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了一份务实的、“协商好了的”利益。对他们来说，决定投资管理技术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向的，似乎是努力改善系统效率、在行政内部普及现代工具（合同或是管理监督的技术）。从个人角度来说，建设后的管理知识适应了公共的和私人的两个领域，学习这些知识不失为增强自身竞争力的方法。在一个有制度保证的秩序中，对掌控和运用“工具”的技术上的竞争力的关注，体现了他们试图要让合法总原则（公共职能法规、公共服务、1959年预算法令）与管理并行不悖(49)。而在这样的一个秩序里，无论是从信仰角度，还是所处位置的角度来说，他们都不会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同时，在这个政策-行政体系中，他们首先是调停者：他们投资的是代表了现代化的竞争力，但是他们又认识到自身改变能力上的局限。作为高级公务员，他们能够建议一些二级增量变化和程序上的改变，但是，没有足够的权威去质疑这一政策-行政体系的根基。“传递者”首先寻求的，是他们鼓吹(50)的管理工具与法国行政之间的兼容问题。另外，他们有足够的资本（对制度组成部分的认识、在国家行政学院受到的司法方面的教育）参与到与其他部门（例如预算局）之间的、关于规则的制定的拜占庭式的战斗，但从来也没有因此将观点整个儿地强加于人。他们对与自身在高级官员队伍中的地位有关的制度秩序的看法，以及他们在实施改革时对各行业部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们坚持管理学理论的原因。另外，“公共服务复兴计划”之后，他们的行为轨迹反映了对工具的投资所带来的特殊资源。

罗卡尔团队以同样的方式将公共服务复兴计划的后续行动委托给了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因为后者在1980年代的改革构型中占据了愈发重要的地位。做出这样的选择是罗卡尔办公室的策略所持了一份务实的、“协商好了的”利益。对他们来说，决定投资管理技术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向的，似乎是努力改善系统效率、在行政内部普及现代工具（合同或是管理监督的技术）。从个人角度来说，建设后的管理知识适应了公共的和私人的两个领域，学习这些知识不失为增强自身竞争力的方法。在一个有制度保证的秩序中，对掌控和运用“工具”的技术上的竞争力的关注，体现了他们试图要让合法总原则（公共职能法规、公共服务、1959年预算法令）与管理并行不悖(49)。而在这样的一个秩序里，无论是从信仰角度，还是所处位置的角度来说，他们都不会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同时，在这个政策-行政体系中，他们首先是调停者：他们投资的是代表了现代化的竞争力，但是他们又认识到自身改变能力上的局限。作为高级公务员，他们能够建议一些二级增量变化和程序上的改变，但是，没有足够的权威去质疑这一政策-行政体系的根基。“传递者”首先寻求的，是他们鼓吹(50)的管理工具与法国行政之间的兼容问题。另外，他们有足够的资本（对制度组成部分的认识、在国家行政学院受到的司法方面的教育）参与到与其他部门（例如预算局）之间的、关于规则的制定的拜占庭式的战斗，但从来也没有因此将观点整个儿地强加于人。他们对与自身在高级官员队伍中的地位有关的制度秩序的看法，以及他们在实施改革时对各行业部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们坚持管理学理论的原因。另外，“公共服务复兴计划”之后，他们的行为轨迹反映了对工具的投资所带来的特殊资源。

罗卡尔团队以同样的方式将公共服务复兴计划的后续行动委托给了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因为后者在1980年代的改革构型中占据了愈发重要的地位。做出这样的选择是罗卡尔办公室的策略所致，因为办公室副主任让-保罗·于雄并不希望设立“特别行动小组”，而是倾向于将“复兴计划”委派给可以确保公职人员行政管理跟进工作的政府机构。“公共服务复兴计划”充当催化剂，在先前具有首创精神的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中进一步扩大“制度(51)化”。1988年5月，就在通告发出前夕，负责“现代化与质量”的第三分局宣布成立，为“公共服务复兴”运动提供制度化支撑。副局长集结了两个部门来处理用户与现代管理方法之间的关系。公共部门复兴运动使其确立了合法的地位，促进了发展，使之可以全身心投入(52)到领导用户和管理方法的工作中。1989年9月，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新局长贝尔纳·佩舍尔上任，他从政经验丰富、政治人脉极广，强调将“行政改革”列入部门的持续工作任务。1989年9月21日的研讨会之后，“公共部门的复兴政策总体跟进”任务委派给了佩舍尔。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因而成了现代化横向主体研究的部际中心，并展开了现代化的革新系统化工作。诚然，它的促进作用、管理权力、在管理领域做出判断的能力都十分有限。然而，管理技术（人力资源管理、契约化、用户政策）从此成为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捍卫的对象。以总理为首的内阁政府，在1980年代改革构型中所作出的选择是有缺陷的。预算局青睐紧缩政策，并不信任所实行的管理手段，这使得它并没有为总理提供一个可靠的支持。自召开首批关于责任中心（1990年1月25日通告中提出）的部际会议之后，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与预算局的冲突就更加激烈，后者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要求限制所实行的管理手段，此外对一些负责管理操作的(53)部门的职责也提出了要求。这一冲突进一步体现了1980年代现代化改革的必要性。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的介入表明了对于再次确定原有规则，仅将其现代化而不加以改变的做法的顾虑。改革开致，因为办公室副主任让-保罗·于雄并不希望设立“特别行动小组”，而是倾向于将“复兴计划”委派给可以确保公职人员行政管理跟进工作的政府机构。“公共服务复兴计划”充当催化剂，在先前具有首创精神的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中进一步扩大“制度(51)化”。1988年5月，就在通告发出前夕，负责“现代化与质量”的第三分局宣布成立，为“公共服务复兴”运动提供制度化支撑。副局长集结了两个部门来处理用户与现代管理方法之间的关系。公共部门复兴运动使其确立了合法的地位，促进了发展，使之可以全身心投入(52)到领导用户和管理方法的工作中。1989年9月，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新局长贝尔纳·佩舍尔上任，他从政经验丰富、政治人脉极广，强调将“行政改革”列入部门的持续工作任务。1989年9月21日的研讨会之后，“公共部门的复兴政策总体跟进”任务委派给了佩舍尔。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因而成了现代化横向主体研究的部际中心，并展开了现代化的革新系统化工作。诚然，它的促进作用、管理权力、在管理领域做出判断的能力都十分有限。然而，管理技术（人力资源管理、契约化、用户政策）从此成为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捍卫的对象。以总理为首的内阁政府，在1980年代改革构型中所作出的选择是有缺陷的。预算局青睐紧缩政策，并不信任所实行的管理手段，这使得它并没有为总理提供一个可靠的支持。自召开首批关于责任中心（1990年1月25日通告中提出）的部际会议之后，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与预算局的冲突就更加激烈，后者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要求限制所实行的管理手段，此外对一些负责管理操作的(53)部门的职责也提出了要求。这一冲突进一步体现了1980年代现代化改革的必要性。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的介入表明了对于再次确定原有规则，仅将其现代化而不加以改变的做法的顾虑。改革开始于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设立了史无前例的副局长职位，同时从本局以外招聘任职人员。这实际上是一种“嫁接”而非改变。对于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而言，最重要的是管理手段和规定制度的兼容性问题，因为后者要占据主导地位。管理理念的一体化只需要进行借鉴，使其能与由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制定的公职人员规章制度协调一致，与工会组织关系相协调。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管理能够使这种一体化更为容易，因为它的理念虽然并不一致，但框架却极为灵活，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下开展，被看作一种中性知识。正(54)如同马蒂亚斯·芬格所强调的那样，公共管理是“市场方法（右侧）与参与方法（左侧）的奇怪混合”。首先，参与方面由于实验、社会对话和人力资源管理，被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更为看重。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运用公共管理理论，为的是延伸其专门知识场所与相关部门的顾问关系。凭借一个重要的通信网络，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享有一个“合作者”的正面形象，这与预算局是不同的。在契约化政策方面，受到预算局限制的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随着行政改革的开展有了新的资源和合理地位。

这样，现代化管理改革剧目的适应性和扩大化，显示了在制度变(55)化和公共政策中“效益递增”现象的力量。1980年代的行政改革中解释的发展和加强，是因为改革政策的稳定化要求投资和学习的高额成本。组成的专家团体（质量圈、手段管理主义、克罗齐耶主义）和一些支持这些程序的机构生成了共同的代表和坚定的介入模态。

然而，连续性的说明并不完整。如果它制约了总理行动的限定与激励的框架，便不能详细地说明改革行动的实用主义的那一面。“复兴工作”不仅仅是对以前政策的死板继承，而是一种更为理性的再投始于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设立了史无前例的副局长职位，同时从本局以外招聘任职人员。这实际上是一种“嫁接”而非改变。对于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而言，最重要的是管理手段和规定制度的兼容性问题，因为后者要占据主导地位。管理理念的一体化只需要进行借鉴，使其能与由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制定的公职人员规章制度协调一致，与工会组织关系相协调。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管理能够使这种一体化更为容易，因为它的理念虽然并不一致，但框架却极为灵活，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下开展，被看作一种中性知识。正(54)如同马蒂亚斯·芬格所强调的那样，公共管理是“市场方法（右侧）与参与方法（左侧）的奇怪混合”。首先，参与方面由于实验、社会对话和人力资源管理，被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更为看重。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运用公共管理理论，为的是延伸其专门知识场所与相关部门的顾问关系。凭借一个重要的通信网络，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享有一个“合作者”的正面形象，这与预算局是不同的。在契约化政策方面，受到预算局限制的法国行政与公共职能管理总局，随着行政改革的开展有了新的资源和合理地位。

这样，现代化管理改革剧目的适应性和扩大化，显示了在制度变(55)化和公共政策中“效益递增”现象的力量。1980年代的行政改革中解释的发展和加强，是因为改革政策的稳定化要求投资和学习的高额成本。组成的专家团体（质量圈、手段管理主义、克罗齐耶主义）和一些支持这些程序的机构生成了共同的代表和坚定的介入模态。

然而，连续性的说明并不完整。如果它制约了总理行动的限定与激励的框架，便不能详细地说明改革行动的实用主义的那一面。“复兴工作”不仅仅是对以前政策的死板继承，而是一种更为理性的再投资继承，因为大环境和具有树立总理权威过程性质的制度因素，赋予了重大的意义和利益。为了理解改革剧目成功的原因，我们应分析一下在米歇尔·罗卡尔领导下改革剧目获得再投资的本质，同时还要分(56)析“正统现代化推进者”的位置，他们维护着已有的规则，并引进一些管理手段来逐渐改变原来的规则。1988年，实行行政改革政策的选择和批评者姿态的限定，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政治方面和环境方面。1988年6月，社会党派在议会以12票之差失去了绝对多数的席位。一个少数派的政府，行动余地必然受限。以总理为首的内阁政府应根据讨论的计划，通过与议会议员商议去“制造”多数党，想方设法获得中间派联盟和共产党派这两个反对派的支持。这个状况不利于大规模的改革，也不利于对制度以及现有规则过于激烈的批评。议会中各政府党派的不团结使得总理权威削弱，也导致了1988年上任的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用“共同治理”这一词，来形容他与自己任命的总理之间的关系，后者是他的竞争对手社会党派成员。这样一来，即使他个人对行政管理政策不感兴趣，弗朗索瓦·密特朗也会在关于公共部门的商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依靠经济与财政部部长的支持，凭借社会顾问贝尔纳·佩舍尔（洛朗·法比尤斯的前顾问）的明智建议，总统对一些政治党派所提出的要求表示支持，尤其是总理的反对派法国工人力量总工会。执政党的二元性限制了政治上可通行的改革的规模。在1990年雷恩会议前夕，米歇尔·罗卡尔同样也曾遇到过社会党中内部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1989年欧洲大选令人失望的结果，政府官员与他们的工会组织给总理制造麻烦。同时在公共服务复兴计划中，工会组织不仅在薪水上提出要求，而且对进行的改革和限制的升值（1990年2月的杜拉弗协议）提出了要求。这种介入的出现如同一种战略，旨在抑制工资上涨以及扩大工会协商谈判范资继承，因为大环境和具有树立总理权威过程性质的制度因素，赋予了重大的意义和利益。为了理解改革剧目成功的原因，我们应分析一下在米歇尔·罗卡尔领导下改革剧目获得再投资的本质，同时还要分(56)析“正统现代化推进者”的位置，他们维护着已有的规则，并引进一些管理手段来逐渐改变原来的规则。1988年，实行行政改革政策的选择和批评者姿态的限定，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政治方面和环境方面。1988年6月，社会党派在议会以12票之差失去了绝对多数的席位。一个少数派的政府，行动余地必然受限。以总理为首的内阁政府应根据讨论的计划，通过与议会议员商议去“制造”多数党，想方设法获得中间派联盟和共产党派这两个反对派的支持。这个状况不利于大规模的改革，也不利于对制度以及现有规则过于激烈的批评。议会中各政府党派的不团结使得总理权威削弱，也导致了1988年上任的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用“共同治理”这一词，来形容他与自己任命的总理之间的关系，后者是他的竞争对手社会党派成员。这样一来，即使他个人对行政管理政策不感兴趣，弗朗索瓦·密特朗也会在关于公共部门的商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依靠经济与财政部部长的支持，凭借社会顾问贝尔纳·佩舍尔（洛朗·法比尤斯的前顾问）的明智建议，总统对一些政治党派所提出的要求表示支持，尤其是总理的反对派法国工人力量总工会。执政党的二元性限制了政治上可通行的改革的规模。在1990年雷恩会议前夕，米歇尔·罗卡尔同样也曾遇到过社会党中内部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1989年欧洲大选令人失望的结果，政府官员与他们的工会组织给总理制造麻烦。同时在公共服务复兴计划中，工会组织不仅在薪水上提出要求，而且对进行的改革和限制的升值（1990年2月的杜拉弗协议）提出了要求。这种介入的出现如同一种战略，旨在抑制工资上涨以及扩大工会协商谈判范围。公共服务复兴计划也是在党派竞争中的重要资源。

总理的政治权力因此严重缩水。然而这些制约因素并没有激发对制度批评的积极性，反而使得政府首脑限制了改革规模并开始寻求政府官员们的支持。公共职能队伍被委托给米歇尔·杜拉弗领导，这位新任公共职能部部长是“社会民主中心”的雷蒙·巴尔派，拥有“国务部长”的殊荣。然而，正如1985年或1987年那样，公共职能问题仍是无法回避的敏感问题。此外，这个问题不仅仅与党内斗争有关。将行政改革提上日程同样激起强烈“反响”：它构成了1988年公共职能领域和公共企业一再罢工的重要背景。1988年5月至12月，护士、巴黎独立运输公司的司机和技工以及邮电部的职员们，纷纷加入到社会运动当中，他们的共同目标是要求提高公职人员的薪资，呼吁由左翼社会党人对曾经的苦难日子进行“补偿”。1988—1989年，公职队伍的社会运动随着警察尤其是财政官员的罢工而愈发频繁也愈发激烈。总理的社会问题顾问团队诊断出进行抗议者主要为B类和C类人员，于是决定针对他们的抗议行为采取预防措施。最早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公职活动的种种声明，其实既是政府针对行政管理采取的“社(57)(58)会”行动也是“政治”行动。在通告发布之前，政府便希望与工会组织就加薪问题展开广泛谈判。在罗卡尔政府和负责公共职能事务的国务部长米歇尔·杜拉弗的承诺下，这种就公职事务开展谈判的想法终于在1989年底升级为政府战略。通过继续实行由国民教育部部长利昂内尔·若斯潘提出的加薪政策，以护士为代表的全体公职人员的职业工作开始得到重视。1990年2月9日，由五个工会组织签署的(59)“杜拉弗协议”代价高昂，因为协议承诺在7年时间内增加420亿法郎用以满足三大公共职能部门的加薪要求。众多新闻报刊对此次谈判围。公共服务复兴计划也是在党派竞争中的重要资源。

总理的政治权力因此严重缩水。然而这些制约因素并没有激发对制度批评的积极性，反而使得政府首脑限制了改革规模并开始寻求政府官员们的支持。公共职能队伍被委托给米歇尔·杜拉弗领导，这位新任公共职能部部长是“社会民主中心”的雷蒙·巴尔派，拥有“国务部长”的殊荣。然而，正如1985年或1987年那样，公共职能问题仍是无法回避的敏感问题。此外，这个问题不仅仅与党内斗争有关。将行政改革提上日程同样激起强烈“反响”：它构成了1988年公共职能领域和公共企业一再罢工的重要背景。1988年5月至12月，护士、巴黎独立运输公司的司机和技工以及邮电部的职员们，纷纷加入到社会运动当中，他们的共同目标是要求提高公职人员的薪资，呼吁由左翼社会党人对曾经的苦难日子进行“补偿”。1988—1989年，公职队伍的社会运动随着警察尤其是财政官员的罢工而愈发频繁也愈发激烈。总理的社会问题顾问团队诊断出进行抗议者主要为B类和C类人员，于是决定针对他们的抗议行为采取预防措施。最早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公职活动的种种声明，其实既是政府针对行政管理采取的“社(57)(58)会”行动也是“政治”行动。在通告发布之前，政府便希望与工会组织就加薪问题展开广泛谈判。在罗卡尔政府和负责公共职能事务的国务部长米歇尔·杜拉弗的承诺下，这种就公职事务开展谈判的想法终于在1989年底升级为政府战略。通过继续实行由国民教育部部长利昂内尔·若斯潘提出的加薪政策，以护士为代表的全体公职人员的职业工作开始得到重视。1990年2月9日，由五个工会组织签署的(59)“杜拉弗协议”代价高昂，因为协议承诺在7年时间内增加420亿法郎用以满足三大公共职能部门的加薪要求。众多新闻报刊对此次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