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政治啊。”

一般而言，大阪商人都具有“政经分离”的倾向，几乎没有谁是所谓的“政商”。松下电器也并不跟哪个特定的政治家保持密切的关系，所以才能够自由地发表意见。可与此同时作为政局的旁观者，有时只有干着急的份儿。

幸之助十分喜欢看历史题材的连续剧，他将这类节目称为“发髻戏”，其中松下公司提供赞助的《水户黄门》就是他十分喜欢的一部。后来，他希望自己成为“昭和的黄门”了。

昭和二十七年（1952年），在幸之助的提议下，成立了一个以推广民主政治为宗旨的“新政治经济研究会”。常务干事除了幸之助之外，还有关西电力的社长太田桓士郎、住友银行的总经理铃木刚、久保田铁工所社长小田原大造、电电公社总裁梶井刚等，个个都是当时有头有脸的人物。第二年，在大阪举办了纪念演讲会，并组成了“一日内阁”。担任“观光大臣”的幸之助提出，日本之美不仅仅只有富士山，应该向全世界介绍更多方面的日本之美。

然而遗憾的是，“新政治经济研究会”还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行动就解散了——昭和四十一年（1966年）十一月，举办了由常务和研究人员共二十人出席的解散大会。就在解散会开到一半的时候，幸之助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开始叙述起他那准备成立“政经塾”的构想。他向与会者发了成立“政经塾”的邀请函，由他的秘书当场朗读。然而可悲的是，当时并无一人认同他的构想。失望之余幸之助只好将这一构想束之高阁。还是政治啊。”

一般而言，大阪商人都具有“政经分离”的倾向，几乎没有谁是所谓的“政商”。松下电器也并不跟哪个特定的政治家保持密切的关系，所以才能够自由地发表意见。可与此同时作为政局的旁观者，有时只有干着急的份儿。

幸之助十分喜欢看历史题材的连续剧，他将这类节目称为“发髻戏”，其中松下公司提供赞助的《水户黄门》就是他十分喜欢的一部。后来，他希望自己成为“昭和的黄门”了。

昭和二十七年（1952年），在幸之助的提议下，成立了一个以推广民主政治为宗旨的“新政治经济研究会”。常务干事除了幸之助之外，还有关西电力的社长太田桓士郎、住友银行的总经理铃木刚、久保田铁工所社长小田原大造、电电公社总裁梶井刚等，个个都是当时有头有脸的人物。第二年，在大阪举办了纪念演讲会，并组成了“一日内阁”。担任“观光大臣”的幸之助提出，日本之美不仅仅只有富士山，应该向全世界介绍更多方面的日本之美。

然而遗憾的是，“新政治经济研究会”还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行动就解散了——昭和四十一年（1966年）十一月，举办了由常务和研究人员共二十人出席的解散大会。就在解散会开到一半的时候，幸之助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开始叙述起他那准备成立“政经塾”的构想。他向与会者发了成立“政经塾”的邀请函，由他的秘书当场朗读。然而可悲的是，当时并无一人认同他的构想。失望之余幸之助只好将这一构想束之高阁。可是他的忧患意识依然难以抑制。于是，在八年后的昭和四十九年（1974年）十二月，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如何拯救走向崩溃的日本》。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警世之作，出版半年后，销售量便达到了五十万册，成了畅销书。

在此书中，幸之助感叹道：“如今，无论政府、政党、企业还是一般国民，都有一种‘总有人会将事情做好’的依赖心理。”不久之后，他的这种感叹便促成了他自身的“行动”。

昭和五十年（1975年）六月一日，索尼公司的社长盛田昭夫、牛尾电机的会长牛尾治朗、京瓷的社长稻盛和夫、学习院大学的教授香山健一、导演浅利庆太这五位，聚集在真真庵里，与幸之助展开了“密谋”，准备策划一场旨在点醒大众的“国民运动”。

当时，日本的社会局势可谓是混乱之极。昭和四十八年（1973年）爆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第二年开始逐步被揭露的洛克希德事件又导致了田中内阁的垮台。经济越来越不景气，失业人数超过了二百万。在这种局势下，幸之助所要探求的便是“国家的理念”和“经营的观点”。

参与“密谋”的各位在发言中纷纷表示，希望在幸之助能够担任这场为国家确立百年大计的国民运动的旗手。对此幸之助也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但这次聚会最终向社会发出的信息，却仅仅是出版了一部幸之助与盛田昭夫的对谈集《忧论》，没有采取其他具体的行动。

这样的政治运动是很有可能得罪执政党的，而公司的社长是要对员工的生活负责的，因此不能凭一时兴起而轻举妄动。正因为这样，可是他的忧患意识依然难以抑制。于是，在八年后的昭和四十九年（1974年）十二月，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如何拯救走向崩溃的日本》。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警世之作，出版半年后，销售量便达到了五十万册，成了畅销书。

在此书中，幸之助感叹道：“如今，无论政府、政党、企业还是一般国民，都有一种‘总有人会将事情做好’的依赖心理。”不久之后，他的这种感叹便促成了他自身的“行动”。

昭和五十年（1975年）六月一日，索尼公司的社长盛田昭夫、牛尾电机的会长牛尾治朗、京瓷的社长稻盛和夫、学习院大学的教授香山健一、导演浅利庆太这五位，聚集在真真庵里，与幸之助展开了“密谋”，准备策划一场旨在点醒大众的“国民运动”。

当时，日本的社会局势可谓是混乱之极。昭和四十八年（1973年）爆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第二年开始逐步被揭露的洛克希德事件又导致了田中内阁的垮台。经济越来越不景气，失业人数超过了二百万。在这种局势下，幸之助所要探求的便是“国家的理念”和“经营的观点”。

参与“密谋”的各位在发言中纷纷表示，希望在幸之助能够担任这场为国家确立百年大计的国民运动的旗手。对此幸之助也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但这次聚会最终向社会发出的信息，却仅仅是出版了一部幸之助与盛田昭夫的对谈集《忧论》，没有采取其他具体的行动。

这样的政治运动是很有可能得罪执政党的，而公司的社长是要对员工的生活负责的，因此不能凭一时兴起而轻举妄动。正因为这样，幸之助找的都是能与公司保持一定距离、具有行动能力的创业者。他认为，这种事就像相扑比赛一样，不能老是摆好了架势互相瞪眼看着，总得有一方先出手才好。然而，这一“出手”的时机却总是难以取得一致。

对于光瞪眼不动手的局面，幸之助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于是他开始考虑：“看来只能由我自己来干了……”

出手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昭和五十三年（1978年）九月十二日，幸之助在位于大阪梅枝町（现在的北区西天满）的电子会馆召集了一批大阪机械记者协会的记者，向他们宣布：将在神奈川县茅崎市成立“松下政经塾”，并由自己出任塾长。

“松下政经塾”的构想在社会上立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次记者招待会的内容在报上一公布，马上就有数十名学生前来询问情况。当然，此时公布信息也太着急了一点，事实上政经塾的校舍要在第二年的春天才完工，而招生更要到秋天才开始。尽管这样，第一期的报名人数还是超过了九百名。

幸之助将松下政经塾当作PHP活动的延伸。“通过繁荣来实现幸福与和平”这一PHP的理念，最终还须通过政治的手段来实现。为此，他才考虑到必须培养出能够胜任国家政务的政治家。

事实上，对于日本的政治家不被国民所敬重这一点，幸之助一直是怀有强烈的担忧的。幸之助找的都是能与公司保持一定距离、具有行动能力的创业者。他认为，这种事就像相扑比赛一样，不能老是摆好了架势互相瞪眼看着，总得有一方先出手才好。然而，这一“出手”的时机却总是难以取得一致。

对于光瞪眼不动手的局面，幸之助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于是他开始考虑：“看来只能由我自己来干了……”

出手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昭和五十三年（1978年）九月十二日，幸之助在位于大阪梅枝町（现在的北区西天满）的电子会馆召集了一批大阪机械记者协会的记者，向他们宣布：将在神奈川县茅崎市成立“松下政经塾”，并由自己出任塾长。

“松下政经塾”的构想在社会上立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次记者招待会的内容在报上一公布，马上就有数十名学生前来询问情况。当然，此时公布信息也太着急了一点，事实上政经塾的校舍要在第二年的春天才完工，而招生更要到秋天才开始。尽管这样，第一期的报名人数还是超过了九百名。

幸之助将松下政经塾当作PHP活动的延伸。“通过繁荣来实现幸福与和平”这一PHP的理念，最终还须通过政治的手段来实现。为此，他才考虑到必须培养出能够胜任国家政务的政治家。

事实上，对于日本的政治家不被国民所敬重这一点，幸之助一直是怀有强烈的担忧的。前文提到昭和三十八年（1963年）五月，幸之助夫妇曾邀出席了《时代周刊》杂志社的“世纪盛会”。在那次宴会他看到美国的国务长官上台致辞时，参加宴会的所有嘉宾全体起立，并鼓掌表示欢迎，他十分感动。而回到日本后，在某次宴会上，他看到池田首相上台致辞时，别说台下无人起立，竟然讲话声不断，这令他十分错愕。

——一定要培养出受国民尊敬、受国民信赖的政治家。

基于这样的考虑，财团法人松下政经塾便于昭和五十四年（1979年）六月正式成立了。而亲自出任理事长兼塾长的幸之助，当时已是八十四岁高龄了。

为了开阔塾生的胸襟、陶冶其情操，幸之助认为将政经塾的地址选在能看到富士山的地方为好。于是就决定选在神奈川县茅崎市的汐见台。那里原本就有一个“Natioal学园”，也就是针对销售店的培训基地。那里的总占地面积多达六千坪多点，光是校舍就占地二千坪，除了最多能容纳一百五十名学生的宿舍外，还建有教职员办公室、网球场、食堂、茶室、日本式庭院。

幸之助个人拿出七十亿日元用作建设费用。由于该地块属于松下电器所有，因此幸之助又拿个人名下的位于京都东山的真真庵与之作等价交换，并将地块登记为政经塾所有。一千五百坪的真真庵到底价值几何，虽然很难评估，但即使估算为三十亿日元，这样的话幸之助个人也投入了一百亿日元。

政经塾的顾问中有经团联会长土光敏夫、新日铁名誉会长永野重雄等人。而理事兼评议员中则有日本兴行银行的中山素平和华歌尔公前文提到昭和三十八年（1963年）五月，幸之助夫妇曾邀出席了《时代周刊》杂志社的“世纪盛会”。在那次宴会他看到美国的国务长官上台致辞时，参加宴会的所有嘉宾全体起立，并鼓掌表示欢迎，他十分感动。而回到日本后，在某次宴会上，他看到池田首相上台致辞时，别说台下无人起立，竟然讲话声不断，这令他十分错愕。

——一定要培养出受国民尊敬、受国民信赖的政治家。

基于这样的考虑，财团法人松下政经塾便于昭和五十四年（1979年）六月正式成立了。而亲自出任理事长兼塾长的幸之助，当时已是八十四岁高龄了。

为了开阔塾生的胸襟、陶冶其情操，幸之助认为将政经塾的地址选在能看到富士山的地方为好。于是就决定选在神奈川县茅崎市的汐见台。那里原本就有一个“Natioal学园”，也就是针对销售店的培训基地。那里的总占地面积多达六千坪多点，光是校舍就占地二千坪，除了最多能容纳一百五十名学生的宿舍外，还建有教职员办公室、网球场、食堂、茶室、日本式庭院。

幸之助个人拿出七十亿日元用作建设费用。由于该地块属于松下电器所有，因此幸之助又拿个人名下的位于京都东山的真真庵与之作等价交换，并将地块登记为政经塾所有。一千五百坪的真真庵到底价值几何，虽然很难评估，但即使估算为三十亿日元，这样的话幸之助个人也投入了一百亿日元。

政经塾的顾问中有经团联会长土光敏夫、新日铁名誉会长永野重雄等人。而理事兼评议员中则有日本兴行银行的中山素平和华歌尔公司的会长塚本幸一等，全都是有头有脸、名噪一时的人物。

入塾面试的面试官除了幸之助之外，还有松下电工会长丹羽正治、PHP研究所推广兼出版局局长江口克彦、政经塾首任校长久门泰等。但幸之助常在面试中提出诸如“你能喝多少酒？”之类出人意料的问题，令应试学生不知所措。

这是因为在挑选学生方面，幸之助最看重的是有无“运气”和“亲和力”。据说，他只要看一下学生递上的简历就能大致看出这人走不走运。

幸之助在明治维新的历史中发现了一种“精神”。因此，在昭和四十三年（1968年）明治维新一百周年，同时也是松下电器创业五十周年之际，幸之助邀集商界人士在京都的东山成立了灵山彰显会，自任首届会长。该会旨在收集维新志士们的遗物，并建造了彰显其事迹的灵山历史纪念馆。

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明治维新中奔走呼号的，没一个诸侯，都是一些年纪轻轻的下层武人。那些年轻人没有什么东西可失去，所以才能豁出命来，干成了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他期待着在政经塾之中也能出现像维新志士一般的人物。

幸之助的政治理想不断地发展着。昭和五十五年（1980年）四月，他在松下政经塾的开学典礼上，又发表了建立“无税国家”的构想。

他原来一直认为纳税是国民的义务，故而从未考虑过要避税，但司的会长塚本幸一等，全都是有头有脸、名噪一时的人物。

入塾面试的面试官除了幸之助之外，还有松下电工会长丹羽正治、PHP研究所推广兼出版局局长江口克彦、政经塾首任校长久门泰等。但幸之助常在面试中提出诸如“你能喝多少酒？”之类出人意料的问题，令应试学生不知所措。

这是因为在挑选学生方面，幸之助最看重的是有无“运气”和“亲和力”。据说，他只要看一下学生递上的简历就能大致看出这人走不走运。

幸之助在明治维新的历史中发现了一种“精神”。因此，在昭和四十三年（1968年）明治维新一百周年，同时也是松下电器创业五十周年之际，幸之助邀集商界人士在京都的东山成立了灵山彰显会，自任首届会长。该会旨在收集维新志士们的遗物，并建造了彰显其事迹的灵山历史纪念馆。

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明治维新中奔走呼号的，没一个诸侯，都是一些年纪轻轻的下层武人。那些年轻人没有什么东西可失去，所以才能豁出命来，干成了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他期待着在政经塾之中也能出现像维新志士一般的人物。

幸之助的政治理想不断地发展着。昭和五十五年（1980年）四月，他在松下政经塾的开学典礼上，又发表了建立“无税国家”的构想。

他原来一直认为纳税是国民的义务，故而从未考虑过要避税，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