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改革后内资转换为外资的概率是否下降。如果确实下降，那就说明内资的所有制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税收套利”。

首先，对于第一个环节，即增值税改革前后税差如何变化。在表7-8中，前两列中的被解释变量分别是内资与非HMK外资和HMK资的增值税税差，关键解释变量是虚拟变量“改革2004”，其取值为1时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企业所在城市经历了增值税改革；（2）企业所属行业经历了增值税改革；（3）年份是在2004年之后。当这三个条件中有一条不满足时，“改革2004”取值为0。在控制了年份、行业、城市的固定效应以及同基准回归的控制变量后，我们进行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

结果显示，“改革2004”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增值税改革之后外资企业之前享受的增值税优惠确有明显下降。举例来说，增值税改革后内资企业与非HMK外资企业间的增值税税差下降了0.67个百分点，相当于增值税改革之前两类企业税率差距的39%（=0.67/1.7×100%）。在后两列中，我们将内资企业是否转换为外资（分别是非HMK外资和HMK资）的虚拟变量对“改革2004”进行Probit回归，结果显示，增值税改革后，内资转换为非HMK外资和HMK资的概率分别下降0.26个百分点和0.28个百分点。

可以看到，2004年的增值税改革显著缩窄了外资企业相对于内资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与之相伴的结果是内资企业转为外资企业的概率显著下降。结合前面匹配倾向得分的结果，我们有理由认为之前看到的内资企业向外资企业的身份转换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追求外资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而非基于生产率、管理、技术等方税改革后内资转换为外资的概率是否下降。如果确实下降，那就说明内资的所有制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税收套利”。

首先，对于第一个环节，即增值税改革前后税差如何变化。在表7-8中，前两列中的被解释变量分别是内资与非HMK外资和HMK资的增值税税差，关键解释变量是虚拟变量“改革2004”，其取值为1时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企业所在城市经历了增值税改革；（2）企业所属行业经历了增值税改革；（3）年份是在2004年之后。当这三个条件中有一条不满足时，“改革2004”取值为0。在控制了年份、行业、城市的固定效应以及同基准回归的控制变量后，我们进行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

结果显示，“改革2004”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增值税改革之后外资企业之前享受的增值税优惠确有明显下降。举例来说，增值税改革后内资企业与非HMK外资企业间的增值税税差下降了0.67个百分点，相当于增值税改革之前两类企业税率差距的39%（=0.67/1.7×100%）。在后两列中，我们将内资企业是否转换为外资（分别是非HMK外资和HMK资）的虚拟变量对“改革2004”进行Probit回归，结果显示，增值税改革后，内资转换为非HMK外资和HMK资的概率分别下降0.26个百分点和0.28个百分点。

可以看到，2004年的增值税改革显著缩窄了外资企业相对于内资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与之相伴的结果是内资企业转为外资企业的概率显著下降。结合前面匹配倾向得分的结果，我们有理由认为之前看到的内资企业向外资企业的身份转换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追求外资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而非基于生产率、管理、技术等方面考虑。

表7-8　增值税改革对内-外资企业税差及转换概率的影响

注：*、**、***分别表示在10%、5%以及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还控制了时间和行业的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控制在二位数行业水平。其余控制变量同表7-2。面考虑。

表7-8　增值税改革对内-外资企业税差及转换概率的影响

注：*、**、***分别表示在10%、5%以及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还控制了时间和行业的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控制在二位数行业水平。其余控制变量同表7-2。7.5　小结

长久以来，外资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就饱受争议，这种争议体现在国内企业竞争的公平性、对国民福利的效果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等诸多方面。本章则着重探讨由二元税收政策引发的套利行为，即非外资企业利用外资身份获取税收优惠政策。本章发现，对于那些转为外资企业的内资企业，转变身份有可能是为了获得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的优惠待遇。基于1998—2008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数据，我们发现内、外资企业确实存在二元增值税收待遇，并且这种二元增值税收待遇会使得内资企业更倾向于接受外资并购。此外，我国在2004年推行的增值税改革通过逐步铺开的方式给予内资企业诸多税收方面的优惠，缩小了内、外资企业的税收差异，因此可作为一项政策自然实验。结果显示，增值税改革推广之后，内资企业向外资企业转换的概率明显下降，这也表明之前看到的内资企业改变身份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了获得外资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

鉴于外资在生产、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诸多外溢效应，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对外资企业给予一定程度的优惠政策。但这种政策导致的政策套利可能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扭曲，这也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问题。本章发现，仅仅是为了政策套利而产生的外资并购对7.5　小结

长久以来，外资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就饱受争议，这种争议体现在国内企业竞争的公平性、对国民福利的效果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等诸多方面。本章则着重探讨由二元税收政策引发的套利行为，即非外资企业利用外资身份获取税收优惠政策。本章发现，对于那些转为外资企业的内资企业，转变身份有可能是为了获得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的优惠待遇。基于1998—2008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数据，我们发现内、外资企业确实存在二元增值税收待遇，并且这种二元增值税收待遇会使得内资企业更倾向于接受外资并购。此外，我国在2004年推行的增值税改革通过逐步铺开的方式给予内资企业诸多税收方面的优惠，缩小了内、外资企业的税收差异，因此可作为一项政策自然实验。结果显示，增值税改革推广之后，内资企业向外资企业转换的概率明显下降，这也表明之前看到的内资企业改变身份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了获得外资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

鉴于外资在生产、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诸多外溢效应，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对外资企业给予一定程度的优惠政策。但这种政策导致的政策套利可能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扭曲，这也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问题。本章发现，仅仅是为了政策套利而产生的外资并购对于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较弱，更多的是带来企业账面现金状况的改善。未来为更有效率地吸收外资，应改变以往主要依赖外资优惠政策的做法，积极创造一个公平的国内外企业税收环境，真正开启开放共创繁荣的新局面。于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较弱，更多的是带来企业账面现金状况的改善。未来为更有效率地吸收外资，应改变以往主要依赖外资优惠政策的做法，积极创造一个公平的国内外企业税收环境，真正开启开放共创繁荣的新局面。第8章

经营风险对企业债务结构的影响

8.1　引言

传统上，企业对杠杆率的选择是作为资本结构问题在公司金融领域里进行讨论（Robicheck ad Myers，1966；Jese ad Mecklig，1976；Ross，1977）。但是最近十年，企业杠杆率问题开始更多进入宏观金融领域研究的视野，其现实动因来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严重而持续的经济衰退。宏观经济学者们将企业杠杆率变化与信贷的扩张收缩联系起来，通过信贷周期的视角，对于经济波动的机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于最近一轮持续时间、严重程度创二战后纪录的全球经济衰退有了进一步的阐释（Rogoff ad Reihart，2009；Medoza，2010；Eggertsso ad Krugma，2012）。以Eggertsso和Krugma（2012）为例，该文融合了费歇尔的“债务—通缩理论”（Fisher，1933）、“明斯基时刻”第8章

经营风险对企业债务结构的影响

8.1　引言

传统上，企业对杠杆率的选择是作为资本结构问题在公司金融领域里进行讨论（Robicheck ad Myers，1966；Jese ad Mecklig，1976；Ross，1977）。但是最近十年，企业杠杆率问题开始更多进入宏观金融领域研究的视野，其现实动因来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严重而持续的经济衰退。宏观经济学者们将企业杠杆率变化与信贷的扩张收缩联系起来，通过信贷周期的视角，对于经济波动的机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于最近一轮持续时间、严重程度创二战后纪录的全球经济衰退有了进一步的阐释（Rogoff ad Reihart，2009；Medoza，2010；Eggertsso ad Krugma，2012）。以Eggertsso和Krugma（2012）为例，该文融合了费歇尔的“债务—通缩理论”（Fisher，1933）、“明斯基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