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案的实施机制表明，实施法规需要付出的成本从行政部门转移到了广大民众身上。因此，针对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文件获取权及上诉权的监测机制与以前的诉讼程序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事实上，1978年7月17日法律第7条规定，主管行政部门有两个月的时间就公民提出的信息获取请求作出决定（若两个月期限之内行政部门并未作出任何回复则默认为拒绝请求），同时公民可以请求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的介入，后者须就此给出意见并在行政部门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寻求友好解决办法。随后行政部门有两个月的时间决定对申请人采取何种行动。如果行政相对人的请求再次遭到拒绝，便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行政法院将有6个月的时间进行裁决。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法更加剧了这种缓慢，因为它不赞成行政相对人在收到拒绝传达行政文件的决定后直接向权力过剩的行政法官提起诉讼，而是认为应该首先向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寻求帮助，因为后者有可能会找到友好的解决办法并说服行政部门。因此，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构成了既不具备法律效力也不具备约束力的求助途径，可以依靠的只有它的说服能力。(39)一般来说，由于赋予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的权力很小，因此委员会对法律文本的监督作用十分有限。

1978—1979年颁布的法律赋予行政相对人更多的权利却没有要求政府部门承担更多的义务，因此行政相对人往往不得不进行周期十分漫长的求助甚至上诉。如果说赋予行政相对人获悉和获取行政文件的权利十分重要，那么尽量促进友好协商解决（借助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的干预）而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提起诉讼也是同样重要的。因此(40)信息获取权得到充分保证，但其主要目的是保护行政相对人而非改革行政。1978年7月17日法律完美印证了通过组织用户施压来间接影本。草案的实施机制表明，实施法规需要付出的成本从行政部门转移到了广大民众身上。因此，针对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文件获取权及上诉权的监测机制与以前的诉讼程序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事实上，1978年7月17日法律第7条规定，主管行政部门有两个月的时间就公民提出的信息获取请求作出决定（若两个月期限之内行政部门并未作出任何回复则默认为拒绝请求），同时公民可以请求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的介入，后者须就此给出意见并在行政部门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寻求友好解决办法。随后行政部门有两个月的时间决定对申请人采取何种行动。如果行政相对人的请求再次遭到拒绝，便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行政法院将有6个月的时间进行裁决。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法更加剧了这种缓慢，因为它不赞成行政相对人在收到拒绝传达行政文件的决定后直接向权力过剩的行政法官提起诉讼，而是认为应该首先向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寻求帮助，因为后者有可能会找到友好的解决办法并说服行政部门。因此，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构成了既不具备法律效力也不具备约束力的求助途径，可以依靠的只有它的说服能力。(39)一般来说，由于赋予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的权力很小，因此委员会对法律文本的监督作用十分有限。

1978—1979年颁布的法律赋予行政相对人更多的权利却没有要求政府部门承担更多的义务，因此行政相对人往往不得不进行周期十分漫长的求助甚至上诉。如果说赋予行政相对人获悉和获取行政文件的权利十分重要，那么尽量促进友好协商解决（借助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的干预）而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提起诉讼也是同样重要的。因此(40)信息获取权得到充分保证，但其主要目的是保护行政相对人而非改革行政。1978年7月17日法律完美印证了通过组织用户施压来间接影响行政的想法。此外，由于缺乏决策权和强制手段，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的“独立”（作为独立行政机关）性质备受争议。在法学家们看(41)来，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终究只是仅限于提供意见的协商机构。委托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这样权力薄弱的机构来负责调控政府部门信息公开还是保密（尤其是该委员会的正当合法性还要受到最高行政法院的限制）就等同于保护了政府。而且最高行政法院也在其若干判决中特意强调，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给出的意见既不具备决策性质也不具备对政府部门的法律约束力，尽管政府部门实际会遵循委员会70%的意见。

法规的不断调整清楚地反映了政府及其行政部门间日趋频繁的调节适应。关于文件传达的众多例外情况以及某些表述的模棱两可（有损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除外）使得行政部门能够经常援引保密原则(42)作为借口。通常来说，在界定行政文件和不予公开传达的例外情况时，最高行政法院对判例的解释限制了1978—1979年法律的适用范(43)围，大多数情况下是对申请人不利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法庭及(44)最高法院的判例解释都是十分有利于行政透明化的，而法国法官和(45)最高行政法院所做的判例解释却极大限制着法律的适用范围。与美国或瑞典相比，法国的法律程序显得尤其漫长，也因此助长了某种行(46)政惰性。

制定法规对行政部门的约束力因此显得十分薄弱。通过议会辩论也不难发现，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始终会将政府部门的限制和要求纳入考量范畴。法国的国家配置、政府机构构型或政府官员发展轨迹，与这种调节适应以及措施的现实可行密切相关。职能和权力的错综复杂（从属于最高行政法院的国务委员议员；第五共和国框架下权力有限响行政的想法。此外，由于缺乏决策权和强制手段，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的“独立”（作为独立行政机关）性质备受争议。在法学家们看(41)来，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终究只是仅限于提供意见的协商机构。委托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这样权力薄弱的机构来负责调控政府部门信息公开还是保密（尤其是该委员会的正当合法性还要受到最高行政法院的限制）就等同于保护了政府。而且最高行政法院也在其若干判决中特意强调，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给出的意见既不具备决策性质也不具备对政府部门的法律约束力，尽管政府部门实际会遵循委员会70%的意见。

法规的不断调整清楚地反映了政府及其行政部门间日趋频繁的调节适应。关于文件传达的众多例外情况以及某些表述的模棱两可（有损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除外）使得行政部门能够经常援引保密原则(42)作为借口。通常来说，在界定行政文件和不予公开传达的例外情况时，最高行政法院对判例的解释限制了1978—1979年法律的适用范(43)围，大多数情况下是对申请人不利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法庭及(44)最高法院的判例解释都是十分有利于行政透明化的，而法国法官和(45)最高行政法院所做的判例解释却极大限制着法律的适用范围。与美国或瑞典相比，法国的法律程序显得尤其漫长，也因此助长了某种行(46)政惰性。

制定法规对行政部门的约束力因此显得十分薄弱。通过议会辩论也不难发现，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始终会将政府部门的限制和要求纳入考量范畴。法国的国家配置、政府机构构型或政府官员发展轨迹，与这种调节适应以及措施的现实可行密切相关。职能和权力的错综复杂（从属于最高行政法院的国务委员议员；第五共和国框架下权力有限(47)的议会议员；与行政紧密联系的政府）以及“制度黏性”（使现行的规则和安排得以保留）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改革的不温不火。只要法律文本在巧辩的掩饰下能够保证那些具体而复杂的措施得以继续实施，那么受到管制的行政部门仍将是部分赢家。

正如政府理性不能简单归结为奥秘或秘密，政府改革也并非单纯指向政府透明。如果说政府改革可以看作对当代政府公开的宣传，那么这种公开并不仅意味着透明（政府向所有人开放并为所有人了解），它还在强调在其公开框架下保守秘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文中所研究的法律并不会使奥秘消失，它们只是对行政机构的公开化进行着审慎的组织安排。

第三节　地方分权，反对派改良主义的另一面

反对派改良主义不仅通过确立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来表达。本着“强化可能干预政府行政的‘外部’参与者（行政相对人、政治家以及地方民选代表）权力”的原则，地方分权政策在同时期也获得了合法地位。议会议员们明确建立起有关行政相对人的政策和地方分权政策间的联系，比如关于行政文件获取权的1978年7月17日法律讨论过(48)程中的阿德里安·泽勒（法兰西民主联盟国会议员）和亚历山大·博(49)洛（保卫共和联盟），以及关于行政行为动机说明的1979年7月11日法律讨论过程中的阿兰·理查德（社会党）。阿兰·理查德发表了如下观点：

“事实上，公民与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各方权力间的关系长久(47)的议会议员；与行政紧密联系的政府）以及“制度黏性”（使现行的规则和安排得以保留）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改革的不温不火。只要法律文本在巧辩的掩饰下能够保证那些具体而复杂的措施得以继续实施，那么受到管制的行政部门仍将是部分赢家。

正如政府理性不能简单归结为奥秘或秘密，政府改革也并非单纯指向政府透明。如果说政府改革可以看作对当代政府公开的宣传，那么这种公开并不仅意味着透明（政府向所有人开放并为所有人了解），它还在强调在其公开框架下保守秘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文中所研究的法律并不会使奥秘消失，它们只是对行政机构的公开化进行着审慎的组织安排。

第三节　地方分权，反对派改良主义的另一面

反对派改良主义不仅通过确立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来表达。本着“强化可能干预政府行政的‘外部’参与者（行政相对人、政治家以及地方民选代表）权力”的原则，地方分权政策在同时期也获得了合法地位。议会议员们明确建立起有关行政相对人的政策和地方分权政策间的联系，比如关于行政文件获取权的1978年7月17日法律讨论过(48)程中的阿德里安·泽勒（法兰西民主联盟国会议员）和亚历山大·博(49)洛（保卫共和联盟），以及关于行政行为动机说明的1979年7月11日法律讨论过程中的阿兰·理查德（社会党）。阿兰·理查德发表了如下观点：

“事实上，公民与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各方权力间的关系长久以来并不和谐，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办法便在于各种形式的地方分权政策，尤其在于增加民选机构，因为只有在对现实进行观察后才能发现，当行政主体是由行政相对人直接选出的代表时，前者便会感觉到在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中负有保障清楚与透明的义务，相较于政府任命的官员更为严格。推动各种行政相对人协会和团体充分发挥作用，也将有助于更好地保证这种平衡。但(50)这将与布卢瓦规划相去甚远。”

地方分权被介绍为行政弊病的“唯一”解决办法，也是强化反对派的改革剧目的又一组成部分。在新闻界，为行政相对人创造新权利与加强地方政府权力紧密相连，二者都是为了“改善公民与政府间的(51)关系”。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也将反官僚制斗争和地方分权联系起来，1976年12月30日他在致法国各位市长的一封信中将地方分权描述成为“七年任期中的大事件”：“真正分散公共责任对于遏制官僚主义的滋长至关重要，官僚主义会对尤其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构成威胁。而此等规模的改革既无法被研究、被决定，也无法在没(52)有地方民选代表积极协作的情况下被实行。”共和国总统前顾问皮埃尔·里夏尔于1978年4月被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任命为法国地方(53)行政管理总局局长，负责“推动职权下放”。皮埃尔·里夏尔重申了由巴尔政府发起的地方政府改革的动机，而他本人也是改革设计者之一：

“为什么要改革？（……）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有两种原因：首先是因为公众渴望大量参与其中，这种渴望起因于：权力的分散、知识和信息的传播、生活水平的改善等。（……）第二个社会学以来并不和谐，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办法便在于各种形式的地方分权政策，尤其在于增加民选机构，因为只有在对现实进行观察后才能发现，当行政主体是由行政相对人直接选出的代表时，前者便会感觉到在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中负有保障清楚与透明的义务，相较于政府任命的官员更为严格。推动各种行政相对人协会和团体充分发挥作用，也将有助于更好地保证这种平衡。但(50)这将与布卢瓦规划相去甚远。”

地方分权被介绍为行政弊病的“唯一”解决办法，也是强化反对派的改革剧目的又一组成部分。在新闻界，为行政相对人创造新权利与加强地方政府权力紧密相连，二者都是为了“改善公民与政府间的(51)关系”。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也将反官僚制斗争和地方分权联系起来，1976年12月30日他在致法国各位市长的一封信中将地方分权描述成为“七年任期中的大事件”：“真正分散公共责任对于遏制官僚主义的滋长至关重要，官僚主义会对尤其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构成威胁。而此等规模的改革既无法被研究、被决定，也无法在没(52)有地方民选代表积极协作的情况下被实行。”共和国总统前顾问皮埃尔·里夏尔于1978年4月被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任命为法国地方(53)行政管理总局局长，负责“推动职权下放”。皮埃尔·里夏尔重申了由巴尔政府发起的地方政府改革的动机，而他本人也是改革设计者之一：

“为什么要改革？（……）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有两种原因：首先是因为公众渴望大量参与其中，这种渴望起因于：权力的分散、知识和信息的传播、生活水平的改善等。（……）第二个社会学方面的原因是对巩固的渴望，是对人与人间差异性权利的渴望（……）我认为第三个原因是有关政治方面的，即地方分权如今势在必行（……）。当前，国家要变强大，精简机构是根本，下面我就来解释其中的原因：如今国家已经负担了太多事务，它无所不能，然而正是因为国家过于全能，才导致其行动不便，由于国家能够干预各种权限，且如今无论冲突大小，人们都要寻求国家出面解决，致使诸多机构无法作为。（……）因此地方分权可以更好地分配角色、权力、责任，分摊负担、困难和烦恼，使法国各级行政部门都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人们想要实行改革，就不能使改革与民选代表对立，无论这些民选代表当选了全国代表还是地方代表，即使改革本身并非只针对民选代表，它(54)也关系到人民的利益。”

多方征求意见后（1977年在征求地方民选代表的意见后由里夏(55)尔所作的报告），数项措施得以采纳：政府于1979年1月3日颁布法律建立由国家指向地方的行政运作总拨款（DGF）制度，并于1980年12月31日出台新的法律作为补充。在德斯坦七年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这些举措并未达到之前大胆预期的政治目标（国家职能权限向(56)地方政府转移；提高民选代表地位，改革地方公职队伍等）。包含这些措施的1980年5月7日法案旨在发展地方政府职责，经过1978年至1980年的长时间辩论后只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尽管这些地方分权措施的规模有限，但仍然体现了反对派的改良主义，与1960年代的改革构型中人们赋予改良主义的意义以及地方政府问题的处理方式彻底决裂。地方分权的种种特性依赖于使其显贵的新观点（理想的外部监督、地方分权的优点、参与机制的优点），并尤其依赖于其所处政方面的原因是对巩固的渴望，是对人与人间差异性权利的渴望（……）我认为第三个原因是有关政治方面的，即地方分权如今势在必行（……）。当前，国家要变强大，精简机构是根本，下面我就来解释其中的原因：如今国家已经负担了太多事务，它无所不能，然而正是因为国家过于全能，才导致其行动不便，由于国家能够干预各种权限，且如今无论冲突大小，人们都要寻求国家出面解决，致使诸多机构无法作为。（……）因此地方分权可以更好地分配角色、权力、责任，分摊负担、困难和烦恼，使法国各级行政部门都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人们想要实行改革，就不能使改革与民选代表对立，无论这些民选代表当选了全国代表还是地方代表，即使改革本身并非只针对民选代表，它(54)也关系到人民的利益。”

多方征求意见后（1977年在征求地方民选代表的意见后由里夏(55)尔所作的报告），数项措施得以采纳：政府于1979年1月3日颁布法律建立由国家指向地方的行政运作总拨款（DGF）制度，并于1980年12月31日出台新的法律作为补充。在德斯坦七年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这些举措并未达到之前大胆预期的政治目标（国家职能权限向(56)地方政府转移；提高民选代表地位，改革地方公职队伍等）。包含这些措施的1980年5月7日法案旨在发展地方政府职责，经过1978年至1980年的长时间辩论后只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尽管这些地方分权措施的规模有限，但仍然体现了反对派的改良主义，与1960年代的改革构型中人们赋予改良主义的意义以及地方政府问题的处理方式彻底决裂。地方分权的种种特性依赖于使其显贵的新观点（理想的外部监督、地方分权的优点、参与机制的优点），并尤其依赖于其所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