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了货币资本的跨境往返运动，这种外资也被称为“返程外资”。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大型避税天堂为中国FDI的主要来源地，占中国吸收FDI比例的将近70%。世界银行（2002）认为从香港流向内地的FDI大多数都为虚假外资，其估计值分别占1996年和2000年FDI的50%和38%。据商务部研究院的估计，2004年我国吸引的外资中有1/3是假外资。而这些假外资违规享受政府对外资的税收减免政策。那么，内资企业接受外资并购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为了吸收外资的技术、管理、经验进而提升自身生产率，还是仅仅为了政策套利？企业身份转换背后，内、外资企业间的税收差别待遇又起到了多大作用？这是本章着重关注的两大问题。

本章从中国的内、外资税收差别待遇出发来分析内资企业接受外资并购的动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外资企业在中国都享有超国民待遇地位。例如按照之前的增值税税法，内资企业购进固定资产不允许抵扣税费，而外资企业购进设备类固定资产可享受退税或免征的优惠条件，由此导致的一个客观结果就是内资企业在使用生产型增值税，而外资企业在使用消费型增值税。内、外资企业并没有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竞争，这也成了部分内资企业选择接受外资并购的原因。另外，部分开发区会补贴外资企业的实际缴纳增值税部分，直至企业收回投资。而已有文献也表明，外资企业是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的主要受益者，而相比之下，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享受的增值税税收优惠金额较少（高培勇和毛捷，2013）。

值得指出的是，除增值税优惠之外，外资企业相对内资企业在我出现了货币资本的跨境往返运动，这种外资也被称为“返程外资”。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大型避税天堂为中国FDI的主要来源地，占中国吸收FDI比例的将近70%。世界银行（2002）认为从香港流向内地的FDI大多数都为虚假外资，其估计值分别占1996年和2000年FDI的50%和38%。据商务部研究院的估计，2004年我国吸引的外资中有1/3是假外资。而这些假外资违规享受政府对外资的税收减免政策。那么，内资企业接受外资并购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为了吸收外资的技术、管理、经验进而提升自身生产率，还是仅仅为了政策套利？企业身份转换背后，内、外资企业间的税收差别待遇又起到了多大作用？这是本章着重关注的两大问题。

本章从中国的内、外资税收差别待遇出发来分析内资企业接受外资并购的动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外资企业在中国都享有超国民待遇地位。例如按照之前的增值税税法，内资企业购进固定资产不允许抵扣税费，而外资企业购进设备类固定资产可享受退税或免征的优惠条件，由此导致的一个客观结果就是内资企业在使用生产型增值税，而外资企业在使用消费型增值税。内、外资企业并没有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竞争，这也成了部分内资企业选择接受外资并购的原因。另外，部分开发区会补贴外资企业的实际缴纳增值税部分，直至企业收回投资。而已有文献也表明，外资企业是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的主要受益者，而相比之下，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享受的增值税税收优惠金额较少（高培勇和毛捷，2013）。

值得指出的是，除增值税优惠之外，外资企业相对内资企业在我国还享有所得税优惠，比如针对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的“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措施。但是由于企业所得税这一税种较容易出现偷税漏税行为，我们根据微观企业财务报表数据计算得到的内、外资所得税税差可能并不能反映其真实税负。相比之下，增值税是对增值额进行征收，税基相对透明，因此其征税监管较为严格，所得增值税税率也较能反映企业的真实税负（马光荣和李力行，2012）。所以我们在本章刻画的二元税制集中聚焦于内、外资企业的增值税税差。

基于1998—2008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数据，本章研究了内、外资税收的差别待遇对内资企业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这种超国民待遇的吸引下，内资企业会更有动力接受外资并购，这表明内、外资税收差别待遇会影响内资引进外商投资的决策。也正是由于大量“避税型”外资引进的存在，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被削弱。而当注入外资为“假外资”时，后果尤为严重，外资并购并不会提升被收购企业的生产率。本章认为，正是由于内资企业在转为外资企业时动机不一致，才导致最后观察到对生产率、财务指标的不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章可以为以往实证文献中观察到的外资并购对企业绩效的不同影响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主要发现如下：第一，我们在全样本企业证实了内、外资企业税收差别待遇的存在。平均而言，外资企业比内资企业增值税税率低1.2%。在2004年增值税改革前这一差别更明显，为1.7%。第二，我们发现这种内、外资企业间的税收差别待遇会显著激励内资转为外资。具体地，我们发现当内、外资税差扩大1个百分点时，会使得内资转为非港澳台外资和港澳台资的概率分别增加0.17%和0.19%。考虑到样本中内资转为非港澳台外资和港澳台资的国还享有所得税优惠，比如针对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的“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措施。但是由于企业所得税这一税种较容易出现偷税漏税行为，我们根据微观企业财务报表数据计算得到的内、外资所得税税差可能并不能反映其真实税负。相比之下，增值税是对增值额进行征收，税基相对透明，因此其征税监管较为严格，所得增值税税率也较能反映企业的真实税负（马光荣和李力行，2012）。所以我们在本章刻画的二元税制集中聚焦于内、外资企业的增值税税差。

基于1998—2008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数据，本章研究了内、外资税收的差别待遇对内资企业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这种超国民待遇的吸引下，内资企业会更有动力接受外资并购，这表明内、外资税收差别待遇会影响内资引进外商投资的决策。也正是由于大量“避税型”外资引进的存在，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被削弱。而当注入外资为“假外资”时，后果尤为严重，外资并购并不会提升被收购企业的生产率。本章认为，正是由于内资企业在转为外资企业时动机不一致，才导致最后观察到对生产率、财务指标的不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章可以为以往实证文献中观察到的外资并购对企业绩效的不同影响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主要发现如下：第一，我们在全样本企业证实了内、外资企业税收差别待遇的存在。平均而言，外资企业比内资企业增值税税率低1.2%。在2004年增值税改革前这一差别更明显，为1.7%。第二，我们发现这种内、外资企业间的税收差别待遇会显著激励内资转为外资。具体地，我们发现当内、外资税差扩大1个百分点时，会使得内资转为非港澳台外资和港澳台资的概率分别增加0.17%和0.19%。考虑到样本中内资转为非港澳台外资和港澳台资的比例分别为0.72%和0.78%，这种转换概率的增加具有经济、概率上的显著意义。这一效果比文献中提出的融资约束驱动因子的效果更强。我们的研究发现，当融资约束（以（营业利润+本年折旧）/资产总计衡量）收紧1个百分点时，内资转为港澳台资的概率上升0.12%，而转为非港澳台外资的概率并没有显著变化。第三，我们发现相较于真外资，假外资的注入更多是改善内资企业的财务状况，而对其生产率的改进作用较弱。

本章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针对文献中观察到的外资对内资企业生产率影响不一致这一现象，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统一解释。引进外资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开放政策之一，其对内资企业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研究者和政策分析中关注的热点之一。然而，学术研究尚未得到一个一致的结论，而文献中对这些分歧尚未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我们从中国重要的二元税收体制出发，量化研究了内、外资企业税收差别待遇对内资接受外资并购的影响。此外，由于不少新兴经济体同样采用税收优惠来吸引外资，我们提出的研究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引进外资的动机以及影响分析。（2）我们的研究量化估计了税收差别待遇对假外资并购的影响。以前的文献大多集中于描述和理论分析，很少有文献量化分析假外资并购的原因。并且我们的研究发现，税收差别待遇是假外资并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假外资作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中不可忽视的部分，造成了我国税收以及金融、信贷资源的极大浪费，而我们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如何规避假外资现象提供政策指导。（3）我们的研究为目前进行的增值税改革提供了新的经验支持。以往的文献集中于分析增值税改革对企业投资以及其他绩效的影响（申广军，等，2016），主要逻辑比例分别为0.72%和0.78%，这种转换概率的增加具有经济、概率上的显著意义。这一效果比文献中提出的融资约束驱动因子的效果更强。我们的研究发现，当融资约束（以（营业利润+本年折旧）/资产总计衡量）收紧1个百分点时，内资转为港澳台资的概率上升0.12%，而转为非港澳台外资的概率并没有显著变化。第三，我们发现相较于真外资，假外资的注入更多是改善内资企业的财务状况，而对其生产率的改进作用较弱。

本章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针对文献中观察到的外资对内资企业生产率影响不一致这一现象，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统一解释。引进外资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开放政策之一，其对内资企业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研究者和政策分析中关注的热点之一。然而，学术研究尚未得到一个一致的结论，而文献中对这些分歧尚未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我们从中国重要的二元税收体制出发，量化研究了内、外资企业税收差别待遇对内资接受外资并购的影响。此外，由于不少新兴经济体同样采用税收优惠来吸引外资，我们提出的研究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引进外资的动机以及影响分析。（2）我们的研究量化估计了税收差别待遇对假外资并购的影响。以前的文献大多集中于描述和理论分析，很少有文献量化分析假外资并购的原因。并且我们的研究发现，税收差别待遇是假外资并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假外资作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中不可忽视的部分，造成了我国税收以及金融、信贷资源的极大浪费，而我们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如何规避假外资现象提供政策指导。（3）我们的研究为目前进行的增值税改革提供了新的经验支持。以往的文献集中于分析增值税改革对企业投资以及其他绩效的影响（申广军，等，2016），主要逻辑是减税能减少企业负担，从而提升企业绩效。这些研究主要都是从增值税改革带来的直接收入效应角度来看，但目前鲜有文献从缓解内、外资企业税收差别待遇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的研究发现内、外资税收差别的缩小会减少假外资的出现。而从计量分析结果来看，假外资的注入相对真外资对提升内资企业生产率的作用较小，主要作用是改善其账面资金状况。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国内进行的增值税改革可以通过缩小内、外资企业税收政策差异而挤出对内资企业实效不大的假外资，从而进一步改善内资企业的生存环境以及减少资源错配。是减税能减少企业负担，从而提升企业绩效。这些研究主要都是从增值税改革带来的直接收入效应角度来看，但目前鲜有文献从缓解内、外资企业税收差别待遇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的研究发现内、外资税收差别的缩小会减少假外资的出现。而从计量分析结果来看，假外资的注入相对真外资对提升内资企业生产率的作用较小，主要作用是改善其账面资金状况。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国内进行的增值税改革可以通过缩小内、外资企业税收政策差异而挤出对内资企业实效不大的假外资，从而进一步改善内资企业的生存环境以及减少资源错配。7.2　数据与衡量

本章采用1998—2008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工业企业数据库涵盖了所有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存在一些有问题的样本，我们对匹配之前的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如下处理：第一，删除雇佣人数小于8的样本；第二，删除销售额、工业增加值、总资产、固定资产、所有者权益、总产出、总工资、出口交货值为负值或缺失值的样本；第三，删除年龄小于0或者大于50的样本。实证部分我们构建的关键变量是企业的增值税税率，定义为“本年应缴增值税/工业增加值”。本章关注的是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转换，因此我们重点关注以下三类企业：内资企业、非港澳台外资企业以及港澳台资企业。样本中这三类企业的数目分别为257624、53674和56611家，对应观测值数分别为720038、187655和209355。其余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还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雇员人数、资本—劳动比率、TFP（全要素生产率）、利润率、是否为出口企业的虚拟变量等。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7-1所示。

表7-1　描述性统计7.2　数据与衡量

本章采用1998—2008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工业企业数据库涵盖了所有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存在一些有问题的样本，我们对匹配之前的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如下处理：第一，删除雇佣人数小于8的样本；第二，删除销售额、工业增加值、总资产、固定资产、所有者权益、总产出、总工资、出口交货值为负值或缺失值的样本；第三，删除年龄小于0或者大于50的样本。实证部分我们构建的关键变量是企业的增值税税率，定义为“本年应缴增值税/工业增加值”。本章关注的是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转换，因此我们重点关注以下三类企业：内资企业、非港澳台外资企业以及港澳台资企业。样本中这三类企业的数目分别为257624、53674和56611家，对应观测值数分别为720038、187655和209355。其余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还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雇员人数、资本—劳动比率、TFP（全要素生产率）、利润率、是否为出口企业的虚拟变量等。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7-1所示。

表7-1　描述性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