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可能将所有这些有着惊人共性的失败遭遇，都归结为环境和偶然因素使然，其失败的真正原因乃是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本身性质所决定的政治无能。它始终处于一种自我矛盾状态。它的基础是两个自相排斥的原则。它只能“破”，不能“立”。

一方面，理性主义者相信有一个绝对理性存在。过去，他们坚信自发的社会进步或个人私利与共同幸福之间的全民和谐；现在，他们用性的本能、失败感和腺体分泌来解释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各种冲突。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相信，其种种绝对论，乃是逻辑演绎推理的结论，它可供证明并且在逻辑上是颠扑不破的。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本质正在于此，它宣称其绝对论在理性上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绝对理性永远不可能是理性的，它永远不能用逻辑来证实或证伪。绝对理性的本质是先于理性并凌驾于理性论辩之上的。逻辑上的演绎推理能够且必须以绝对理性为基础，但是绝对理性却永远得不到证明。假如确实虔诚信奉绝对理性，那么绝对主义信条就是超理性的——真正形而上学的信条，它为理性逻辑提供有效的基础。而假如绝对理性是人为或自封的，那么绝对理性就必定是非理性的，且必定会与理性逻辑和理性方法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过去150年间，所有理性主义的基本信条不仅都是非理性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反理性的。对于那些宣称人类具有理性天赋的启蒙主义者哲学理性主义来说是如此；对于1848年的功利主义理性主义来说亦如此，他们将个人的贪欲视为一种通过大自然的“无形之手”来提高社会共同利益的机制；对于20世纪那些将人视为由心理决定和生理决定的理性主义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的所有信条不仅否定自由意我们不可能将所有这些有着惊人共性的失败遭遇，都归结为环境和偶然因素使然，其失败的真正原因乃是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本身性质所决定的政治无能。它始终处于一种自我矛盾状态。它的基础是两个自相排斥的原则。它只能“破”，不能“立”。

一方面，理性主义者相信有一个绝对理性存在。过去，他们坚信自发的社会进步或个人私利与共同幸福之间的全民和谐；现在，他们用性的本能、失败感和腺体分泌来解释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各种冲突。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相信，其种种绝对论，乃是逻辑演绎推理的结论，它可供证明并且在逻辑上是颠扑不破的。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本质正在于此，它宣称其绝对论在理性上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绝对理性永远不可能是理性的，它永远不能用逻辑来证实或证伪。绝对理性的本质是先于理性并凌驾于理性论辩之上的。逻辑上的演绎推理能够且必须以绝对理性为基础，但是绝对理性却永远得不到证明。假如确实虔诚信奉绝对理性，那么绝对主义信条就是超理性的——真正形而上学的信条，它为理性逻辑提供有效的基础。而假如绝对理性是人为或自封的，那么绝对理性就必定是非理性的，且必定会与理性逻辑和理性方法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过去150年间，所有理性主义的基本信条不仅都是非理性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反理性的。对于那些宣称人类具有理性天赋的启蒙主义者哲学理性主义来说是如此；对于1848年的功利主义理性主义来说亦如此，他们将个人的贪欲视为一种通过大自然的“无形之手”来提高社会共同利益的机制；对于20世纪那些将人视为由心理决定和生理决定的理性主义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的所有信条不仅否定自由意志，而且否定人类理性。其中的每一个信条都只能诉诸武力或通过独裁者来转化为政治行动。

不过，对此理性主义者绝不会承认。他必定会坚持自己的信条是理性的，且能够通过理性的方法来实现。他必定会作为一种教义坚持自己的信条显然理性。因此，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只能试图通过理性的转化（而这种企图注定要失败），才能将它们转化为政治行动。一方面，他不可能尊重任何反对派，因为反对派注定要反对绝对真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反戈一击，因为错误只能归结为信息匮乏——而对于理性主义者而言，对绝对真理的一切反对都必定是错误的。到目前为止，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20年代和30年代初在欧洲和美国流传的一句话，即：智者必定靠左。而今天，信奉传道能够解决一切的信仰公然明确地表述了绝对主义的基础和理性主义信条的自相矛盾。

一方面，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是不能妥协的。他们信奉完美主义的信条，而不容任何让步。在他们看来，任何拒绝领悟之人都是十足的无赖，不能与之有任何政治关系。另一方面，理性主义者不能制止或镇压敌人，也不能容忍他们的存在。因此，人只可能被误解或误导，而一旦理性真理证据不可辩驳地呈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必然会看见理性。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对阴谋家义愤填膺，对教育受误导者充满了热情。他们总是知道什么是正义、需要和好处——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他们只是从不曾有所作为，因为他们既不能向权力妥协，也不能为权力而斗争。他们的政治行动总是处于停滞状态：理论上大无畏，行动上谨小慎微，擅长“破”却不能“立”，理论上头志，而且否定人类理性。其中的每一个信条都只能诉诸武力或通过独裁者来转化为政治行动。

不过，对此理性主义者绝不会承认。他必定会坚持自己的信条是理性的，且能够通过理性的方法来实现。他必定会作为一种教义坚持自己的信条显然理性。因此，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只能试图通过理性的转化（而这种企图注定要失败），才能将它们转化为政治行动。一方面，他不可能尊重任何反对派，因为反对派注定要反对绝对真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反戈一击，因为错误只能归结为信息匮乏——而对于理性主义者而言，对绝对真理的一切反对都必定是错误的。到目前为止，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20年代和30年代初在欧洲和美国流传的一句话，即：智者必定靠左。而今天，信奉传道能够解决一切的信仰公然明确地表述了绝对主义的基础和理性主义信条的自相矛盾。

一方面，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是不能妥协的。他们信奉完美主义的信条，而不容任何让步。在他们看来，任何拒绝领悟之人都是十足的无赖，不能与之有任何政治关系。另一方面，理性主义者不能制止或镇压敌人，也不能容忍他们的存在。因此，人只可能被误解或误导，而一旦理性真理证据不可辩驳地呈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必然会看见理性。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对阴谋家义愤填膺，对教育受误导者充满了热情。他们总是知道什么是正义、需要和好处——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他们只是从不曾有所作为，因为他们既不能向权力妥协，也不能为权力而斗争。他们的政治行动总是处于停滞状态：理论上大无畏，行动上谨小慎微，擅长“破”却不能“立”，理论上头头是道，在政治行动上却无所作为。

3

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于，从他们的立场出发通向政治效率只有一条路，即极权主义。主观上他们对自由虔诚信奉，这在客观上只能导致专制政治。因为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只有一条出路：放弃理性主义，并且公开地转变成为极权主义、绝对主义和革命主义。

在启蒙运动中，卢梭从理性主义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将理性主义称为公开的非理性和反理性的极权主义。无须任何伪装，“人民公意”在理性意义上就是确知或可行的。蔑视理性分析并游离于理性认识之外的人，毫无疑问就是非理性的绝对主义。理性确实存在——但是，其存在的形式、地点和原因无人可知。由于理性是完美而绝对的，因此理性必胜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无论谁掌握了理性，理解了社会的最高意志，他就有资格且有义务将理性一视同仁地强加给社会多数人、少数人或单个人。自由仅仅存在于“人民公意”的完美实现当中。卢梭的个人理性或者个人自由未做任何伪装。

卢梭确实坚持把具有直接的、非代议制民主的小城邦作为政府唯一的完美形式。他赋予个人一项可在意见不一致时脱离原属社会的权利，这项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曾经是表明卢梭向往个人自由的一个标记。但是在一个根本没有任何实现可能的社会里，比如说18世纪中叶，我们只能把它看作一种在无比现实和不浪漫的极权主义条件下的浪漫雕饰。否则，希特勒“授权”犹太人移民出境的举措也可以称头是道，在政治行动上却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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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于，从他们的立场出发通向政治效率只有一条路，即极权主义。主观上他们对自由虔诚信奉，这在客观上只能导致专制政治。因为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只有一条出路：放弃理性主义，并且公开地转变成为极权主义、绝对主义和革命主义。

在启蒙运动中，卢梭从理性主义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将理性主义称为公开的非理性和反理性的极权主义。无须任何伪装，“人民公意”在理性意义上就是确知或可行的。蔑视理性分析并游离于理性认识之外的人，毫无疑问就是非理性的绝对主义。理性确实存在——但是，其存在的形式、地点和原因无人可知。由于理性是完美而绝对的，因此理性必胜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无论谁掌握了理性，理解了社会的最高意志，他就有资格且有义务将理性一视同仁地强加给社会多数人、少数人或单个人。自由仅仅存在于“人民公意”的完美实现当中。卢梭的个人理性或者个人自由未做任何伪装。

卢梭确实坚持把具有直接的、非代议制民主的小城邦作为政府唯一的完美形式。他赋予个人一项可在意见不一致时脱离原属社会的权利，这项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曾经是表明卢梭向往个人自由的一个标记。但是在一个根本没有任何实现可能的社会里，比如说18世纪中叶，我们只能把它看作一种在无比现实和不浪漫的极权主义条件下的浪漫雕饰。否则，希特勒“授权”犹太人移民出境的举措也可以称为“自由”。

卢梭投身对非理性绝对主义的分析，使得启蒙运动的基本概念在政治上取得了效果。卢梭是对的，他看到对理性主义的摒弃使得他的体系与其他哲学家有了根本的区别。他公开自己的非理性主义观点，这使得他可以摆脱种种宣判百科全书派政治无效率的负担。百科全书派信奉教育和科学研究等缓慢而痛苦的理性化过程，而卢梭则相信神对人类灵魂的天启。他们企图将人在物理学法则之内进行定义，而卢梭则认为人是政治人，其行动受冲动和情感所左右。他们信奉理性渐进改良的作用，而卢梭则相信千年太平盛世是能够而且应该以最不理性的方式——革命建立起来的。无疑，他对政治和社会的了解比全部启蒙主义者的加总还要多。他对于社会中人的看法是现实主义的，而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者却是可悲无助的浪漫主义。

事实上，打蛇打七寸，只有攻击卢梭的理论基础方能击中其要害，卢梭的理论基础是他对人为的绝对理性的信奉，他本人坚持绝对理性，认为无论是谁，只要拥有绝对理性，就有权利和义务将之强加给其他人。

因为卢梭摒弃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所以他拥有一种伟大的政治力量，直至我们这个时代他依然熠熠生辉。因为他保留了启蒙主义者关于人类能臻于完美的信念，所以他否定了人类自由，并成为伟大的极权主义者和革命家，点燃了全人类革命烈火的导火索，而这种革命烈火之熊熊光辉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才能与之媲美。

哥伦比亚大学的雅克·巴赞先生曾在其著作中，卓有见地地描述为“自由”。

卢梭投身对非理性绝对主义的分析，使得启蒙运动的基本概念在政治上取得了效果。卢梭是对的，他看到对理性主义的摒弃使得他的体系与其他哲学家有了根本的区别。他公开自己的非理性主义观点，这使得他可以摆脱种种宣判百科全书派政治无效率的负担。百科全书派信奉教育和科学研究等缓慢而痛苦的理性化过程，而卢梭则相信神对人类灵魂的天启。他们企图将人在物理学法则之内进行定义，而卢梭则认为人是政治人，其行动受冲动和情感所左右。他们信奉理性渐进改良的作用，而卢梭则相信千年太平盛世是能够而且应该以最不理性的方式——革命建立起来的。无疑，他对政治和社会的了解比全部启蒙主义者的加总还要多。他对于社会中人的看法是现实主义的，而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者却是可悲无助的浪漫主义。

事实上，打蛇打七寸，只有攻击卢梭的理论基础方能击中其要害，卢梭的理论基础是他对人为的绝对理性的信奉，他本人坚持绝对理性，认为无论是谁，只要拥有绝对理性，就有权利和义务将之强加给其他人。

因为卢梭摒弃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所以他拥有一种伟大的政治力量，直至我们这个时代他依然熠熠生辉。因为他保留了启蒙主义者关于人类能臻于完美的信念，所以他否定了人类自由，并成为伟大的极权主义者和革命家，点燃了全人类革命烈火的导火索，而这种革命烈火之熊熊光辉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才能与之媲美。

哥伦比亚大学的雅克·巴赞先生曾在其著作中，卓有见地地描述了19世纪早期的绝对主义者的经济决定论，是如何转化为19世纪末的生物决定论的。他并没有说明生物决定论是如何发展成为一种理性主义信条，也没有说明心理决定论对生物决定论的补充，当然这些其实并不在他设定的研究范围之内。纳粹主义的根源在于达尔文始创的生物决定论。而希特勒主义的内容及其政治体系，也只有借助于对这一新理论（也是目前为止结论性的一个理论）“人为绝对”的哲学和政治发展，才能够得以理解。

就此而论，令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进化论或神经官能理论，而是从这些理论发展而来的哲学。这些理论表现为下面的一些流行说法，如“人类行为由腺体分泌所决定”和“一个人童年时所受的挫折决定他的一生”等。无疑，这两句话都非常正确。同样正确的类似说法还有，经济利益、教育程度、领悟能力、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或外貌外形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这些说法中的每一种无疑都是不容置疑的，不过每一种说法本身又毫无意义。但是，在从《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60年间，用生理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人进行解释的做法已逐步开始作为欧洲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基础。一方面是人种改良学派，另一方面是行为主义者（这里仅提极端分子），他们主张不管是从生理学还是从心理学上来说，人都是可趋于完美的。

到了1900年，心理决定论的信仰开始流行起来，并且已逐步取代陈腐过时的经济决定论。这一新信仰的伟大普及者是萧伯纳，其剧本《康迪塔》里预见到了阿德勒和荣格的所有理论；《回归玛士撒拉》一书则蕴涵了大量的希特勒思想。与此同时，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了19世纪早期的绝对主义者的经济决定论，是如何转化为19世纪末的生物决定论的。他并没有说明生物决定论是如何发展成为一种理性主义信条，也没有说明心理决定论对生物决定论的补充，当然这些其实并不在他设定的研究范围之内。纳粹主义的根源在于达尔文始创的生物决定论。而希特勒主义的内容及其政治体系，也只有借助于对这一新理论（也是目前为止结论性的一个理论）“人为绝对”的哲学和政治发展，才能够得以理解。

就此而论，令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进化论或神经官能理论，而是从这些理论发展而来的哲学。这些理论表现为下面的一些流行说法，如“人类行为由腺体分泌所决定”和“一个人童年时所受的挫折决定他的一生”等。无疑，这两句话都非常正确。同样正确的类似说法还有，经济利益、教育程度、领悟能力、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或外貌外形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这些说法中的每一种无疑都是不容置疑的，不过每一种说法本身又毫无意义。但是，在从《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60年间，用生理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人进行解释的做法已逐步开始作为欧洲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基础。一方面是人种改良学派，另一方面是行为主义者（这里仅提极端分子），他们主张不管是从生理学还是从心理学上来说，人都是可趋于完美的。

到了1900年，心理决定论的信仰开始流行起来，并且已逐步取代陈腐过时的经济决定论。这一新信仰的伟大普及者是萧伯纳，其剧本《康迪塔》里预见到了阿德勒和荣格的所有理论；《回归玛士撒拉》一书则蕴涵了大量的希特勒思想。与此同时，在政治和社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