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布雷）秘书，1967年4至12月担任经济与财政部国务秘书（罗贝尔·布丹）办公室主任，1974—1981年担任预测局局长。居伊·维达尔，毕业于国家行政学院（1954年），高级公务员，曾任预算局副局长（1966—1970）、预算局局长（1978—1981）。(12)　皮埃尔·叙阿尔，生于1934年，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路桥工程师，1960至1963年在公共工程部下属经济事务处工作。曾任米歇尔·德布雷政府办事专员，后成为阿尔卡特公司董事长。(13)　《勒克雷报告：计划项目预算系统》，转引自奥德·特里，《从狙击手到专家》，第445—446页。(14)　弗朗索瓦·埃特纳，《法国经济核算史》，巴黎，载《经济学刊》，1987年。(15)　马索·隆，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成员，1961年被任命为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局长。媒体称之为年轻高级官员、杰出技术官僚的晋升。“这位34岁的‘佼佼者’、130万公务员的新‘老板’，属于行政领域的‘新浪潮’人物”（《巴黎快讯》，1961年4月18日）。(16)　关于1960年代在公职队伍中推行工资总额推理工具的详细情况，参见菲利普·贝兹，《法国行政管理中的工资理性化：一种审慎的工具》，载P.拉斯库姆、P.勒加莱，《用工具管理国家》，巴黎，巴黎政治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76—85页。(17)　关于完善公共领域工资讨论程序，参见《杜德的报告》，载《文献说明与研究》第3069号，1964年3月2日。(18)　至此，工资增长需要从薪酬水平、正式工资月增长率入手进行审核。另外，工资成了双向伸缩条款的涉及对象，而且被工会组织定为1955年4月3日法律。这条法律规定：政府要保证国家公共职能部门和国营企业中相关章程和薪酬的协调与平衡（薪酬按照物价来计算）。国营企业与·德布雷）秘书，1967年4至12月担任经济与财政部国务秘书（罗贝尔·布丹）办公室主任，1974—1981年担任预测局局长。居伊·维达尔，毕业于国家行政学院（1954年），高级公务员，曾任预算局副局长（1966—1970）、预算局局长（1978—1981）。(12)　皮埃尔·叙阿尔，生于1934年，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路桥工程师，1960至1963年在公共工程部下属经济事务处工作。曾任米歇尔·德布雷政府办事专员，后成为阿尔卡特公司董事长。(13)　《勒克雷报告：计划项目预算系统》，转引自奥德·特里，《从狙击手到专家》，第445—446页。(14)　弗朗索瓦·埃特纳，《法国经济核算史》，巴黎，载《经济学刊》，1987年。(15)　马索·隆，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成员，1961年被任命为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局长。媒体称之为年轻高级官员、杰出技术官僚的晋升。“这位34岁的‘佼佼者’、130万公务员的新‘老板’，属于行政领域的‘新浪潮’人物”（《巴黎快讯》，1961年4月18日）。(16)　关于1960年代在公职队伍中推行工资总额推理工具的详细情况，参见菲利普·贝兹，《法国行政管理中的工资理性化：一种审慎的工具》，载P.拉斯库姆、P.勒加莱，《用工具管理国家》，巴黎，巴黎政治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76—85页。(17)　关于完善公共领域工资讨论程序，参见《杜德的报告》，载《文献说明与研究》第3069号，1964年3月2日。(18)　至此，工资增长需要从薪酬水平、正式工资月增长率入手进行审核。另外，工资成了双向伸缩条款的涉及对象，而且被工会组织定为1955年4月3日法律。这条法律规定：政府要保证国家公共职能部门和国营企业中相关章程和薪酬的协调与平衡（薪酬按照物价来计算）。国营企业与公共职能部门间的这种关系产生了一种对政府管控的依赖性，并且有利于公共职能部门的工会组织就工资提出要求。(19)　增加补贴项目或提高补贴金额、重新调整某些级别的工资、改善晋升条件、调整一些职位的要求。(20)　公共企业与公共职能部门之间的比较仍然存在。愈加复杂的工资计算方式在不断削弱公职工会在工资谈判过程中的主动权。(21)　让·圣-格乌尔，《公共行政和预测管理》，第二届全国预测管理大会，管理监督学院，1966年9月14—16日，未公开文件。(22)　1966年3月19日，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局长马索·隆在国家行政学院主持召开“公共职能部门编制人员的预测政策”研讨会；1967年3—4月，马索·隆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公共职能部门中的现存问题”课程。以上两门研讨和课程在马索·隆和路易·布朗的共同著作《公共职能部门经济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9年）中得到了总结与阐述。(23)　关于编制人数预测的最初经验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初，与落实教育、邮政和电信部门的装备计划紧密相关，参见马索·隆和路易·布朗的共同著作《公共职能部门经济学》。罗杰·格雷戈里（1945—1954年任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局长）在著作中也表现出对此问题的关切（罗杰·格雷戈里，《公共职能》，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54年）。(24)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职能部门编制人员的预测政策》，附件2。(25)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职能部门编制人员的预测政策》，1966年3月19日，第25页。(26)　参见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法兰西公学院课程讲稿（1977—1978）》，巴黎，伽里玛出版社与瑟伊出版社联合出版，2004年。(27)　宏观经济模型的成功应用要追溯到第五个计划。有关第五个和第六个计划相关方法论的详细讨论，参见让·贝纳尔，《国家会计与经济政策模型》，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541—635页。公共职能部门间的这种关系产生了一种对政府管控的依赖性，并且有利于公共职能部门的工会组织就工资提出要求。(19)　增加补贴项目或提高补贴金额、重新调整某些级别的工资、改善晋升条件、调整一些职位的要求。(20)　公共企业与公共职能部门之间的比较仍然存在。愈加复杂的工资计算方式在不断削弱公职工会在工资谈判过程中的主动权。(21)　让·圣-格乌尔，《公共行政和预测管理》，第二届全国预测管理大会，管理监督学院，1966年9月14—16日，未公开文件。(22)　1966年3月19日，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局长马索·隆在国家行政学院主持召开“公共职能部门编制人员的预测政策”研讨会；1967年3—4月，马索·隆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公共职能部门中的现存问题”课程。以上两门研讨和课程在马索·隆和路易·布朗的共同著作《公共职能部门经济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9年）中得到了总结与阐述。(23)　关于编制人数预测的最初经验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初，与落实教育、邮政和电信部门的装备计划紧密相关，参见马索·隆和路易·布朗的共同著作《公共职能部门经济学》。罗杰·格雷戈里（1945—1954年任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局长）在著作中也表现出对此问题的关切（罗杰·格雷戈里，《公共职能》，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54年）。(24)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职能部门编制人员的预测政策》，附件2。(25)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职能部门编制人员的预测政策》，1966年3月19日，第25页。(26)　参见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法兰西公学院课程讲稿（1977—1978）》，巴黎，伽里玛出版社与瑟伊出版社联合出版，2004年。(27)　宏观经济模型的成功应用要追溯到第五个计划。有关第五个和第六个计划相关方法论的详细讨论，参见让·贝纳尔，《国家会计与经济政策模型》，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541—635页。(28)　详见菲利普·贝兹，《管理行政》，第110—124页。另外可参阅吕西安·尼扎尔，《社会变革与国家机器，从第五个计划到第六个计划》，格勒诺布尔，政治、行政与领土研究中心，1971年；伊夫·贝尔纳、皮埃尔-伊夫·科塞，《国家与宏观经济预测》，巴黎，贝尔热-勒夫罗出版社，1974年；戴维·利金斯，《法国的国家经济规划》，萨克森豪斯，列克星敦出版社，1975年。与预测局三届局长让·圣-格乌尔（1965—1967）、让·塞里塞（1967—1974）、皮埃尔·科尔泰斯（1974—1981）以及皮埃尔-伊夫·科塞（此阶段在预测局工作）的访谈对我们对这些关键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29)　伊夫·贝尔纳、皮埃尔-伊夫·科塞，《国家与宏观经济预测》，第35页。(30)　米歇尔·阿列塔、雷蒙·库尔比、帕特里克·戈尔东（直到1967年）、阿兰·萨利奥、克洛德·塞贝尔。(31)　克洛德·塞贝尔，《改善计划制定方法》，载《经济与财政部公报》第55号，1971年4—6月。(32)　伊夫·贝尔纳、皮埃尔-伊夫·科塞，《国家与宏观经济预测》，第76页。(33)　国家“行为”的客观化并非自然而然，并成为建模者们的讨论对象。有关讨论情况，参见伊夫·贝尔纳、皮埃尔-伊夫·科塞，《国家与宏观经济预测》，第47—49页。(34)　吕西安·尼扎尔在研究中提及这份公函，参见吕西安·尼扎尔，《社会变革与国家机器》，第146页。(35)　同上，第196页。(36)　同上，第146页。(37)　伊夫·贝尔纳、皮埃尔-伊夫·科塞，《国家与宏观经济预测》，第62页。(38)　罗伯特·布瓦耶，《普遍理论中隐含的组织形式——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兴起和危机的阐释》，经济研究与应用中心，第8402号文件，1983(28)　详见菲利普·贝兹，《管理行政》，第110—124页。另外可参阅吕西安·尼扎尔，《社会变革与国家机器，从第五个计划到第六个计划》，格勒诺布尔，政治、行政与领土研究中心，1971年；伊夫·贝尔纳、皮埃尔-伊夫·科塞，《国家与宏观经济预测》，巴黎，贝尔热-勒夫罗出版社，1974年；戴维·利金斯，《法国的国家经济规划》，萨克森豪斯，列克星敦出版社，1975年。与预测局三届局长让·圣-格乌尔（1965—1967）、让·塞里塞（1967—1974）、皮埃尔·科尔泰斯（1974—1981）以及皮埃尔-伊夫·科塞（此阶段在预测局工作）的访谈对我们对这些关键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29)　伊夫·贝尔纳、皮埃尔-伊夫·科塞，《国家与宏观经济预测》，第35页。(30)　米歇尔·阿列塔、雷蒙·库尔比、帕特里克·戈尔东（直到1967年）、阿兰·萨利奥、克洛德·塞贝尔。(31)　克洛德·塞贝尔，《改善计划制定方法》，载《经济与财政部公报》第55号，1971年4—6月。(32)　伊夫·贝尔纳、皮埃尔-伊夫·科塞，《国家与宏观经济预测》，第76页。(33)　国家“行为”的客观化并非自然而然，并成为建模者们的讨论对象。有关讨论情况，参见伊夫·贝尔纳、皮埃尔-伊夫·科塞，《国家与宏观经济预测》，第47—49页。(34)　吕西安·尼扎尔在研究中提及这份公函，参见吕西安·尼扎尔，《社会变革与国家机器》，第146页。(35)　同上，第196页。(36)　同上，第146页。(37)　伊夫·贝尔纳、皮埃尔-伊夫·科塞，《国家与宏观经济预测》，第62页。(38)　罗伯特·布瓦耶，《普遍理论中隐含的组织形式——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兴起和危机的阐释》，经济研究与应用中心，第8402号文件，1983年12月，第17—18页。(39)　奥利维耶·法弗罗提出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自由主义微观经济学在1960年代的共存状况，参见《两种范式之间的预算选择理性化》，载《预算选择理性化公报》第51号，1982年，第5—35页。年12月，第17—18页。(39)　奥利维耶·法弗罗提出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自由主义微观经济学在1960年代的共存状况，参见《两种范式之间的预算选择理性化》，载《预算选择理性化公报》第51号，1982年，第5—35页。第三章

行政，知识对象：改革网络核心的社会科学知

识

既然改革派高级官员们对行政理性发出质疑，他们就需要以与行业部门运作相关的知识作为支撑，更广泛而言需要对法国行政运作有更深入更系统的认识，远不止行政中那些流于表面的规则标准。1960年代中期，行政成为了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对象，更成为了创立行政学学科的关键。寻求行政知识的高级官员们、为开展实证调查寻求资助和实地研究机会的社会学家们以及希望将纷繁的社会科学融入行政学的公法学家们在这项宏大事业的熔炉中相遇。一个汇集政府高官、专家、记者与大学研究人员的专业知识网络由此形成。他们对国家改革与行政原则抱有信念，并努力组织改革活动以影响政府干预的定义。

(1)第一节　描述行政的真相：与行政相关的社会学

(2)米歇尔·阿米奥在他的《对抗国家的社会学家》一书中，很好地描述了社会学家和规划工作者之间的相互借鉴与配合。起初，规划工作者们主要想从社会学家群体那里获得的信息并非是关于行政的。他们希望社会科学分析能够阐明某些经济或技术问题的社会维度，因为第三章

行政，知识对象：改革网络核心的社会科学知

识

既然改革派高级官员们对行政理性发出质疑，他们就需要以与行业部门运作相关的知识作为支撑，更广泛而言需要对法国行政运作有更深入更系统的认识，远不止行政中那些流于表面的规则标准。1960年代中期，行政成为了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对象，更成为了创立行政学学科的关键。寻求行政知识的高级官员们、为开展实证调查寻求资助和实地研究机会的社会学家们以及希望将纷繁的社会科学融入行政学的公法学家们在这项宏大事业的熔炉中相遇。一个汇集政府高官、专家、记者与大学研究人员的专业知识网络由此形成。他们对国家改革与行政原则抱有信念，并努力组织改革活动以影响政府干预的定义。

(1)第一节　描述行政的真相：与行政相关的社会学

(2)米歇尔·阿米奥在他的《对抗国家的社会学家》一书中，很好地描述了社会学家和规划工作者之间的相互借鉴与配合。起初，规划工作者们主要想从社会学家群体那里获得的信息并非是关于行政的。他们希望社会科学分析能够阐明某些经济或技术问题的社会维度，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