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适应反对派改良主义过程中政治与行政背景

的重要性

构建党派身份的策略并不足以解释德斯坦派精英为何选择有益于行政相对人的改革剧目。政治行动者要始终坚持建构并维护自身合法地位，充分考虑自身选举可行性以及在改革构型中所掌握的资源，准确把握在改革政策落实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行政可行性）以及替补知识的合理性。反对派改良主义几乎已完全替代了预算选择理性化所体现的理性化改良主义，有另外两种动因可以诠释这场“政变”。

一方面，反对派的改良主义具有政治可行性，因为它在1970年(20)代下半叶的政治竞争中构成了有益的系统性策略。考虑到独立共和党人的资源薄弱，以及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的独立自治（特别在雅克·希拉克离开总理府就任保卫共和联盟主席后）影响下右翼多数党的内部分裂（尤其在议会中）日益加剧，德斯坦派不得不持续依靠“向左翼开放”的“交易”，与中间党派结成联盟，并试图拉拢戴高乐派(21)。从这个角度来看，解释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最初公开表露要重新拉回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并将其“德斯坦化”的企图十分必要。任命雅克·希拉克出任总理可以诠释为通过依靠在政治运动中大有前途的人物来绕过众多戴高乐派巨头的策略。另一方面，多位独立共和党成员希望与脱离共同纲领、不再仅仅代表民主社会主义或改良社会(22)主义的社会党拉近关系。如果说德斯坦政府向中间党派示好（1974年任命让·勒卡吕埃为部长）以获得支持，那么对中间偏左翼更是极力讨好，邀请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甚至弗朗索瓦丝·吉鲁第三节　适应反对派改良主义过程中政治与行政背景

的重要性

构建党派身份的策略并不足以解释德斯坦派精英为何选择有益于行政相对人的改革剧目。政治行动者要始终坚持建构并维护自身合法地位，充分考虑自身选举可行性以及在改革构型中所掌握的资源，准确把握在改革政策落实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行政可行性）以及替补知识的合理性。反对派改良主义几乎已完全替代了预算选择理性化所体现的理性化改良主义，有另外两种动因可以诠释这场“政变”。

一方面，反对派的改良主义具有政治可行性，因为它在1970年(20)代下半叶的政治竞争中构成了有益的系统性策略。考虑到独立共和党人的资源薄弱，以及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的独立自治（特别在雅克·希拉克离开总理府就任保卫共和联盟主席后）影响下右翼多数党的内部分裂（尤其在议会中）日益加剧，德斯坦派不得不持续依靠“向左翼开放”的“交易”，与中间党派结成联盟，并试图拉拢戴高乐派(21)。从这个角度来看，解释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最初公开表露要重新拉回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并将其“德斯坦化”的企图十分必要。任命雅克·希拉克出任总理可以诠释为通过依靠在政治运动中大有前途的人物来绕过众多戴高乐派巨头的策略。另一方面，多位独立共和党成员希望与脱离共同纲领、不再仅仅代表民主社会主义或改良社会(22)主义的社会党拉近关系。如果说德斯坦政府向中间党派示好（1974年任命让·勒卡吕埃为部长）以获得支持，那么对中间偏左翼更是极力讨好，邀请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甚至弗朗索瓦丝·吉鲁进入政府担任改革部部长。像米歇尔·杜拉弗、安德烈·罗西和加布里埃尔·贝隆奈这样的激进分子也充当了政府扩充支持力量的桥头堡(23)。1978年2月结成的法兰西民主联盟继续联合和扩充多数派，1977年9月关于修改共同纲领的谈判破裂后留下的遗憾因此得以弥补。

独立共和党人若想获得特定群体的支持，就需要满足一定的政治条件，而这些条件会对其采取的公共政策产生影响。总统在七年任期(24)之初，巧取“改革”一词，并增加所谓的“社会”改革，这些都属(25)于对全新政治剧目的创造。这些创举即被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奎恩·威尔逊称为“多数党政策”的公共政策，也是使成本与利益呈现(26)分散的政策：这些政策易于实施，制度化程度很低，无需大量政府资源便能产生政治利益。反对派的改良主义便属于此类。共识中的拉(27)近政府距离或加强公民权利，都是有可能获得最广泛支持的举措。重要的是，德斯坦的中间定位战略借鉴了社会党纲领以及共同纲领，比如捍卫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因此，如果说反对派的改良主义在1974年至1976年间是为了扩大支持率而选择的政治策略，那么1977年至1981年期间，改良主义则成为联合多数派的最低共同目标。

另一方面，第二组原因解释了捍卫行政相对人利益的改革剧目的成功及其可行性。1972年至1975年，预算选择理性化制度开始衰落，并很难当机立断提供关于行政体系改革方面可供抉择的解决办法。自从以前的政策被认定失败，反对派的改良主义便得到迅速发展。1972年起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溶解吸收已十分明显，此时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还在担任财政部部长，而曾经支持预算选择理性化的中央集权联盟正逐渐瓦解。预算局与预测局的两位局长很快指出，中央集权与地方政府部门间的不平衡使得预算选择理性化政策无法满足进入政府担任改革部部长。像米歇尔·杜拉弗、安德烈·罗西和加布里埃尔·贝隆奈这样的激进分子也充当了政府扩充支持力量的桥头堡(23)。1978年2月结成的法兰西民主联盟继续联合和扩充多数派，1977年9月关于修改共同纲领的谈判破裂后留下的遗憾因此得以弥补。

独立共和党人若想获得特定群体的支持，就需要满足一定的政治条件，而这些条件会对其采取的公共政策产生影响。总统在七年任期(24)之初，巧取“改革”一词，并增加所谓的“社会”改革，这些都属(25)于对全新政治剧目的创造。这些创举即被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奎恩·威尔逊称为“多数党政策”的公共政策，也是使成本与利益呈现(26)分散的政策：这些政策易于实施，制度化程度很低，无需大量政府资源便能产生政治利益。反对派的改良主义便属于此类。共识中的拉(27)近政府距离或加强公民权利，都是有可能获得最广泛支持的举措。重要的是，德斯坦的中间定位战略借鉴了社会党纲领以及共同纲领，比如捍卫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因此，如果说反对派的改良主义在1974年至1976年间是为了扩大支持率而选择的政治策略，那么1977年至1981年期间，改良主义则成为联合多数派的最低共同目标。

另一方面，第二组原因解释了捍卫行政相对人利益的改革剧目的成功及其可行性。1972年至1975年，预算选择理性化制度开始衰落，并很难当机立断提供关于行政体系改革方面可供抉择的解决办法。自从以前的政策被认定失败，反对派的改良主义便得到迅速发展。1972年起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溶解吸收已十分明显，此时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还在担任财政部部长，而曾经支持预算选择理性化的中央集权联盟正逐渐瓦解。预算局与预测局的两位局长很快指出，中央集权与地方政府部门间的不平衡使得预算选择理性化政策无法满足他们的期待，因为本该为这些政府高层构建理性化框架的预算选择理性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反被“俘虏”了。经济与财政部多个关键管理职位的重大调整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战略上的变化。让·塞里塞离开了预测局，埃尔德蒙·马林沃（来自巴黎高科国立统计与经济管理学校）接任局长职位，体现出预测局从微观经济研究转向宏观经济研究的重新定位。从1972年起，曾进行了一段时间结构与程序改革试探的预测局，在马林沃的领导下又撤回到自己最擅长的数学建模与宏观经济研究领域，以确保自身的自主性与权威性。1974年，毕业于国家行政学院的皮埃尔·科尔泰斯开始接管预测局，这位从预算局开始职业生涯的高级官员曾以米歇尔·德布雷财政部部长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参与发起预算选择理性化政策。因为观察到吉斯卡尔·德斯坦在预算选择理性化上的政策投入过于温和，科尔泰斯便已清楚自己难以领导预测局重振预算选择理性化。特别是1974年雷诺·德·拉·热尼耶尔因为被任命为法兰西银行副行长也离开了预算局，取而代之的是德斯坦的亲信保罗·德罗什，此人是预算局的“正统派”，对预算选择理性化工具并不敏感。此外，预算局自1972年起也开始将工作重心收回到由自己直接负责的项目预算上，即利用工具来控制分配给各部的预算并分析预算使用情况。然而各部借助预算选择合理化加强了自身专业知识与分析能力，却并未回馈给预算局所期待的报偿：目标指标和结果评价，即针对公共部门的会计分析。相反，由预算局划定的人员与培训拨款似乎只起到了强化开销部门专业知识结构的作用。为挽救这种局面，自1972年起，预算局将宏观经济研究交给预测局负责，自己只保留了培训教育职能，便于潜移默化地在各部中传播现代经营管理方法。预算局于1971年末创立预算选择理性化培训联络委员会，(28)成为在项目预算发展框架下负责开发“管理头脑”的培训机构。他们的期待，因为本该为这些政府高层构建理性化框架的预算选择理性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反被“俘虏”了。经济与财政部多个关键管理职位的重大调整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战略上的变化。让·塞里塞离开了预测局，埃尔德蒙·马林沃（来自巴黎高科国立统计与经济管理学校）接任局长职位，体现出预测局从微观经济研究转向宏观经济研究的重新定位。从1972年起，曾进行了一段时间结构与程序改革试探的预测局，在马林沃的领导下又撤回到自己最擅长的数学建模与宏观经济研究领域，以确保自身的自主性与权威性。1974年，毕业于国家行政学院的皮埃尔·科尔泰斯开始接管预测局，这位从预算局开始职业生涯的高级官员曾以米歇尔·德布雷财政部部长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参与发起预算选择理性化政策。因为观察到吉斯卡尔·德斯坦在预算选择理性化上的政策投入过于温和，科尔泰斯便已清楚自己难以领导预测局重振预算选择理性化。特别是1974年雷诺·德·拉·热尼耶尔因为被任命为法兰西银行副行长也离开了预算局，取而代之的是德斯坦的亲信保罗·德罗什，此人是预算局的“正统派”，对预算选择理性化工具并不敏感。此外，预算局自1972年起也开始将工作重心收回到由自己直接负责的项目预算上，即利用工具来控制分配给各部的预算并分析预算使用情况。然而各部借助预算选择合理化加强了自身专业知识与分析能力，却并未回馈给预算局所期待的报偿：目标指标和结果评价，即针对公共部门的会计分析。相反，由预算局划定的人员与培训拨款似乎只起到了强化开销部门专业知识结构的作用。为挽救这种局面，自1972年起，预算局将宏观经济研究交给预测局负责，自己只保留了培训教育职能，便于潜移默化地在各部中传播现代经营管理方法。预算局于1971年末创立预算选择理性化培训联络委员会，(28)成为在项目预算发展框架下负责开发“管理头脑”的培训机构。1974年的总统选举强调了对现有工具已然失效的诊断，更加重了对政府体制带有强烈专家治国色彩的批评。1974年至1976年，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思想占据主流（并持续蔓延），然而这个阶段却并未使有关国家机器的结构性新政策成为必要。预算选择理性化逐渐丧失合法地位以及当时的政治条件反而推动了两种创举：首先是推行一系列以自由主义为指导方针的关于公共支出的周期性经济措施，由德斯坦的(29)亲信、新任财政部部长让-皮埃尔·福尔卡德全力支持；其次是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新法律，是反对派改良主义的完美诠释。

(1)　独立共和党联盟，《生命的意义》；前景与现实俱乐部，《明天的选择（1978—1983）》，巴黎，阿谢特出版社，1977年。(2)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法兰西民主》，巴黎，法雅出版社，1976年。(3)　德斯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许多研究的对象。让-克洛德·伯蒂菲斯，《德斯坦主义民主》，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1年；《德斯坦主义》，《政权》第9期，1979年。(4)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法兰西民主》，第56页。(5)　同上，第56页。(6)　柯莱特·伊斯莫尔，《德斯坦中心集团》，载G.拉沃、G.格伦贝格、N.马耶尔主编，《中产阶级的政治世界》，巴黎，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出版社，1983年，第241—257页。(7)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法兰西民主》，第147—150页。(8)　同上，第147—150页。(9)　同上，第147—150页。1974年的总统选举强调了对现有工具已然失效的诊断，更加重了对政府体制带有强烈专家治国色彩的批评。1974年至1976年，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思想占据主流（并持续蔓延），然而这个阶段却并未使有关国家机器的结构性新政策成为必要。预算选择理性化逐渐丧失合法地位以及当时的政治条件反而推动了两种创举：首先是推行一系列以自由主义为指导方针的关于公共支出的周期性经济措施，由德斯坦的(29)亲信、新任财政部部长让-皮埃尔·福尔卡德全力支持；其次是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新法律，是反对派改良主义的完美诠释。

(1)　独立共和党联盟，《生命的意义》；前景与现实俱乐部，《明天的选择（1978—1983）》，巴黎，阿谢特出版社，1977年。(2)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法兰西民主》，巴黎，法雅出版社，1976年。(3)　德斯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许多研究的对象。让-克洛德·伯蒂菲斯，《德斯坦主义民主》，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1年；《德斯坦主义》，《政权》第9期，1979年。(4)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法兰西民主》，第56页。(5)　同上，第56页。(6)　柯莱特·伊斯莫尔，《德斯坦中心集团》，载G.拉沃、G.格伦贝格、N.马耶尔主编，《中产阶级的政治世界》，巴黎，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出版社，1983年，第241—257页。(7)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法兰西民主》，第147—150页。(8)　同上，第147—150页。(9)　同上，第147—150页。(10)　同上，第72页。(11)　独立共和党联盟，《生命的意义》，第36页。(12)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法兰西民主》，第85页。(13)　政府总体政策声明，1974年6月5日周三会议，《官方公报》（1974年6月6日，周四），第2496页。(14)　《世界报》，1976年10月7—8日。(15)　关于行政管理的三条政策性建议：巩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及诉求途径、加强地方政府权力、重申行政中立原则。前景与现实俱乐部，《明天的选择（1978—1983）》，第69—70页。(16)　雷蒙·巴尔，《为实现自由与正义的行动目标》（1978年1月7日），布卢瓦，法雅出版社，第26页。(17)　这个观点受到布丽吉特·盖蒂的捍卫，《具有相对价值的政治资源：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艰难回归》，载《法国政治学杂志》第40卷第6期，1990年，第902—917页。(18)　皮埃尔·比恩鲍姆，《国家高层》，巴黎，瑟伊出版社，1977年，第165页。比恩鲍姆认为，由于缺乏像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或左翼党派那样有组织有结构的政党背景，德斯坦派只能选择依靠“有助于促进生产设备现代化与集中化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实业家”（皮埃尔·比恩鲍姆，《国家高层》，第172页），或依靠“从事自由职业的干部和成员”（皮埃尔·比恩鲍姆，《国家高层》，第170页）。作为德斯坦主义思想的发源地，前景与现实俱乐部大量吸收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士。关于德斯坦派具体情况，参见贝尔纳·勒孔特、克里斯蒂安·索瓦热，《德斯坦派》，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78年；丹尼尔·塞金，《新德斯坦派》，巴黎，加尔曼·莱维出版社，1979年。(19)　对于德斯坦派人士而言，诊断行政运作危机会使国家及其自身成为国家民族危机和问题的众矢之的。将所遭遇的困难归因于行政，则会为自(10)　同上，第72页。(11)　独立共和党联盟，《生命的意义》，第36页。(12)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法兰西民主》，第85页。(13)　政府总体政策声明，1974年6月5日周三会议，《官方公报》（1974年6月6日，周四），第2496页。(14)　《世界报》，1976年10月7—8日。(15)　关于行政管理的三条政策性建议：巩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及诉求途径、加强地方政府权力、重申行政中立原则。前景与现实俱乐部，《明天的选择（1978—1983）》，第69—70页。(16)　雷蒙·巴尔，《为实现自由与正义的行动目标》（1978年1月7日），布卢瓦，法雅出版社，第26页。(17)　这个观点受到布丽吉特·盖蒂的捍卫，《具有相对价值的政治资源：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艰难回归》，载《法国政治学杂志》第40卷第6期，1990年，第902—917页。(18)　皮埃尔·比恩鲍姆，《国家高层》，巴黎，瑟伊出版社，1977年，第165页。比恩鲍姆认为，由于缺乏像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或左翼党派那样有组织有结构的政党背景，德斯坦派只能选择依靠“有助于促进生产设备现代化与集中化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实业家”（皮埃尔·比恩鲍姆，《国家高层》，第172页），或依靠“从事自由职业的干部和成员”（皮埃尔·比恩鲍姆，《国家高层》，第170页）。作为德斯坦主义思想的发源地，前景与现实俱乐部大量吸收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士。关于德斯坦派具体情况，参见贝尔纳·勒孔特、克里斯蒂安·索瓦热，《德斯坦派》，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78年；丹尼尔·塞金，《新德斯坦派》，巴黎，加尔曼·莱维出版社，1979年。(19)　对于德斯坦派人士而言，诊断行政运作危机会使国家及其自身成为国家民族危机和问题的众矢之的。将所遭遇的困难归因于行政，则会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