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维度，这是管理组织不同层级之间关系的等级制权力链上的深层利益冲突问题。它同样具有思想维度，体现在改革委员会所构想的集体代表制中。

(1)　弗朗索瓦·德克洛塞，《责任的赌注》，第十个计划“国家效率”委员会，巴黎，帕约出版社，1989年，第262—263页。(2)　同上，第14页。(3)　计划总署，《保障整体利益的战略型国家》，“2000年国家、行政与公共服务部门”委员会，巴黎，法国文献局，1993年。(4)　关于该委员会更详尽的分析，详见菲利普·贝兹，《皮克工作组或改革设计师的诱惑：国家改革中的高级官员》，载O.奈，A.史密斯主编，《妥协的政府：公共行动中的掮客与通才》，巴黎，载《经济学报》，2002年，第111—147页。(5)　南锡国立高等矿业学校工程师，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1980年国家行政学院毕业考试第一名，任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助理办案员，1984年升为审查员。1980年至1984年，他担任了工业与科研部部长的行政法院司法特派团主席一职；1984年至1986年，他成为全国科研评估事务所所长；1986年至1992年，他担任法国文化及通信部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就在开始为该特派团工作前不久，他还曾担任西蒙娜·韦伊（国务部部长，社会事务、公共卫生及城市规划部部长）办公室主任。(6)　1993年初，他在一份机密文件中对国家危机及其必要改革做出个人分析，并提出了不少于50项改革国家的措施（让-卢多维克·西利卡尼，《新国家：从分解到重组》，1993年2月16日，机密文件）。(7)　涉及的主要是曾在私营部门从业的高级官员——米歇尔·邦（财政监察员，法国全国职业介绍所主管，家乐福前经理），阿兰·卡庞蒂埃（心脏病学教授，外科医生，教师，国际声望研究员），伊夫·巴尔贝（财政监治维度，这是管理组织不同层级之间关系的等级制权力链上的深层利益冲突问题。它同样具有思想维度，体现在改革委员会所构想的集体代表制中。

(1)　弗朗索瓦·德克洛塞，《责任的赌注》，第十个计划“国家效率”委员会，巴黎，帕约出版社，1989年，第262—263页。(2)　同上，第14页。(3)　计划总署，《保障整体利益的战略型国家》，“2000年国家、行政与公共服务部门”委员会，巴黎，法国文献局，1993年。(4)　关于该委员会更详尽的分析，详见菲利普·贝兹，《皮克工作组或改革设计师的诱惑：国家改革中的高级官员》，载O.奈，A.史密斯主编，《妥协的政府：公共行动中的掮客与通才》，巴黎，载《经济学报》，2002年，第111—147页。(5)　南锡国立高等矿业学校工程师，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1980年国家行政学院毕业考试第一名，任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助理办案员，1984年升为审查员。1980年至1984年，他担任了工业与科研部部长的行政法院司法特派团主席一职；1984年至1986年，他成为全国科研评估事务所所长；1986年至1992年，他担任法国文化及通信部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就在开始为该特派团工作前不久，他还曾担任西蒙娜·韦伊（国务部部长，社会事务、公共卫生及城市规划部部长）办公室主任。(6)　1993年初，他在一份机密文件中对国家危机及其必要改革做出个人分析，并提出了不少于50项改革国家的措施（让-卢多维克·西利卡尼，《新国家：从分解到重组》，1993年2月16日，机密文件）。(7)　涉及的主要是曾在私营部门从业的高级官员——米歇尔·邦（财政监察员，法国全国职业介绍所主管，家乐福前经理），阿兰·卡庞蒂埃（心脏病学教授，外科医生，教师，国际声望研究员），伊夫·巴尔贝（财政监察员，标致汽车公司副总经理）和米歇尔·皮诺（前行政法院秘书长，巴黎保险协会司法与财政事务主管）——或是与政府走得比较近的一些名人，例如与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以及公共职能部部长安德烈·罗西诺关系较近的法学家迪迪埃·莫斯。(8)　法国国家责任与组织工作组，《法国政府，为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国家服务：致总理报告》，巴黎，法国文献局，1995年。(9)　《阿兰·朱佩为启动国家改革给出指令》，载《世界报》，1995年7月29日。(10)　国家改革总署，《1995—1996年工作活动报告》，巴黎，公共职能、国家改革与地方分权部，1996年。(11)　截至1995年10月31日，有20多个部递交了书面提案。(12)　国家改革总署，《国家改革三年计划草案》，1995年10月31日，未公开文件，国家改革总署档案。(13)　1）明确国家的任务和公共部门的工作范围；2）更好地体察公民和企业的期待；3）改变中央集权国家；4）托付职责；5）公共职能革新；6）公共管理现代化。(14)　弗朗索瓦·德克洛塞，《责任的赌注》，第166—167页。(15)　法国国家责任与组织工作组，《法国政府》，第83页。(16)　同上，第127页。(17)　国家改革总署，《国家改革三年计划草案》。(18)　计划总署，《保障整体利益的战略型国家》，第95页。(19)　法国国家责任与组织工作组，《法国政府》，第110页。(20)　国家改革总署，《国家改革三年计划草案》。(21)　弗朗索瓦·德克洛塞，《责任的赌注》，第166—167页。(22)　法国国家责任与组织工作组，《法国政府》，第118—119页。察员，标致汽车公司副总经理）和米歇尔·皮诺（前行政法院秘书长，巴黎保险协会司法与财政事务主管）——或是与政府走得比较近的一些名人，例如与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以及公共职能部部长安德烈·罗西诺关系较近的法学家迪迪埃·莫斯。(8)　法国国家责任与组织工作组，《法国政府，为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国家服务：致总理报告》，巴黎，法国文献局，1995年。(9)　《阿兰·朱佩为启动国家改革给出指令》，载《世界报》，1995年7月29日。(10)　国家改革总署，《1995—1996年工作活动报告》，巴黎，公共职能、国家改革与地方分权部，1996年。(11)　截至1995年10月31日，有20多个部递交了书面提案。(12)　国家改革总署，《国家改革三年计划草案》，1995年10月31日，未公开文件，国家改革总署档案。(13)　1）明确国家的任务和公共部门的工作范围；2）更好地体察公民和企业的期待；3）改变中央集权国家；4）托付职责；5）公共职能革新；6）公共管理现代化。(14)　弗朗索瓦·德克洛塞，《责任的赌注》，第166—167页。(15)　法国国家责任与组织工作组，《法国政府》，第83页。(16)　同上，第127页。(17)　国家改革总署，《国家改革三年计划草案》。(18)　计划总署，《保障整体利益的战略型国家》，第95页。(19)　法国国家责任与组织工作组，《法国政府》，第110页。(20)　国家改革总署，《国家改革三年计划草案》。(21)　弗朗索瓦·德克洛塞，《责任的赌注》，第166—167页。(22)　法国国家责任与组织工作组，《法国政府》，第118—119页。(23)　同上，第121页。这些职位指大约1 000个“战略岗位”，其中聚集了200个中央行政机关和公共机构领导层的职位，一些高级行政官员职位以及500到600个国家主要权力下放行政长官和主管职位。(24)　代理理论根据“要点”与“因子”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其自主权必须受到限制。(25)　弗朗索瓦·德克洛塞，《责任的赌注》，第168页；计划总署，《保障整体利益的战略型国家》，第74页；法国国家责任与组织工作组，《法国政府》第135页。(26)　国家改革总署，第21号改革。(27)　2000年，随着针对管理监督的组织总体计划的实施，与其相联系的方法和能力的发展实现了系统化。(28)　弗朗索瓦·德克洛塞，《责任的赌注》，第73页。(29)　计划总署，《保障整体利益的战略型国家》，第87页。(30)　详见菲利普·贝兹，《皮克工作组或改革设计师的诱惑》。(31)　布鲁诺·帕里耶，《模糊的共识，渐进的改变，1990年代的法国社会政策》。(32)　奥利弗·詹姆斯，《白厅的行政代理机构革命》；帕特里克·邓利维，《解释私有化热潮：公共选择VS激进方法》，载《公共行政管理》第64期，1986年春季，第13—34页。(33)　菲利普·贝兹，帕特里克·勒·利德克，《身处不断变化的改革构型之中的法国高级公务员：从垄断地位到地位角色备受挑战？》，载E.C.帕格、V.赖特主编，《从主动状态到授权状态：欧洲国家高级官员角色的变化》，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7年，第121—163页。(34)　让·普拉达，《关于国家高级干部的报告》，未公开文件，1994年，第14—16页。(23)　同上，第121页。这些职位指大约1 000个“战略岗位”，其中聚集了200个中央行政机关和公共机构领导层的职位，一些高级行政官员职位以及500到600个国家主要权力下放行政长官和主管职位。(24)　代理理论根据“要点”与“因子”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其自主权必须受到限制。(25)　弗朗索瓦·德克洛塞，《责任的赌注》，第168页；计划总署，《保障整体利益的战略型国家》，第74页；法国国家责任与组织工作组，《法国政府》第135页。(26)　国家改革总署，第21号改革。(27)　2000年，随着针对管理监督的组织总体计划的实施，与其相联系的方法和能力的发展实现了系统化。(28)　弗朗索瓦·德克洛塞，《责任的赌注》，第73页。(29)　计划总署，《保障整体利益的战略型国家》，第87页。(30)　详见菲利普·贝兹，《皮克工作组或改革设计师的诱惑》。(31)　布鲁诺·帕里耶，《模糊的共识，渐进的改变，1990年代的法国社会政策》。(32)　奥利弗·詹姆斯，《白厅的行政代理机构革命》；帕特里克·邓利维，《解释私有化热潮：公共选择VS激进方法》，载《公共行政管理》第64期，1986年春季，第13—34页。(33)　菲利普·贝兹，帕特里克·勒·利德克，《身处不断变化的改革构型之中的法国高级公务员：从垄断地位到地位角色备受挑战？》，载E.C.帕格、V.赖特主编，《从主动状态到授权状态：欧洲国家高级官员角色的变化》，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7年，第121—163页。(34)　让·普拉达，《关于国家高级干部的报告》，未公开文件，1994年，第14—16页。(35)　全体高级官员，包括在中央行政机关或权力下放部门（主管、副主管、大学区区长、大区区长、权力下放部门主管）或负责监管和检察任务的行政机关各部门中的领导职位。(36)　让·普拉达，《关于国家高级干部的报告》，第14—16页。(37)　停职的高级公务员从1980年的4人增加到1992年的200个。仅仅在法国财政监察总局，1974—1989年，102人离局进入了私企，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有6人，这一数字与每年招收的人数相等。同样，财政部、高级公务员、审计法院法官、财政监察总局官员和社会保障部门监督员中的停职人数，从1980—1984年的60人，增加到1985—1989年的161人。(38)　让-米歇尔·埃梅里，《国家守卫者》，第611—616页。(35)　全体高级官员，包括在中央行政机关或权力下放部门（主管、副主管、大学区区长、大区区长、权力下放部门主管）或负责监管和检察任务的行政机关各部门中的领导职位。(36)　让·普拉达，《关于国家高级干部的报告》，第14—16页。(37)　停职的高级公务员从1980年的4人增加到1992年的200个。仅仅在法国财政监察总局，1974—1989年，102人离局进入了私企，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有6人，这一数字与每年招收的人数相等。同样，财政部、高级公务员、审计法院法官、财政监察总局官员和社会保障部门监督员中的停职人数，从1980—1984年的60人，增加到1985—1989年的161人。(38)　让-米歇尔·埃梅里，《国家守卫者》，第611—616页。第四章

国家改革政策：改革设计师的诱惑与集体行动

的两难境地

1990年代的改革构型以行政部门占据支配地位为特征。这些行政部门逐渐掌握和垄断改革的合法知识，损害了1980年代处于国家外部或周边的公共管理专家团体的利益。可以说，这些专家团体被边缘化了，甚至被剥夺了权利。行政管理知识的国有化及其规模和内容的改变，构成了第五次构型的基本机制。这个过程中必然少不了行政当局的政治承诺。然而，相较于前序改革构型中对“现代化”概念的应用，本次对“国家改革”的挪用却并未带来选举上的成功。我们将要研究的朱佩国家改革计划的政治失败便是很好的例证。尽管如此，新的改革剧目蓄势待发。由国家改革委员会的报告提供给养的改革剧目，以对行政体系全面重组的尝试表现出来。这些尝试旨在将战略型国家模式的某些原则方针用到实处：澄清组织行为者的责任，系统引入新管理方法从而重新思考这些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便是两个主旋律。致力于重组的新管理剧目还具有两个特征，即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和“自上而下”的干预风格，明确重申了对行政的政治权力。为了理解1990年代行政改革政策的推行情况，我们将对1995年7月总理阿兰·朱佩发起的“国家改革”计划的内容和行动形式进行分析。该计划体现了改革的总体上升动态，说明了改革行动“自上而下”的第四章

国家改革政策：改革设计师的诱惑与集体行动

的两难境地

1990年代的改革构型以行政部门占据支配地位为特征。这些行政部门逐渐掌握和垄断改革的合法知识，损害了1980年代处于国家外部或周边的公共管理专家团体的利益。可以说，这些专家团体被边缘化了，甚至被剥夺了权利。行政管理知识的国有化及其规模和内容的改变，构成了第五次构型的基本机制。这个过程中必然少不了行政当局的政治承诺。然而，相较于前序改革构型中对“现代化”概念的应用，本次对“国家改革”的挪用却并未带来选举上的成功。我们将要研究的朱佩国家改革计划的政治失败便是很好的例证。尽管如此，新的改革剧目蓄势待发。由国家改革委员会的报告提供给养的改革剧目，以对行政体系全面重组的尝试表现出来。这些尝试旨在将战略型国家模式的某些原则方针用到实处：澄清组织行为者的责任，系统引入新管理方法从而重新思考这些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便是两个主旋律。致力于重组的新管理剧目还具有两个特征，即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和“自上而下”的干预风格，明确重申了对行政的政治权力。为了理解1990年代行政改革政策的推行情况，我们将对1995年7月总理阿兰·朱佩发起的“国家改革”计划的内容和行动形式进行分析。该计划体现了改革的总体上升动态，说明了改革行动“自上而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