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物质制成的一种材质。简而言之，英特飞通过燃烧化石燃料来生产化石燃料制品，简直就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打击。

这对安德森来说堪比晴天霹雳。当你意识到造成一个重大问题的原因就是你自己的所作所为时，你会做些什么呢？

珍妮·福雷斯特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有一次，在学校召开教职工会议的时候，她坐在了后排，结果前排有个脑袋特别大的家伙总是挡住她看发言人的视线。

“‘大头’其实是蛮友好的那种人，”她说，“你应该也见过这样的人吧。他先是把头向一侧倾斜，然后一边专心听讲一边把头向另一边倾斜。他快把我逼疯了。我只好不断地偏向跟他相反的方向：他向左偏，我就向右偏；接着他向右偏，我又会跟着向左偏。我当时简直是怒火中烧……电光火石间，我突然想到，我完全可以挪一下椅子，干吗非要坐在原地暗自生闷气呢！于是我就挪了挪椅子。”问题一下就解决了。

让她沮丧的是，她竟然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反应过来原本显而易见的事情，那就是她完全可以掌控这个“问题”。福雷斯特表示，“挪椅子”从此成了一个隐喻，“每当我为了一些愚蠢的问题大动肝火时，我就会想：‘嘿，挪一下椅子吧，为什么不试试呢？’我其实是在用这样一个暗号来鼓励自己尝试新的解决办法”。

一开始，福雷斯特觉得眼前的问题——被“大头”挡住视线——是她无法控制的外部问题。但接下来，她迅速转变了思路，重新掌控了局面。“挪一下椅子吧，为什么不试试呢？”这种转变正是学物质制成的一种材质。简而言之，英特飞通过燃烧化石燃料来生产化石燃料制品，简直就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打击。

这对安德森来说堪比晴天霹雳。当你意识到造成一个重大问题的原因就是你自己的所作所为时，你会做些什么呢？

珍妮·福雷斯特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有一次，在学校召开教职工会议的时候，她坐在了后排，结果前排有个脑袋特别大的家伙总是挡住她看发言人的视线。

“‘大头’其实是蛮友好的那种人，”她说，“你应该也见过这样的人吧。他先是把头向一侧倾斜，然后一边专心听讲一边把头向另一边倾斜。他快把我逼疯了。我只好不断地偏向跟他相反的方向：他向左偏，我就向右偏；接着他向右偏，我又会跟着向左偏。我当时简直是怒火中烧……电光火石间，我突然想到，我完全可以挪一下椅子，干吗非要坐在原地暗自生闷气呢！于是我就挪了挪椅子。”问题一下就解决了。

让她沮丧的是，她竟然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反应过来原本显而易见的事情，那就是她完全可以掌控这个“问题”。福雷斯特表示，“挪椅子”从此成了一个隐喻，“每当我为了一些愚蠢的问题大动肝火时，我就会想：‘嘿，挪一下椅子吧，为什么不试试呢？’我其实是在用这样一个暗号来鼓励自己尝试新的解决办法”。

一开始，福雷斯特觉得眼前的问题——被“大头”挡住视线——是她无法控制的外部问题。但接下来，她迅速转变了思路，重新掌控了局面。“挪一下椅子吧，为什么不试试呢？”这种转变正是预防行动的真实写照。

上游行动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尽管事关重大，但它并不是必需的。救援、应对和反应这样的下游行动是义务要求。医生不能拒绝一台心脏手术；日托工作人员也不能拒绝给婴儿更换尿布。但上游行动却完全出于自愿，并非强制要求。

上述观点的一个推论是，如果没人自愿负责这项上游工作，那潜在的问题也就没法得到解决。这种责任感的缺失就是让我们始终处于下游阶段的第二重障碍。前文提过第一重障碍——“无视问题”，意思是“我不觉得这里有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无法避免”。而“缺乏责任心”则意味着，有能力解决问题的各方会说“这个问题轮不到我来解决”。

这两重障碍往往相伴而生。以芝加哥市公立学校的领导者为例，一开始，影响毕业率提升的原因是无视问题：“没错，很多学生都辍学了，但没办法，事实就是这样。”但除此之外，一些老师和行政管理人员认为，即便低迷的毕业率是个问题，那也不是应该由他们来解决的问题，而是学生要解决的问题，或者学生父母要解决的问题，抑或是整个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更何况，那些怀疑论者说得没错。辍学首当其冲的就是学生本人和家长。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并不是“谁在这个问题上是最大的受害者”，而应该是“谁最适合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会挺身而出吗？”芝加哥市公立学校的领导们把毕业率当成了“自己的问题”，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意识。预防行动的真实写照。

上游行动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尽管事关重大，但它并不是必需的。救援、应对和反应这样的下游行动是义务要求。医生不能拒绝一台心脏手术；日托工作人员也不能拒绝给婴儿更换尿布。但上游行动却完全出于自愿，并非强制要求。

上述观点的一个推论是，如果没人自愿负责这项上游工作，那潜在的问题也就没法得到解决。这种责任感的缺失就是让我们始终处于下游阶段的第二重障碍。前文提过第一重障碍——“无视问题”，意思是“我不觉得这里有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无法避免”。而“缺乏责任心”则意味着，有能力解决问题的各方会说“这个问题轮不到我来解决”。

这两重障碍往往相伴而生。以芝加哥市公立学校的领导者为例，一开始，影响毕业率提升的原因是无视问题：“没错，很多学生都辍学了，但没办法，事实就是这样。”但除此之外，一些老师和行政管理人员认为，即便低迷的毕业率是个问题，那也不是应该由他们来解决的问题，而是学生要解决的问题，或者学生父母要解决的问题，抑或是整个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更何况，那些怀疑论者说得没错。辍学首当其冲的就是学生本人和家长。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并不是“谁在这个问题上是最大的受害者”，而应该是“谁最适合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会挺身而出吗？”芝加哥市公立学校的领导们把毕业率当成了“自己的问题”，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意识。为什么有些问题缺少“责任人”？有时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数百万人因烟草产品而丧生，而在预防这一问题上，烟草公司显然拥有最大的优势，但这么做肯定会影响它们赚钱。有时，缺乏责任意识仅仅是因为职责划分太过分散。还记得亿客行吗？公司内部的许多团队都涉及应付客服电话的问题，但没有一个团队的职责是寻求减少通话量的方法。

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明明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却不愿意采取行动，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具备行动的资格。一个男大学生可能对校园里的约会强奸事件感到深恶痛绝，但又不确定亲身参与由女性领导的抗议活动是否合适。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戴尔·米勒、丹尼尔·埃夫隆和索尼娅·扎克专门研究了这种勉为其难的感觉，他们在论文中写道：“阻碍人们前去参加抗议活动的原因通常不是缺乏动力，而是他们觉得自己缺乏行动的正当性。”

在“法律资格”这一概念的启发下，他们将上述这种正当感命名为“心理资格”。不能仅仅因为某件事伤害了你的感情，你就向司法体系提起诉讼，你必须证明这件事对你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只有证明自己受到伤害的确凿证据才能赋予你提起诉讼的资格。不愿意参加约会强奸抗议活动的男生可能觉得自己缺乏足够的“心理资格”，因为他本人并没有受到这个问题的实质性影响。

领导抗议活动的女大学生要怎么做才能让男生也拥有“心理资格”呢？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简单。米勒和丽贝卡·拉特纳进行了一项研究，向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展示了他们编写的“174号提案”，旨在“挑战他们的正义感”。该提案建议，将政府资金从一个为什么有些问题缺少“责任人”？有时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数百万人因烟草产品而丧生，而在预防这一问题上，烟草公司显然拥有最大的优势，但这么做肯定会影响它们赚钱。有时，缺乏责任意识仅仅是因为职责划分太过分散。还记得亿客行吗？公司内部的许多团队都涉及应付客服电话的问题，但没有一个团队的职责是寻求减少通话量的方法。

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明明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却不愿意采取行动，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具备行动的资格。一个男大学生可能对校园里的约会强奸事件感到深恶痛绝，但又不确定亲身参与由女性领导的抗议活动是否合适。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戴尔·米勒、丹尼尔·埃夫隆和索尼娅·扎克专门研究了这种勉为其难的感觉，他们在论文中写道：“阻碍人们前去参加抗议活动的原因通常不是缺乏动力，而是他们觉得自己缺乏行动的正当性。”

在“法律资格”这一概念的启发下，他们将上述这种正当感命名为“心理资格”。不能仅仅因为某件事伤害了你的感情，你就向司法体系提起诉讼，你必须证明这件事对你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只有证明自己受到伤害的确凿证据才能赋予你提起诉讼的资格。不愿意参加约会强奸抗议活动的男生可能觉得自己缺乏足够的“心理资格”，因为他本人并没有受到这个问题的实质性影响。

领导抗议活动的女大学生要怎么做才能让男生也拥有“心理资格”呢？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简单。米勒和丽贝卡·拉特纳进行了一项研究，向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展示了他们编写的“174号提案”，旨在“挑战他们的正义感”。该提案建议，将政府资金从一个有价值的项目挪给一个没什么价值的项目。一些学生被告知，这一资金变动尤其会损害女性的权益；其他人则被告知会损害男性的权益。

关于这一提案，男生和女生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都持强烈反对的态度。但研究人员更感兴趣的是，男生和女生的态度是否会进一步引发行动。研究人员让学生去帮助一个叫作“普林斯顿174号提案反对者”的社团。当学生与结果利益相关时（也就是说，男生被告知提案将损害男性的权益，而女生被告知提案将损害女性的权益），94%的受访者都同意签署反对该提案的请愿书，50%的受访者同意写一份反对该提案的声明。当利益不相关时，以上两个数字则分别下降至78%和22%。研究人员将这一结果归因于缺乏“心理资格”，而非自私自利（因为前文提过，男生和女生都是反对这一提案的）。男生觉得为“女性的事业”而战不太合适，女生也觉得为“男性的事业”而战不太合适。

为了证实这一猜测，在另一项研究条件下，研究人员将社团的名称改为“普林斯顿反对174号提案的男生和女生”。添加“男生和女生”这几个字就可以将“心理资格”同时覆盖两个性别，这一方法既简单又有效。结果是，在利益相关和不相关的两个群体中，同意签署请愿书和撰写声明的学生数量都是相同的。

当然，普林斯顿大学这样一座象牙塔，大学生有很多时间签署各种假想的请愿书，参加各种抗议活动。但在学术界之外，这种扩大“心理资格”范围的方法还适用吗？1975年，远在“心理资格”一词被创造之前，汽车安全倡导者安玛丽·舍尼斯和儿科医生西摩·查尔斯就在《儿科学》杂志上撰文，想要动员儿科医生主动积极作为，着有价值的项目挪给一个没什么价值的项目。一些学生被告知，这一资金变动尤其会损害女性的权益；其他人则被告知会损害男性的权益。

关于这一提案，男生和女生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都持强烈反对的态度。但研究人员更感兴趣的是，男生和女生的态度是否会进一步引发行动。研究人员让学生去帮助一个叫作“普林斯顿174号提案反对者”的社团。当学生与结果利益相关时（也就是说，男生被告知提案将损害男性的权益，而女生被告知提案将损害女性的权益），94%的受访者都同意签署反对该提案的请愿书，50%的受访者同意写一份反对该提案的声明。当利益不相关时，以上两个数字则分别下降至78%和22%。研究人员将这一结果归因于缺乏“心理资格”，而非自私自利（因为前文提过，男生和女生都是反对这一提案的）。男生觉得为“女性的事业”而战不太合适，女生也觉得为“男性的事业”而战不太合适。

为了证实这一猜测，在另一项研究条件下，研究人员将社团的名称改为“普林斯顿反对174号提案的男生和女生”。添加“男生和女生”这几个字就可以将“心理资格”同时覆盖两个性别，这一方法既简单又有效。结果是，在利益相关和不相关的两个群体中，同意签署请愿书和撰写声明的学生数量都是相同的。

当然，普林斯顿大学这样一座象牙塔，大学生有很多时间签署各种假想的请愿书，参加各种抗议活动。但在学术界之外，这种扩大“心理资格”范围的方法还适用吗？1975年，远在“心理资格”一词被创造之前，汽车安全倡导者安玛丽·舍尼斯和儿科医生西摩·查尔斯就在《儿科学》杂志上撰文，想要动员儿科医生主动积极作为，着手解决汽车事故造成的死伤问题，尽管儿科医生可能并不觉得这是自己的分内事。幼儿的头号杀手就是汽车，而这一普遍问题却被人们忽视了。作者指出，在车内死伤的幼儿比在车外死伤的还要多。

在《儿科学》杂志发表这篇文章时，所有新车都必须为司机和前排乘客提供安全带，但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系安全带。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也已出现，但尚未得到广泛采用。（实际上，儿童汽车安全座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问世，只不过早期的座椅设计初衷不是为了提高安全性，而是为了让小孩子坐得高一点儿，能看到车窗外的风景，分散一下注意力，以免干扰司机驾驶。）现在的父母可能已经难以理解当时的境况了。在当今世界，如果父母开车带着几个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幼儿，就让孩子在汽车后座上随便躺着，很难想象父母会受到社会和法律的何种制裁。但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景象实属司空见惯。我们对儿童车内安全的关注其实并没有那么久远的历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

舍尼斯和查尔斯认为，儿科医生最具备成为汽车安全倡导者的能力：“使用约束装置就像免疫接种一样，都属于预防医学……要想提醒父母让孩子在车内‘逍遥自在’的危险，没有人比孩子的医生更适合做这件事了。”请注意，作者是在试图将“心理资格”赋予儿科医生：“你们是率领大家解决问题的合适人选，这在你们的责任范围内。”

但其实，这对儿科医生来说并不是一项天然的职责。儿科医生接受的培训是诊断和治疗疾病，而不是为公共安全游说。不过，让儿科医生接管这一问题的呼吁还是得到了广泛的响应。鲍勃·桑德斯博士手解决汽车事故造成的死伤问题，尽管儿科医生可能并不觉得这是自己的分内事。幼儿的头号杀手就是汽车，而这一普遍问题却被人们忽视了。作者指出，在车内死伤的幼儿比在车外死伤的还要多。

在《儿科学》杂志发表这篇文章时，所有新车都必须为司机和前排乘客提供安全带，但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系安全带。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也已出现，但尚未得到广泛采用。（实际上，儿童汽车安全座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问世，只不过早期的座椅设计初衷不是为了提高安全性，而是为了让小孩子坐得高一点儿，能看到车窗外的风景，分散一下注意力，以免干扰司机驾驶。）现在的父母可能已经难以理解当时的境况了。在当今世界，如果父母开车带着几个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幼儿，就让孩子在汽车后座上随便躺着，很难想象父母会受到社会和法律的何种制裁。但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景象实属司空见惯。我们对儿童车内安全的关注其实并没有那么久远的历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

舍尼斯和查尔斯认为，儿科医生最具备成为汽车安全倡导者的能力：“使用约束装置就像免疫接种一样，都属于预防医学……要想提醒父母让孩子在车内‘逍遥自在’的危险，没有人比孩子的医生更适合做这件事了。”请注意，作者是在试图将“心理资格”赋予儿科医生：“你们是率领大家解决问题的合适人选，这在你们的责任范围内。”

但其实，这对儿科医生来说并不是一项天然的职责。儿科医生接受的培训是诊断和治疗疾病，而不是为公共安全游说。不过，让儿科医生接管这一问题的呼吁还是得到了广泛的响应。鲍勃·桑德斯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