯锡公司抑或博萨德公司）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建立联系，办公室成员将新公共管理思想和工具进行引进和传播。

随着预算局领导层对新公共管理专门知识的兴趣日益浓厚，许多重要举措以试验的方式被审慎地引入预算运作的边缘地带：财政控制权力下放、预算术语改革、信贷打包，与政府各部领导层订立服务合同等。然而，正是这些以增量方式逐步发展的手段，真正改变了思考和调整中央政府与权力下放部门间关系的方式。所有这些都对法国行政中信贷拨给和监督的历史做法和规则提出了质疑。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工具都将被纳入2001年8月1日的预算程序重大改革框架（见下文第七部分）之中并实现系统化，这是自1960年代以来，预算局首次开始对行政管理制度和预算程序进行改革，尽管过程显然是循序渐进式的。让我们来看看与预算局所捍卫的三大新技术联系紧密的问题吧。

第一大手段是“整体拨款”。这一手段通过将多个细化的预算项(9)目合并成为内部“可替换”的整体，然后将资金分配和管理决策的责任下放给国家地方公共服务部门，旨在实现“信贷综合”。1990年至1996年进行的“信贷综合”进程首先涉及各部的日常运作支出（除人事以外），这清楚地表明了中央政府与权力下放部门之间关系的重组：目的在于挑战政府各部相关管理人员的“预算最大化”行为，在拨款总额上限的范围内给予他们更多的信贷使用自由，同时将仲裁责任移交给他们，通过要求他们利用管理工具来监视打包预算的执行情况并对服务成本进行比较。第二大手段是继公共服务复兴首创的“责任中心”之后，中央政府、国家地方公共服务部门与预算局之间就契约化展开的全新尝试。如当预算局想要重新接管管理合同的举措，来终止行政与公共职能管(10)理总局长期以来的越俎代庖行为。1996年启动的“服务合同”试验是预算局的报复行动，表明预算局的某些成员对管理工具的兴趣与日俱增。服务合同在加强地方行政主体自主权战略方面影响深远。它促使地方行政主体选择缩减人事支出，并实施更具约束性的管理监督手段。

这种在试验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机制建议地方行政主体承担更大的预算职责，通过构建服务部门“总预算”，将部门行政运作总年费、临时雇用人员费用以及在编人事费用囊括其中。管理人因此有可能在不同类别的资金之间做出仲裁，尤其是在“创造超出由中央政府明确(11)规定的职位分配的就业岗位数量”被禁止时，他能够将节省下来的人事费用回收为额外的行政运作储备金。这种灵活变通的目的，是使地方人事支出的缩减成为可能（并得到鼓励），而这些做法伴随着对成本管理监督、部门效率衡量（比率等）以及岗位和编制人数的前瞻性管理等方面更加强烈的期待。试行的服务合同方法最初是失败的，这些管理工具显然旨在令各部自行承担限制性人事政策的责任，各部因此自然不会自愿采取。然而，国家改革部际委员会于2001年10月12日重申了该尝试，最重要的是，它在2001年8月1日通过的《财政法组织法》框架内实现了制度化（参见下文第七部分）。

第三大手段显示出预算局对于在法国领土范围内转变和加强自身支出控制能力的关切。财政管控权力下放改革（自1995年起试行，通过1996年7月16日政令得以推广）打造出全新的针对国家活动的大第二大手段是继公共服务复兴首创的“责任中心”之后，中央政府、国家地方公共服务部门与预算局之间就契约化展开的全新尝试。如当预算局想要重新接管管理合同的举措，来终止行政与公共职能管(10)理总局长期以来的越俎代庖行为。1996年启动的“服务合同”试验是预算局的报复行动，表明预算局的某些成员对管理工具的兴趣与日俱增。服务合同在加强地方行政主体自主权战略方面影响深远。它促使地方行政主体选择缩减人事支出，并实施更具约束性的管理监督手段。

这种在试验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机制建议地方行政主体承担更大的预算职责，通过构建服务部门“总预算”，将部门行政运作总年费、临时雇用人员费用以及在编人事费用囊括其中。管理人因此有可能在不同类别的资金之间做出仲裁，尤其是在“创造超出由中央政府明确(11)规定的职位分配的就业岗位数量”被禁止时，他能够将节省下来的人事费用回收为额外的行政运作储备金。这种灵活变通的目的，是使地方人事支出的缩减成为可能（并得到鼓励），而这些做法伴随着对成本管理监督、部门效率衡量（比率等）以及岗位和编制人数的前瞻性管理等方面更加强烈的期待。试行的服务合同方法最初是失败的，这些管理工具显然旨在令各部自行承担限制性人事政策的责任，各部因此自然不会自愿采取。然而，国家改革部际委员会于2001年10月12日重申了该尝试，最重要的是，它在2001年8月1日通过的《财政法组织法》框架内实现了制度化（参见下文第七部分）。

第三大手段显示出预算局对于在法国领土范围内转变和加强自身支出控制能力的关切。财政管控权力下放改革（自1995年起试行，通过1996年7月16日政令得以推广）打造出全新的针对国家活动的大区财政管控中心，接受大区财政司司长以及一位由财政部委派的高级官员领导。预算局既不拥有权力下放部门，也不具备联络人网络，因此以国库网络为依托在地方一级建立起自己的财政管控网络。实现对国家地方公共服务部门的管控显然至关重要。获得下放权力的全新财政管控者将能够根据各部门为开发管理监督工具所作的努力，调整其实际管控形式（或多或少有些吹毛求疵）。此外，预算局还实施了专(12)门针对就业的财政管控，以监测公共服务部门的“流入”情况。如此，预算局便有望最终建立起自下而上的信息系统，以便更好地监测地方支出的执行情况。

以上三个手段的采用为“绩效管理”系统奠定了基础，该系统通过将预算自主权赋予部门负责人，来换取他们对将要实现何种目标和成果（以指标来衡量）的承诺。面对日益恶化的预算环境，以及由内政部或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发起的诸多改革，预算局因而在整个1990年代力求逐渐改变干预手段，并重新思考组织中央政府与国家权力下放部门之间关系的规则。最初进展缓慢，随后由于《财政法组织法》框架下协商谈判的开展以及预算行为范式的改变，战略型国家模式的财政愿景逐渐被人接受。

第四节　国家内部的权利斗争，整合的关键以及重组

逻辑的竞争

内政部、公共职能部和预算部所奉行的三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既反映出对国家机器问题的不同看法，也体现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关系重组可能的多种形式。一方面，新的组织原则和工具的出现与环区财政管控中心，接受大区财政司司长以及一位由财政部委派的高级官员领导。预算局既不拥有权力下放部门，也不具备联络人网络，因此以国库网络为依托在地方一级建立起自己的财政管控网络。实现对国家地方公共服务部门的管控显然至关重要。获得下放权力的全新财政管控者将能够根据各部门为开发管理监督工具所作的努力，调整其实际管控形式（或多或少有些吹毛求疵）。此外，预算局还实施了专(12)门针对就业的财政管控，以监测公共服务部门的“流入”情况。如此，预算局便有望最终建立起自下而上的信息系统，以便更好地监测地方支出的执行情况。

以上三个手段的采用为“绩效管理”系统奠定了基础，该系统通过将预算自主权赋予部门负责人，来换取他们对将要实现何种目标和成果（以指标来衡量）的承诺。面对日益恶化的预算环境，以及由内政部或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发起的诸多改革，预算局因而在整个1990年代力求逐渐改变干预手段，并重新思考组织中央政府与国家权力下放部门之间关系的规则。最初进展缓慢，随后由于《财政法组织法》框架下协商谈判的开展以及预算行为范式的改变，战略型国家模式的财政愿景逐渐被人接受。

第四节　国家内部的权利斗争，整合的关键以及重组

逻辑的竞争

内政部、公共职能部和预算部所奉行的三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既反映出对国家机器问题的不同看法，也体现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关系重组可能的多种形式。一方面，新的组织原则和工具的出现与环境的变化以及各部之间的内部冲突密切相关，各部在国家内部负责掌握横向规则并积极主张“管理行政”的合法性。行政问题的地区化、欧洲化和财政化削弱了这三个“中央集权”部级行为者的资源、管控能力以及地位。全力推动新规则是一种重拾对整个国家的调控能力的办法。他们制定的组织原则体现出对重新构造领导权力的尝试。面对巨大的离心力（对市场的依赖、地方分权、欧洲一体化），围绕“国家改革”的多种冲突反映出对于重新建立整合与监管职能的顾虑。另一方面，分析显示这三个部是在中央政府和权力下放部门之间重新确定优先次序、分离方式和控制方式等相互矛盾的设想的承载者。对于(13)国家而言，就像对于公司一样，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的具体生成需要经历无数次合理与分歧相互碰撞的过程，而正是这样的复杂过程增进了对问题的感知并蕴含着最终的选择。在法国，行政重组因陷入部际竞争之中而使规模受到严重限制。正因为如此，1990年代所采取的重组措施并未构成向“国家改革”过渡的唯一动力。在主要的国家改革委员会框架内所采取的另一系列平行举措有助于促进更理想的国家新型组织架构的建设，该架构在许多专家报告中得到支持，并逐渐具有了影响力。

(1)　包含权力下放基本规则的1992年7月1日第92—604号政令，《官方公报》，1992年7月4日。(2)　公共职能部自1989年起更名为公共职能与行政改革部，1992—1993年又更名为公共职能与行政现代化部。“国家改革”的说法是从1995年开始出现的。(3)　公共管理委员会的出版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共服务部门的行政管理》，1987年；《控制与管理公共支出》，1987年；《公共行政人事境的变化以及各部之间的内部冲突密切相关，各部在国家内部负责掌握横向规则并积极主张“管理行政”的合法性。行政问题的地区化、欧洲化和财政化削弱了这三个“中央集权”部级行为者的资源、管控能力以及地位。全力推动新规则是一种重拾对整个国家的调控能力的办法。他们制定的组织原则体现出对重新构造领导权力的尝试。面对巨大的离心力（对市场的依赖、地方分权、欧洲一体化），围绕“国家改革”的多种冲突反映出对于重新建立整合与监管职能的顾虑。另一方面，分析显示这三个部是在中央政府和权力下放部门之间重新确定优先次序、分离方式和控制方式等相互矛盾的设想的承载者。对于(13)国家而言，就像对于公司一样，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的具体生成需要经历无数次合理与分歧相互碰撞的过程，而正是这样的复杂过程增进了对问题的感知并蕴含着最终的选择。在法国，行政重组因陷入部际竞争之中而使规模受到严重限制。正因为如此，1990年代所采取的重组措施并未构成向“国家改革”过渡的唯一动力。在主要的国家改革委员会框架内所采取的另一系列平行举措有助于促进更理想的国家新型组织架构的建设，该架构在许多专家报告中得到支持，并逐渐具有了影响力。

(1)　包含权力下放基本规则的1992年7月1日第92—604号政令，《官方公报》，1992年7月4日。(2)　公共职能部自1989年起更名为公共职能与行政改革部，1992—1993年又更名为公共职能与行政现代化部。“国家改革”的说法是从1995年开始出现的。(3)　公共管理委员会的出版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共服务部门的行政管理》，1987年；《控制与管理公共支出》，1987年；《公共行政人事管理的灵活性》，1990年；《公职人员绩效薪酬》，1993年；《公共管理：经合组织成员国概括》，1993年；《公共部门灵活的薪酬制度》，1993年。(4)　保罗·J.狄马乔和沃尔特·W.鲍威尔对这类影响机制进行过描述，《重回铁笼：组织领域的制度化同构和集体理性》，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48期，1983年，第147—160页。(5)　公共职能与现代化改革部“第二次圆桌会议：流动性与消除隔阂”，《国家工作人员管理权下放：公共服务复兴备忘簿》，大区间学习日，图卢兹，1991年6月13日，第15页。(6)　同一时期，在1993年，法国行政法院也抱怨当选者“摆脱中央集权国家制定的法规”的趋势，抱怨看到自由的地方行政管理原则提升的实现是以损害其他基本原则为代价的，比如，共和国不可分割性原则、国家与公共事业的持续性原则、公共事业前人人平等原则、公职岗位平等竞争原则以及公务员中立化政策原则，其中包括地方问题（最高行政法院，《权力下放与法律秩序》，巴黎，法国文献局，1993年，转引自让-贝尔纳·奥比、帕特里斯·杜兰，《法律与专门知识：法律风险的微妙管理》，载R.巴尔姆等，《地方新政策：公共行动动力》，巴黎，巴黎政治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388—389页）。(7)　刚性支出指国家支出中不可压缩且逐年更新的部分［人事支出、运作支出、债务利息支出和（尤其在社会领域的）干预支出］。1996年这部分支出占国家总支出的将近83.7%。参见A.希内，《预算秩序》，第35—48页。(8)　阿尔贝·奥吉恩，《管理精神》，巴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出版社，1995年，第67页。(9)　可替换是信贷的特征，其用途并非严格地预先决定。这些款项全部拨给某一明确的支出（用于机构的运行），并将使用目的和类型的决定权留管理的灵活性》，1990年；《公职人员绩效薪酬》，1993年；《公共管理：经合组织成员国概括》，1993年；《公共部门灵活的薪酬制度》，1993年。(4)　保罗·J.狄马乔和沃尔特·W.鲍威尔对这类影响机制进行过描述，《重回铁笼：组织领域的制度化同构和集体理性》，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48期，1983年，第147—160页。(5)　公共职能与现代化改革部“第二次圆桌会议：流动性与消除隔阂”，《国家工作人员管理权下放：公共服务复兴备忘簿》，大区间学习日，图卢兹，1991年6月13日，第15页。(6)　同一时期，在1993年，法国行政法院也抱怨当选者“摆脱中央集权国家制定的法规”的趋势，抱怨看到自由的地方行政管理原则提升的实现是以损害其他基本原则为代价的，比如，共和国不可分割性原则、国家与公共事业的持续性原则、公共事业前人人平等原则、公职岗位平等竞争原则以及公务员中立化政策原则，其中包括地方问题（最高行政法院，《权力下放与法律秩序》，巴黎，法国文献局，1993年，转引自让-贝尔纳·奥比、帕特里斯·杜兰，《法律与专门知识：法律风险的微妙管理》，载R.巴尔姆等，《地方新政策：公共行动动力》，巴黎，巴黎政治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388—389页）。(7)　刚性支出指国家支出中不可压缩且逐年更新的部分［人事支出、运作支出、债务利息支出和（尤其在社会领域的）干预支出］。1996年这部分支出占国家总支出的将近83.7%。参见A.希内，《预算秩序》，第35—48页。(8)　阿尔贝·奥吉恩，《管理精神》，巴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出版社，1995年，第67页。(9)　可替换是信贷的特征，其用途并非严格地预先决定。这些款项全部拨给某一明确的支出（用于机构的运行），并将使用目的和类型的决定权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