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招致谴责（因为高级公职人员们总是声称自己具备足够的能力），并变相招认自己“无能”。(20)　若需了解1974年到1978年为建立总统多数派所作的斗争和其中的利害关系，请参见亚力克西·马萨尔，《法兰西民主联盟》，巴黎，拉马丹出版社，1999年，第71—92页。(21)　让-克洛德·伯蒂菲斯，《德斯坦主义民主》，第38—53页。(22)　同上。(23)　1975年1月，米歇尔·杜拉弗、安德烈·罗西和贝尔纳·斯塔西发起了左翼改革运动，而让·勒卡吕埃通过改革派联盟予以反击。(24)　18岁即为成年公民，离婚自由，人工流产合法化，将避孕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允许未成年人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服用避孕药，废除审查制度，改善监狱条件，建立司法无偿原则，广播电视改革等。(25)　布丽吉特·盖蒂将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政治策略描述为“创造者”策略，她指出德斯坦的策略首先是成就自己创造者身份的“个人事业”，但对其政治承诺的制度化和高支持率并无助益。参见布丽吉特·盖蒂，《具有相对价值的政治资源》，第914—917页。(26)　詹姆斯·奎恩·威尔逊，《政治组织》，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32—333页。(27)　总统七年任期的后半阶段，由于总统领导的多数党（除了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和保卫共和联盟）行动余地的不断缩减，这类政策将更加显示出价值。雅克·希拉克从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1974—1976年首次担任总理时）转移阵营到保卫共和联盟（1986—1988年再次担任总理时），这一转型激化了戴高乐派政党与政府的对立，并因此使右翼多数党的内部冲突更加突出。(28)　参见万桑·斯彭勒豪尔的《公共政策评估》，第372—373页。身招致谴责（因为高级公职人员们总是声称自己具备足够的能力），并变相招认自己“无能”。(20)　若需了解1974年到1978年为建立总统多数派所作的斗争和其中的利害关系，请参见亚力克西·马萨尔，《法兰西民主联盟》，巴黎，拉马丹出版社，1999年，第71—92页。(21)　让-克洛德·伯蒂菲斯，《德斯坦主义民主》，第38—53页。(22)　同上。(23)　1975年1月，米歇尔·杜拉弗、安德烈·罗西和贝尔纳·斯塔西发起了左翼改革运动，而让·勒卡吕埃通过改革派联盟予以反击。(24)　18岁即为成年公民，离婚自由，人工流产合法化，将避孕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允许未成年人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服用避孕药，废除审查制度，改善监狱条件，建立司法无偿原则，广播电视改革等。(25)　布丽吉特·盖蒂将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政治策略描述为“创造者”策略，她指出德斯坦的策略首先是成就自己创造者身份的“个人事业”，但对其政治承诺的制度化和高支持率并无助益。参见布丽吉特·盖蒂，《具有相对价值的政治资源》，第914—917页。(26)　詹姆斯·奎恩·威尔逊，《政治组织》，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32—333页。(27)　总统七年任期的后半阶段，由于总统领导的多数党（除了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和保卫共和联盟）行动余地的不断缩减，这类政策将更加显示出价值。雅克·希拉克从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1974—1976年首次担任总理时）转移阵营到保卫共和联盟（1986—1988年再次担任总理时），这一转型激化了戴高乐派政党与政府的对立，并因此使右翼多数党的内部冲突更加突出。(28)　参见万桑·斯彭勒豪尔的《公共政策评估》，第372—373页。(29)　让-皮埃尔·福尔卡德195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并进入财政监察局工作，1959—1961年间与同出自国家行政学院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为同事。福尔卡德曾先后担任商业与价格总干事、不动产储蓄公司总经理以及跨大西洋银行董事，并于1974年被任命为经济与财政部部长。此外，福尔卡德于1971年成为圣-克劳德市市长，这是他首次在地方扎根。(29)　让-皮埃尔·福尔卡德195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并进入财政监察局工作，1959—1961年间与同出自国家行政学院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为同事。福尔卡德曾先后担任商业与价格总干事、不动产储蓄公司总经理以及跨大西洋银行董事，并于1974年被任命为经济与财政部部长。此外，福尔卡德于1971年成为圣-克劳德市市长，这是他首次在地方扎根。第三章

反对派的改良主义在立法方面的反映：赋予行

政相对人权利

反对派的改良主义表达了以下思想：行政改革依赖于由集体组织而成的第三方（地方民选代表）或潜在可动员的第三方（行政相对人）对国家官僚制进行监督。1970年代下半叶，这种改良主义具体体现在一系列创新举措当中，它们构成行政改革剧目并反映对行政实行民主监督的普遍问题。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法律（1978年1月6日颁布的关于信息技术、文件与自由的法律；1978年7月17日颁布的关于获取行政文件权的法律；1979年1月3日颁布的关于放宽公共档案获取条件的法律；1979年7月11日颁布的关于政府行为动机的法律）最能够具体体现改良主义，构成对地方分权政策的有力补充。这些法律是改革构型内部相互依赖关系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反映出政治因素对行政改革内容的影响。本章旨在分析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法律文本的制定条件及其局限性，即揭露某些构成性规则对法国行政体系的影响，最后还将对促使地方分权政策产生的逻辑进行研究。第三章

反对派的改良主义在立法方面的反映：赋予行

政相对人权利

反对派的改良主义表达了以下思想：行政改革依赖于由集体组织而成的第三方（地方民选代表）或潜在可动员的第三方（行政相对人）对国家官僚制进行监督。1970年代下半叶，这种改良主义具体体现在一系列创新举措当中，它们构成行政改革剧目并反映对行政实行民主监督的普遍问题。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法律（1978年1月6日颁布的关于信息技术、文件与自由的法律；1978年7月17日颁布的关于获取行政文件权的法律；1979年1月3日颁布的关于放宽公共档案获取条件的法律；1979年7月11日颁布的关于政府行为动机的法律）最能够具体体现改良主义，构成对地方分权政策的有力补充。这些法律是改革构型内部相互依赖关系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反映出政治因素对行政改革内容的影响。本章旨在分析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法律文本的制定条件及其局限性，即揭露某些构成性规则对法国行政体系的影响，最后还将对促使地方分权政策产生的逻辑进行研究。第一节　强化行政相对人权利：从象征性行动到管制

性政策

政治演说与这时期实际采取的措施相互呼应，证实了独立共和党人及其党派候选人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政治观念渗透、引导或至少解释了所采取的改革举措。制定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举措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对应规划的象征性维度与管制性维度。

总理雅克·希拉克做出了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创举，他于1974年10月宣布建立用户委员会。总理将18位国会议员（其中9位为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成员）派驻到各部，负责“听取当事人意见，并为促进(1)公民与政府间建立人性化关系提出建议”。这些议员应总理要求组建“用户”委员会，为行政关系转型出谋划策。雅克·希拉克将整体协调部署工作委托给埃克托尔·罗兰，这位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代表不仅担任穆兰市市长，还是皮埃尔·梅斯梅尔的亲信。然而该创举的成效却十分有限。委员会的组成已暴露出难以让“用户”获得存在感的尴尬局面：委员会中确实包括几位行政相对人，但其余大部分成员(2)为各部代表或工会代表。受制于各位部长及议员，委员会成员的代(3)表性和独立性因此成为批评对象。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以建议报告和建议清单的形式体现出来，总计982项提议。这些举措便属于象征性(4)的政治行动范畴。用户委员会“旨在打着公众的幌子为政府行动提(5)供便利”。委员会在名义上代表着行政相对人，它们邀请行政相对(6)人“发言”，民众的言论要经过议员的筛选过滤，但是最初并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或监管措施。正如帕迪奥洛所写：“干预行为体现出国第一节　强化行政相对人权利：从象征性行动到管制

性政策

政治演说与这时期实际采取的措施相互呼应，证实了独立共和党人及其党派候选人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政治观念渗透、引导或至少解释了所采取的改革举措。制定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举措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对应规划的象征性维度与管制性维度。

总理雅克·希拉克做出了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创举，他于1974年10月宣布建立用户委员会。总理将18位国会议员（其中9位为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成员）派驻到各部，负责“听取当事人意见，并为促进(1)公民与政府间建立人性化关系提出建议”。这些议员应总理要求组建“用户”委员会，为行政关系转型出谋划策。雅克·希拉克将整体协调部署工作委托给埃克托尔·罗兰，这位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代表不仅担任穆兰市市长，还是皮埃尔·梅斯梅尔的亲信。然而该创举的成效却十分有限。委员会的组成已暴露出难以让“用户”获得存在感的尴尬局面：委员会中确实包括几位行政相对人，但其余大部分成员(2)为各部代表或工会代表。受制于各位部长及议员，委员会成员的代(3)表性和独立性因此成为批评对象。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以建议报告和建议清单的形式体现出来，总计982项提议。这些举措便属于象征性(4)的政治行动范畴。用户委员会“旨在打着公众的幌子为政府行动提(5)供便利”。委员会在名义上代表着行政相对人，它们邀请行政相对(6)人“发言”，民众的言论要经过议员的筛选过滤，但是最初并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或监管措施。正如帕迪奥洛所写：“干预行为体现出国(7)家行动的意志。”官僚主义问题被交给民选代表解决，证实了中央行政机关从中脱离的意愿。总理象征性地提出行政管理要人性化以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要个性化。他重新将个人维度引入官僚制领域，并绘制将个人情况纳入考量的“牧领权力”（pouvoir pastoral）图像。(8)策略上，雅克·希拉克这位负责与议会关系的前部长选择依靠议员，(9)更加突出自己的政党身份而非政府身份。1974年成立用户委员会的举措反映出总理有限的行动余地。因为支持候选人吉斯卡尔·德斯坦而反对与自己同党派的候选人沙邦-戴尔马，雅克·希拉克成为了势单力孤的总理。他拆分了自己的戴高乐派阵营，因此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尽管在地方上拥有比较牢固的根基，却在各部中失去了大量席位。希拉克在很大程度上被强加了一个主要席位归独立共和党人所有的政府，许多部被交到中间派甚至是反戴高乐派的手中。他在自己的政府中被孤立起来，没有机构资源，除共和国总统所捍卫的政策外，他无法执行任何其他行政政策。用户委员会这一象征性创新举措，是一种以个人方式进行行动管控的直接方法，无须通过公共职能部部长或政府与公民关系秘书处。尽管用户委员会的野心和效果有限，但却成为了将对抗“负外部性”列入公共议程的开端。

到了第二阶段，象征性行动开始向管制性政策（politiques réglemetaires）转变，目标是使公职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为行政人(10)员）的“行为符合法律和行政法规所规定的标准”。1978年至1980年间，政府出台多项法律承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并规定政府部门的责任义务。这些法律文本催生了两个独立的行政权力机关：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CNIL）和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CADA）。曾经的判例法杂乱无章，可以作为参照的只有政府部门的局部实践或是(7)家行动的意志。”官僚主义问题被交给民选代表解决，证实了中央行政机关从中脱离的意愿。总理象征性地提出行政管理要人性化以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要个性化。他重新将个人维度引入官僚制领域，并绘制将个人情况纳入考量的“牧领权力”（pouvoir pastoral）图像。(8)策略上，雅克·希拉克这位负责与议会关系的前部长选择依靠议员，(9)更加突出自己的政党身份而非政府身份。1974年成立用户委员会的举措反映出总理有限的行动余地。因为支持候选人吉斯卡尔·德斯坦而反对与自己同党派的候选人沙邦-戴尔马，雅克·希拉克成为了势单力孤的总理。他拆分了自己的戴高乐派阵营，因此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尽管在地方上拥有比较牢固的根基，却在各部中失去了大量席位。希拉克在很大程度上被强加了一个主要席位归独立共和党人所有的政府，许多部被交到中间派甚至是反戴高乐派的手中。他在自己的政府中被孤立起来，没有机构资源，除共和国总统所捍卫的政策外，他无法执行任何其他行政政策。用户委员会这一象征性创新举措，是一种以个人方式进行行动管控的直接方法，无须通过公共职能部部长或政府与公民关系秘书处。尽管用户委员会的野心和效果有限，但却成为了将对抗“负外部性”列入公共议程的开端。

到了第二阶段，象征性行动开始向管制性政策（politiques réglemetaires）转变，目标是使公职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为行政人(10)员）的“行为符合法律和行政法规所规定的标准”。1978年至1980年间，政府出台多项法律承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并规定政府部门的责任义务。这些法律文本催生了两个独立的行政权力机关：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CNIL）和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CADA）。曾经的判例法杂乱无章，可以作为参照的只有政府部门的局部实践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