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中加入了一项重要的安全措施，那就是在确认指纹的信息之前，由另一位专家独立进行一次验证。但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结果是“需要重新识别”时才需要独立验证。这很可能会导致证实性偏差，因为执行核实工作的鉴定人员知道最初的结论是“需要重新识别”。因此，验证的这一步并不像大家预想的那样，能够带来聚合多个独立判断的好处，因为验证实际上并不是独立的。

在梅菲尔德一案中，一系列的证实性偏差似乎起了作用。在这起案件中，不止两位，而是三位FBI专家为错误的身份识别“投下了赞成票”。后来针对这一错误展开的调查指出，第一位鉴定人员似乎非常相信计算机系统自动从指纹数据库中搜索出的结果。虽然他明显没有接触到梅菲尔德的个人基本信息，但执行初步搜索的计算机系统提供的结果，加上处理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案件带来的心理压力，足以导致初步的证实性偏差。报告继续指出，一旦第一位鉴定人员做出错误的鉴定，随后的鉴定就被污染了。由于第一位鉴定人员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监督员，“机构中的其他人难有异议”。最初的错误被复制和放大，导致人们几乎就认定了梅菲尔德有罪。到了这一步，哪怕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独立专家接受法院指派代表梅菲尔德的辩护方审查证据，他也会和FBI的意见一致，确认指纹相符。

同样的现象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司法鉴定领域。隐藏指纹识别被誉为各鉴定领域中最客观的分析手段，如果指纹鉴定人员在操作过程中都存在偏差，那么其他领域的专家也会如此。此外，如果一位枪支专家知道指纹是匹配的，这种信息也会影响他的判断。如果牙齿鉴定专家知道DNA分析已经确认了犯罪嫌疑人，那么这位专家就不太可能认序中加入了一项重要的安全措施，那就是在确认指纹的信息之前，由另一位专家独立进行一次验证。但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结果是“需要重新识别”时才需要独立验证。这很可能会导致证实性偏差，因为执行核实工作的鉴定人员知道最初的结论是“需要重新识别”。因此，验证的这一步并不像大家预想的那样，能够带来聚合多个独立判断的好处，因为验证实际上并不是独立的。

在梅菲尔德一案中，一系列的证实性偏差似乎起了作用。在这起案件中，不止两位，而是三位FBI专家为错误的身份识别“投下了赞成票”。后来针对这一错误展开的调查指出，第一位鉴定人员似乎非常相信计算机系统自动从指纹数据库中搜索出的结果。虽然他明显没有接触到梅菲尔德的个人基本信息，但执行初步搜索的计算机系统提供的结果，加上处理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案件带来的心理压力，足以导致初步的证实性偏差。报告继续指出，一旦第一位鉴定人员做出错误的鉴定，随后的鉴定就被污染了。由于第一位鉴定人员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监督员，“机构中的其他人难有异议”。最初的错误被复制和放大，导致人们几乎就认定了梅菲尔德有罪。到了这一步，哪怕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独立专家接受法院指派代表梅菲尔德的辩护方审查证据，他也会和FBI的意见一致，确认指纹相符。

同样的现象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司法鉴定领域。隐藏指纹识别被誉为各鉴定领域中最客观的分析手段，如果指纹鉴定人员在操作过程中都存在偏差，那么其他领域的专家也会如此。此外，如果一位枪支专家知道指纹是匹配的，这种信息也会影响他的判断。如果牙齿鉴定专家知道DNA分析已经确认了犯罪嫌疑人，那么这位专家就不太可能认为咬痕与犯罪嫌疑人不匹配。这些例子引发了人们对一系列偏差的恐惧：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描述的群体决策一样，由证实性偏差引发的初始错误变成了影响第二位专家的偏差信息，第二位专家的判断又会使第三位专家产生偏差，依此类推。

在明确了偏差信息会导致判断错误后，德鲁尔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更多的关于情境噪声的证据。即使指纹专家没有接触到偏差信息，他们有时也会对自己先前见过的一组指纹改变看法。在没有给出偏差信息的情况下，改变确实更少发生但无法杜绝，这些与我们预想的情况相符。2012年，FBI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更大规模地重现了这一发现，该研究要求72名鉴定人员再次查看他们在大约7个月前评估过的25对指纹。借助这一高质量鉴定人员的大样本，该研究表明，指纹专家有时容易受到情境噪声的影响，而且大约有1/10的决策改变了。大多数的改变要么从“相符”变成了“无法确认”，要么就是反过来，没有一个决策的改变是源于鉴定错误的。这项研究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它表明一些原本可以定罪的指纹先前可能被判定为“无法确认”。当鉴定人员验证相同的指纹时，即使背景环境不是为了使他们产生偏差而是要尽可能让他们保持一致，他们的决策也存在不一致性。

少许噪声，但多少误差呢

这些研究结果反映出现实生活中有可能存在司法错误。我们不能忽视出庭作证专家的可信度问题：可信度是效度的条件，原因很简单，如果你自己的判断都会不一致，那么它也难以与真实情况一致。为咬痕与犯罪嫌疑人不匹配。这些例子引发了人们对一系列偏差的恐惧：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描述的群体决策一样，由证实性偏差引发的初始错误变成了影响第二位专家的偏差信息，第二位专家的判断又会使第三位专家产生偏差，依此类推。

在明确了偏差信息会导致判断错误后，德鲁尔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更多的关于情境噪声的证据。即使指纹专家没有接触到偏差信息，他们有时也会对自己先前见过的一组指纹改变看法。在没有给出偏差信息的情况下，改变确实更少发生但无法杜绝，这些与我们预想的情况相符。2012年，FBI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更大规模地重现了这一发现，该研究要求72名鉴定人员再次查看他们在大约7个月前评估过的25对指纹。借助这一高质量鉴定人员的大样本，该研究表明，指纹专家有时容易受到情境噪声的影响，而且大约有1/10的决策改变了。大多数的改变要么从“相符”变成了“无法确认”，要么就是反过来，没有一个决策的改变是源于鉴定错误的。这项研究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它表明一些原本可以定罪的指纹先前可能被判定为“无法确认”。当鉴定人员验证相同的指纹时，即使背景环境不是为了使他们产生偏差而是要尽可能让他们保持一致，他们的决策也存在不一致性。

少许噪声，但多少误差呢

这些研究结果反映出现实生活中有可能存在司法错误。我们不能忽视出庭作证专家的可信度问题：可信度是效度的条件，原因很简单，如果你自己的判断都会不一致，那么它也难以与真实情况一致。究竟有多少错误是由司法鉴定中出现的错误造成的？美国一个致力于推翻错案的非营利性组织“无辜者计划”（Iocet Project）收集了350个改判无罪的案件。一份针对这些案件的回顾指出：在45%的案件中，司法鉴定科学的误用是促成错判的一个原因。这个统计数字听起来很恐怖，但法官和陪审员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他们要知道包括指纹鉴定人员在内的司法鉴定专家犯相应错误的可能性有多大，才能知道应给予出庭作证的鉴定者们多少信任。

这个问题的最有力答案可以在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residet’s Coucil of Advisors o Sciece ad Techology，PCAST）的一份报告中找到。PCAST是一个由美国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咨询小组，它在2016年对刑事法庭中的司法鉴定进行了全面回顾。其报告总结了指纹分析有效性的现有证据，特别是与错误身份识别（假阳性）的可能性相关的证据，例如关于梅菲尔德的指纹的鉴定。

这方面的证据少得可怜，就像PCAST指出的那样，收集这方面证据的工作直到最近才开展，这实在“令人痛心”。最可信的数据来自2011年FBI的科学家进行的唯一一项大规模指纹识别准确性研究。这项研究有169名鉴定人员参与，每个人都对比了大约100对隐藏指纹和样本指纹，并发现错误的鉴定很少——假阳性率约为0.17%。

0.17%的错误率的确很低，但报告指出：“鉴于一直以来在媒体宣传中指纹鉴定被赋予的高准确性，这一比例要比普通公众乃至大部分陪审员认为的高很多。”这项研究未包含任何有偏差的背景信息，而且鉴定人员知道他们在参加测试，这可能导致该项研究低估了实际案例中出现的错误。在佛罗里达州进行的一项后续研究发现的假阳性究竟有多少错误是由司法鉴定中出现的错误造成的？美国一个致力于推翻错案的非营利性组织“无辜者计划”（Iocet Project）收集了350个改判无罪的案件。一份针对这些案件的回顾指出：在45%的案件中，司法鉴定科学的误用是促成错判的一个原因。这个统计数字听起来很恐怖，但法官和陪审员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他们要知道包括指纹鉴定人员在内的司法鉴定专家犯相应错误的可能性有多大，才能知道应给予出庭作证的鉴定者们多少信任。

这个问题的最有力答案可以在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residet’s Coucil of Advisors o Sciece ad Techology，PCAST）的一份报告中找到。PCAST是一个由美国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咨询小组，它在2016年对刑事法庭中的司法鉴定进行了全面回顾。其报告总结了指纹分析有效性的现有证据，特别是与错误身份识别（假阳性）的可能性相关的证据，例如关于梅菲尔德的指纹的鉴定。

这方面的证据少得可怜，就像PCAST指出的那样，收集这方面证据的工作直到最近才开展，这实在“令人痛心”。最可信的数据来自2011年FBI的科学家进行的唯一一项大规模指纹识别准确性研究。这项研究有169名鉴定人员参与，每个人都对比了大约100对隐藏指纹和样本指纹，并发现错误的鉴定很少——假阳性率约为0.17%。

0.17%的错误率的确很低，但报告指出：“鉴于一直以来在媒体宣传中指纹鉴定被赋予的高准确性，这一比例要比普通公众乃至大部分陪审员认为的高很多。”这项研究未包含任何有偏差的背景信息，而且鉴定人员知道他们在参加测试，这可能导致该项研究低估了实际案例中出现的错误。在佛罗里达州进行的一项后续研究发现的假阳性率要高得多。这些研究报告中的各种发现表明，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指纹鉴定人员决策的准确性以及这些决策是如何做出的。

然而，所有研究得到的一致发现是，鉴定人员犯错的原因都是过于谨慎，这一发现令人欣慰。诚然他们无法做出百分之百准确的判断，但他们知道自己的判断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并考虑到了潜在错误的代价。由于指纹识别的可信度非常高，错误的身份识别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其他类型的错误则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例如，FBI的专家观察发现：在大多数案件中，“排除”与“无法确认”对案件本身产生的影响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在凶器上发现的指纹证据足以证明嫌疑人有罪，但没有指纹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嫌疑人无罪。

不仅鉴定人员在做判断时会非常谨慎，证据还表明，专家在做出识别决策之前也会考虑再三。在FBI关于身份识别准确性的研究中，不到1/3的“配对”指纹对（隐藏指纹和样本指纹属于同一个人）被（准确地）判定为身份识别成功。与假阴性（排除）相比，鉴定人员做出的假阳性判断（错误识别）也要少得多。他们容易受到偏差的影响，但在这两个方向上的偏差并不等同。正如德鲁尔所指出的，“比起确定的‘相符’的结论，法医专家更倾向于做出‘不确定’的结论”。

鉴定人员接受过训练，因而会将错误的身份识别看成一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避免的致命罪过。值得称道的是，他们遵循了这一原则，我们只能希望他们对身份识别错误的谨慎态度能使像梅菲尔德案这样的身份识别错误的热点案件少之又少。率要高得多。这些研究报告中的各种发现表明，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指纹鉴定人员决策的准确性以及这些决策是如何做出的。

然而，所有研究得到的一致发现是，鉴定人员犯错的原因都是过于谨慎，这一发现令人欣慰。诚然他们无法做出百分之百准确的判断，但他们知道自己的判断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并考虑到了潜在错误的代价。由于指纹识别的可信度非常高，错误的身份识别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其他类型的错误则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例如，FBI的专家观察发现：在大多数案件中，“排除”与“无法确认”对案件本身产生的影响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在凶器上发现的指纹证据足以证明嫌疑人有罪，但没有指纹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嫌疑人无罪。

不仅鉴定人员在做判断时会非常谨慎，证据还表明，专家在做出识别决策之前也会考虑再三。在FBI关于身份识别准确性的研究中，不到1/3的“配对”指纹对（隐藏指纹和样本指纹属于同一个人）被（准确地）判定为身份识别成功。与假阴性（排除）相比，鉴定人员做出的假阳性判断（错误识别）也要少得多。他们容易受到偏差的影响，但在这两个方向上的偏差并不等同。正如德鲁尔所指出的，“比起确定的‘相符’的结论，法医专家更倾向于做出‘不确定’的结论”。

鉴定人员接受过训练，因而会将错误的身份识别看成一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避免的致命罪过。值得称道的是，他们遵循了这一原则，我们只能希望他们对身份识别错误的谨慎态度能使像梅菲尔德案这样的身份识别错误的热点案件少之又少。倾听噪声，减少噪声的第一步

我们观察到在司法科学中存在噪声，这不应视为对法医学家的批评。这仅仅是我们反复观察的结果：哪里有判断，哪里就有噪声，而且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像指纹分析这样的任务似乎是十分客观的，以至于许多人根本不会将其视为判断的一种形式。尽管如此，不一致、分歧和偶尔出错在该领域也在所难免。无论指纹识别的错误率有多低，它都不是零，正如PCAST所指出的那样，陪审团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当然，减少噪声的第一步必须是承认它可能存在。指纹识别领域的成员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承认这一点，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初对德鲁尔的噪声审查表示非常怀疑。“鉴定人员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受到案件信息的影响”，这一说法激怒了很多专家。指纹学会（Figerprit Society）主席就德鲁尔的研究进行了回复：“如果哪位指纹鉴定人员在决策过程中受到了影响……那么他就太不成熟了，他应该去迪士尼工作。”一家大型法医学实验室的负责人指出，接触那些可能使鉴定人员产生偏差的案件信息，“会令鉴定人员获得满足感，让他们享受工作，而不会真正改变他们的判断”。就连FBI在梅菲尔德案的内部调查中都强调，“隐藏指纹的鉴定人员通常会进行核查，他们知道之前的鉴定人员的结果，但这些结果并不会影响他们的结论”。这些言论基本等于否认了证实性偏差的存在。

即使意识到了偏差的风险，鉴定专家也无法避免偏差盲点，即他们倾向于承认他人存在偏差，但认为自己不会。一项对21个国家400名鉴定专家展开的调查显示，71%的人认同“认知偏差是整个司法鉴倾听噪声，减少噪声的第一步

我们观察到在司法科学中存在噪声，这不应视为对法医学家的批评。这仅仅是我们反复观察的结果：哪里有判断，哪里就有噪声，而且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像指纹分析这样的任务似乎是十分客观的，以至于许多人根本不会将其视为判断的一种形式。尽管如此，不一致、分歧和偶尔出错在该领域也在所难免。无论指纹识别的错误率有多低，它都不是零，正如PCAST所指出的那样，陪审团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当然，减少噪声的第一步必须是承认它可能存在。指纹识别领域的成员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承认这一点，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初对德鲁尔的噪声审查表示非常怀疑。“鉴定人员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受到案件信息的影响”，这一说法激怒了很多专家。指纹学会（Figerprit Society）主席就德鲁尔的研究进行了回复：“如果哪位指纹鉴定人员在决策过程中受到了影响……那么他就太不成熟了，他应该去迪士尼工作。”一家大型法医学实验室的负责人指出，接触那些可能使鉴定人员产生偏差的案件信息，“会令鉴定人员获得满足感，让他们享受工作，而不会真正改变他们的判断”。就连FBI在梅菲尔德案的内部调查中都强调，“隐藏指纹的鉴定人员通常会进行核查，他们知道之前的鉴定人员的结果，但这些结果并不会影响他们的结论”。这些言论基本等于否认了证实性偏差的存在。

即使意识到了偏差的风险，鉴定专家也无法避免偏差盲点，即他们倾向于承认他人存在偏差，但认为自己不会。一项对21个国家400名鉴定专家展开的调查显示，71%的人认同“认知偏差是整个司法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