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相同的原因，这种不具合法性的权力也非常难加以限制。限制权力的行使就是划定界线，超出了这一界线，权力就不再是合法的，也就是不再体现基本的社会意志。并且如果权力本身一开始就不具有合法性，也就并不存在界定合法性与否的界线。

任何一个不具合法性的统治者都不可能成为好的或明智的统治者。不具合法性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因为它仅仅只是一种“强权”，而绝不会是权威。这种权力不可能受节制、受限制，它难以承当责任，也难以理性地终止。甚至从塔西佗在其《罗马帝王史》中给我们所提供的一个又一个案例研究开始，政治中就形成了一条颠扑不破的自明公理——无论什么人，不管他多么善良、多么英明或多么明断，在掌握了不受节制的、无限制的或不能理性终止的权力后，都无可避免地很快蜕变为独断专制、残忍暴戾、不近人情和反复无常者——换言之，即暴君。

基于上述如许原因，一个社会，如果其决定性权力本身不具有合法性，该社会就难以作为社会正常发挥功能，整合维系社会的力量只能依赖于野蛮残暴的武力——暴政、奴役、内战。当然，任何一个权力都必须有暴力作为其最后屏障，但是在一个功能社会中，它仅仅只能用作对付各种异常而罕见的弊病的最后补救措施。功能社会中的权力是作为一种权威得以行使的，而权威则是超越于强权之上的统治权力。然而，只有具备合法性的权力才能拥有权威，才能指望并要求社会自律，使得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而不具备合法性的权力，即使由最善良、最明智的人掌握着，也只能依赖暴力来达成社会的服从，除此之外再难以指望别的什么。基于这种社会运转基基于相同的原因，这种不具合法性的权力也非常难加以限制。限制权力的行使就是划定界线，超出了这一界线，权力就不再是合法的，也就是不再体现基本的社会意志。并且如果权力本身一开始就不具有合法性，也就并不存在界定合法性与否的界线。

任何一个不具合法性的统治者都不可能成为好的或明智的统治者。不具合法性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因为它仅仅只是一种“强权”，而绝不会是权威。这种权力不可能受节制、受限制，它难以承当责任，也难以理性地终止。甚至从塔西佗在其《罗马帝王史》中给我们所提供的一个又一个案例研究开始，政治中就形成了一条颠扑不破的自明公理——无论什么人，不管他多么善良、多么英明或多么明断，在掌握了不受节制的、无限制的或不能理性终止的权力后，都无可避免地很快蜕变为独断专制、残忍暴戾、不近人情和反复无常者——换言之，即暴君。

基于上述如许原因，一个社会，如果其决定性权力本身不具有合法性，该社会就难以作为社会正常发挥功能，整合维系社会的力量只能依赖于野蛮残暴的武力——暴政、奴役、内战。当然，任何一个权力都必须有暴力作为其最后屏障，但是在一个功能社会中，它仅仅只能用作对付各种异常而罕见的弊病的最后补救措施。功能社会中的权力是作为一种权威得以行使的，而权威则是超越于强权之上的统治权力。然而，只有具备合法性的权力才能拥有权威，才能指望并要求社会自律，使得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而不具备合法性的权力，即使由最善良、最明智的人掌握着，也只能依赖暴力来达成社会的服从，除此之外再难以指望别的什么。基于这种社会运转基础，功能性的、制度化的社会生活不可能建立起来。即便是最好的暴君也只不过是个暴君。

那么，至此我们业已证明了一些什么呢？那就是：一个社会，除非赋予其个体成员以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除非其社会决定性权力具有合法性，否则就不能发挥功能。这也许可称之为一种“纯社会理论”。像所有“纯理论”一样，它仅仅是形式性的，而没有涉及社会的内涵，也没有涉及自由、宗教、平等、正义、个人权力、进步、和平安宁以及一切其他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如果像今天许许多多的社会效率谋划者那样，认为发挥功能是社会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情，这完全是对纯粹效率的局限性和重要性的一种误解。如果我们不能够搞清楚效率是为了何种目的，效率的达成又要付出何种代价，那么功能的效率本身就毫无意义。

当然，我也不能完全摆脱那种相对主义者的视角，即认为只要功能发挥正常，所有的社会就都一样好。但是，另一方面，我确实反对那些极端主义者，他们将一切功能和效率问题抛诸一边，除了基本信念和基本观念外，他们也拒绝思考任何事情。在我看来，这一群体——姑且称之为“绝对主义者”，不仅无视基本价值观只能在一个功能社会中产生效果这一事实，而且对于功能社会唯一的替代形式，就是社会瓦解为一群无政府状态的乌合之众，对这一事实也视而不见。

也许我们这一时代最大的谎言莫过于将无组织的、无社会的、一盘散沙般的群氓说得天花乱坠的神话了。而实际上，群氓不过是社会瓦解、等级崩塌的产物。础，功能性的、制度化的社会生活不可能建立起来。即便是最好的暴君也只不过是个暴君。

那么，至此我们业已证明了一些什么呢？那就是：一个社会，除非赋予其个体成员以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除非其社会决定性权力具有合法性，否则就不能发挥功能。这也许可称之为一种“纯社会理论”。像所有“纯理论”一样，它仅仅是形式性的，而没有涉及社会的内涵，也没有涉及自由、宗教、平等、正义、个人权力、进步、和平安宁以及一切其他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如果像今天许许多多的社会效率谋划者那样，认为发挥功能是社会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情，这完全是对纯粹效率的局限性和重要性的一种误解。如果我们不能够搞清楚效率是为了何种目的，效率的达成又要付出何种代价，那么功能的效率本身就毫无意义。

当然，我也不能完全摆脱那种相对主义者的视角，即认为只要功能发挥正常，所有的社会就都一样好。但是，另一方面，我确实反对那些极端主义者，他们将一切功能和效率问题抛诸一边，除了基本信念和基本观念外，他们也拒绝思考任何事情。在我看来，这一群体——姑且称之为“绝对主义者”，不仅无视基本价值观只能在一个功能社会中产生效果这一事实，而且对于功能社会唯一的替代形式，就是社会瓦解为一群无政府状态的乌合之众，对这一事实也视而不见。

也许我们这一时代最大的谎言莫过于将无组织的、无社会的、一盘散沙般的群氓说得天花乱坠的神话了。而实际上，群氓不过是社会瓦解、等级崩塌的产物。危险并不在于奥尔特加·加塞特所设想的“群氓的造反”。毕竟，造反仍然是一种参与社会生活的形式（虽然是以抗议的形式）。群氓根本不可能形成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组织为先决条件的积极的社会参与。而群氓的危险也恰恰在于这种无能力参与，在于其无动于衷、犬儒主义的漠不关心，以及彻底的绝望。由于他们没有被赋予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因而社会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一种恶魔般的、非理性的、不可理喻的威胁。由于他们缺乏可作为合法性权力基础的基本信念，因此任何合法性权威对于他们都不过是残暴和专制的代名词。因此，他们经常热衷于听从各种非理性的呼吁，也愿意服从于专制暴君，只要这个暴君许诺变革现实。作为被社会遗弃的贱民，群氓失去的只会是锁链。由于缺乏组织导致一盘散沙，他们也就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架构，可用以抵抗专制暴君使他们就范的企图。由于缺乏信仰，除社会秩序外，他们总是轻易相信任何东西。换而言之，群氓总是落入那些善于煽惑人心的政客，或者为权力而追逐权力的暴君设下的圈套中。他们只能用暴力、奴役和消极否定的方法组织起来。而且他们也必须如此组织起来，除非他们能被重新融入一个功能社会。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有效地避免或者阻止乌合之众似的群氓的形成和发展，那么它就注定在劫难逃。未能将成员交融整合起来乃是社会的过错，而不是作为社会瓦解副产品的群氓的过错，不过这么说并没有改变鱼龙混杂、组织涣散、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群氓的毁灭性特征。

[1] 本书初版于1942年。[2] 当然，这并不是说印度的社会制度是从印度宗教中生成的。即便印度教之所以发明，只是为了合理化由征服者强加的等级化奴隶制度，这与我们的论点仍然并不矛盾。毕竟，我们进行的只是一种纯粹危险并不在于奥尔特加·加塞特所设想的“群氓的造反”。毕竟，造反仍然是一种参与社会生活的形式（虽然是以抗议的形式）。群氓根本不可能形成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组织为先决条件的积极的社会参与。而群氓的危险也恰恰在于这种无能力参与，在于其无动于衷、犬儒主义的漠不关心，以及彻底的绝望。由于他们没有被赋予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因而社会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一种恶魔般的、非理性的、不可理喻的威胁。由于他们缺乏可作为合法性权力基础的基本信念，因此任何合法性权威对于他们都不过是残暴和专制的代名词。因此，他们经常热衷于听从各种非理性的呼吁，也愿意服从于专制暴君，只要这个暴君许诺变革现实。作为被社会遗弃的贱民，群氓失去的只会是锁链。由于缺乏组织导致一盘散沙，他们也就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架构，可用以抵抗专制暴君使他们就范的企图。由于缺乏信仰，除社会秩序外，他们总是轻易相信任何东西。换而言之，群氓总是落入那些善于煽惑人心的政客，或者为权力而追逐权力的暴君设下的圈套中。他们只能用暴力、奴役和消极否定的方法组织起来。而且他们也必须如此组织起来，除非他们能被重新融入一个功能社会。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有效地避免或者阻止乌合之众似的群氓的形成和发展，那么它就注定在劫难逃。未能将成员交融整合起来乃是社会的过错，而不是作为社会瓦解副产品的群氓的过错，不过这么说并没有改变鱼龙混杂、组织涣散、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群氓的毁灭性特征。

[1] 本书初版于1942年。[2] 当然，这并不是说印度的社会制度是从印度宗教中生成的。即便印度教之所以发明，只是为了合理化由征服者强加的等级化奴隶制度，这与我们的论点仍然并不矛盾。毕竟，我们进行的只是一种纯粹的功能性分析，而不是一种历史哲学。的功能性分析，而不是一种历史哲学。第3章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

1

在上一次战争之前的150年里的西方世界，无疑存在过一个功能性的社会——一个通过共同意志整合成员，并且由合法性权力统治着的社会。它不仅是一个功能性社会，也是一个自由社会。而社会如果不是功能性的，那么就不可能是自由的。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19世纪的社会都难以说是一个工业社会。虽然事实上它成功地掌握了一个日益壮大的工业现实，但是这一点它从来就不是有意为之的，社会组织过程也从来没有为达成这一任务而进行过。从社会的起源、目标、信念和制度这些角度而言，19世纪的社会即使不能说是反工业的社会，也只能说是一种前工业社会。

尽管我们的文明在19世纪日趋成为工业城市的文明，但我们的社会形式却仍然处于以乡村社会支持和环绕商业城镇那么一种形式。这是一个重商主义社会——虽然商业流行，但仍然是乡村式的。那时我们实际上是尽力将工业现实拒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之外。因为工业现实在我们看来似乎污浊不堪、粗俗难耐，似乎与我们真正的价值观毫不搭界。现在，有许多城里孩子因为从来没见过牛就被大家认为很丢脸——这一点确实如此。然而有更多的人——尤其是在欧洲，从来没有进过工厂，这却更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上那时我们大家都认为进工厂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工业体系尚未融入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秩序中。第3章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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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次战争之前的150年里的西方世界，无疑存在过一个功能性的社会——一个通过共同意志整合成员，并且由合法性权力统治着的社会。它不仅是一个功能性社会，也是一个自由社会。而社会如果不是功能性的，那么就不可能是自由的。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19世纪的社会都难以说是一个工业社会。虽然事实上它成功地掌握了一个日益壮大的工业现实，但是这一点它从来就不是有意为之的，社会组织过程也从来没有为达成这一任务而进行过。从社会的起源、目标、信念和制度这些角度而言，19世纪的社会即使不能说是反工业的社会，也只能说是一种前工业社会。

尽管我们的文明在19世纪日趋成为工业城市的文明，但我们的社会形式却仍然处于以乡村社会支持和环绕商业城镇那么一种形式。这是一个重商主义社会——虽然商业流行，但仍然是乡村式的。那时我们实际上是尽力将工业现实拒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之外。因为工业现实在我们看来似乎污浊不堪、粗俗难耐，似乎与我们真正的价值观毫不搭界。现在，有许多城里孩子因为从来没见过牛就被大家认为很丢脸——这一点确实如此。然而有更多的人——尤其是在欧洲，从来没有进过工厂，这却更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上那时我们大家都认为进工厂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工业体系尚未融入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秩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