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英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恰恰凸现了双方所采纳的原则的普遍适用性。从两个不同的基点出发，与完全不同的现实发生碰撞，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情感氛围下行动，两个国家都成功地发展成为一个自由的重商主义社会。不管它们之间的差别有多大，两者都基于同样的一个出发点，即任何个人或任何一支团队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或者拥有绝对真理和绝对理性。而且，不论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还是英国的激进保守党人，都赞同混合体制的政府；都认为一方面是被统治者的承认，另一方面是个人的财产权，二者构成了对政府的限制；都认为政治领域的统治应与社会领域的统治相分离。

3

1776年和1787年的美英保守主义者的共通之处不仅在于他们奉行共同的原则，还在于他们以自由为基础来构建功能性社会的方法也完全相同。他们所采用的方式相同，考虑了同样的因素，并给予了同样的重视。

保守主义反革命的这一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与其原则一样重要，甚至可能比其原则还更重要。今天有许多政治作家和思想家都认为原则就是一切，而无须方法这种东西。这是对政治和政治行动的性质的根本误解，而这种误解1776年那一代人是根本不可能犯的。他们懂得，原则若没有制度来实现，在政治上便是无效的，而且对于社会秩序而言也是有害的，就像制度若没有了原则一样。因此，对于他们而言，方法与原则一样重要，而他们的成功既可归功于他们的原则，也可归功于他们的方法。但是英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恰恰凸现了双方所采纳的原则的普遍适用性。从两个不同的基点出发，与完全不同的现实发生碰撞，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情感氛围下行动，两个国家都成功地发展成为一个自由的重商主义社会。不管它们之间的差别有多大，两者都基于同样的一个出发点，即任何个人或任何一支团队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或者拥有绝对真理和绝对理性。而且，不论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还是英国的激进保守党人，都赞同混合体制的政府；都认为一方面是被统治者的承认，另一方面是个人的财产权，二者构成了对政府的限制；都认为政治领域的统治应与社会领域的统治相分离。

3

1776年和1787年的美英保守主义者的共通之处不仅在于他们奉行共同的原则，还在于他们以自由为基础来构建功能性社会的方法也完全相同。他们所采用的方式相同，考虑了同样的因素，并给予了同样的重视。

保守主义反革命的这一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与其原则一样重要，甚至可能比其原则还更重要。今天有许多政治作家和思想家都认为原则就是一切，而无须方法这种东西。这是对政治和政治行动的性质的根本误解，而这种误解1776年那一代人是根本不可能犯的。他们懂得，原则若没有制度来实现，在政治上便是无效的，而且对于社会秩序而言也是有害的，就像制度若没有了原则一样。因此，对于他们而言，方法与原则一样重要，而他们的成功既可归功于他们的原则，也可归功于他们的方法。保守主义反革命的方法归根结底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尽管是保守派，但他们并不想倒退，也不企图复古。他们从不把过去理想化，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现阶段所处的环境也不抱有幻想。他们知道社会现实已经改变。他们也从不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在旧的原则基础上整合新的社会。他们从不支持任何抹杀既定事实的企图。

正是他们无条件地拒绝复古，才使得开国元勋们显得激进，而这就模糊了其革命本质上的保守性质。他们的社会分析确实很激进——极端激进。他们从来不接受上流社会的惯例或空中楼阁式的复古梦想，这种复古梦想是基于以下假设：旧的社会仍然发挥其功能，而实际上它作为社会已经瓦解。常有人评论说，伯克在分析现实时与卢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令许多人大为吃惊的是，两者对于现实的评论如此之相似，但伯克竟得出了与卢梭完全相反的政治结论。真正的保守派与真正的革命派对于现实的看法总是一致的。两者都了解政治和社会的本质，而极端保守主义分子或自由主义者则不甚了了。真正的保守派与真正的革命派只是在原则上相背离；一派试图创造或者维护自由，另一派则试图毁灭自由。而保守派采取现实的态度对待现实，这样做并不会削弱其保守的势力。1776年和1787年的那一代人看到，保守主义实质上并不是企图复古，因为复古与革命一样，都是暴力和绝对主义。

因此，美国的开国元勋和英国的激进保守主义者都是立足现在和未来的保守派，而不是过去的保守派。他们知道他们的社会现实是重商主义体系，而他们的社会制度却是前重商主义社会制度。他们的方保守主义反革命的方法归根结底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尽管是保守派，但他们并不想倒退，也不企图复古。他们从不把过去理想化，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现阶段所处的环境也不抱有幻想。他们知道社会现实已经改变。他们也从不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在旧的原则基础上整合新的社会。他们从不支持任何抹杀既定事实的企图。

正是他们无条件地拒绝复古，才使得开国元勋们显得激进，而这就模糊了其革命本质上的保守性质。他们的社会分析确实很激进——极端激进。他们从来不接受上流社会的惯例或空中楼阁式的复古梦想，这种复古梦想是基于以下假设：旧的社会仍然发挥其功能，而实际上它作为社会已经瓦解。常有人评论说，伯克在分析现实时与卢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令许多人大为吃惊的是，两者对于现实的评论如此之相似，但伯克竟得出了与卢梭完全相反的政治结论。真正的保守派与真正的革命派对于现实的看法总是一致的。两者都了解政治和社会的本质，而极端保守主义分子或自由主义者则不甚了了。真正的保守派与真正的革命派只是在原则上相背离；一派试图创造或者维护自由，另一派则试图毁灭自由。而保守派采取现实的态度对待现实，这样做并不会削弱其保守的势力。1776年和1787年的那一代人看到，保守主义实质上并不是企图复古，因为复古与革命一样，都是暴力和绝对主义。

因此，美国的开国元勋和英国的激进保守主义者都是立足现在和未来的保守派，而不是过去的保守派。他们知道他们的社会现实是重商主义体系，而他们的社会制度却是前重商主义社会制度。他们的方法就是要从这一现实出发，去创建一个自由的功能性重商主义社会。他们要解决的是未来的问题，而不是过去的问题；他们要征服的是下一次革命，而不是上一次革命。

其方法的第二个基本特点是，他们并不相信什么被视为楷模的经验或放之四海皆准的灵丹妙药。他们相信的是总原则的大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绝不容许任何妥协。不过他们知道，一项制度解决方案只有在确实能发挥作用时方才可以接受，也就是说制度要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他们也知道，几乎每一种具体的制度工具，都可用来服务于几乎所有的理想目标。他们在理论上崇尚学理，但在政治日常事务中却极端实用主义。他们并不试图树立一个理想或者一种完整的结构，他们甚至在解决实际问题的细节上会发生自相矛盾。他们所要的只是一个能解决手头问题的解决之道，只要这种解决之道符合基本原则的大框架。

就英国而言，这种说法很快就能够被接受。尽管，英国是伟大的乌托邦思想的摇篮，是1700年之前的两个世纪以来最崇尚学理的欧洲国家，但伯克的反教条主义已成为英国政治的基础。教条主义被逼到难有其立足之地的境地——伯克态度的归谬，由于对教条主义的惧怕，导致其无任何原则可言。

然而就美国而言，也许有人会争辩说，开国元勋们确确实实制定了一个蓝图——宪法。不过宪法的精髓并不在于定下种种规则，而是在于约束。宪法只包含几条基本的原则，它需要建立几项基本的制度并制定一些简单的程序规则。费城代表大会的会员之所以反对将《人权法案》纳入宪法，并不是由于对其条款的仇视，而是由于他们法就是要从这一现实出发，去创建一个自由的功能性重商主义社会。他们要解决的是未来的问题，而不是过去的问题；他们要征服的是下一次革命，而不是上一次革命。

其方法的第二个基本特点是，他们并不相信什么被视为楷模的经验或放之四海皆准的灵丹妙药。他们相信的是总原则的大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绝不容许任何妥协。不过他们知道，一项制度解决方案只有在确实能发挥作用时方才可以接受，也就是说制度要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他们也知道，几乎每一种具体的制度工具，都可用来服务于几乎所有的理想目标。他们在理论上崇尚学理，但在政治日常事务中却极端实用主义。他们并不试图树立一个理想或者一种完整的结构，他们甚至在解决实际问题的细节上会发生自相矛盾。他们所要的只是一个能解决手头问题的解决之道，只要这种解决之道符合基本原则的大框架。

就英国而言，这种说法很快就能够被接受。尽管，英国是伟大的乌托邦思想的摇篮，是1700年之前的两个世纪以来最崇尚学理的欧洲国家，但伯克的反教条主义已成为英国政治的基础。教条主义被逼到难有其立足之地的境地——伯克态度的归谬，由于对教条主义的惧怕，导致其无任何原则可言。

然而就美国而言，也许有人会争辩说，开国元勋们确确实实制定了一个蓝图——宪法。不过宪法的精髓并不在于定下种种规则，而是在于约束。宪法只包含几条基本的原则，它需要建立几项基本的制度并制定一些简单的程序规则。费城代表大会的会员之所以反对将《人权法案》纳入宪法，并不是由于对其条款的仇视，而是由于他们讨厌以将来作为抵押。然而，《人权法案》条款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以否定式来表述，只规定了什么不应该做，而没有说应该做些什么。开国元勋们的方法极其成功，经典实例便是《西北部条令》。这个条令为整个西进运动提供了法律基础，也为以全新且非常成功的方法来组建疆域和创建新州提供了法律基础。然而，它的目的从来都只是为了相机解决紧急的实际问题，其制定者们既不设想，也不预期25年内边疆扩张会有什么新情况。他们所做的只是一点一滴地逐步制定立即要用的制度，并放松后置于一个宽泛的原则框架之中。

此类智慧，可从1776年那一代人的真实经历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这代人中至少有3人具有卓绝的预见力和罕见的洞察未来的能力。杰斐逊是1800年美国唯一一个朦胧预见到西进将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使白人定居点遍布整个大陆的人。他的政治思想构建在一个模糊的幻影基础上，他隐约感觉到50年之后在密西西比河上游必将有一个伟大的内陆帝国兴起。然而，他却根本没有亲眼看见工业化大潮的掀起，尽管铁路正是使他对农村的幻想得以成真的东西。

另一方面，汉密尔顿则看到了工业化。他不仅是他这一代人，甚至还包括此后的又一代人中唯一具有工业眼光的美国人。但是，他又认为，美国将永远以阿巴拉契亚山脉为边界，永远将范围局限在紧靠大西洋海岸那些大贸易城市的地区。而伯克则意识到了国际贸易将成为英国未来繁荣兴盛的基础。但是，他未能预见到工业将成为这种贸易的基础，也未能预见到英国的农业必将为之做出牺牲。

费城的宪法制定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预见到40年之后奴隶制会成为威胁到他们所构建的这个联邦的重大问题。当时普遍的看法是讨厌以将来作为抵押。然而，《人权法案》条款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以否定式来表述，只规定了什么不应该做，而没有说应该做些什么。开国元勋们的方法极其成功，经典实例便是《西北部条令》。这个条令为整个西进运动提供了法律基础，也为以全新且非常成功的方法来组建疆域和创建新州提供了法律基础。然而，它的目的从来都只是为了相机解决紧急的实际问题，其制定者们既不设想，也不预期25年内边疆扩张会有什么新情况。他们所做的只是一点一滴地逐步制定立即要用的制度，并放松后置于一个宽泛的原则框架之中。

此类智慧，可从1776年那一代人的真实经历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这代人中至少有3人具有卓绝的预见力和罕见的洞察未来的能力。杰斐逊是1800年美国唯一一个朦胧预见到西进将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使白人定居点遍布整个大陆的人。他的政治思想构建在一个模糊的幻影基础上，他隐约感觉到50年之后在密西西比河上游必将有一个伟大的内陆帝国兴起。然而，他却根本没有亲眼看见工业化大潮的掀起，尽管铁路正是使他对农村的幻想得以成真的东西。

另一方面，汉密尔顿则看到了工业化。他不仅是他这一代人，甚至还包括此后的又一代人中唯一具有工业眼光的美国人。但是，他又认为，美国将永远以阿巴拉契亚山脉为边界，永远将范围局限在紧靠大西洋海岸那些大贸易城市的地区。而伯克则意识到了国际贸易将成为英国未来繁荣兴盛的基础。但是，他未能预见到工业将成为这种贸易的基础，也未能预见到英国的农业必将为之做出牺牲。

费城的宪法制定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预见到40年之后奴隶制会成为威胁到他们所构建的这个联邦的重大问题。当时普遍的看法是认为奴隶制很快会消亡，而且似乎是不可避免地要消亡。总之，管中窥豹，即便是能够预见到其中一斑的人也为数极少，更没有一个人能够窥其全貌。然而，他们的平均预测水平却并不是很糟糕，而是相当出色。

1776年和1787年的那一代人同样也未能预见到他们将会有什么样的解决之道。伯克本人认为，英国的宪法和英国的自由，依托的是平民院、贵族院和王室的三足鼎立。他本来说过，贵族和王室独立政治权力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还连同1832年的选举法修正法案，可能意味着英国自由的终结。他所支持的是一个通过普通法能推翻议会法令的司法体系，一种法院能宣布议会法令不符合宪法的体制。而现实生活中，议会已成了最高的立法机构。其反常之处在于，事实上19世纪英国自由的真正维系者（两党制、文官制度和首相领导下的内阁负责制）统统都可追溯到伯克，是他创立了前两项制度，并敦促了第三项制度的建立。然而，他却从未想到它们如此重要。

与此相类似的是，美国制宪会议上的主要争执是大州与小州之间的争执。解决大州与小州之间矛盾的政治算术令宪法制定者们非常引以为豪，如果说宪法制定者们还有什么比此更值得自豪的事，那就是选举总统的各总统选举团之间巧妙的数学平衡式。大州、小州的问题从此再也没有冒过头，而总统选举团也从来没有发挥过其功能。但是在费城，没有任何一个人预见到了司法审查的极端重要性，或者说其实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预见到有司法审查权存在。而且，他们可能都很憎恶党派制度，它后来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且独具特色的一部分，是自由的极其重要的壁垒。重要而有意义的一点是，不管是认为奴隶制很快会消亡，而且似乎是不可避免地要消亡。总之，管中窥豹，即便是能够预见到其中一斑的人也为数极少，更没有一个人能够窥其全貌。然而，他们的平均预测水平却并不是很糟糕，而是相当出色。

1776年和1787年的那一代人同样也未能预见到他们将会有什么样的解决之道。伯克本人认为，英国的宪法和英国的自由，依托的是平民院、贵族院和王室的三足鼎立。他本来说过，贵族和王室独立政治权力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还连同1832年的选举法修正法案，可能意味着英国自由的终结。他所支持的是一个通过普通法能推翻议会法令的司法体系，一种法院能宣布议会法令不符合宪法的体制。而现实生活中，议会已成了最高的立法机构。其反常之处在于，事实上19世纪英国自由的真正维系者（两党制、文官制度和首相领导下的内阁负责制）统统都可追溯到伯克，是他创立了前两项制度，并敦促了第三项制度的建立。然而，他却从未想到它们如此重要。

与此相类似的是，美国制宪会议上的主要争执是大州与小州之间的争执。解决大州与小州之间矛盾的政治算术令宪法制定者们非常引以为豪，如果说宪法制定者们还有什么比此更值得自豪的事，那就是选举总统的各总统选举团之间巧妙的数学平衡式。大州、小州的问题从此再也没有冒过头，而总统选举团也从来没有发挥过其功能。但是在费城，没有任何一个人预见到了司法审查的极端重要性，或者说其实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预见到有司法审查权存在。而且，他们可能都很憎恶党派制度，它后来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且独具特色的一部分，是自由的极其重要的壁垒。重要而有意义的一点是，不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