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自2004年马斯克担任董事长起，到2018年马斯克由于特斯拉私有化不实信息披露遭受美国证监会处罚，辞去董事长，已逾14年。从特斯拉2010年上市以来，时任董事长马斯克一直兼任公司的CEO。而公司现任董事Kimbal Musk是马斯克的弟弟。一个成熟的公司治理制度设计需要独立的第三方来制衡管理层，履行监督管理层和协调股东与管理层利益的职能，以此减少因担任董事长兼CEO职位而可能产生的任何潜在利益冲突。有鉴于此，特斯拉从2010年上市之初即开始设立首席外部董事。目前的首席外部董事是Atoio J.Gracias。

在资本市场进入分散股权时代后，内部人遭遇野蛮人所引发的股权纷争将成为很多公司不得不面对的公司治理议题。理论上，独董既非单纯的外部人，毕竟不比其他任何第三方更加了解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同时也非存在利益瓜葛的内部人。因此，在信息相对对称时，利益中立的独董成为在“内部人”和“野蛮人”的股权纷争中合适的居中调停者。例如，当出现控制权纷争时，独董（甚至首席独立董事）可以居中协调，并最终通过股东大会表决，向在位企业家推出金降落伞计划，使其主动放弃反并购抵抗；独董主导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可以在听取在位企业家和新入主股东意见的基础上，遴选和聘任新的经营管理团队，避免控制权转移给公司发展带来的危机和阵痛，使公司能够持续稳定发展。

当然，由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独董力量相对弱小，同时在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建立良好的市场声誉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股权纷争发生后，独董是否能够成功扮演可能的居中调节者角色尚待观察，例。自2004年马斯克担任董事长起，到2018年马斯克由于特斯拉私有化不实信息披露遭受美国证监会处罚，辞去董事长，已逾14年。从特斯拉2010年上市以来，时任董事长马斯克一直兼任公司的CEO。而公司现任董事Kimbal Musk是马斯克的弟弟。一个成熟的公司治理制度设计需要独立的第三方来制衡管理层，履行监督管理层和协调股东与管理层利益的职能，以此减少因担任董事长兼CEO职位而可能产生的任何潜在利益冲突。有鉴于此，特斯拉从2010年上市之初即开始设立首席外部董事。目前的首席外部董事是Atoio J.Gracias。

在资本市场进入分散股权时代后，内部人遭遇野蛮人所引发的股权纷争将成为很多公司不得不面对的公司治理议题。理论上，独董既非单纯的外部人，毕竟不比其他任何第三方更加了解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同时也非存在利益瓜葛的内部人。因此，在信息相对对称时，利益中立的独董成为在“内部人”和“野蛮人”的股权纷争中合适的居中调停者。例如，当出现控制权纷争时，独董（甚至首席独立董事）可以居中协调，并最终通过股东大会表决，向在位企业家推出金降落伞计划，使其主动放弃反并购抵抗；独董主导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可以在听取在位企业家和新入主股东意见的基础上，遴选和聘任新的经营管理团队，避免控制权转移给公司发展带来的危机和阵痛，使公司能够持续稳定发展。

当然，由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独董力量相对弱小，同时在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建立良好的市场声誉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股权纷争发生后，独董是否能够成功扮演可能的居中调节者角色尚待观察，中国资本市场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中心范式下对外部接管威胁的重新认识：从外部治理机制到反并购条款的制定传统上，除了缓解产能过剩，实现并购重组等资源重新配置功能，接管威胁还被认为是有助于迫使绩效不尽如人意的管理层更迭，缓解内部人控制问题的重要外部治理机制。从对接管威胁社会和经济功能认识的已有文献来看，早期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接管威胁的正面评价多于负面评价。然而，近20年来，随着对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并购浪潮和“野蛮人入侵”现象的反思深入，人们逐步认识到接管威胁作为“双刃剑”的另外一面。接管威胁，尤其是极端情形下的“野蛮人撞门”，并不利于鼓励创业团队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它损害的不仅是创业团队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例如苹果“同股同权”构架下一度被扫地出门的乔布斯），而且不利于社会范围内的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但鉴于接管威胁和“野蛮人入侵”的诱因恰恰是内部人控制导致的股价偏离真实价值，因此理论界与实务界在围绕接管威胁的角色，进而公司章程中反并购条款设计所达到的共识程度，远远低于在股权结构设计和董事会制度建设等层面开展的企业家中心的相关公司治理制度变革。

概括而言，在公司章程和相关公司治理制度建设中，围绕如何鼓励企业家人力资本投入，提高接管威胁和“门外野蛮人入侵”门槛的反并购条款设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争议相对较小的任期交错的分类董事会制度。例如，特斯拉把董事会全体成员分为三类。每一类董事的任期为三年，任期中国资本市场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中心范式下对外部接管威胁的重新认识：从外部治理机制到反并购条款的制定传统上，除了缓解产能过剩，实现并购重组等资源重新配置功能，接管威胁还被认为是有助于迫使绩效不尽如人意的管理层更迭，缓解内部人控制问题的重要外部治理机制。从对接管威胁社会和经济功能认识的已有文献来看，早期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接管威胁的正面评价多于负面评价。然而，近20年来，随着对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并购浪潮和“野蛮人入侵”现象的反思深入，人们逐步认识到接管威胁作为“双刃剑”的另外一面。接管威胁，尤其是极端情形下的“野蛮人撞门”，并不利于鼓励创业团队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它损害的不仅是创业团队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例如苹果“同股同权”构架下一度被扫地出门的乔布斯），而且不利于社会范围内的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但鉴于接管威胁和“野蛮人入侵”的诱因恰恰是内部人控制导致的股价偏离真实价值，因此理论界与实务界在围绕接管威胁的角色，进而公司章程中反并购条款设计所达到的共识程度，远远低于在股权结构设计和董事会制度建设等层面开展的企业家中心的相关公司治理制度变革。

概括而言，在公司章程和相关公司治理制度建设中，围绕如何鼓励企业家人力资本投入，提高接管威胁和“门外野蛮人入侵”门槛的反并购条款设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争议相对较小的任期交错的分类董事会制度。例如，特斯拉把董事会全体成员分为三类。每一类董事的任期为三年，任期交错。包括马斯克在内的一类董事从2017年任职到2020年股东大会召开时；包括首席外部董事Atoio J.Gracias和马斯克弟弟Kimbal Musk在内的二类董事的任期从2018年开始到2021年换届完成结束；而包括Brad Buss在内的三类董事则于2019年进行换届选举。任期交错的分类董事会意味着完成全部董事会的重组，实现全面接管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这是接管商在发起接管前不得不考虑的制度和时间成本，分类董事会制度由此可以起到延迟或阻止公司控制权转移的作用。事实上，任期交错分类董事会制度在防范“门外野蛮人入侵”上的重要性已经引起我国一些上市公司的重视。我们注意到，在2015年万科股权之争后掀起的我国上市公司新一轮公司章程修改潮中，一些公司推出了任期交错的分类董事会制度。

除了延迟或阻止公司控制权转移的节奏，任期交错的分类董事还将有助于董事会实现平稳运行，使每位独董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每次仅仅更换部分董事无疑避免了董事全部是新人，需要花时间了解、熟悉公司的尴尬和相应学习成本；老董事的存在有助于相关公司政策的延续，使公司政策保持稳定。向不合理的董事会议案出具否定意见被认为是独董履行监督职能的重要体现。我国资本市场规定独董的任期不超过两届。为了获得第二届连任的提名，我们观察到，独董较少在第一任期出具否定意见，以免换届选举时被具有影响力的大股东逆淘汰。而在即将结束全部任期的第二任期内，声誉和违规处罚的担心将战胜连任的动机，独董此时出具否定意见的可能性更大，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如果在我国资本市场普遍推行任期交错的分类董事会制度，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是，在每一阶段都存在处于不同任期阶段的独董，独董从整体上将更加稳定和流畅地履行监督职能。交错。包括马斯克在内的一类董事从2017年任职到2020年股东大会召开时；包括首席外部董事Atoio J.Gracias和马斯克弟弟Kimbal Musk在内的二类董事的任期从2018年开始到2021年换届完成结束；而包括Brad Buss在内的三类董事则于2019年进行换届选举。任期交错的分类董事会意味着完成全部董事会的重组，实现全面接管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这是接管商在发起接管前不得不考虑的制度和时间成本，分类董事会制度由此可以起到延迟或阻止公司控制权转移的作用。事实上，任期交错分类董事会制度在防范“门外野蛮人入侵”上的重要性已经引起我国一些上市公司的重视。我们注意到，在2015年万科股权之争后掀起的我国上市公司新一轮公司章程修改潮中，一些公司推出了任期交错的分类董事会制度。

除了延迟或阻止公司控制权转移的节奏，任期交错的分类董事还将有助于董事会实现平稳运行，使每位独董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每次仅仅更换部分董事无疑避免了董事全部是新人，需要花时间了解、熟悉公司的尴尬和相应学习成本；老董事的存在有助于相关公司政策的延续，使公司政策保持稳定。向不合理的董事会议案出具否定意见被认为是独董履行监督职能的重要体现。我国资本市场规定独董的任期不超过两届。为了获得第二届连任的提名，我们观察到，独董较少在第一任期出具否定意见，以免换届选举时被具有影响力的大股东逆淘汰。而在即将结束全部任期的第二任期内，声誉和违规处罚的担心将战胜连任的动机，独董此时出具否定意见的可能性更大，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如果在我国资本市场普遍推行任期交错的分类董事会制度，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是，在每一阶段都存在处于不同任期阶段的独董，独董从整体上将更加稳定和流畅地履行监督职能。其次是重大事项从简单多数到大多数通过。在特斯拉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关于修改和重述公司章程须经至少2/3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批准规定无疑将增加接管的难度和成本。而在腾讯“大股东背书”的案例中，公司所有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案必须由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出席投票的75%通过才有效。这意味着8名董事会成员，如果超过2名成员反对，则任何决议案都无法通过。而在腾讯董事会8名成员中，有4名由创始人提名，这些“一致行动人”的存在使马化腾对重要事项的否决权始终可以大于等于50%。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大股东的背书”下，上述制度安排排除了马化腾等担心“门外野蛮人入侵”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心无旁骛地致力于业务模式的创新。然而这样做的坏处是，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格局和盘踞效应，使外部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

在实践中，围绕公司章程的反并购条款制定，一些公司引入了其他富有启发性的条款设计理念。然而，这些条款设计理念带来的启发和争议一样大。例如，特斯拉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限制股东召集特别会议的权力。特别股东会议只能由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或董事会召集，股东不得召开特别会议。特斯拉公司的章程同时规定，股东没有累积投票权。由于缺乏累积投票权，持股比例有限的股东很难推选代表自己利益的董事进入董事会，从而难以围绕经营战略调整等重大事项在董事会中发挥影响力。我们看到，这些条款的规定在看似有助于防范“门外野蛮人入侵”，确保创业团队对公司实际控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一个合理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是在保障外部股东权益和鼓励创业团队围绕业务模理念创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其次是重大事项从简单多数到大多数通过。在特斯拉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关于修改和重述公司章程须经至少2/3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批准规定无疑将增加接管的难度和成本。而在腾讯“大股东背书”的案例中，公司所有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案必须由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出席投票的75%通过才有效。这意味着8名董事会成员，如果超过2名成员反对，则任何决议案都无法通过。而在腾讯董事会8名成员中，有4名由创始人提名，这些“一致行动人”的存在使马化腾对重要事项的否决权始终可以大于等于50%。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大股东的背书”下，上述制度安排排除了马化腾等担心“门外野蛮人入侵”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心无旁骛地致力于业务模式的创新。然而这样做的坏处是，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格局和盘踞效应，使外部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

在实践中，围绕公司章程的反并购条款制定，一些公司引入了其他富有启发性的条款设计理念。然而，这些条款设计理念带来的启发和争议一样大。例如，特斯拉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限制股东召集特别会议的权力。特别股东会议只能由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或董事会召集，股东不得召开特别会议。特斯拉公司的章程同时规定，股东没有累积投票权。由于缺乏累积投票权，持股比例有限的股东很难推选代表自己利益的董事进入董事会，从而难以围绕经营战略调整等重大事项在董事会中发挥影响力。我们看到，这些条款的规定在看似有助于防范“门外野蛮人入侵”，确保创业团队对公司实际控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一个合理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是在保障外部股东权益和鼓励创业团队围绕业务模理念创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五）结论与“一股一票”的“同股同权”相比，存在上百年之久的“同股不同权”股票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利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股权设计。然而在沉寂了近百年，经历了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并购浪潮的洗礼后，“同股不同权”的股票发行作为防范“门外野蛮人入侵”，鼓励企业家人力资本投入的股权结构设计理念重新获得了理论界和学术界的认同。在过去的20年，以谷歌、Facebook等AB股双重股权结构股票为代表的“直接完成”和由阿里合伙人制度与腾讯“大股东背书”模式“变相实现”的“不平等投票权”的股权设计理念的兴起，标志着公司治理制度变革出现从传统的股东中心向企业家中心转变的全球变革趋势。

概括而言，从股东中心向企业家中心转变的公司治理制度变革全球趋势的出现基于以下理论和现实背景。

其一是对“Berle和Meas误导”的校准。受Berle和Meas反思大萧条情结的影响，长期以来，公司治理的理论界和实务界看到的更多是现代股份公司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产生的代理冲突和形成的代理成本，而忽略了正是由于二者的分离才实现的经理人职业化和资本社会化、专业化分工。实务工作者从现实需求出发，迫切需要探索确保经营权从所有权分离出来的制度安排。于是我们观察到，理论界和实务界不仅形成了对AB双重股权结构股票发行的重新认识，更有了由阿里合伙人制度和腾讯“大股东背书”模式所变相实现的“不平等投票权”的股权设计理念创新。理论界和实务界由此逐步走出“Berle和Meas误导”，朝着企业家中心的公司治理制度变革方面迈（五）结论与“一股一票”的“同股同权”相比，存在上百年之久的“同股不同权”股票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利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股权设计。然而在沉寂了近百年，经历了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并购浪潮的洗礼后，“同股不同权”的股票发行作为防范“门外野蛮人入侵”，鼓励企业家人力资本投入的股权结构设计理念重新获得了理论界和学术界的认同。在过去的20年，以谷歌、Facebook等AB股双重股权结构股票为代表的“直接完成”和由阿里合伙人制度与腾讯“大股东背书”模式“变相实现”的“不平等投票权”的股权设计理念的兴起，标志着公司治理制度变革出现从传统的股东中心向企业家中心转变的全球变革趋势。

概括而言，从股东中心向企业家中心转变的公司治理制度变革全球趋势的出现基于以下理论和现实背景。

其一是对“Berle和Meas误导”的校准。受Berle和Meas反思大萧条情结的影响，长期以来，公司治理的理论界和实务界看到的更多是现代股份公司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产生的代理冲突和形成的代理成本，而忽略了正是由于二者的分离才实现的经理人职业化和资本社会化、专业化分工。实务工作者从现实需求出发，迫切需要探索确保经营权从所有权分离出来的制度安排。于是我们观察到，理论界和实务界不仅形成了对AB双重股权结构股票发行的重新认识，更有了由阿里合伙人制度和腾讯“大股东背书”模式所变相实现的“不平等投票权”的股权设计理念创新。理论界和实务界由此逐步走出“Berle和Meas误导”，朝着企业家中心的公司治理制度变革方面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