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希望将权力彻底下放至各部的人。1969年至1971年，由于各部的自主能力，即它们对程序一致化的抗拒，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方针被迫转变。尽管它自诩为一种控制手段，它的制度化进程却在某种程度上被本应受其约束的各部“控制”了。预算选择理性化最初以“控制”为原则，却在实施过程中屈服于分散形式（地方分权），因此并未对各部产生实质性约束。预算选择理性化机制强调知识的必要性。在这个意义上，它所反映的改革剧目是极具1960年代特色的：若想围绕行政采取行动，必须通过构建网络预先认识行政及其运作情况。

第二节　预算选择理性化在政治维度的溶解吸收：一

位受到牵制的总理

预算选择理性化不仅在行政维度上逐渐被溶解吸收，在政治维度亦是如此，即其在最高领导层（财政部与总理府）处享有的支持逐渐瓦解。1968年5月米歇尔·德布雷辞去财政部部长职务，这位行政改革的坚实拥护者曾经拥有的正统地位本足以改革1968年制定的各种规则，因此他的辞职标志着首次失败提前到来。1969年4月，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再次出任经济与财政部部长，他显然不太赞成国家干预主义色彩强烈的计划。总的来说，1968年的转折并不利于发展具有很强技术性且依赖政府的政策。德斯坦回归经济部标志着极自由主义改革派的胜利，这群人并不热心支持预算选择理性化工程：“我觉得吉斯卡尔从未真正赞同过预算选择理性化，他认为这是公务员们的事，是专家们的事，而他从直觉上就不信任这些人。”（皮埃尔·科尔泰斯访谈，预测局）。(11)希望将权力彻底下放至各部的人。1969年至1971年，由于各部的自主能力，即它们对程序一致化的抗拒，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方针被迫转变。尽管它自诩为一种控制手段，它的制度化进程却在某种程度上被本应受其约束的各部“控制”了。预算选择理性化最初以“控制”为原则，却在实施过程中屈服于分散形式（地方分权），因此并未对各部产生实质性约束。预算选择理性化机制强调知识的必要性。在这个意义上，它所反映的改革剧目是极具1960年代特色的：若想围绕行政采取行动，必须通过构建网络预先认识行政及其运作情况。

第二节　预算选择理性化在政治维度的溶解吸收：一

位受到牵制的总理

预算选择理性化不仅在行政维度上逐渐被溶解吸收，在政治维度亦是如此，即其在最高领导层（财政部与总理府）处享有的支持逐渐瓦解。1968年5月米歇尔·德布雷辞去财政部部长职务，这位行政改革的坚实拥护者曾经拥有的正统地位本足以改革1968年制定的各种规则，因此他的辞职标志着首次失败提前到来。1969年4月，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再次出任经济与财政部部长，他显然不太赞成国家干预主义色彩强烈的计划。总的来说，1968年的转折并不利于发展具有很强技术性且依赖政府的政策。德斯坦回归经济部标志着极自由主义改革派的胜利，这群人并不热心支持预算选择理性化工程：“我觉得吉斯卡尔从未真正赞同过预算选择理性化，他认为这是公务员们的事，是专家们的事，而他从直觉上就不信任这些人。”（皮埃尔·科尔泰斯访谈，预测局）。德布雷的辞职破坏了新生的政治驱动力之根基，然而祸不单行，戴尔马因受到逃税指控于1972年7月同样选择了辞职。曾经由总理支持的行政改革总方案以及对政府的批评很快在政治上失去了可行性。随着“新社会”计划的出台，在不与以前的政策彻底割裂的情况下（为了不否认戴高乐主义的遗产），戴尔马总理选择了支持现代化与改革的立场。这样的立场使他从同僚中间脱颖而出，但也使他暴露无遗。断言行政机器存在缺陷，便是从一开始就将自己与本该为自己提供天然支撑的政治机关隔离开来，同样也切断了自己与呼吁和捍卫稳定和效力的政治支持的联系。对于戴尔马来说，批评现存制度秩序就等同于批评受到总统蓬皮杜支持的戴高乐主义政治遗产的核心要素(12)（政府）。这将行政当局的两大成员对立了起来。雅克·沙邦-戴尔马诊断国家危机并呼吁改革；乔治·蓬皮杜则鼓吹现行法规的稳固健全，并倡导将之运用到“现代化”进程中。总统的政治身份冠名曰(13)“保守改良派”，通过对现行制度秩序进行稍许调整以适应工业社会的自然演变，来实现保护制度秩序的目的。乔治·蓬皮杜称赞的现代化方案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把国家行动的代表意义放在首位，二是在比过去更有针对性的领域将庆祝伟大功绩放在首要的位置，他的(14)诸多工业计划便是最好证据。阿兰·佩雷菲特所提供的乔治·蓬皮杜对“新社会”的分析充分证明，“政府”与“行政”是蓬皮杜总统政治观的两个重要支柱：

“你们是否认为什么都可以一蹴而就呢？如果我们打破藩篱和枷锁，我们就会面临亡国灭族的危险，如此情形险些发生在68年5月！这是那些力图摧毁国家的极不负责的人的企图。下达命令掌控全局的应该是政府。告诉你们，只有我们戴高乐主义者德布雷的辞职破坏了新生的政治驱动力之根基，然而祸不单行，戴尔马因受到逃税指控于1972年7月同样选择了辞职。曾经由总理支持的行政改革总方案以及对政府的批评很快在政治上失去了可行性。随着“新社会”计划的出台，在不与以前的政策彻底割裂的情况下（为了不否认戴高乐主义的遗产），戴尔马总理选择了支持现代化与改革的立场。这样的立场使他从同僚中间脱颖而出，但也使他暴露无遗。断言行政机器存在缺陷，便是从一开始就将自己与本该为自己提供天然支撑的政治机关隔离开来，同样也切断了自己与呼吁和捍卫稳定和效力的政治支持的联系。对于戴尔马来说，批评现存制度秩序就等同于批评受到总统蓬皮杜支持的戴高乐主义政治遗产的核心要素(12)（政府）。这将行政当局的两大成员对立了起来。雅克·沙邦-戴尔马诊断国家危机并呼吁改革；乔治·蓬皮杜则鼓吹现行法规的稳固健全，并倡导将之运用到“现代化”进程中。总统的政治身份冠名曰(13)“保守改良派”，通过对现行制度秩序进行稍许调整以适应工业社会的自然演变，来实现保护制度秩序的目的。乔治·蓬皮杜称赞的现代化方案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把国家行动的代表意义放在首位，二是在比过去更有针对性的领域将庆祝伟大功绩放在首要的位置，他的(14)诸多工业计划便是最好证据。阿兰·佩雷菲特所提供的乔治·蓬皮杜对“新社会”的分析充分证明，“政府”与“行政”是蓬皮杜总统政治观的两个重要支柱：

“你们是否认为什么都可以一蹴而就呢？如果我们打破藩篱和枷锁，我们就会面临亡国灭族的危险，如此情形险些发生在68年5月！这是那些力图摧毁国家的极不负责的人的企图。下达命令掌控全局的应该是政府。告诉你们，只有我们戴高乐主义者会捍卫政府：我们的对手想要看到它消亡；而我们的职责是要保护它。首先要保留它。（……）你们难道没有注意到沙邦-戴尔马在演说中大谈特谈社会，却从未提及民族，更何谈政府权威啊！”(15)

总统通过重申政府稳定，破坏了总理合法化进程的根基，因为总理曾对政府效力提出质疑。1969年到1972年，总统通过成倍增加象征性干预或直接干预以支持“保护政府”，逐步与批评政府的总理划清了界限。在行政改革的具体问题上，总统反对总理。在地方政府改革中亦是如此。雅克·沙邦-戴尔马继续让·穆兰俱乐部的理念，主张合并市镇并建立大区以取代省；而蓬皮杜总统吸取1969年全民公决的教训，优先考虑依靠地方民选代表并与他们进行协商，而且只接受他们准备接受的改革政策。共和国总统在1970年10月30日于里昂发表的演说中明确完全以省为单位的领土组织方案并限制大区改革，市镇合并要以自愿为基础。总统依靠民选官员在地方政府中将“自上而下的”国家改革（希望强制推行市镇合并以及大区优先政策）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革。此举为总统赢得大量地方民选代表的支持，与保持改革姿态的总理形成了直接竞争。报纸杂志还对此做过报道：1970年12月10日，法国《基督徒见证》杂志专门刊登文章，题为《沙邦-戴尔马选择投降：总理因总统反对被迫放弃地方改革计划，蓬皮杜宣示自己才是国家统治者》。1971年9月颁布的关于市镇合并重组的法律（即马塞兰法）表明，总统有权禁止政府强制市镇合并重组。内政部部长雷蒙·马塞兰堪称共和国总统的坚实臂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通过加强法国社会基层制度建设来拆除“让·穆兰俱(16)乐部”埋下的“火药桶”。1971年2月，戴高乐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会捍卫政府：我们的对手想要看到它消亡；而我们的职责是要保护它。首先要保留它。（……）你们难道没有注意到沙邦-戴尔马在演说中大谈特谈社会，却从未提及民族，更何谈政府权威啊！”(15)

总统通过重申政府稳定，破坏了总理合法化进程的根基，因为总理曾对政府效力提出质疑。1969年到1972年，总统通过成倍增加象征性干预或直接干预以支持“保护政府”，逐步与批评政府的总理划清了界限。在行政改革的具体问题上，总统反对总理。在地方政府改革中亦是如此。雅克·沙邦-戴尔马继续让·穆兰俱乐部的理念，主张合并市镇并建立大区以取代省；而蓬皮杜总统吸取1969年全民公决的教训，优先考虑依靠地方民选代表并与他们进行协商，而且只接受他们准备接受的改革政策。共和国总统在1970年10月30日于里昂发表的演说中明确完全以省为单位的领土组织方案并限制大区改革，市镇合并要以自愿为基础。总统依靠民选官员在地方政府中将“自上而下的”国家改革（希望强制推行市镇合并以及大区优先政策）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革。此举为总统赢得大量地方民选代表的支持，与保持改革姿态的总理形成了直接竞争。报纸杂志还对此做过报道：1970年12月10日，法国《基督徒见证》杂志专门刊登文章，题为《沙邦-戴尔马选择投降：总理因总统反对被迫放弃地方改革计划，蓬皮杜宣示自己才是国家统治者》。1971年9月颁布的关于市镇合并重组的法律（即马塞兰法）表明，总统有权禁止政府强制市镇合并重组。内政部部长雷蒙·马塞兰堪称共和国总统的坚实臂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通过加强法国社会基层制度建设来拆除“让·穆兰俱(16)乐部”埋下的“火药桶”。1971年2月，戴高乐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温和的现代化追求者罗杰·弗雷被乔治·蓬皮杜任命为行政改革部部长，与公共职能部区分开来。弗雷的主要任务就是与地方民选代表进行协商，在地方推进温和改革（地方公共机构法）。通过将地区打造成为等待最高统治者授权的公共机构，共和国总统向“新社会”总体政治计划发出新的挑战。在质疑政府的同时，雅克·沙邦-戴尔马也将矛头指向了本应极力维护的传统拥护者们（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以及独立共和党人）。

第三节　预算选择理性化在专业维度的溶解吸收及对

知识的影响：促进组织管理、管理工具及组织社会学

的发展

预算选择理性化的制度结构不仅影响着改革的转变能力，同时还影响着它所推动的专业知识。改革行动的非强制性与去中心化特征，加之预算局在其中扮演的审慎角色，都体现为内部知识改革的广泛开放性。没有任何一门知识独霸天下。如果说改革在行政和政治上取得了相当迅速的进展，那么现在它将要参与到与行政息息相关的专业知识（经济核算、成本效益研究、管理监督、组织管理甚至组织社会学）及相关专业团体的发展中来。

预测局确保微观经济知识的发展提升，目的在于巩固自身自主权，并在面对国家计划总署这个强劲对手时彰显自身特殊性。经济核算手段能够被应用到行政体系当中，得益于预测局下属的预算选择理性化分局与路桥工程师们（米歇尔·泰尔尼耶、贝尔纳·瓦里泽、罗贝温和的现代化追求者罗杰·弗雷被乔治·蓬皮杜任命为行政改革部部长，与公共职能部区分开来。弗雷的主要任务就是与地方民选代表进行协商，在地方推进温和改革（地方公共机构法）。通过将地区打造成为等待最高统治者授权的公共机构，共和国总统向“新社会”总体政治计划发出新的挑战。在质疑政府的同时，雅克·沙邦-戴尔马也将矛头指向了本应极力维护的传统拥护者们（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以及独立共和党人）。

第三节　预算选择理性化在专业维度的溶解吸收及对

知识的影响：促进组织管理、管理工具及组织社会学

的发展

预算选择理性化的制度结构不仅影响着改革的转变能力，同时还影响着它所推动的专业知识。改革行动的非强制性与去中心化特征，加之预算局在其中扮演的审慎角色，都体现为内部知识改革的广泛开放性。没有任何一门知识独霸天下。如果说改革在行政和政治上取得了相当迅速的进展，那么现在它将要参与到与行政息息相关的专业知识（经济核算、成本效益研究、管理监督、组织管理甚至组织社会学）及相关专业团体的发展中来。

预测局确保微观经济知识的发展提升，目的在于巩固自身自主权，并在面对国家计划总署这个强劲对手时彰显自身特殊性。经济核算手段能够被应用到行政体系当中，得益于预测局下属的预算选择理性化分局与路桥工程师们（米歇尔·泰尔尼耶、贝尔纳·瓦里泽、罗贝尔·普瓦萨尔）的共同努力，然而根本发展主要取决于各部在对预算选择理性化不同领域的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参差不齐的成果。有些部选择发展成本效益研究（设备部、环境部、工业部、内政部），有些部拒绝落实预测局与预算局的指令（国防部自1964年起自行制订计划），还有些部认为经济核算对自己并不适用因而无太多关切（司法部、劳动部、文化部）。预测局的经济工程师们也意识到，预算选择理性化的微观经济学工具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部门，这要么是因为它们的活动不适合此类管理方法，要么是因为它们还没有能力运用这些技术。总的来说，决策研究早已应要求在内部展开，但对政治决策者(17)选择公共政策并没有太多帮助。时至1970年代，宏观经济研究的价值逐步得到重新肯定，成本效益研究的地位因此受到威胁。

由管理监督、组织管理和组织社会学构成的知识整体，尤其受益于预算选择理性化内容以及公务员相关培训课程的公开。如果预算选择理性化希望规范各部的决策和管理做法，主张深入了解行政运作真相的知识理论自然会派上用场。管理技巧尤其有助于预算选择理性化的实施，因为它证明对目标与投入的详细审查首先基于行政部门的自律，而这种自律并非仅仅依赖于强行套用经济核算这样的理性化技术：“我们要建立团队，提高科层等级意识，促使行政组织在自身改革过程中团结协作，重组信息流通渠道以及某些工作领域，重新分配(18)责任，更新管控方法。”由于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正式知识需要匹配各部以及公职人员们的具体状况，企业管理知识（目标管理、沟通管理等）的捍卫者们于是承诺会在其中担当调解者。目标绝不仅是严格实现理性化，还要得到行政部门的足够信任以便对其产生影响。应该从思想层面着手，动员行政人员对服务成本、目标（并非既定的）以尔·普瓦萨尔）的共同努力，然而根本发展主要取决于各部在对预算选择理性化不同领域的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参差不齐的成果。有些部选择发展成本效益研究（设备部、环境部、工业部、内政部），有些部拒绝落实预测局与预算局的指令（国防部自1964年起自行制订计划），还有些部认为经济核算对自己并不适用因而无太多关切（司法部、劳动部、文化部）。预测局的经济工程师们也意识到，预算选择理性化的微观经济学工具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部门，这要么是因为它们的活动不适合此类管理方法，要么是因为它们还没有能力运用这些技术。总的来说，决策研究早已应要求在内部展开，但对政治决策者(17)选择公共政策并没有太多帮助。时至1970年代，宏观经济研究的价值逐步得到重新肯定，成本效益研究的地位因此受到威胁。

由管理监督、组织管理和组织社会学构成的知识整体，尤其受益于预算选择理性化内容以及公务员相关培训课程的公开。如果预算选择理性化希望规范各部的决策和管理做法，主张深入了解行政运作真相的知识理论自然会派上用场。管理技巧尤其有助于预算选择理性化的实施，因为它证明对目标与投入的详细审查首先基于行政部门的自律，而这种自律并非仅仅依赖于强行套用经济核算这样的理性化技术：“我们要建立团队，提高科层等级意识，促使行政组织在自身改革过程中团结协作，重组信息流通渠道以及某些工作领域，重新分配(18)责任，更新管控方法。”由于预算选择理性化的正式知识需要匹配各部以及公职人员们的具体状况，企业管理知识（目标管理、沟通管理等）的捍卫者们于是承诺会在其中担当调解者。目标绝不仅是严格实现理性化，还要得到行政部门的足够信任以便对其产生影响。应该从思想层面着手，动员行政人员对服务成本、目标（并非既定的）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