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商店都关门了。在这种任务中，大多数夜晚，你只需要站在那里，一夜无事，直到太阳升起。但那天晚上，有个人跑到他们面前说：“你们好，出事了，请帮帮忙。”

里奇：那个人说：“是这样的，我刚刚看到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拖到一块空地上去了。我感觉他要强奸她。”于是我们上了警车，开车过去。我听到一位女士在尖叫：“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我看到他趴在她身上，殴打她，强奸她。于是我把灯打闪，对他喊：“住手！”他停了下来。我叫他们两个：“过来！”他们开始朝我走过来，她的一只眼睛都淤青了，两个人都没穿好裤子。

PJ：受害者告诉里奇发生了什么。里奇说，现在回想起来，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她描述这件事的方式是多么精准。

里奇：她说：“他强奸了我。我是妓女没错，但我们之间没有金钱交易。他殴打了我，一边殴打，一边未经我同意将他的阴茎插入了我的阴道。”她的描述完全就是教科书上对“强奸”的标准定义。

PJ：于是里奇通过无线电报告了犯罪情况，他的上司来到了现场。

里奇：上司来了以后就开始盘问她。他问她的方式……他们……他们通常会盘问受害者好几次，看看前后是否会有细微差别。

PJ：里奇很清楚他的上司在做什么。上司不希望这个案件进入CompStat系统。所以他在做的就是翻来覆去地盘问她，试图找到叙事中的某个漏洞，好让他找个借口大事化小，把犯罪变得没有强奸那有商店都关门了。在这种任务中，大多数夜晚，你只需要站在那里，一夜无事，直到太阳升起。但那天晚上，有个人跑到他们面前说：“你们好，出事了，请帮帮忙。”

里奇：那个人说：“是这样的，我刚刚看到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拖到一块空地上去了。我感觉他要强奸她。”于是我们上了警车，开车过去。我听到一位女士在尖叫：“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我看到他趴在她身上，殴打她，强奸她。于是我把灯打闪，对他喊：“住手！”他停了下来。我叫他们两个：“过来！”他们开始朝我走过来，她的一只眼睛都淤青了，两个人都没穿好裤子。

PJ：受害者告诉里奇发生了什么。里奇说，现在回想起来，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她描述这件事的方式是多么精准。

里奇：她说：“他强奸了我。我是妓女没错，但我们之间没有金钱交易。他殴打了我，一边殴打，一边未经我同意将他的阴茎插入了我的阴道。”她的描述完全就是教科书上对“强奸”的标准定义。

PJ：于是里奇通过无线电报告了犯罪情况，他的上司来到了现场。

里奇：上司来了以后就开始盘问她。他问她的方式……他们……他们通常会盘问受害者好几次，看看前后是否会有细微差别。

PJ：里奇很清楚他的上司在做什么。上司不希望这个案件进入CompStat系统。所以他在做的就是翻来覆去地盘问她，试图找到叙事中的某个漏洞，好让他找个借口大事化小，把犯罪变得没有强奸那么严重。他就是在将罪行降级。

PJ：什么样的改变可以实现降级？

里奇：嗯……他们想把罪名定为盗窃服务罪。

PJ：盗窃服务罪？

里奇：是的。

想想看：纽约警察局的一名官员要为强奸案的统计数字负责。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数字看上去有所改观。第一种方法是切实防止强奸，比如将警察部署到危险地区，从而震慑暴力行为。（如果里奇和他的搭档能早几分钟赶到现场，就可以避免那起强奸案。）减少强奸案数量的第二种方法是将实际发生的强奸归为较轻的罪行。比如在本案中，里奇的上司试图将妓女被强奸案重新定义为“盗窃服务罪”。第一种方法能带来胜利；第二种方法令人憎恶。但不幸的是，两者从数据上看不出分别。

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棘手的是：在纽约市，犯罪率确实下降了，但这种成功已经变成了一种陷阱。随着维持实际犯罪率下降的难度越来越大，篡改数字的诱惑也变得越来越大。

我们不能过于天真地看待这种操纵现象。当人们因为达到某个数字而得到奖励，或者因为达不到而受到惩罚时，他们就会作弊，会采用降级方式，会千方百计弄虚作假。在盲目追求“达到数字指标”的过程中，人们会毫无悔意地做任何不违法的事情，即便这会严重违反么严重。他就是在将罪行降级。

PJ：什么样的改变可以实现降级？

里奇：嗯……他们想把罪名定为盗窃服务罪。

PJ：盗窃服务罪？

里奇：是的。

想想看：纽约警察局的一名官员要为强奸案的统计数字负责。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数字看上去有所改观。第一种方法是切实防止强奸，比如将警察部署到危险地区，从而震慑暴力行为。（如果里奇和他的搭档能早几分钟赶到现场，就可以避免那起强奸案。）减少强奸案数量的第二种方法是将实际发生的强奸归为较轻的罪行。比如在本案中，里奇的上司试图将妓女被强奸案重新定义为“盗窃服务罪”。第一种方法能带来胜利；第二种方法令人憎恶。但不幸的是，两者从数据上看不出分别。

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棘手的是：在纽约市，犯罪率确实下降了，但这种成功已经变成了一种陷阱。随着维持实际犯罪率下降的难度越来越大，篡改数字的诱惑也变得越来越大。

我们不能过于天真地看待这种操纵现象。当人们因为达到某个数字而得到奖励，或者因为达不到而受到惩罚时，他们就会作弊，会采用降级方式，会千方百计弄虚作假。在盲目追求“达到数字指标”的过程中，人们会毫无悔意地做任何不违法的事情，即便这会严重违反使命的精神，他们甚至还会对非法行为有更高的容忍度。

没有人会卑鄙到一直作弊，但大多数人偶尔还是会作弊的。

假设某所高中的一位校长正努力试图降低辍学率。降低辍学率的正确途径是什么？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仔细监督他们的表现，坚持不懈地支持他们。但这很难，而且这个校长很懒。那么，校长还能用什么方式改变辍学率呢？他可以告诉学校的教师，不准给学生打不及格的分数。不管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只要他们愿意付出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努力保证出勤率，那他们就应该通过考试，就应该升年级，就应该毕业。这就是“幽灵胜利”。更聪明的办法是，校长也可以玩降级游戏。任何时候，只要有学生退学，他就会和辅导员一起考虑这个学生的情况，眯着眼睛打量他，最后确定他是“转学”，而不是“辍学”。辍学对校长不利，但转学无所谓。谁又会发现呢？谁又能说在这个学生的内心深处，就完全没有在下个学期转去另一所学校就读的打算呢？

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芝加哥市公立学校的整个故事会是一次“幽灵胜利”吗？答案是否定的。但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芝加哥市的公立学校有勇气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审查。由伊莱恩·艾伦斯沃思领导的芝加哥大学——学校研究联盟的研究人员，仔细研究了该学区的数据。研究发现，有理由相信数据操纵确实发生过，有一些辍学生被错误地归为转校生。但研究人员还发现，相比毕业率的实质提升，数据操纵的发生率实在是微不足道。

研究人员还研究了该案例中是否存在第一种类型的“幽灵胜使命的精神，他们甚至还会对非法行为有更高的容忍度。

没有人会卑鄙到一直作弊，但大多数人偶尔还是会作弊的。

假设某所高中的一位校长正努力试图降低辍学率。降低辍学率的正确途径是什么？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仔细监督他们的表现，坚持不懈地支持他们。但这很难，而且这个校长很懒。那么，校长还能用什么方式改变辍学率呢？他可以告诉学校的教师，不准给学生打不及格的分数。不管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只要他们愿意付出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努力保证出勤率，那他们就应该通过考试，就应该升年级，就应该毕业。这就是“幽灵胜利”。更聪明的办法是，校长也可以玩降级游戏。任何时候，只要有学生退学，他就会和辅导员一起考虑这个学生的情况，眯着眼睛打量他，最后确定他是“转学”，而不是“辍学”。辍学对校长不利，但转学无所谓。谁又会发现呢？谁又能说在这个学生的内心深处，就完全没有在下个学期转去另一所学校就读的打算呢？

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芝加哥市公立学校的整个故事会是一次“幽灵胜利”吗？答案是否定的。但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芝加哥市的公立学校有勇气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审查。由伊莱恩·艾伦斯沃思领导的芝加哥大学——学校研究联盟的研究人员，仔细研究了该学区的数据。研究发现，有理由相信数据操纵确实发生过，有一些辍学生被错误地归为转校生。但研究人员还发现，相比毕业率的实质提升，数据操纵的发生率实在是微不足道。

研究人员还研究了该案例中是否存在第一种类型的“幽灵胜利”，也就是由宏观趋势引起的胜利表象。全美的毕业率确实都在上升，“水涨船高”的确存在，但是研究人员发现，芝加哥市公立学校的毕业率提升速度“超过了其他大多数地区毕业率的提升速度”。

为了排除其他风险因素的干扰，比如学生毕业仅仅是因为成绩再差都能通过考试，研究人员还考察了其他几个指标。出席率有了显著提升，这表明存在行为上的真正改变。参加大学预修课程的学生人数和得分较高的学生人数都有所增加。但最令人信服的是学生在“美国高考”（ACT）中的表现，该州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参加该考试。研究人员写道：“如果学校对学生的实际课业能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通过降低及格的门槛来让学生毕业，那我们预计学生的ACT考试成绩会下滑。”但这并没有发生。2003—2014年，学生在ACT考试中的分数提高了近2分，反映了“差不多相当于两年的学习时间”。

芝加哥市公立学校的成功不是“幽灵胜利”。它们的衡量指标与最终使命相符。学区领导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具有启发意义。他们采用了英特尔前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所说的“成对指标”。格鲁夫指出，使用基于数量的衡量方法往往会让质量受到影响。因此，如果你按照清洁的面积来支付清洁工的工资，根据处理完的文档数量来评估数据录入团队的业绩，那么你就给了他们一个动机，清洁工会马马虎虎地打扫完了事，数据录入团队会忽略操作中的错误。格鲁夫会确保在数量和质量之间求得平衡。清洁的质量必须由经理进行抽查；数据录入错误的数目必须予以评估和记录。评估芝加哥市公立学校的研究人员就使用了这种成对指标：他们平衡了数量指标（毕业生的数量）和质量指标（ACT考试的分数，以及大学预修课程的注册人数）。利”，也就是由宏观趋势引起的胜利表象。全美的毕业率确实都在上升，“水涨船高”的确存在，但是研究人员发现，芝加哥市公立学校的毕业率提升速度“超过了其他大多数地区毕业率的提升速度”。

为了排除其他风险因素的干扰，比如学生毕业仅仅是因为成绩再差都能通过考试，研究人员还考察了其他几个指标。出席率有了显著提升，这表明存在行为上的真正改变。参加大学预修课程的学生人数和得分较高的学生人数都有所增加。但最令人信服的是学生在“美国高考”（ACT）中的表现，该州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参加该考试。研究人员写道：“如果学校对学生的实际课业能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通过降低及格的门槛来让学生毕业，那我们预计学生的ACT考试成绩会下滑。”但这并没有发生。2003—2014年，学生在ACT考试中的分数提高了近2分，反映了“差不多相当于两年的学习时间”。

芝加哥市公立学校的成功不是“幽灵胜利”。它们的衡量指标与最终使命相符。学区领导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具有启发意义。他们采用了英特尔前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所说的“成对指标”。格鲁夫指出，使用基于数量的衡量方法往往会让质量受到影响。因此，如果你按照清洁的面积来支付清洁工的工资，根据处理完的文档数量来评估数据录入团队的业绩，那么你就给了他们一个动机，清洁工会马马虎虎地打扫完了事，数据录入团队会忽略操作中的错误。格鲁夫会确保在数量和质量之间求得平衡。清洁的质量必须由经理进行抽查；数据录入错误的数目必须予以评估和记录。评估芝加哥市公立学校的研究人员就使用了这种成对指标：他们平衡了数量指标（毕业生的数量）和质量指标（ACT考试的分数，以及大学预修课程的注册人数）。2017年，纽约警察局终于在CompStat系统中增加了一些补充指标：调查当地居民对社区环境的安全感，以及对警察的信任度。

任何利用短期指标的上游行动（估计大部分上游行动都会使用短期指标）都应该把时间花在“事前反操纵”上，即仔细思考这些指标遭到滥用的可能性。相比事后被动应对，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做出预测会很有成效，甚至很有趣。在思考的过程中，以下4个问题供参考。

（1）“涨潮”测试：假设我们已经顺利达成了短期指标，那么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还有什么因素可以解释这一成功呢？我们在追踪这些因素吗？

（2）错位测试：假设我们最终会认识到，我们的短期指标无法准确预测最终使命的成败，那么，怎样才能尽早发现这种偏差？还有其他什么短期指标可以取而代之？

（3）懒政怠政测试：如果有人想通过最少的努力达成这些目标，他们会怎么做？

（4）亵渎使命测试：假设多年以后，我们在短期指标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我们实际上却破坏了长期使命的实现。那会是什么原因呢？

还有第五个问题同样值得思考，但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们要用接下来整整一章进行探讨。

（5）意外后果测试：如果我们成功完成了使命——不仅是短期指标，而且是长期使命本身——但却造成了超出我们工作价值的负2017年，纽约警察局终于在CompStat系统中增加了一些补充指标：调查当地居民对社区环境的安全感，以及对警察的信任度。

任何利用短期指标的上游行动（估计大部分上游行动都会使用短期指标）都应该把时间花在“事前反操纵”上，即仔细思考这些指标遭到滥用的可能性。相比事后被动应对，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做出预测会很有成效，甚至很有趣。在思考的过程中，以下4个问题供参考。

（1）“涨潮”测试：假设我们已经顺利达成了短期指标，那么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还有什么因素可以解释这一成功呢？我们在追踪这些因素吗？

（2）错位测试：假设我们最终会认识到，我们的短期指标无法准确预测最终使命的成败，那么，怎样才能尽早发现这种偏差？还有其他什么短期指标可以取而代之？

（3）懒政怠政测试：如果有人想通过最少的努力达成这些目标，他们会怎么做？

（4）亵渎使命测试：假设多年以后，我们在短期指标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我们实际上却破坏了长期使命的实现。那会是什么原因呢？

还有第五个问题同样值得思考，但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们要用接下来整整一章进行探讨。

（5）意外后果测试：如果我们成功完成了使命——不仅是短期指标，而且是长期使命本身——但却造成了超出我们工作价值的负